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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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一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对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流行解释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 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 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 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 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 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二、中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 ）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 illiam n ）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 ）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onte ）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 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 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 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 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 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 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 politic 杂志， 参见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 月间发生的事件。
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二
通过此次研修，领我深感美术愉快教学的重要性，并且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与领悟。
愉快教学，简单地说，就是在教与学的活动中让学生愉快地学习、思考，在愉快中获得知识，在愉快中锻 炼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在愉快中培养学生当学习的主人。关于“愉快教学”，古今中外不少有见识的教育理 论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过：“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这里所说的“好”与“乐”就是一种兴趣，一种愉悦的心理，一种力求认识和创造的倾向。古罗 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寓教于乐”理论，它深刻地揭示了“教”与“乐”的辩证关系：教寓 乐中，乐为教存。它不但对文学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文化教育乃至其他工作都有很大的启迪。周恩 来在谈到关于文化教育时，就曾强调“寓教于乐”，要求在无穷的乐趣中蕴入深刻的教益，以获得最佳的教育 效果。可见，有关愉快教学自古有之，而且已是全世界都倡导的一种教学艺术。
初中美术课是义务教育的一门必修的艺术教育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美育，促进智力发展和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的重要途径。通过美术教学，向学生传授美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 ，培养良好的品德、意志，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 力都是十分有益的。科学实验也已证明，学习美术能使右半脑得到锻炼，这对于促进人的智力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受到良好美术教育的学生，观察事物就比较敏锐、细致、准确、完整，对形状的区别、明暗的判断、空间 的理解、色彩的分辨能力都较高。它对从事社会职业，比如工业、农业、教育、军事和科学研究等都有极大的 好处，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挖掘人类的潜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 都是实行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美术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除有关部 门切实抓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外，美术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上也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探索美术 教学的新路子，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因此，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实施愉快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美术课的愉快教学，就是要从本学科的特点出发，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愉快因素，采用学生喜爱的灵活多样 的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愉快中学到知识，本人多年来一直从事初中美术教学工 作，围绕着美术课的愉快教学，在实践中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尝试。
(一)教师的教态应亲切自然， 师生共同创造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
教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外部表情与内在气质的形象反映，它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情绪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好的教态，学生会感到亲切、轻松、愉快，有利于提高学习的兴趣。教师面带微笑，和颜悦色，会给 学生愉快的暗示，学生会从中受到感染。许多优秀的教师都懂得微笑的意义，他们即使在十分疲惫或身体不适 的情况下，也总是面带微笑地走进教室，因为他们懂得，学生会从老师的微笑里感到关心、爱护、理解和友谊 。同时学生也会从教师的愉快感中受到鼓励，激发起爱老师，爱这门课的相应情感，所以，在学生面前，老师 应永远是亲切自然的。即使是对待差生，老师的一个真诚的微笑，一个期望的眼神，一句幽默的话，一个暗示 的动作，有时比严厉的批评更能让学生接受，使学生从中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尊重、爱护和关怀，从而使学生能 自觉改正缺点，避免产生师生间的对立情绪，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应始终保护良好的心理状态，促进师 生在认识与情感两方面的沟通，变一切消极状态为积极状态，师生共同创造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老师自始至终贯彻积极主动性原则，使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接受美的教育。
(二)运用电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造良好的教学情景。
美术是视觉艺术，需要通过视觉来获取信息，这就必须强化直观教学。传统的教学方法常常使教学陷于枯 燥乏味，如将现代化的电化教学手段引入美术课堂，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就可以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来参与 感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实施愉快教学，增强教学效果。例如，上《图案基础——写生变化》一课 ，在讲解“变化”的几种方法过程中，我同时在投影上用彩笔画出简化的鱼、兔子，几何化的松鼠、青蛙，夸 张的小猪、梅花等，这些简练的图案激发起学生的极大兴趣。每画完一个图案，学生们就不由自主地说出“松 鼠!”、“青蛙!”、“小猪!”等等，课堂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讲添加法时，在鱼身上添加莲花，在梅花 上添加喜鹊，再问学生有什么寓意?学生经过思考，可回答出“连年有余”、“喜上眉梢”的寓意。这样，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但掌握了“变化”的几种方法，而且使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及创造力有了进一步的 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上《水彩风景画——桂林山水》一课时，通常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同步演示法，即老师边讲边辅导，此法 直观性很强，很适合水彩画的教学。但由于学生的绘画水平各不相同，老师“断断续续”地示范、讲解、辅导 ，画得快的同学想“开快车”，而画得慢的同学又因跟不上而显得手忙脚乱。针对这种情况，我先把这幅画的 作画过程拍录好，并配上优美的音乐及解说，在进行同步演示前先放录像给学生看，让学生先看到了这幅画的 作画全过程，使学生感到耳目一新。这样，画得既好又快的同学就可胸有成竹地作画，心里没底的同学也可跟 着老师的示范慢慢进行。这样，既丰富了课堂的教学手段，又面向全体学生，使教学在张弛有致的和谐节奏中 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教学情景。
电化教学融形、色、光、声为一体，刺激学生的感官，是一种在一般课堂上难以达到的高功效的教学手段 ，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率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很值得推广。
(三)重视导课和结课艺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成功的一节课，从开始就应引人入胜，让学生的精力很快集中并对新课产生兴趣，因此对新课的导入应作 精心的设计。导课是一种教学艺术，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 设计。
例如，在上《色彩与感情》一课时，我从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因穿衣服的颜色而左右她一天情绪的几个 生动例子导入，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为新课的展开作好了辅垫。
上《标志设计》一课时，正值香港回归之际，我在课前先制作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图案，上课开始时 即把图案亮出，逐个提问：这是什么标志?它是怎样设计的?它有什么深刻含义?学生发言踊跃，兴致很高， 导入新课的同时，渗透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又比如上《水彩风景画——桂林山水》一课，先问学生是否游览过漓江?游览漓江有什么感受?然后放《 桂林山水》的风光录像片，让学生感受桂林山水的美，使他们知道，原来自己就生活在这人间仙境里。再问： 作为桂林人，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家乡美景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这样的导入使得学生跃跃欲试，同时增 强了学生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 一堂完美的课，不仅开始要引人入胜，而且结尾也要精彩，余味无穷，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回忆，激起对下 一次课的强烈欲望。 上《水彩风景画——桂林山水》一课是这样结课的：“今天我们学习水彩画的基本技法，画了一幅水 彩风景画——美丽的桂林山水。星期天，你可以背上画夹去写生，去把桂林这人间仙境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回来对你的亲朋好友说：桂林真的很美，桂林是我们的家乡，爱护要靠大家，桂林的山美，水美，人应该 更美。”这样的结课使学生感到“言已尽而意无穷”。教学艺术是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创造性和审美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教师在处理教学内容、组织 教学活动和运用教学方法时应有独特的创造性，教学才会成功，才能形成一种活跃、生动的教学气氛，给学生 一种真正的艺术审美愉悦的感受。
(四)重视辅导环节，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辅导是教师对每个学生在完成课堂作业过程中的具体指导。辅导在美术课堂教学各环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术课一般要求教师在15—20分钟之内作少而精的讲解示范，余下的20—25分钟是学生作业。所以，辅导在 美术课堂中所占的时间最多，教师需付出一定的精力。教师应根据本节课所授内容，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让 学生在练习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溶进自己的审美情趣;对作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给予点拨 ;对个别作业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启发提示;对好的作业，要给予鼓励和表扬，并可让该生谈谈其作业的构思、 方法等，使其他同学从中得到启发。由于作业时间较长，课堂气氛容易显得沉闷，为使学生保持一种愉快状态 ，作业时可用录音机播放一些优美抒情的音乐。经实践，音乐用于辅导环节，效果很好。通过音乐情景激发学 生情趣，学生的思路开阔了，思维活跃了，课堂结构也优化了。在教学中把音乐和美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优 美的音乐伴随着美术作品中美的意境、美的形象来感染学生，调动学生追求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激情，从而 达到培养学生作画兴趣和愉悦心理的目的。
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三
ok3w_ads("s005");【摘 要】 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在各自国际关系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双边关系。然而，由于中美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历史多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均存在一定的分歧与冲突。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货物征收高额关税，企图利用贸易壁垒扭转中美之间的大额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自此全面升级为贸易战。本文旨在梳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分析和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中美关系 贸易战 影响
1中美经贸关系现状概述
经济贸易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警惕。
相互依存体现在中美双方都利用对方的优势从中谋求利益，中国利用美国的资本投资、技术转移和管理经验进行高速工业化发展，积极融入到美国构建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来，参与到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事务中来，美国则利用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降低工业制成品成本，同时也能转嫁环境污染风险。相互警惕体现在中国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占据垄断性地位，从而削弱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所以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逐步分批开放的过程，保留了基础设施、电信、国防安全等关乎民生的垄断性行业不对外资全面开放，而美国警惕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撼动美元霸权，十分忌惮人民币国际化对于美元作为全球主流结算货币地位的弱化，从而多方阻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十分警惕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科学技术的转移，所以对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封锁。
中美经贸之间的核心矛盾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经济霸主地位的弱化，无疑会导致美国在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上利益的受损，这也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现在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无疑会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所以美国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作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百般阻挠，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正是基于这种背景。
2中美贸易战梳理
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宣布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计达600亿美元，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大幕。中国商务部随后作出反制措施向128种美国进口商品征税。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正式对来自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标志着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正式实施。中国商务部其后在声明中指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它们立即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并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
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宣布对另外价值约2000亿美元，合共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该措施于6月1日起正式对到达美国港口的中国商品生效，自此贸易战已全面激化。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把华为公司及其关联方加入该局的实体名单。向该实体名单上的某一公司或个人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需要发放许可，如果该出售或转让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许可可能会被拒绝。
3 贸易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一点影响就是会伤害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互信，增加中美之间的对立程度。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大于分歧，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对于无论是对于中美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经济贸易战的对立氛围无疑会蔓延到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中，造成中美之间在这些领域的对立，增加双方的敌意和顾虑。但是考虑到美国两党制的制度特点以及中美利益的错综复杂，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全面崩溃到也言之过甚，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二点影响是会坚定中国的发展决心，全面开始摆脱欧美技术垄断的自救之路。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彻底暴露了西方对于中国的野心和敌视，华为仅仅因为在通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突破就被美国封杀式的打压制裁，可见核心技术的发展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知耻而后勇，只有坚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加大研究领域的投入，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链，才能防止美国的芯片讹诈和贸易霸凌。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三点影响是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民众当中一直弥漫着一种对于中国的仇视情绪，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也会导致中美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降低，由于产业空心化的影响，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工业人口生活水平偏低，社会衰退严重，受到衰退影响的普通民众也普遍把这种衰退归咎于中国的制造业竞争，从而对中国十分仇视。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美国一方面是中国崛起的指路灯，以美为师，中国在经济，法律，科技，文化上对在努力追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依旧是资本主义霸权的象征，侵略朝鲜半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干涉台海事务，种种事实也让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印象不佳，所以美国挑起贸易战无疑也会导致中国社会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增大中国的外交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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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黎子菁（ 1995-），女， 汉族， 江西省抚州市，景德镇陶瓷大学， 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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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四
ok3w_ads("s005");摘要：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改变，零和竞争已经渐渐淡出世界舞台，国际关系也随之变化，而尤为关键的就是中美两国国际关系。自然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也成为了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现实命题。目前，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其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阻碍因素等等，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以及现实的指导，但由于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如何在把握大方向的基础上随势而动，是理论及现实研究的下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零和竞争；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国际背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际政治舞台一改之前的“独角戏”，变得此起彼伏，国际形势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变化。整个国际体系的调整也并未完全结束。而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也极大地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简单来定义就是将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将整个世界化作一个既稳定又变化多端的市场，各个国家在这个市场种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能够极大的降低资源无效或者低效配置带来的资源浪费，更好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有利于资本和资产的良性流动，有利于先进科技在全球的普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裨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其带来的风险。客观的来评价，它与国家经济、区域经济的关系就好像是那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诚然，踏好节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但是对于经济壁垒比较薄弱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很可能会击溃国家经济的大坝，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目前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存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合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在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的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许多多不确定因素，使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出现许多新的特点以及矛盾。
（二）、政治多极化。世界政治多极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对国际形势国际关系能过产生影响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等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使得国际形势朝着多极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多极化不单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会影响经济、文化等领域，政治多极化有利于贯彻国际关系民主原则，只有坚持国际化事物处理中多极化原则的必要性，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能得到基本保障，强调多极化的现实，不仅强调了中小国家不能被排除在多极化进程之外，我国主张积极参与多极化，竭力推动多极化，建立多极化世界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我国不仅主张多极化，而且反对将来可能形成美中两级格局的说法，我国在多极化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活动积极。从政治上来讲，我们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不搞霸权主义。即使强大起来了也绝不搞霸权主义，同时也批判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政治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单极的国际形势一去不复返，在当今世界，不存在某个国家或者国家团体能够在各个方面全面领先，占据绝对优势，从而进行垄断甚至操控世界的某个领域。经济多极化是政治多极化的基础，政治多极化是世界經济多中心和区域化趋势在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体现，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二、内涵与特点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国内主流思想是采用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关系的概述：（一）“不冲突、不对抗”，即双方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不侵犯彼此，不干涉彼此，对于矛盾问题进行和平缓和的方式解决，以保障相互尊重；（二）“相互尊重”，因文化底蕴的不同，对待问题差异化是正常的，相互尊重，讲究求同存异。对于非原则问题，双方需本着相互理解的态度进行磋商，而关于原则性问题，双方更加需要谨慎对待，保证不侵犯、不干涉、不扰乱彼此的内政；（三）“合作共赢”，改变“抢蛋糕”式的竞争模式，采取互利共赢的发展路线。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下，新型大国关系会具有更加稳定、均衡的权利分布，同时彼此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具体分析，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四方面特点：首先中美之间实现相对稳定，相互发展；中美彼此理解且包容对方行为及理念；中美在具体政策面更倾向于两者的共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新人”，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成长和磨合的。笔者认为，两国首先要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形成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水资源保护及循环、能源安全、新能源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及合作，努力促成双赢的结果，将两国合作带上良性循环的“高速公路”。不可否认的，这条路很难走，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大，而中美彼此之前的局势也会导致双方在合作初期会有不信任。但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美国以及国际的认可及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必要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破解大国崛起困境、保证国际体系稳定。
在破解大国崛起困境方面，笔者认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如今，减少无谓的摩擦，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已经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个国家组织都必须打破闭门造车的老旧思想，更要避免拉帮结派，尤其是大国大规模结盟形成对抗。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的发展思路，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要求中美两国摒弃零和，实现共赢发展。
在保证国际体系稳定方面，保证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以及各国和平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大国之间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种利益集团的交叉使得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只有中美之间积极建构新型的关系，才能身先士卒引领和平发展的浪潮。
四、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阻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主要面临意识形态的分歧、经贸冲突、地区事务摩擦加剧等阻碍因素。
（一）中美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国政治上的不认同，不相信。美国利用国际舆论的声音去对中国内政、相关政策指手画脚，在国家安全方面也有干扰甚至威胁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导致美国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和约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二）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中国逐渐从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缓过神来，以健康且快速的发展势头追赶美国，而美国因基数过大，发展势头已经明显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断将其自身的金融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而中美双方的贸易也愈加不平衡，可以预见在国际金融的战场上，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且愈演愈烈。
（三）地区冲突和摩擦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冲突与摩擦日渐加剧。中国国际实力及地位的不断攀升使得美国“主人翁”地位岌岌可危，故而美国不断寻找干扰中国发展的契机。美国在南海，东海，还有近期的萨德问题上都企图利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来干扰牵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四）“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一种认为中国将在崛起后威胁西方霸权成为新兴霸权国家称霸世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科技上都已然进入国际第一集团。在国际上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而使得之前的第一集团的话语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肆宣称“中国威胁论”。虽然中国本身的理念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进步。但其他大国出于对中国崛起感到威胁，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下，便妄图通过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进行阻碍，在国际政治的舞台孤立中国，从而减缓中国进步的步伐。
大多数理性的学者对于“中国威胁论”会进行系统的，量化的分析，以此得出结论中国的“上升”是必然的，通过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发现，中方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争霸之心，而“中国威胁论’，常常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媒体，甚至具有商业目的的公司进行炒作，以此吸引注意力，达成自身目的。本文并没有对此进行太详细的讲解，中国威胁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不过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是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是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由中方首先提出的理论，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响应。纵观世界的发展历史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美关系时至即日需要求新求变跳出历史陈旧的大国关系发展模式，因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致使大国之间的关系以不同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大国关系，大国之间争权冲突的发展模式必须被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所取代。中美关系正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我们做出和平，合作，共赢的选择。
中国与美国之间有很多差异，有所冲突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现今世界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各个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军事科技的发展也使得全世界人民空前的抵制战争，期望和平。中美关系在此期间只能走向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没有路牌，没有道标，也没有红绿灯，但是诚如双方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决心，中美双方都应坚持合作，从当下切实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全新的浩大的工程，比如从现实出发，切实的将中美两国友谊之手联系起来，创造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前景笔者是以乐观的态度去看的：（一）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二）是全球化趋势会使两国的政治及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三）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当然，美好的期许需要中美双方适时地规划两国关系的期望值。中美两国一个作为新兴的太阳，一个作为老牌强国，不可避免的会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矛盾，也肯定会相互争夺资源和市场。只有在矛盾中求同存异，才能共同發展。总之，中美新型关系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性，但终究会落脚于挖掘更过利益共同点，所以即便路途坎坷，趋势一定是健康且向上的。但要注意的是，在利益为先的国际关系中，即便是预知中美关系会不断走暖，也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以及相关政策。而面对彼此之间的矛盾时，我们能做的是努力争取对方的理解，且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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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晖，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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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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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李白《观放白鹰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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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张九龄《感遇·江南有丹橘》
8、清浅小溪如练，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李邴《汉宫春·梅》
9、雪向梅花枝上堆。——吴淑姬《长相思令·烟霏霏》
10、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何逊《咏早梅》
11、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陆游《落梅》
12、绿萼添妆融宝炬，缟仙扶醉跨残虹。——曹雪芹《咏红梅花得“红”字》
13、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齐己《剑客》
14、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
15、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6、不受众芳知，端须月与期。——赵令《菩萨蛮·春风试手先梅蕊》
17、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崔道融《梅花》
18、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何逊《咏早梅》
19、梅花浑似真真面，留我倚阑杆。——张可久《人月圆·游虎丘》
20、天涯也有江南信。——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21、海仙时遣探芳丛。——苏轼《西江月·梅花》
22、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杜甫《岁晏行》
23、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薛昂夫《蟾宫曲·雪》
24、清入梦魂，千里人长久。——陈亮《点绛唇·咏梅月》
25、鸥鹭飞难辨，沙汀望莫分。——洪升《雪望》
26、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章楶《水龙吟·燕忙莺懒芳残》
27、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白居易《夜雪》
28、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能归。——李颀《古意》
29、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朱翌《点绛唇·梅》
30、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李清照《临江仙·梅》
31、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吕本中《踏莎行·雪似梅花》
32、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雪》
33、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林逋《山园小梅·其一》
34、高情已逐晓云空。——苏轼《西江月·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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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六
ok3w_ads("s005");［内容摘要］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借助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从中美贸易收支和美在华fdi两方面，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虽然人民币汇率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而短期内的影响更不显著，两国贸易收支和美在华fdi的收入效应也并不明显。因此，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决之道在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外贸发展战略；逐步完善汇率制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
［关键词］人民币实际汇率；贸易收支；直接投资；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4568.2亿美元，增长了近183倍。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非常迅猛。1992年中国实际利用美资仅有5.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10亿美元的4.64%，到2011年4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60413个，实际投入达679亿美元，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①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然而，201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为2731.6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那么，中美经贸失衡是否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造成的？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已成为产官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
汇率水平高低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中，比较权威的理论是贸易收支弹性论（robinson, 1937），［1］该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从而影响贸易收支。马歇尔-勒纳进一步指出只有当进口、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才能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而关于汇率水平的变化对fdi的影响，主要从汇率变化的成本效应、财富效应、市场需求规模效应等加以分析。cushman (1985，1988)［2］(297-308)［3］(322-335)主要从汇率水平变化的生产成本效应角度考察了汇率对fdi流入的影响。froot和stein(1991)［4］(1191-1217)则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做出了汇率水平与fdi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的论断。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运用协整理论就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国外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明显不同，而单独考虑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文章不多。国内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献大都集中在汇率变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收支的关系，焦点在于中国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卢向前、戴国强(2005)［5］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叶永刚等(2006)［6］的研究表明：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缩减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王胜等(2007)［7］认为：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长期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
而国内关注汇率如何影响fdi是到了20世纪末才开始的。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部分学者从全新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程瑶等（2009）［8］基于跨国公司视角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增强和国内要素投入品价格回归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的流入和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李文军等（2009）［9］从总量和分国别角度的分析表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缓解汇率变动引致来自部分国家fdi流入急剧变化的负面影响。赵文军（2010）［10］从制造行业视角，采用有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三者的关系在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关于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的文献却并不多见，而对两者之间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更是尚未检索到。因此，本文选取两国间进出口贸易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这两项指标，将其纳入一个研究框架，拟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文献中仅将贸易或者fdi单一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导致结论有失偏颇的弊端，从而使研究结论令人信服。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参考goldstein和kahn(1985)，haynes(1986)的理论可建立起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出口需求函
其中，yc,t，ya,t分别为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用两国实际gdp表示；αx和αm 分别为中国商品的出口和进口的收入弹性；βx和βm分别为中国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即不考虑汇率变化对出口商品供给量影响的前提下，两国贸易达到均衡时，本国进口需求等于对方的出口供给，对方的进口需求等于本国出口供给。将（5）式代入（4）式，可建立中美贸易平衡项的估计方程：
按照传统国际收支弹性理论可知，美国居民收入上升，会增加进口中国商品的需求，本国出口增加，贸易顺差扩大；中国居民收入上升，会增加进口外国商品的需求，故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因此可以预期β和γ的值分别为正数和负数；当η＞0时，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此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将会引起中美贸易收支的改善。
另一方面，本文借鉴goldberg 和klein（1997）、孙霄罛等（2006）、［１１］李文军和张巍巍（2009）等［９］的做法，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国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中纳入了中美国民收入的影响，我们构建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fdit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rert为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yc,t为中国国民收入（以中国实际gdp代替），ya,t为美国国民收入（以美国实际gdp代替），εt 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选取了1995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之所以用季度数据是因为可以使检验结果更加客观、全面。
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季度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年报，取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份的期末值；中国cpi和美国cpi季度数据是根据中国cpi和美国cpi月度数据的均值得出的，中国cpi和美国cpi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都是以2000年为基期，基数为100，这些数据都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rer的数据是根据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数据乘以美国cpi的数据再除以中国cpi的数据得到的。中国的季度名义gdp数据、美国的季度名义gdp数据都是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而中美两国的季度实际gdp是由中美两国的季度名义gdp分别除以它们各自的季度cpi，再乘以基数100得到的，另外利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季度数据把人民币表示的中国gdp数据换算成美元。中美贸易出口、进口、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季度数据都是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fdi数据以美元计价并用cpi指数调整为实际值。
此外，考虑到文中各时间序列变量的数据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为消除各时间序列季节性波动现象，我们采用x12方法对各时间序列予以季节性调整。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所有数据处理采用eviews7.0 软件。
（三）实证过程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方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lnbt、lnya,t、lnyc,t、lnrert、lnfdit序列的adf检验值显著性水平都大于10%，即都无法拒绝原假设，所以它们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它们一阶差分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5%，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为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变量，所以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表1 各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变 量（μ,t,p）类型adf统计值prob.*值结 论lnbt（μ,t,4）-1.9373 0.6216 不平稳δlnbt（0,0,3）-3.8086 0.0003 平稳lnya,t（0,0,0）5.2512 1.0000 不平稳δlnya,t（0,0,0）-4.2509 0.0001 平稳lnyc,t（0,0,4）2.6727 0.9979 不平稳δlnyc,t（μ,t,3）-3.5632 0.0425 平稳ln rert（0,0,6）-0.3869 0.5400 不平稳δln rert（0,0,5）-2.3351 0.0202 平稳lnfdit（0,0,3）0.0630 0.6987 不平稳δlnfdit（0,0,3）-9.4588 0.0000 平稳
注：（μ,t,p）为检验类型，μ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p表示所采取的滞后阶数，其中p按照aic和sc准则确定。
2. 协整检验
在小样本的条件下，为了克服e-g两步法参数估计的不足，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了用动态自回归模型(var)来检验多变量回归系数的方法即jj方法。本文便采用了jj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1）模型一：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方面。中美贸易收支与中、美实际gdp以及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结果显示四者之间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表2中美贸易收支的jj协整检验结果——迹统计量 原假设：协整向量数特征值迹统计量临界值1%概率检验结论无*0.5129 72.9857 54.6815 0.0001 存在1个至多1个0.3259 33.4242 35.4582 0.0183 协整关系至多2个0.1917 11.7342 19.9371 0.1701 至多3个0.0006 0.0314 6.6349 0.8593
由（8）式可知，中美贸易收支b与中国实际gdp呈正相关，与美国实际gdp呈负相关。其中，美国实际gdp每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平均将减少14.74个百分点。中国实际gdp每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平均将增加3.59个百分点，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正好相反，可能是因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两国贸易结构不同造成的。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呈正相关，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动1%，中美贸易收支将变动5.74%。此时，m-l条件是否成立，即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是否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还不能确定，只有等granger因果检验后，才能进一步确定。
（2）模型二：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方面。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实际gdp以及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之间存在至少1个协整关系。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表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jj检验结果——迹统计量原假设：协整向量数特征值最大特征值临界值1%概率检验结论无*0.5252 68.6915 54.6815 0.0002 存在1个至多1个0.2376 27.7205 35.4582 0.0852协整关系至多2个0.1936 12.8020 19.9371 0.1223 至多3个0.0175 0.9691 6.6349 0.3249
由(9)式可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实际gdp呈正相关，而与美国实际gdp呈负相关。其中，中国实际gdp每增加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平均将增加4.52个百分点；而美国实际gdp每增加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平均将减少23.26个百分点。这与部分学者（如李文军，2009）的结论有所不同，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了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往往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制造业研发能力不强、跨国企业并购困难、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因素的制约，加之近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伴随着美国gdp的增长，其在华直接投资总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另外，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即人民币贬值会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与国际经验相符。其中，人民币每贬值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平均增加9.9%。
3. 误差修正模型（ecm）
由上述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中美贸易收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中美贸易收支建立起来的误差修正模型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均不显著，表明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改善中美之间的国际收支状况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即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中美经贸关系无显著影响。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中美贸易收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中国实际gdp以及美国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7、表8。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影响看，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较为微弱，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缩小中美贸易顺差作用有限，同时也不会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中美进出口贸易的m-l条件并不成立，说明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显著地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这从事实上可以得到印证，从1994年人民币汇改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2%，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仍大幅增加，并没有直接带动美国贸易形势的好转。另外，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反而会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2005年人民币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连续多年负增长(2005，2006，2007，2009的增长率分别为：-22.32%，-6.41%,-8.69%,-13.22%)，所以，不管是短期内还是长期，通过汇率调节政策来改善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失衡问题，收效有限。
第二，中美实际gdp并非是中美贸易收支的granger因果原因。另一方面，中美实际gdp也不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granger因果原因。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收支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入效应并不明显。
四、启示和对策建议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真正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由此得到的启示及采取的因应对策如下：
一是急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将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内需、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种“复合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乃至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国民福祉，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当前中美经贸失衡问题，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
二是逐步完善汇率制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实证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中美进出口贸易的m-l条件并不成立，但是如果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m-l条件在我国是成立的，预示着人民币的加速升值会明显恶化我国的进出口状况，所以人民币汇率不能像日元那样大幅快速升值。因此，一方面要完善目前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另一方面，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转变外贸发展战略、促进中美贸易平衡。目前，我国出口产品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弊端，对美国出口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是靠原料制品和杂项制品，以及资本密集与技术成熟性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这类产品取得，而在高技术产品方面，我国对美国形成贸易逆差。因此，我国应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技术资本优势的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要由现阶段单纯靠提高工业制品比例的粗放式、数量型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转向差别化的、注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集约型贸易发展战略，从而促进中美贸易平衡。☆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cn/qkpdf/cjkx/cjkx201109/"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相关热词搜索： 中美 汇率 经贸关系 改善 调整 ok3w_ads("s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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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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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纺织业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加强。据统计，中国出口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而且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口仍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出口仍将是我国对美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人24小时离不开中国纺织产品”
“新经济”下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虽然呈现服务业化，但服务贸易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并没有上升。按照标准工业分类(sic)所划分的商品类别分析，近些年美国进出口商品位次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位居前10位的大宗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是电子电气设备和化学及其相关产品，其次是纺织服装及相关产品。
美国是发达的经济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总额占到美国销售纺织品和服装的20-35 ％。中国价廉物美的纺织品保证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的维持。正如国外舆论的报道：“美国人24小时离不开中国纺织产品”。
中国出口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
近几年来，中国纺织业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加强。中国从1994年起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纺织品出口额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的1/5。而据统计，中国出口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而且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口仍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出口仍将是我国对美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的贸易结构变化将使美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对纺织品的进口需求进一步增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纺织品的出口是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美双方多年来关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普惠制待遇、纺织品关税和配额、反倾销、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分歧将在wto的法律框架内得到规范的解决，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中美纺织贸易持续增长
据美国纺织生产商会（atmi）资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使美国消费者大大减少了对纺织品和服装的支出比例。这种形势虽然使价格昂贵的名牌服装和纺织品的销售大大下降，但对于物美价廉的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影响甚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促进了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纺织品的消费，致使中美纺织品贸易稳步增长。1998年至2003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美国市场从46.99亿美元上升到96.6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6.18% 。2004年5月，美国向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额度为1.38亿美元，同比增长26.91%，这在美国经济步入衰退边缘，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锐减的情况下是极为罕见的。
机遇：中国对美国市场份额将急剧增加
首先，在纺织品配额完全废除之后，根据最极端的市场影响研究预测，中国的纺织品和成衣出口总量将可能增长150%，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中国纺织品在没有任何限制的美国市场的份额将增加2倍，达到30％。其次，随着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国数量的减少，中国市场份额将急剧增加。目前，约有100个国家向美国市场出口服装。这个数字将在短期内急剧减少一半，10年后，除了享有对美出口特惠待遇的国家，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将减少到12个左右。可以预料，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将失去美国市场，而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是美国市场的最大赢家。第三，随着配额费用的取消，全球贸易价格也将下跌，加上近期纺织品服装需求的不断下滑，将造成美国更多纺织企业停业或倒闭，取消纺织品配额可能会导致美国63万人失业。不断增压的政治压力也会带来更多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案的实施。同时，也会迫使美国在日内瓦和一些地区贸易组织中采取措施，设法保留特惠待遇，限制出口大国如中国，而为一些小的出口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或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等重要战略伙伴创造优势条件。
挑战：贸易摩擦陡然升级
中国纺织业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对美纺织产品出口不会是一帆风顺。目前，纺织业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之一，而在美国纺织业则是“夕阳产业”，失业问题尤为突出，2004年，美国纺织成衣业平均每天有587人失业，单月失业人口达1.82万。对于中美纺织品贸易较大的贸易顺差，atmi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对美纺织品输出的激增扰乱了美国的纺织品市场，到2005年1月1日美国将失去63万个纺织业就业岗位，1300家工厂被迫倒闭，因而提出设限申请。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20年后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来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从长远看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会加剧，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会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
2003年11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纺织品配额，中美贸易争端再起波澜。美国商务部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ｃｉｔａ作出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提出磋商请求，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首次启动对中国纺织品的临时保障措施。按照中国纺织厂商的打算,希望能够在2005年配额限制取消之后,进一步扩大市场,但是美国特殊保障门槛的设立, 估计纺织品出口反而将大幅下降。
取消配额之后，中美纺织贸易空间很大，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出现短期释放的现象。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对设限地区的出口只占23%，2003年比重上升到25%；对日本出口由于没有配额释放效应，2003年仅比2001年增长10.95%。非设限地区始终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体伙伴，从2001年的410.85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03.27亿美元，增长46.83%，占全年出口的74.96%。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释放效应将很快得到缓解，2004年头两个月出口增幅已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84个百分点。因此在出口配额取消进程表当中，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不可能从2004年12月31日到2005年1月1日，一夜之间配额就全部取消；另外在取消配额的过程当中，就拿美国atc第二阶段执行情况来说，并不是纺织业所有的产品原料配额都取消17%，而是纱、纤维、织物、服装各占一定比例，对中国来说其中只有少部分有出口产品，实际上从配额取消的收益并没有那么多。
另一方面，中国纺织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美纺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衣着用纺织品绰绰有余，即使大量出口后仍有大量积压，而产业用和装饰用纺织品却远不能满足需求，国家每年需要约10亿美元的外汇进口；纺织品出口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原因除配额限制因素外，主要是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出口数量和外汇不能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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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八
ok3w_ads("s005");摘 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把中国当成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对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有利于美国更全面的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消除中美两国的误会，对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美关系；公共外交；建议措施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1672-3198.2017.31.025
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当今中美之间发展外交关系的有效方式，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外交方式，并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 公共外交与中美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两国关系不仅关系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关系着亚太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和平，因此中美关系必须朝着更好的方向演进，进入21世纪，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的必选之路，而开展公共外交是推动中美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途径。
1.1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作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但是中美两国外交考量的核心因素，也是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关心和注目的焦点，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走向。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当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是维持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外部影响要素，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之所在，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关键点。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今后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共外交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将发挥什么样的特殊作用，是一个研究重点。
1.2 中国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央政府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在公共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部门机构、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普通公众才参与进来，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具体实践者。公共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除了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软实力，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展示给世界有助于帮助世界人民更全面的认识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讲话中正式提到公共外交，此后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越来越重要。
1.3 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优势
中國一向是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强大，在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积极采取措施，中美之间建立互信至关重要，两国政府和民众建立合作共赢的相互信任关系才能更好的促进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公共外交正是两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有效推动力之一。其相关优势体现为：形式多样性，是官方外交的必要补充形式，此外公共外交具有时间上的灵活性。
2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实践及成效
结合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现状分析，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交流和媒体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除此之外，形式多样，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2.1 孔子学院及其成效
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方式的最显著代表是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交流，迄今为止，中国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与战略性平台。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设立与运行，有助于美国社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孔子学院不仅能够帮助美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孔子学院，美国可以了解到中国崇尚和平的精神，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摩擦。
2.2 媒体及其成效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产业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民众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持续上升，不但引领国内舆论的发展方向，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也不断对国际舆论产生深远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更直接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当前，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实施已经形成对美媒体宣传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制作的中国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循环播放，向美国人民展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现状以及生态文明环境，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助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真实，并且在情感上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2.3 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作用分析
中美关系通过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有了极大地改善，在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2.3.1 推动中美关系顺利发展
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首先在于推动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两国领导人均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将之摆在本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战略地位，两国关系得以不断向前推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合作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等在内的多个对话合作机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环境等众多领域。
2.3.2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还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国际影响力的考虑。美国社会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对美公共外交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对于公共舆论的争夺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政治的内容，而是国内国际舆论内容的联动，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还在不断上升也就是说公共外交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无论是政治领域、社会发展领域，还是外交领域，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已经开始对国际舆论和国际外部环境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更依赖于国外公众对本国国家形象的认同度、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度和国家文化对其的吸引力等。中国的公共外交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3 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对美国公共外交还有需要工作要做。对美公共外交要真正取得发展和实效，需在公共外交的理念革新、公共外交的传播层面、公共外交的学理研究上多做工作。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
3.1 加强对公共外交的认识
虽然新中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就认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公共外交并没有作为一个清晰的理论概念进入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之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与他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言论频频出现，同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自身发展尤为重要。中国必须要加强并重视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公共外交有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舆论环境，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消除对中国的误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3.2 明确公共外交公众导向，提高不同群体针对性
公共外交的公众—社会导向，使得研究美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包括公共权力的分布状况、各个社会群体的特点与地位以及社会精英的国际思维与对华态度等，成為有的放矢和卓有成效地开展对美公共外交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社会交往，培养两国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是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真正基石。对美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和利益集团的公共外交要加以区分。美国智库主要分为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两类，是影响美国学界与政界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机构，其政策研究规划和面向公众的统计数据广泛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间接地影响美国政治和外交。在美国政治外交决策过程中，利益集团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利益集团也称院外集团，在美国社会产生已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政治影响力越来越根深蒂固。一方面，利益集团代表其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向政府游说、提出议事日程、制造公众舆论、为总统竞选造势等方式，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使自己关心的问题列入政府政治议程，最终达到维护本集团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也在社会中担当起与公众沟通交流、向公众宣传政策的角色任务，通过向公众游说、出版刊物、开展活动、发动公众、组织公众集会等形式，促使美国公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推进美国的民主化、政治参与度和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3.3 重视公共外交成效，推动交往内容方式的提升
公共外交要想取得成效，真正影响社会民众心理认知和观念建构的改变，需要构建能为各国民众共同理解和接受的价值共识，打造其他民族和国家认可和被吸引的、体现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公共外交致力于加深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因此对美国公众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中国观等，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公共外交要想真正贴近公众，走进公众，还要对美公共外交的内涵有准确的判断和定位，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当代中国的形象塑造有自身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当前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既需要考虑中美关系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积极互动，也需要兼顾中美两国在具体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公众外交作为一种灵活高效的外交方式，在促进国家之间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外交方式来改善国家形象，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把打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知名品牌作为长期目标，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品牌经营，使之成为拉近中美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标识。虽然中国的公共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很多方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措施，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成一套系统的成熟稳定的公共外交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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