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写(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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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写一
ok3w_ads("s005");【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 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
历史是事业前进的最好老师，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宝贵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法治实践的发展不断得以丰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完善不断得到检验。新时代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刻把握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规律条件，从而更好地引领良法善治的实践发展，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
从法制到法治：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历程
法治兴则国家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國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民主建政、依法办事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民主建政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实践，深刻总结国内外国家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1921 年建党到红色根据地建立，共产党人的民主法制思想逐步得以实施。我们党和革命政权颁布了大量有关土地、婚姻、契约、刑法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根本大法方面，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瑞金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管理的宪法性文件，为后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法制建设提供了经验。1941 年11 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文件。1946 年4 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由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指导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宪法性文件。1949 年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与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成果。这些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为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有关惩治反革命罪、贪污罪等刑事法律法规，有关婚姻家庭、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民事经济法律法规，有关法院、检察院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有关刑事拘留逮捕与审判程序的法律法规。新设了各类法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新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新型法律人才。1954 年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立法体制、司法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提出要系统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这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与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1957 年后，随着“反右”扩大化，特别是“文革”十年，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使民主法制遭到彻底破坏。“无法无天”“彻底砸烂公检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成为这一时期民主法制状况的代名词。以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取代依法办事，肆意践踏人权、大搞个人崇拜和政治“一言堂”，其实质则是既无民主、又无法制，党和国家建设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① 1981 年6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转折。这个时期，以颁布1982 年《宪法》和《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为标志，推进民主与法制进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和民主，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战略取向，初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
1997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个治国方略随即载入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当中。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全球化条件下深层次的法治改革。法治的地位和作用获得空前重视，法律价值成为国民精神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法律权威日益受到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维护和尊重，法律宣传和普及水平日益提升，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日益繁荣，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既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又要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法治进步提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科学系统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工作布局和重点任务，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大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擘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 年、改革开放4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完善的历史经验，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成熟化和定型化。为我们坚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定“四个自信”，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可靠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两次伟大飞跃
总括地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引领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四大明确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党的十八大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起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此，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坚定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断纵深化发展和体系化创新，体现出历史传承和实践检验的双重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实践基础上有两次伟大飞跃。
第一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的划时代创立。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这方面的实践例证很多：关于依法治国的内涵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界定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提法在实践中反复印证，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提炼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五大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方针问题，董必武同志曾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是中心环节”命题。在经过了法制荡然无存、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之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的实践需要，进一步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方针，提法更全面、涵义更精准，体现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法治命题上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党与司法特别是党的领导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问题。我国“五四宪法”第78 条和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 条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但在经历了其后我国法制实践的起伏跌宕和深刻地理性思考之后，彭真同志不同意将上述原则绝对化理解的错误倾向。他严肃指出：“有人提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干涉，不允许吗？”②这种基于党领导法治实践的思考很快转变为“八二宪法”第12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宪法条款正本清源，清晰地宣示了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的正确内涵，为党依法执政，也即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划时代创新。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法治理论的守正创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崭新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创立的四大实践证成
实践例证之一：法治建设总目标问题。法律体系形成后，党和国家进行法治建设的目标如何，如何看待和解决法治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便成为中央决策和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这个总目标做出了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中国原创性概念和核心命题的提出，抓住了大国法治建设的牛鼻子和总抓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法治实践创新和法学理论创新的统一，为提出和衍生更多具有时代性、标识性、融通性、原创性的概念和命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土壤。
实践例证之二：改革发展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在法治实践中我们愈益深刻地体会到，改革与法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不可偏废，“良性违宪”“良性违法”论可以休矣。法治对于改革具有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改革对于法治则具有除去旧法、建立新法、完善机制和创新制度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做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把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通过改革完善国家各项制度，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基础和保障的地位，改革则是其他三个全面的直接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改革中发生，在改革中成长，在改革中完善，在改革中走向成熟。
实践例证之三：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西方法治实行法律与宗教相结合的模式，阿拉伯国家实行法律与宗教一体化的模式，中华法系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治国经验是德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是调整人的心灵的，法律和道德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历史上，凡德法结合得比较好的朝代，都能长治久安;凡结合得不好的，要么短促而亡，要么天下大乱。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改革开放中因道德不彰而导致法治难行的教训对新时代法治建设弥足珍贵。对优秀中华法律文化传统，我们要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进步、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文化，形成德法共治、德法融合。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具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
实践例证之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核心目标是实现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一要坚持党规党纪以宪法法律为遵循，保证党内法规体现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要求，保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统一，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二要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党的纪律与党的规矩，是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底线。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三要健全党内执纪与国家监察及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新中国成立70 多年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法治，关键也在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个思想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历史上久已形成而在今天仍然有效的“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要抓領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应成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具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执政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有保证。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使纪法衔接、纪法贯通，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重要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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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3w_ads("s005");【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经历过一次热潮，形成了三座里程碑：第一座镶刻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二座镶刻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第三座镶刻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文章还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行思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治道路 考察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引领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建设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是30多年来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战略抉择，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一道路的确立，经过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主题，曾出现过一次热潮，形成了三座里程碑。考察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次热潮：法治建设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
这次热潮的形成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宪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做了初步的酝酿和理论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与此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探索，到1982年宪法颁布，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的一次探索热潮。这次探索热潮集中表现为党中央和理论界两个层面。
中央层面的探索。在这四年的探索过程中，有五件大事成为探索热潮的中心内容。第一件大事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十六字方针，并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围绕这一方针，明确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保持独立性、法治队伍要坚定政治立场、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大问题。第二件大事是1979年中央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这个命题，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理论。第三件大事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首次提出“民主法制发展道路”和“以法治国”的思想。第四件大事是党的十二大及新党章首次概括“依法执政”，阐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第五件大事是1982年宪法颁布，在纠正1975年宪法取消许多法治原则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强调了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明确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上述事件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阐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理论法学界的探索。这种探索不同于党中央的探索，是以讨论、争鸣为主要形式。从1979年就开始了这种形式的探索，争论的焦点和主题是“人治”和“法治”。归结起来有三大派，即“法治派”、“结合派”、“取消派”。法治派主张“法治论”，以“法治”反对“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派主张“结合论”，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取消派主张“取消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西方的提法和用语，不科学，有片面性，不能用于社会主义，主张用“社会主义法制”。全国理论法学界三大派的讨论和争论影响深远，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对“人治”、“法治”的理论思考和认识水平，为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思想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总而言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宪法制定，仅仅四年探索形成的一次热潮，其价值不能忽视，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形成的三座里程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探索发展到形成确立
在1982年宪法的引领下，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探索经历了30多年，其间形成了三座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体现不同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要求，镶刻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成就，标志着我国已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第一座里程碑：镶刻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座里程碑的形成，从时间看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到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第一次向全党吹响“依法治国”的号角，为法治中国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两年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第一座里程碑的形成。其意义有二：一是从执政党视角看，把“依法治国”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使党内民主程序必须以法律为引领，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到“治国理政”方略的高度，为“依法执政”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二是从国家治理视角看，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表明依法治国方略已由党的主张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武装力量共同的奋斗目标和重要任务。
第二座里程碑：镶刻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座里程碑的形成，从时间看是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政治文明”新概念，并把民主、法治、人权都包括在政治文明的范畴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民主、法治的理论贡献有四：一是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①。二是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阐明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四是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等。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的重要战略思想写入党的重要文件，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②，阐明五个重要理论。一是加强司法工作，强化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依法行政。四是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五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五是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了理论准备。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法治建设中的第二座里程碑。其意义在于：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围绕“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法治国家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一是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③新思想。二是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④新要求。三是阐发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⑤新关系。四是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⑥新举措。五是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⑦新内容。六是提出依法行政，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新理念等。
第三座里程碑：镶刻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座里程碑的形成，从时间看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把治理国家的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其关键是法治，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围绕这个总目标，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诸如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等。它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对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专门做了一个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式确立。第三座里程碑的确立，其意义价值和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八个方面的创新上：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导思想的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的新内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增添了新的理论遵循。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目标方向的创新：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根本目的创新：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目的提了出来。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任务举措的创新：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六大任务。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本方式的创新：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构成了治国理政基本方式和法治建设的基本格局，实现了由“基本方略”到“基本方式”的转变。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本方针的创新：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本经验的创新：提出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本原则的创新：提出“五个必须坚持”的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的思考
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全面推进”的思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以往法治建设不同点是在“全面推进”上。所谓“全面推进”，其表现是全方位、多领域推进依法治国，从政党到国家、到社会、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特点是全面性、全局性、协调性、共同性、持久性。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像一条红线贯彻始终，形成全方位、全面性和全局性的依法治国新格局。从法治行为看，从依法治国扩展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从法治经验看，从立足国情拓展到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从法治目标看，从法治国家拓展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从法治走向全面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部署了五大体系和六大任务，突显了依法治国的全面性，揭示了我们党法治理论的成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揭开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对人民民主到“法治民主”的思考。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任何一个政党奋斗的目标。同时民主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民主的内容，从层次看，应包括“价值民主”、“制度民主”、“法治民主”三个层次。“价值民主”讲的是价值追求，排在第一位;“制度民主”强调的是实践操作，通过制度选择价值追求、民主理想;法治民主，强调的是法治保证，理想的制度选择则需要刚性的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实施过程，排在最基础的位置。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表明，民主制度有四种类型，即“无法治无民主”类型、“有法治无民主”类型、“无法治有民主”类型、“有法治有民主”类型。历史走进近现代，一些现代化国家多数只经历了从“无法治无民主”到“无法治有民主”或“弱法治有民主”的转变。这些国家的民主因缺乏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而严重失序，导致政治腐败、经济潇条、社会动荡，乃至国家陷入分裂战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强调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到发展“制度民主”的新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条主线，提出“五大法治体系”，六大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使民主与法治有机结合在一起，标志着制度民主向法治民主转变，揭开了当代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新的一页。
对培育法治精神的思考。依法治国呼唤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成熟法治国家的鲜明标志。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法治精神写进《决定》，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⑧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树立法治意识，通过宣传、引导、普法等各种形式，使法律成为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以道德滋养法治，强化法治意识，提高法治思维，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六个转变”的思考。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到一个高峰，其中有六个亮点，引人注目。一是从“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转变，这是我国从“数量法治”到“质量法治”更高的要求;二是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这是从“法律大国”向“法律强国”的升级;三是从“治民”到重在“治官”的转变，这是法治建设重点方位的新确立;四是从“政府推进”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结合转变，这是依法治国全方位推进的新要求;五是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三者统一的转变，这是依法治国共同推进的新方式;六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转变，标志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走向成熟。这六个转变，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启迪深刻，记述着依法治国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记录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①《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②《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③④⑤⑥⑦《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责编/许国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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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3w_ads("s00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
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的研究，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有关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不断问世。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雷跃捷先生撰写的《媒介批评》一书，就是继刘建明先生的《媒介批评通论》、王君超先生的《媒介批评――起点?标准?方法》等专著之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西方传媒批判理论，探索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的一部富有特色的力作。
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化，包括学术思想，要在国内生根、开花、结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谓的实际，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两个方面，而“现实状况”又是最重要的。媒介批评理论作为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它在中国的立足、应用与发展，自然也不能离开上述路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研究进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开始，许多学者虽然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打基础工作，但大都停留在翻译、诠释经典作品，或界定媒介批评的概念，探讨媒介批评的起源、主体、对象、内容、范畴、形式方法等方面，在这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国内“现实状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雷跃捷先生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于1997年就在学界率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命题。在《媒介批评理论》一书中，他以全球化的历史视野、满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命题，大声疾呼：“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面对国外媒介批评理论的繁荣景象”，“中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媒介批评理论”，“作为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拉近乃至消弭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差距作出贡献”。雷先生从建设一门新的人文社会学科应当具备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组成要素入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的理论框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性质、特征、任务、地位、前进方向、学术品格、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勾勒了一幅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蓝图。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本质属性的一段精彩论述：“那就是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最根本的社会属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而作为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媒介批评活动，也就有了自己质的规定性。”雷跃捷先生的这个重要论断，不仅抓住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核心环节，而且是对当前学术界某些人鼓吹“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噪音的一次有力的正面回击！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能听到这种清醒而理性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所彰显的正是当前新闻业界尤其是学界特别需要大力倡导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不仅写进了共产党的章程，也写进了宪法。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反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并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重大举措，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的落实，这其中的文化建设当然也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某些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有被弱化、淡化、边缘化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先生曾受某高校的委托，看过两名新闻学博士的毕业论文，各有十多万字，一百多篇参考文献，没有一篇来自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基本上都是来自欧美的著作。陈先生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不正常的”。笔者也曾在某新闻期刊看过近百篇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类似的情况比陈先生看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陈先生说的事实并不是个别现象。翻阅雷跃捷先生的《媒介批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之一扫。作者在该书的许多章节都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从实质上说，就是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像一条红线，贯穿《媒介批评》的各个章节和字里行间，并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和出发点，围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主张。比如，要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光辉论著，阐释、介绍已被实践证明是普遍真理的基本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分析各种批评学说、思潮流源和媒介活动的思想武器；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与时俱进，与日俱新；要发扬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优良学风，紧密联系当前传媒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学理层面上予以科学解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答案；要高扬批判的旗帜，进一步加强对淡化、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和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的辨析和批判“火力”，对西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中腐朽、庸俗、有害的东西，应加大批判的力度，等等，充分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在媒介批评学的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的精神，把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完全纳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语境之中。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学问才算是真正上了轨道。
据有关学者考证，我国是世界上新闻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有资料记载的报纸批评至迟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开展媒介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资源十分丰富，但把散乱的资料整合起来，从学理上进行疏理，开始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理性化的认识，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媒介批评作为西方传播学早已普遍使用的概念，有着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规范性，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的过程中，必须下功夫学习、借鉴西方传播学中关于媒介批评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雷跃捷先生在《媒介批评》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中国特色与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关系，一方面提出“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了解各种文化批评思潮对媒介批评实践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学习和借鉴“绝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要在西方媒介批评的语境下建设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而是要坚持“‘以我为主，拿来为用’的方针，立足于我国媒介批评的现实，兼收并蓄，合理吸收，不断培植和改善本民族的媒介批评实践的土壤，努力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强调“应该谨慎地、有分析地看待西方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有选择地介绍和借鉴”，“兼收并蓄、广泛吸纳是手段，而为我所用、自主创造才是目的”。雷跃捷先生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提出的这些看法，既防止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左”的思想倾向，又与对西方媒介批评理论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生吞活剥，照搬照抄，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鹦鹉学舌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对于廓清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中的迷雾，端正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雷跃捷先生在本书的末尾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笔者算不上什么学人，但有感于雷先生十几年如一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所付出的辛劳与执著，不揣浅陋，冒昧对《媒介批评》的有关章节提两点修改意见：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体制”中应当增加报刊审读制度的内容。《媒介批评》第六章《当代中国媒介批评实践》专门列出一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实践的特点及其具体运行体制进行了分析，提到了党委宣传部门组织的阅评、新闻媒体内部建立的自我监督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批评监督，唯独没有论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了几十年的报刊审读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审读既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履行的一项监管制度，又是一种有统一部署、有组织领导的媒介批评形式。早在1951年11月，出版总署在《关于查禁书刊的规定》等文件中，就提出对报刊出版物要进行“事后审读”；1988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对搞好审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1990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在重庆召开首届报刊审读工作研讨会，对审读的必要性、重要性、内容、方法等进行了研讨；2001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宁波召开了全国报刊审读工作会议，交流情况、总结经验，提出了深入开展审读工作的措施；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审读工作的通知》，对审读的重点、提高审读质量、建立审读的网络系统等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规定；2005年9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重新修订颁发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把报刊出版事后审读制度作为报刊出版管理4项重要制度的首项制度，使审读成为行政法规的重要内容。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安排和规定，总署和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部门分别成立了审读机构，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读人员，并从高等院校、新闻单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文化系统聘任了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兼职审读员，还建立了工作制度，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负责审读本地区出版的报刊。审读工作开展一直比较活跃的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于2002年成立了审读室，日前已形成了一支由专职审读人员与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审读队伍，审读室主任薛耀晗先生的《报刊审读初探》出版以来广受业界和学界的好评。不难看出，在国内目前存在的各种媒介批评形式中，审读无疑更具威力和活力，把审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体制和实践范围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建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媒介批评思想与实践》一章中，增加“毛泽东的媒介批评思想与实践”的内容。《媒介批评》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媒介批评思想与实践》用两节的篇幅，分别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媒介批评思想与实践，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是十分必要和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中关于媒介批评的思想与实践的内容，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亲自动手撰写新闻作品，还留下了大量论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说，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也十分丰富。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将更符合中国实际，更具备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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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三大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经济体的先进与否。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某个产业的扩张，而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是到了纠正西方向我们灌输的各种产业结构理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纳国学精髓和前人有关智慧，构建立足于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
关键词：中国特色；和为贵；最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产业结构理论；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048-07
一、几种产业结构理论与相关经济实践的简单回顾与比较
（一）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从神农氏教稼开始，重农主义一直是中国古近代执政组织执政的基本经济方略。其间，或如先秦时期商鞅将重农扩张到抑商和禁末，或如西汉后期开始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中国古近代经济在重农主义作为基本国策的上层建筑作用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与繁荣，并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重农主义政策下走向强盛并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下，两条丝绸之路商业的繁荣为成就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经南宋和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海外商业贸易，但中国古近代经济仍然没有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重农主义这一基本执政方略并没有改变。
有人为中国没有率先进入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惋惜，这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能实现可持续的国泰民安、国强民富就好了。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从鸦片战争后沦为殖民地开始的。这可以从英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785—1833年一直是逆差、为了扭转这种经济竞争上的劣势而对中国采用大规模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乃至军事侵略的历史事实得到说明。[1][2]
（二）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工主义、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伴随着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思想和地理上的禁锢被打破。在十五、十六世纪，伴随西方远洋航线的开辟，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繁荣中崛起，由此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商主义。但是，正如商鞅所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官贫，三官贫，必削”[3]，法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遭遇了经济衰退的危机——农业凋敝、农民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农产品供给不足以及物价高涨、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由此，法国开始转向了中国推行了数千年的重农主义。至今，法国都被称为是欧洲的粮仓。
由重商主义（先后又可分为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转向了重农主义，在西方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典型——号称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模范的英国。①只不过英国要比法国经历这一转变晚很多，一直到其深受农产品价格高涨、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黄金等货币资本大量外流所带来的危害多年后才开始转向。现在，英国也是世界粮食出口国之一。
总之，不管是中国古近代的经济实践，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经济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而又非常浅显和古老的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动摇了，国民经济是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更不要说什么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了。
（三）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
到了20世纪中期，尤其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流行起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科——西方国家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量身定制的发展经济学，它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的道路：（1）要大力发展工业、以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为发展目标，最终成为诸如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2）要大力扩大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要加大人口的自由流动性；（3）要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改头换面的应用。
拉美国家率先实践这种新形式的重商主义，分别采用了自给型工业化（流行的称谓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②，结果不是引来了国际债务危机、就是导致了货币严重贬值和财政危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给型工业化也同样遭遇了国际债务危机（前苏联逼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后来采取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也损害了农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当代流行的工业化理论，不仅有西方重商主义的渊源，也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理论的渊源。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实践及其为成功战败德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自是无可厚非的。但若忽略掉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与工业化的区别，忽略掉前者成立的前提，而将工业化作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是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还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平衡发展理论，都不能推导出以提高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比重为目的的工业化理论。
至于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工业化（理论）的衍生。以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为发展目的的城市化理论，其实质不过是试图为工业的不断扩张准备足够廉价的劳动力而已。农业现代化的实质，也不过是在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等非农产业后，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商业化。③不管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的“三化”，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进行“三化”，都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很难说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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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经济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是执政党，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抓好经济工作，我们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经济工作，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民生始终是习近平同志念兹在兹的重大关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习近平同志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等等，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国家主人的亿万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做好经济工作，首先要对所处发展阶段有正确判断，对发展规律有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经济运行走势，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揭示了新阶段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基础上，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其中，创新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是中国在全球发展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有力推动我国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极大丰富世界发展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元素。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论。进入新时代，原有发展模式下的旧问题和新阶段产生的新问题相互交织，单纯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更难以解决发展质量问题，迫切需要从供给侧发力，着力解决供求不匹配和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诸多难题的良方，是我国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供给体系的关键，是一个融结构优化和改革创新于一体的系统设计。可以说，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实践探索、认识深化的过程，既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深入实施质量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当前，应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根据客观实际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军事等各方面风险交织叠加，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尖锐复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事实说明，只有对事物发展的最坏结果进行预判，凡事从坏处准备，才能守住底线，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就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即使出现重大风险也能扛得住、过得去。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底线思维的创造性运用。防范化解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关键是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安全，认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强调“金融稳，经济稳”。抓住金融安全就抓住了经济风险防范的“七寸”。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底线思维，把金融风险防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妥善应对“钱荒”和汇市股市异常波动等风险，及时处理金融大案要案，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新时代，只要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把握好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等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原则，强化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处理好治标与治本、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就一定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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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指定学习材料情况，读了多少，有什么感悟和收获;
阅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心得如下：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21章、99目、200条，近15万字……《纲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通过持续不断地深化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执政之问”，为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的理解，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一、抓深化，真正学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真正学懂需要绵绵用力、持续深化。原著原文最权威，原理蕴含于原著原文之中。只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全面把握精髓要义。在学习领会中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体悟这一思想彰显和贯穿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人民情怀、高度自觉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把每一点都领会深、领会透，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二、抓消化，做到弄通。不仅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同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同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还要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情怀，从而把理性认同与情感认同统一起来，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信仰、铸入灵魂。
三、抓转化，务求做实。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纲要》中明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坚决贯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的要求，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升百姓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