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范本(五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范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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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啊，眨眼间，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小段时间里，我们一定有不少所感所惑吧，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周记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周记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一次批判_回想周记6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记住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分，我第一次挨那么深入的批判。它总是让我记忆忧新，让我在也不敢犯错误。
那是一节语文课，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教师讲课，只有我和我的同桌。咱们在桌子底下玩，她用笔打我，我也用笔蹭她一下。就在这时，正在讲课的教师看见了，她的眼睛可谓是千里眼，什么都能看见，并且她的眼睛还会说话，谁都不敢正眼去看它，非常可怕。她的眼睛好像有一种法力。登时，咱们收了起来，专注听教师讲课。
总算要放学了，教师仍是和一般相同关键一些同学留下来。这时，我惧怕极了，从一至五年级我每堂课都是认真听讲，常受教师的表彰和同学的喜欢。可这次，哎~，我无话可说。教师开使点名了：“宋围，李名，冯甜，赵生罗，谢良军还有你，教师指着我的鼻子说。着下可好，教师竟当着全班的面点我的'姓名，这可让我问心有愧，恨不能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教师让留下来的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去，其它的同学都可以回家了。
这时，我的脚像灌满了铅似的，怎样也迈不出步。头也像被千钧巨石压着一般，怎样也抬不起来。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就像一个发烧的患者，满脸通红。心里还扑通扑通地跳个不断。教师首要叫我曩昔，她苦口婆心地对我说了一番话。她说：“你要知道现在已是期末端，不知到你最近是怎样了，曾经你都表先很好的，期望你今后不要在这样了。“话音刚落，豆大的泪珠从我眼眶里溢出，不由往下落。我总算理解了教师的一番心意！教师说完就让我走了。再走的路上我完全理解了！
从此之后，我在也不敢上课不听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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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范本二
ok3w_ads("s005");近年来，将“全球化”这一话题与各种学术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已经成了学术领域里一股并不那么新鲜的风气。必须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和理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确实呈现出日益频繁的趋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迫切需要面对中国语境的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构想。如果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只是简单地输入西方的理论，或者仅仅停留在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论题上，而不对当下的现实（尤其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媒介现实”以及中国本土的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考察和研究，实际上无助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简言之，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对各种问题出现的“语境”进行深入切实的考察，在具有说服力的现实依据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在塌实研究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否则，便可能坠入浮泛和空洞之中，缺少启发性和学术洞见，也缺乏理论上的建设性。
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浮泛和空洞的学术风气虽然不能说普遍，却也不时可以看见；尤其是在个别还算有点名气的学者那里，我们偶尔也会发现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金惠敏先生的近著《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个案。这本书的篇幅并不算大（印刷字数15万，去掉不太相关的两个“外篇”和附录，余下的大概不到10万字），却谈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学术的“宏大主题”，但是，细读之后会发现，如果不算其中大量的引文，作者自己的论述文字便所剩无几。全书的论述给人总体的感受是：理论观点在空中飘来飘去，爆发性的论点和惊人的断语不时突兀地呈现，加上不少有语法错误的西式语句，确实使人怀疑它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它对我们的理论建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启发性意义。
在核心论题方面，《媒介的后果》一书并没有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和实例正面告诉我们：第一，“文学”在中国真的“死亡”了吗？这种“死亡”在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依据何在？“死亡”的原因、表征和特点有哪些？第二，“媒介”（无论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塑造作用？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它对生活、文化与文学到底具有怎样的“后果”？第三，所谓的“全球化”，在中国本土的语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中到底有哪些表征？这些表征与国外的“全球化”到底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下，我将集中评析《媒介的后果》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全书的核心论点以及作者的学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媒介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这一标题试图揭示的是：当代各种传播媒介（其实书中只列举了“电信”和“图像”）的扩张对文学的挤压，以及在这种挤压之下文学的危机和死亡。这样，“文学”与“媒介”，就构成了这本书上、中、下三篇的两个关键词。
让我们先看作者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后果》在论述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时，首先为我们断言了一个“文学死亡”的前提和语境，然后又断言媒介对“我们”和“文学”无情地进行了“帝国化”和“殖民化”，其后果是“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作者生造的一个词语）。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以事实和文献来具体论证媒介及其“后果”在中国、“全球”如何导致了“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的死亡”，倒是作者在开篇伊始就已经断然作了结论说：“文学理论早已是穷途末路”，原因是“在中国‘文学理论’之死在于它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紧接着，作者未作任何论证和阐释，又断然说：“因此，在中国确定的事实就不是文学理论的死亡，而是文学理论家的死亡……”，于是喊道：“现在该是发起一场文学理论救亡运动的时候了！”作者自称，他的目的在于“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而其“主旨则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与现实的对话”（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短短几百个字中，作者连续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的状况作出了几个绝对性的判断，但却没有对任何证据与事实进行学理分析。在整部书中，作者只字没有提及古往今来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更没有提及任何作家和文学作品。那么，我们想知道，作者对当今中国文学界的状况有多少了解和认识？作者是否阅读过当今中国从表现“主旋律”到“新写实”、“身体写作”等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作者又凭借什么对当今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出如此绝对的论断？当我们还在惊异之时，作者又在“小引”中马上断言：“当今中国文论领域如果不是气象万千的话，那也可以说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要丰富和有活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理论和理论家的越界旅行司空见惯……”（第2页）终于，我们看到了，作者道出了这“源头活水”竟是那位“频频访问中国”的“米勒老人”、“可怜的米勒老人”，以及作者本人这位不断进行着“越界旅行”的“理论家”。原来，作者是根据一个“在中国要比在美国名气更大”的美国人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既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和理论家之死，又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气象万千，而且还进一步断定了中国文学的“当前危机”和死亡，即媒介对文学（乃至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殖民和帝国化，并且把自己当作了拯救中国文学理论的“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第2页），进而要创造的将是有“越来越多的共通的文学理论问题”的“世界文论”（第2页）。
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率先为我们描述的“论述前提”和语境，并不是中国本土乃至全世界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真实状况，而是一个美国“老人”的个人“忧虑”或《后果》作者的臆想。然后，我们很快又看到，作者连篇累牍地援引米勒、德里达的言论，加上他自己的“夹叙夹议”，以宣布“一个让人惊恐不已、如临灭顶之灾的关于文学的噩耗”（第7页）。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任何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实例作为支撑。作为读者，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后果》作者心目中的“文学”与“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作者立论的学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什么？作者凭借什么来与“现实”对话？
《后果》告诉我们，作者从“世界文论”的角度断言：“文学即距离”，因为“文学更本质上关切于距离，因为简单而无庸置疑的是，距离创造美”（第13页。这句话存在着语病，类似语病在书中实在太多）。“文学批评史尽管不如美学史如此地倡言‘距离’，但究竟只是个术语的问题，‘模仿’、‘想象’、‘陌生化’、‘修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而且在文学上扮演着如‘距离’在美学上的角色，是它们造成了文学，使文学堪称为文学”（第13页）。在这里，作者依据不可理喻的简单化逻辑，径直在“距离”、“美”、“文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模仿、想象、修辞、比喻等等）这些概念之间划上了等号，把众多重要的文学概念和范畴全部武断地等同于未作任何界定的迷离的“距离”。这样一种总体性的、“世界文论”视野中的“文学”概念，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例如，人们通常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些方面去界定或说明文学①，由此得出的结论或“定义”（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对生活的模仿、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等），都只可能说明或界定“文学”的某个特定方面，而难以得出一个“总体性”的文学概念。《后果》强调“距离”是文学的本质，不仅偏离了理解文学的基本视角，而且远远无法说明文学的特殊性。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主体”与“对象”的“距离”之中发生的，从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到艺术创造、哲学反思等等，都与所谓“距离”有关，为什么偏偏就只有“文学”与“距离”有关系，并且必然产生“美”？我们知道，美学上的所谓“距离说”，是通过朱光潜先生的译介而为中国理论界所了解，它未必就有如《后果》所称的“倡言”那么大的影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美”的产生确实与“距离”有关，却无法从逻辑上断言“距离必然产生美”。提出“距离说”的英国人布洛，并没有断言一切“距离”都必然产生“美”，正如朱光潜先生分析的：“‘距离’含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距离”的“矛盾”在于既不能太过，也不能太近等等②。更进一步说，《后果》把模仿、比喻、修辞、想象这些为人熟悉的、与文学有关的学说和表现手法等，全部等同于“距离”，由于缺乏学理的依据，很难令人信服。例如，在西方浪漫派的文学理论中，通常把文学的创造性与想象活动联系起来，把它当作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力量，并没有把它简单地、直接地等同于“距离”和“美”，而是把想象力的自由活动当作美感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作者在其独特的“夹叙夹议”的叙述方法之中，还做出了更多充满形式逻辑错误的论断，诸如“由于‘操演’乃是操演‘距离’，所以无疑也可以说，文学以‘距离’为务，或者文学即距离”（第18页）。“文学以‘距离’而成为文学，而成为审美的对象，因而‘距离’仿佛就是文学的基础了”（第19页）。“……是哲学的‘距离’保证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决定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指引了文学的‘距离’”（第19页）。按照形式逻辑标准的三段式推理，这些推论中的“大前提”无论如何都无法经过必需的“小前提”而推导出作者所得出的那些结论。况且，在这些论断中，读者很难弄明白，到底哪些论断是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哪些论断是作者转述的，哪些论断是《后果》的作者自己的，其中是否存在着掠人之美的嫌疑？因为这种“夹叙夹议”的论说方式，即把引述、转述和自己的发挥混为一体，成了《后果》一书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其次，这些论断不仅充满逻辑错误，更重要的是缺乏严肃的学理论证，更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然而，作者总是在突兀地抛出一个论断之后就将论说对象转移了，让人觉得像蜻蜓点水似地飘忽，缺乏学术的严谨性。
总之，“文学”作为《后果》一书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作者要论述的主要对象，就这样极其简单地借助米勒、德里达的著述，被等同于“距离”，等同于“美”，丝毫没有涉及其他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这样，作者为他自己赋予的“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的宏大使命，就完全落空了。真实的原因很简单，作者断定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死亡”的主要依据，是他看作“源头活水”的米勒、德里达等西方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在国际间进行“学术的”和理论的“旅行”。作者实际上既不了解中国文学（从创作到理论）的真实状况，更不在意要去了解中国文学的真实状况。
2
《后果》一书试图论证的最重要的论题，还是所谓“媒介的后果”。按照作者自己的概括，媒介的“后果”是“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三者，是它们共同导致了“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危机、死亡和“文学的全球化”或“全球化的文学”这些“令人惊恐不已”的后果。
我们先看《后果》推断的出的有关媒介的“令人惊恐不已”的结论。
首先，把文学武断地等同于“距离”，并进一步等同于“美”，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后果》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为这样一个论点做铺垫：既然“文学”等于“距离”，由于现代“电子媒介”使“距离趋零”，或者干脆说消灭了“距离”，那么“文学”的“死亡”就成了必然的和顺理成章的。
其次，“文学”既已“死亡”，作者认为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图像统治”的时代，并且断言“在中国，虽然像德里达那样直接就宣布电信时代文学死亡的观点尚不多见于文字，但街谈巷议之间已算不得什么新鲜之论了”（第30页。请注意，“街谈巷议”在中国话中意味着“尽人皆知”）。结果将是“文学若是仍然愿意进入影视媒介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臣服于图像”。更严重的是“这都是当今的常识了，我们无须就此赘述”（第33页）。
再次，“全球化”“这个新鲜出炉的术语”（注意，这早已不“新鲜”）给我们带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挑战和威胁”，“迫切的全球化迫切地需要我们的概念化”，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理论或知识框架”（第73页），以至“全球化首先是指媒介的全球化”（第75页），然后“意味着一个‘失控的世界’”（第76页），意味着现代性（第79页），也意味着后现代性（第85页），于是就“没有国家，只有全球”，于是就出现了“‘文学全球化’或‘全球化的文学’”（第105页），“一切文学都将进入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将成为‘球域性’的，即既是全球的，又是地域性的”（第107页）。“最后我们想重申，‘全球化’将宣布‘民族文学’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终结。我们由此将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文化空间……”（第115页）
总之，作者用这些大胆而“无须赘述”口号似的结论，断然宣布了媒介的后果所造成的、远不止是文学的危机和死亡。尤其使人惊恐的是，“国将不国”（“没有国家，只有全球”），中国文学当然也将不复存在，并且“化”入了“全球化的文学”之中。这不仅立刻使人联想到1909年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③，而且更让人们要追问这些断语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依据。道理很简单，如果《后果》是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话，那么就应该做出慎重的论证，而不是发表“宣言”。简言之，媒介的“后果”，真的有如作者所说的那么“严重”吗？
我们必须查看《后果》惊世骇俗的结论的依据何在。
第一，所谓“电信时代的趋零距离”这个说法，来自那个“可怜的”米勒老人在《文学评论》上的那篇文章和那个“不可界定的天才”（第7页）德里达的《明信片》，而德里达当作“文学死亡”之例证的就是“电话”这种“电信技术”。由于电话“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第12页）。作者接着就推论说：由于电信摧毁了写作与写作对象之间的“距离”，所以也就摧毁了“文学”。《后果》的作者正是依据上述说法，从书信死亡推论出文学死亡，再推论出电信技术建立起了“对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支配性影响”（第27页），在对“德里达的预言及其所表现的敏感、警觉表示敬佩”（第27页）之后，又推论出“电信技术已经不由分说地重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进而我们的文化无意识或价值记忆，也就是说，电信力量已成为一个现实的、紧迫的和重大的问题，亟待我们有说服力的和前导性的理论回应，因为人总是在理论中生活……”（第28页。注意：老百姓可不能靠“理论”生活。）
我们不厌其烦地援引《后果》的推论，目的在于让事实说话，直接把书中充满矛盾、逻辑错误、语法错误以及武断而不加论证的说法直接展示出来，让人们看清其谬误所在。实际上，任何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都可以看出，真正的“学术著作”不该这样写。要提出反驳和质疑也很容易：“电信技术”（但决不是只有“电信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使距离遥远的人们能方便及时地进行联络，可是其效力还远不足以达到重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心理习惯、生活习俗、“重组文化无意识或价值记忆”的地步，更不可能使“文学死亡”、使心灵与精神的交流无效。自从亚历山大·贝尔于1876年在波士顿发明电话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三十年，人们不仅在不断地书写着情书并将继续写下去，而且也在不断地创作着各种文学作品并将不断地创作下去，其中不乏众多优秀之作。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习俗、惯例、文化传统和文学活动自有其运行的规律，所谓“电信技术”对它们产生的“后果”，远非作者所说的那么“严重”。
第二，所谓“图像增殖”的说法，在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在其《图像时代》中所说的“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正迅速地被‘图像转向’所取代”（第33页），利奥塔关于图像与语言相对立的说法，波德里亚关于“电视时代”和“拟像”的理论等等。在《后果》援引、转述与自我发挥相混杂的文字之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一些断语：1.文学的内容性的美主要是“形象之美”，因为“语言蕴涵着图像，舍语言便无以求形象”（第32页），影视可以彻底清除语言与形象的对立，“电视即世界”，所以文学必须臣服于图像（第33页）。2.“影视的诞生就是文学的死亡”（第37页），因为“形象本身就是审美的”，“图像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写作”（第38页）。3.“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被媒介所拟像化，必须强调，被媒介史无前例的全面和彻底拟像化了”（第59页），“我们被拟像催眠了、麻醉了，我们乖乖地将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缴械给了拟像”（第60页）。4.“‘拟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戳穿拟像/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将是文学及其理论一项伟大而庄严的社会使命和审美使命……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就是反意识形态性的”（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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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3w_ads("s005");摘要：巴金的小说《家》内合一条尚未被揭示的隐秘线索，即作者对高公馆中健忘情形的描述及评说。在小说谈及的健忘病症中，“麻木之忘”是心灵麻木之后对自身无意识地忘记，“冷漠之忘”是因精神冷漠而对旁人不闻不问，“妥协之忘”是因人格不独立而做出的苟且选择。三者正是人性中健忘的深层结构，它们不仅勾勒出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更是对普遍人性之中麻木、冷漠、妥协的深度揭露。从这一层面来说，《家》具有跨时代价值以及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巴金 《家》 健忘 铭记
在巴金的代表作《家》中，较为明显的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爱情线索，抑或是觉慧大胆走出旧式家庭的反抗线索，这些视角虽有差异，但殊途同归，使我们体会到专制家庭对青年的压迫以及在新文化运动洗礼下进步青年的抗争。这一类的解读对旧式家族腐朽黑暗的揭露功不可没，但随着时代进步，它与现代青年生活的距离渐行渐远。其实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巴金对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都有过关于健忘的描述及评说，小说中人物多舛的命运巧妙地被这种名为“忘”的线牵连，这是小说内含的一条尚未被揭示的线索。它使我们深感于等级社会中人性的扭曲，同时又提醒我们于现代社会中警惕相似的健忘现象。无论何种时代，健忘时常发生，或有意识，或无意识，都极易被忽视。这不禁引发我们对健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我们这里讨论的健忘，不是指生理上记忆功能的衰退，而是指精神的软弱、人性的恶，其症状为麻木、冷漠以及妥协，诸种病症在高公馆中皆有具体的表现。
一、麻木之忘
高公馆中的太太们生活优渥，日日以打牌娱乐消遣。当炮火临门之时，海臣哭喊，瑞珏叹息，似乎无所不能的老太爷也只能在上房不停咳嗽。当流弹击中高家屋檐，砸下瓦片，人声凄厉，恐怖弥漫。养尊处优的太太们亦无牌桌上的“巾帼浩气”，只能惶恐地等待未知的命运降临。可一旦战事稍稍平息，太太们又立即恢复那颓废糜烂的生活——一如既往地打牌，全然忘记了此前战争的残酷和时局的恶劣，毫无觉醒意识。这类情形似曾相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被人揪着辫子，按在地上磕头，胆战心惊，而后便用精神胜利法“忘记”自己的困窘。事件虽有不同，原因却大同小异：一旦离开险恶境地，便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仍旧回到过去舒适的生活方式或者逸乐的精神状态。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民众身上有一种得过且过的惰性，这种惰性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对自身的尴尬、苦难、不幸的健忘，以至于麻木不仁。因而，我们将其称为麻木之忘，它最终导致生命的萎靡不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透过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向我们隐约地揭示了麻木之忘的根源。他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穩定少变的生活使得“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很舒服”①。变动较小的农耕生产方式容易使乡村人形成安于自然循环的习性。可以想见，衣食无忧的地主、士绅阶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公馆的太太们慵懒颓废，甚至麻木得忘却了自身。
觉慧是高公馆中的觉醒者，必然感觉寂寞无比，因而从心底发出呼唤：“我们底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需要的是活动，我需要的是生命。”②因此他不认同大哥陪太太们打牌的生活，想要阻止剑云去参加长辈们的赌博消遣，希望能够唤醒周围的亲朋做出一些改变。尽管觉慧一人的力量弱小，但在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之中，他的存在就如一面明镜，无时不照见高公馆中众人心灵的麻木。
二、冷漠之忘
有一群人也非常健忘，他们健忘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周氏可谓家中这一群人的代表，这在鸣风抗婚一段中表现尤为明显。起初，鸣风的绝望哭喊引发了周氏潜藏的母性，她同情怜悯这个命运凄苫的少女。但这种善意维持不长，没过多久，鸣风的事情即被她抛诸脑后。这类刻意的忘却，看似无辜，其实本质就是冷漠。其后，鸣风不愿委身于冯乐山，不得不投湖自尽。高家众人一时震惊，但不久便忘记了鸣风的死，高家的生活照常进行。群体性事不关己的健忘最令人心寒，处于优越阶层的人容易忘记底层人群的苦难，同一阶层的人群之间也存在这种冷漠之忘。比如，高家观看舞龙表演时用火喷射表演者取乐，这本是一种残忍的恶俗，但五老爷克定乐此不疲，甚至连高升等仆人也参与助兴。高府的仆人与民间艺人本无多大差别，却也仗势欺人，对弱者毫无同情。这些人只能被人性中的冷漠攫住，只关注一己的利益。忘记了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也就是忘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苦难和渺小，最终自己也可能陷入同样无助的境地。我们当下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一类人，他们在别人遇难时，尽管力所能及，却也袖手旁观，生怕惹祸上身。有的甚至落井下石，用言语伤害别人，俗称喷子、杠精、键盘侠。社会环境虽有变迁，但是人性中的自私、精神上的冷漠依旧提醒我们需要时常拉响警钟。
觉慧在小说中是人道主义的化身，他常常同情弱者，比如在高家欢庆新春时救助冻馁的乞儿，他还为自己不能彻底帮助这些可怜儿童而深深自责。又如在众人赏龙灯的时候，独有觉慧愤懑不平，斥责观看表演的琴没有同情心，认为不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3）。巴金在觉慧身上倾注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尊重他人人格的平等精神。他对不公正的现象进行反思，其实就是批判这种冷漠之忘。
三、妥协之忘
在高公馆中，除了那些麻木式和冷漠式的健忘，还有另一种健忘，人们虽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其对现实无可奈何，只能用暂时忘却来平衡协调，这就是“妥协之忘”。“妥协之忘”在觉新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面对高老太爷的指婚，他选择放弃青梅竹马的梅，与素不相识的瑞珏成婚，而梅因长期精神抑郁，年纪轻轻就害肺病死去。当觉民被长辈定下婚事时，觉新明知不妥，但行动上还是帮助家长们促成这桩婚事。正如觉慧所批评的，觉新已经忘了自己与梅的惨痛经历，不自觉地复制着自己的悲剧。再如觉新受过新式教育，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有着不同于长辈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当高老太爷病重，长辈们张罗捉鬼时，觉新却也没有反对，选择了沉默、妥协，这何尝不是再一次对自己青年所学的一种遗忘？大家庭长房长孙的身份给了他极大的束缚，软弱的性格又使他处处忍让，牺牲自己的个性、抱负、爱情等以平衡家庭中的矛盾。觉新的健忘，正表现在逃避自己面临的种种矛盾，使自己从强烈的冲突中暂时解脱出来。这种所谓的妥协之忘看似一剂良方，能掩盖过去的痛苦，忽略现实的问题，然而过去的经验没有得到积极地借鉴，现实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最终觉新尝到了软弱妥协的苦果——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女子。
与觉新妥协之忘相对的，是觉慧的铭记。他不忘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他敢于冲破身份、等级的束缚，与小婢女鸣凤产生纯真美好的感情;觉慧不忘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所以对巫师捉鬼等陋习进行大胆而彻底地反抗;他不忘人性中的美好，当冯乐山娶小老婆时，当克定、克安花天酒地时，他十分愤恨。而当鸣凤被迫嫁给冯乐山，走投无路只得殉情投湖时，觉慧得知后追悔莫及。面对二哥所说的“忘掉鸣凤”的劝慰语，觉慧果决地回答“我永远不会忘记”④。铭记过去的人总是清醒的，因为时刻铭记，他们不会逃避、妥协，更有力量与现实抗争。诚然，觉慧身上尚有幼稚、冲动、急躁等青年式缺点，但初生牛犊的大胆既具有真实性，也更是冲破旧制度束缚的可贵品质。觉慧身上凝结着全书中几乎所有关于铭记的优良品质，专治健忘的各种病症。
四、结语
高公馆中绝大多数人都患有健忘的病症，其中“麻木之忘”是心灵麻木之后对自身无意识地忘记，“冷漠之忘”是因精神冷漠而对旁人不闻不问，“妥协之忘”是因人格不独立而做出的苟且选择。三者虽有区别，但都是人性中健忘的深层结构。巴金在小说中对人们健忘情形的描述、评说，隐微地散落在小说中，看似不经意被提起，实则是对健忘的批判，而觉慧的形象正是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巴金在《家》中对健忘的批评尚且是零散地呈现，那么他晚年在散文集《随想录》中对健忘的批判则更具有深度与力度。巴金坦言自己曾向强大的压力妥协，不得不放弁独立思考，这不就与觉新的妥协之忘相似么？但他终究能痛定思痛，直面惨淡的历史，解剖自己，并且大胆揭露“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⑤。相比之下，铭记显得难能可贵，焕发出人性的光芒。总而言之，批判健忘，勇于反思，铭记历史，可以说是巴金从良知深处发出的世纪呼唤，而觉慧正是这场世纪呼唤的排头兵。因此，《家》中那些健忘的群像也超越了特定时代，能让读者照镜自鉴，掩卷深思。从这一层面来说，《家》具有跨时代价值以及深刻的现实意义。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②③④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第132页，第214页。
⑤巴金：《探索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3]巴金.探索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作者：胡子逸，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2018级学生;指导老师：陈薇，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语文老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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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范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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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的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同时也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从康德开始，人们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个“哥白尼式变革”。从这一点来看，康德可以说是现代哲学的鼻祖。我们肯定知道康德的三大批判，而且这三大批判都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一步一步地去看去理解，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就我本人来说，看了《纯粹理性批判》以后就其思路作以下说明，这样会更有利于去理解这本书，这里当然有一部分还是其前言部分的文字。
这本书有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这一点非常重要，注意这一点也就把这本书的脉络给把握住了。
当然，这本书的思路非常清晰。它分成两大部分即“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也就是人类认识能力中的先天要素，“先验方法论”也就是在这些先天要素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形式条件。这里应该分别加以说明：首先，因为人类的认识要经过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条件与形式。因此，在“先验要素论”里面要分别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必须要通过先天直观形式，也就是空间与时间，这种先天直观形式可以去整理由物自体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材料，这样才能获得感性的知识，其实康德就是认为人类的认识就是建立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先验逻辑”则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在对知性的探究中发现了知性的十二对先天的纯粹概念即范畴，而知性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出发，运用范畴去综合感性提供的经验材料，这样范畴在经验中是有有效性的，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概念分析论“。但是知性如何去指导判断力把范畴运用到现象上去呢？康德在“原理分析论”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知性指导判断力把范畴运用到现象上去要有一定的法规，也就是说它要依照范畴表把知性先天原理的体系用“直观的公理”、“直觉的预测”、“经验的类化”和“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去构成。值得注意的是，知性先天原理只对现象有效，而对超越现象的物自体或本体则没有有效性。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认为理性要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是不可能的，它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是从有条件者出发通过推论去认识无条件者，所以这样就容易使推论因主观的需要而产生有关无条件者的概念，从而把它看作了有客观实在对象与之相对应的主体概念了。这样人们对无条件者（如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等等）都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些都属于假知识，如关于灵魂作了含有“四名词”错误的“谬误推理”，关于世界整体则陷入了“二律背反”，关于上帝则推出了一些无客观实在性的“先验理想”等等。
其次，在对感性、知性及理性作了分析和规定之后，作者就对在此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的形式条件作了说明，这也就是“先验方法论”。他认为纯粹理性的理论使用没有法则可言，因而必须对其先验使用的方法加以训练，从而确立一些消极的规则，这样就不会让纯粹理性的使用扩展到经验之外，这种做法就为建立一种有关经验或现象的“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准备了方法论的原则。另外，它又说明了纯粹理性在实践方面的应用，这就说明要建立一种超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可能的，从而为《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康德又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出发，来说明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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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水平读《纯粹理性批判》，难啊。读的这么费劲当然要拿出来臭显摆一下下。
读的是邓晓芒版的。
主要是康德自己造的概念太多，不过没边沁得多。难不成先被概念？以下说的不对的请大家随意虐。
“先验”理解了就好。先验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不停的先于经验的动悟或者至少是同时，不知道动悟这个词用的对不对？看到老有人说“先验”，其实是比较唯心的。尤其是时间和空间的先验还有因果论。先验是哪来的？先天的，差不多就是天生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先天就有的。还是有点玄玄的，怪不得有人把哲学叫玄学。
它的认识论麻烦。就是“统觉”——人的杂多意识的统一的认识论。
说的从“经验”开始，我老觉得翻译的不应该是“经验”。不停说超出经验就无真理，可是它的目的就是超出经验，就是最后的本体论——自由客体。
最让我觉得好的就是时间空间的先验，这爱因斯坦的狭义论的时间空间统一的意思差不多。
先验加经验就是康德认定的所谓真理。超出经验就会造成二律背反，比如论宇宙的限度，既可以推出它是有限的又可以推出它是无限的。如果人类还没去过月球或看过月球的话，我就可以推出月球有人居住又可以推出月球没人居住，二者谁都无法辫倒谁。
我觉的康德是个怀疑论者，尤其是对上帝的存在，最后只好还是休谟的利益即：有的话，信了我就上天堂喽。没有的话，信了也没啥坏处。其实是赌一把的感觉。所以一直说把道德和幸福挂钩绩效——迷信点的说法就是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还有实用点的说法就是信上帝可以维系人的道德，这个说法好多人说过，不知是否是康德最早提出的。
还有围绕因果，论范畴等的系统的统一，西方的所谓体系，就是不管啥理论都要求要一统多，比如要求对世界的万事万物要求有一个绝对的解释，那就是上帝呗。
不能再讲了，再讲就要露出马脚了。
前面300页读的我头大，差点放弃。后面越来越轻松，还想读第2遍吧，再过几年在读第二遍。读的模模糊糊的。
我建议想读《纯粹理性批判》，最好先把前300页读2遍，再读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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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知性为自然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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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写这样一篇小文了，可是自己一直都不知如何下笔。我读的很累，总是读不完，读的异常艰难。说我读了此书，其实我感觉和没有读过一样，我只是收获了一个历程而已。
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只有当你读了真正的哲学著作你才会明白。饱受了许多年虚假哲学的蒙骗，你才突然明白自己当初是多么肤浅。哲学绝不是我们被应试教育所传递给我们的枯燥无味的一种假象的认知，哲学不是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三言两语就能说一个大概的，我知道了我以前一直的学习是那样可笑，我庆幸自己没有拿去炫耀，否则我是多么肮脏不堪和暴殄天物。
康德其实很渺小，可是他的思想却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人伟大，我们这个时代里是一群停滞思考和怀疑的满面浮华和虚伪包装的假人，我们从不承认自己的渺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笑话之一。康德如此谦虚，从没有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他没有想过改变世界，而是在思考认识自己。他总是无限看好我们这些后来之人，他相信我们能够走上人类的康庄大道，可是到现在来看，康德误会了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如此没落。
我们太需要思考自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愚昧就是妄自菲薄，我们被没有知性、感性、理性的物所摆布，我们在走向迷失的不归之路，可是我们满不在乎和不去察觉。思辨的理性光辉才是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灯塔，可是当下我们却愿意让其熄灭，我们却乐意让自己自甘堕落，我们在走向低贱的低俗，可是我们无所作为去挽留我们的思想窒息。
言过其实只是为了警醒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思想的生灵，我不想被这个无知的世界随意欺骗，这就是我读康德此书最大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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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是在近代大学的学术坏境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思辨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纯粹理性批判》，最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学究气的一部作品。许多试图读懂康德体系的人都半途而废。不得不承认，康德思想尤其是其思想中的精华：形而上学思想确实晦涩难懂枯燥乏味。但是我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或不屑一顾，也不必视为畏途，望而却步。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通过我们锲而不舍的钻研，我们必定能进入康德哲学富丽堂皇的大厦，观赏到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启发心智的思想艺术品。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第一遍读完《纯粹理性批判》，确实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更何况写读后感了。遂又耐着性子读了第二遍。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能说是大彻大悟。但至少这部经典的教育名著让我欲罢不能了。我只能说若是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读第三遍第四遍。根据我所能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将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背景，结构，思路（内容）及评价。以下我将一一阐述。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他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全新的。从其历史背景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的历史条件，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它带来了法国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启蒙运动。而《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这些思想运动的参天大树上结出的一个硕果，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叛逆精神。例如康德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就以法国启蒙学派的大无畏精神宣布：“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
其次，以牛顿和伽利略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为其提供了理论基奠。我们都知道，康德从青年时代道奇哲学思想成熟和创立时期，一直都处于自然科学的强大引力之下。
最后便是以卢梭为首的人文科学的诞生，为《纯粹理性批判》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在康德看来卢梭是唯一一个可以和牛顿相提并论的人，他们是各种领域——自然领域和人文领域的巨人。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是按照目录来分的。整本书虽然层次明显，但若刻意把他们分散确实有点差强人意了。康德则依据《纯粹理性批判》在其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所要解决的任务和问题，将它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先验要素和先验方法论。而先验要素论又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其次，先验逻辑由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构成。最后，先验分析论又分为概念分析论和原理分析论。另外，从《纯粹理性批判》的这种结构来看，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似乎是一种静态的解剖和分析。故这部经典名著我想更适合称它为：理性的解剖学。但是，《纯粹理性批判》并不只是发现和判明了认识能力的结构，而主要致力于判明由诸认识能力的结构所制约着的诸认识能力的功能，判明它们各自在知识总体和相互关心中的地位，功效和作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者一条思维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通性和必然性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
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由此可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性质，虽然属于一般形而上学，但是，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学，而是形而上学的入门式导论。
《纯粹理性批判》的思路大致围绕三点来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的开头就写道，人类理性在哲学或形而上学这种知识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它被一些它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纠缠着；
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的本性向理性自身提出的，但它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超出了人类理性的所有能力。”人类理性的本性总是要究根究底，要一直追问到水落石出，不容再问，不可再追。因此它要求建立起形而上学，去探求一切存在物的最后根据，以建立起绝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那，什么是纯粹理性批判呢。对此，康德写道：“我所谓批判，并不是批评各种书籍和学说，而是着眼于理想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来批判一般理性能力，因而是判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并确定其源泉，范围和界限——所有这些都是从原理出发的。”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康德指明了批判的对象，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出发点，批判所涉及的范围以及批判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显而易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质上是理想的自我批判，即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一切事业中最困难的事业——自我认识。
最后，怎么办。对此，康德提出，哲学应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之路。综上所述，康德的“批判”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它警告人们不要把理论的理性运用到经验以外的本体界去，亦即排除了理性的误用；
但这种对认识范围加以限制的消极作用马上就表现出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恰好留出了一个余地，将它交付给了实践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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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人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一直是哲学家人讨论的主题。文艺复兴以来的的哲学家大致有2派的观点。一派是认为只有依靠人的自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考察内心就可以获得知识，笛卡尔，卢梭就是这类唯理性派的代表。但是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知识来自于观察来自与经验，我们所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经验的累积。
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唯理性派认为经验是不可靠的比如凭经验认为斜插在水中的铅笔是弯曲的但实际上不是。唯经验派认为喂理性派是闭门造车，所的的结论是无本之木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个争论被康德解决了，康德认为人要凭借着自身的认识能力来分析观察得到的材料才是我们获得知识的途径。
本文的绝大部分的结论都是从康德的巨著《纯粹的理性批判》得来。
首先要提出个概念，康德认为物自体是引发我们感觉的基础，是一种已经存在但是不为我们所能探求的概念“作为我们感觉对象而存在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他们的现象，也就是它们作用我们的感官时在我们之内产生的表现”（《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不能超越经验。
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3种：感性，知性和理性。
康德认为感性能力得到直观感性知识。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整理经验使它成为数学知识。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感性直观有两种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这2个概念先天就有的不能通过外部的经验的来的经验概念。“因为为了使某些感觉与在我之外的某些东西（也就是与我所在空间的另一空间的某些东西）发生的关系，以及同样为着能把那些感觉表象为互相在外，互相靠近，从而不只是彼此不同的地方“这样就一定要一空间观念为前提的所以空间不能从外部的关系里根据经验获得啊，正相反，这外部的经验只有通过我们所设想的空间观念才能成立。物自体只能给我们个原始感觉，而这个感觉只有感觉之外的某个东西结合才能形成经验。时间也不是从任何经验所的来的经验概念，因为要是时间不是作为前提先天的成为同时或者继续的基础，那么同时和继续也不会进入我们的知觉。只有在时间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表象许多东西在同一时间存在（同时的或不同时的（继续的））所以经验要有时空观念为前提才能存在。
康德认为时间因素和经验的结合诞生了代数，空间因素和经验的结合诞生了几何。拿代数来说，比如1+1=2这个代数知识，先是有个1，然后在加了个1（时间上继续加1）结果和2等价了。这个时间上的增加加的结果才是代数存在的基础。同样的比如几何知识上的空间的2点直线的距离最短必须有空间的量度所以我们有了空间在个概念的前提下才可以成立。因为时空这个概念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数学知识也有普遍性和自然性。
康德认为知识的一切作用归于判断，因此知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判断能力，又因此，知性是一种思维能力。
康德认为，在知性中，并不是一般概念而是不含任何经验的纯粹概念才是思维的根据。他称这种纯粹概念为范畴。这些范畴分为四大类，每类包含3个范畴：量（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个性，偶性，原因及结果及交互性—既主动于被动之间的关系）样式（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不存在性，偶然性与必然性这3对）这些范畴都是纯概念与经验无关的是先天性的“与感觉无关”人可以通过这些范畴来解释自然，给自然立法。所以说康德认为人类发现的自然规律不一定就是客观规律，可能是有偏差的。这也可以用人类在科学上的不断进步新的概念不断的修正代替旧的概念来佐证。“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的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来形而上学导论〉〉）悟性实际上是自然的立法者我们所了解的知识一种现象，对于本质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不可能知道物自体。
理性是什么康德首先说“我们的一切的知识然后进达知性，最后终止于理性”理性是一种想超越现实世界去把握彼岸世界（与我们现实的客观的表象的此岸世界相对的，这是个绝对的无条件的概念）世界及自身的欲望。可是我们是不能认识和把握它的，在这方面探索就是形而上学。我们日常的常犯两种错误，一种是把一种属于现象的东西加上物自体才有的属性使之符合物自体。比如很多国家都认为宣称自己的制度是最理想的，这就是一种绝对化的说法，事实上也是主观的不是能被检验的。另一种常犯的错误就是直接去追寻彼岸世界想去探索物自体，这就是形而上学，比如探求灵魂，世界的本质和上帝。灵魂是一切精神现象的最高统一体，本质的世界是自然物质世界的最高统一体，而上帝是一切之中的最高统一体，是最高的物体和理念，是存在之物的最高范本。这三者都是我们所不能考察的，因为前面说过了要考察现象就要用到知性，而知性只能考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畴里的事物，但是灵魂，这种精神现象的最高统一体则不能被考察到。所以所以康德就说过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些彼岸世界的事物是我们不能探求的。
强行的探求世界的本质的话就会引发二律背反，也就是说一种事物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也是成立的。比如下面的四个经典的相对的二律背反。正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反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单纯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反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单纯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正题：世界存在着绝对的自由。反题：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必然的制约没有自由。正题：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必然的存在。反题：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必然的存在。
这四个背反都是可以被相互驳倒的。比如如果说时间是无限的那么在此刻以前肯定有个无限的过去，但是如果过去是无限的，那怎么会有现在的时刻呢。因为不可能经历无限个过去到达现在啊。如果说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时间就有个开端啊，那么时间是怎么产生的？开端以前是什么？这也是无法回答的，时间也是不可以无中生有啊。所以康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纯粹的理性的所有一切辨证之尝试的结果不仅证实了我们在先验论中所证明的，即我们所有自以为是以为能够引导我们超越可能的经验世界之一切的结论，都是欺人的而没有根据的而且进一步告知了我们人类的理性具有超越这类界限的自然倾向”。
以下是小编精心搜集的纯粹理性批判读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本人曾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说是读后感，也可说是笔记，现供你参考：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在1787年第二版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学术界对于这两个版本的重视几乎是等同的。在出单行本时，国际上的通行作法是以第二版为基准，本人阅读的就是第二版单行本（译本）。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对哲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有多个版本。目前社会上流通的版本，以韦卓民先生的汉译本较多，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校订版。同时，也有李秋零先生的汉译本和邓晓艺先生的汉译本，常见于书店内，除连接词有些不同外，整体内容是一致相同的，可以理解为是康德原著的含意内容。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篇幅巨大、艰深难懂而又具创造性的哲学名著。所谓“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而所谓“批判”，则是指这种纯粹思辨的理性进行一种思考与观察，以便弄清楚人类知识的来源、范围与界限，这样才可以既避免独断论，又避免怀疑论，从而为建立一个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
书中围绕着“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知性范畴的考察，说明了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接着通过对理论的纯粹推论进行考察，提出了将知性范畴运用于理性推论，必然导致的二律背反，由此确定了现象与本体的二元论，以物自体的不可知，为信仰留下了地盘。
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实费心费力，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那康德式的语句非常拗口，其涵义要连贯性的去理解才能懂得康德的原意与思路。由于是作为一本在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作为爱好哲学的研学人，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阅读、去理解，反复又反复的思考，花去的时间比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多至三倍。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者一条思维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通性和必然性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由此可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性质，虽然属于一般形而上学，但是，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学，而是形而上学的入门式导论。
康德所谓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是指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他排除了一切可能的经验，而将此种纯粹认为是先天已阐明的一种道德原则。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绝对命令的道德原则，所提出的道德法则具有了绝对必然性。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而且把这种行为本身看作是客观必然的，与其他目的没有关系。如果随着这种道德法则的普遍性，那么，这种法则就具有客观实效性了。
可是，康德又认为：“绝对命令只有一项，即是仅依据你能同时医院它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那项准则而行动。”故此，这里又提出了一个自由的概念，这也是绝对命令可能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时，超脱了感性的束缚，用自由的概念来指导行为，即服从自已的原则，那么这种道德规律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所以，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建立在毫无道理的假设之上，充满着矛盾，这种先验性哲学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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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文艺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文艺及其相关问题再次凸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文艺及其相关问题，一方面，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且其已经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甚至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对文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与重视，对促进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跻身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艺;历史虚无主义;新时代;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20）02-95-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尤为重视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1]2014年12月13日，在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同志再次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2]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3月4日参加全国两会看望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基础进行文艺创作，奠定了基调、确立了原则。党和国家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要求文艺工作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增强文化自信，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
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展开研究，需要明确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基础考察在中国社会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及其实质。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全面了解和掌握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关问题，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相关对策性建议。
对于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了一系列阐释。周良书教授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之‘根在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集中反映。”[3]龚云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借否定人民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4]张蕊与张志丹强调：研究主体不同、史料不同、历史观不同，对客观历史的理解也会不同，但无视客观历史规律、否定历史事实、杜撰历史故事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5]作为一种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尤其表现在诋毁中国共產党领导人、歪曲中共党史、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否定人民群众在革命战斗中的作用等方面。梁柱教授在《历史虚无主义评析》一书中明确提到：“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6]33
清代龚自珍在《定庵续集》里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当下，国家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进行较量与博弈的重要方式，而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动摇了国民的思想意志、价值观念、信仰体系，更严重危害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由于文艺本身的重要性及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影响，我们提出了对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甄别、批判、反思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做了科学的论述，尤其重视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59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社会存在发生变化时，社会意识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整个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社会存在要求社会意识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在文艺领域，这一要求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文艺反映变化了的时代;第二，文艺创作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作用;第三，文艺创作活动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时代特质、弘扬时代精神。马克思尤为重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在文艺方面，他指出：“关于文艺，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7]112-113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从其产生、发展与衍化规律上来说，虽然社会存在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与衍化规律，对社会意识尤其对文艺这一社会意识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重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更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在精神领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文艺促进人们精神境界提升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恰逢其时。尤其是在国家间的竞争日益走向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艺作品及其创作要自觉地占领人民的思想高地，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当下，在中国社会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从内容的角度包括如下表现形态：
模糊化历史事实的现象。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影视文艺作品中，文艺创作活动采取了架空历史、玄幻穿越等表现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或猎奇心理，其与观众的想象力相结合，吸引眼球。但是，此类文艺作品并不能促进人民群众精神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不能反映文艺创作的时代要求，其虚构历史的方面反而丧失了历史的真实性，模糊化历史。若此类文艺作品大行其道，必将使文艺创作走向娱乐化、消极化的道路。文艺作品不仅要被动地满足部分观众的口味和要求，还要主动引导和建构观众的审美品位，但无论如何，尊重历史事实都是一个基本要求。
碎片化历史的现象。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碎片化历史的方法采取了感性化的手段。这种感性化的手段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加入微观因素，使人物形象更加人性、更加丰满。这种方式在客观上拉近了文艺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更能与观众发生情感共鸣。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感性化的表达方式被滥用与曲解了，甚至起到反对宏观历史而主张微观历史，消解历史时代的客观性和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精神与人格的作用。这种方式运用过度就会造成以小写的、片面的、感性化的小历史掩盖宏观的大历史，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滚滚洪流。
恶搞历史人物的现象。文艺作品采用幽默化的表现手法无可厚非，但是幽默化的表现手法仅仅起到烘托人物形象，即使是幽默化的表现手法被较多采用的喜剧作品，其真正价值也在于在观众笑过之后反思深刻的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在某些文艺作品中幽默化的表现手法被粗制滥用，甚至在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作用与影响力的人物形象身上也被不加反思地任意使用，造成了对历史人物的恶搞。受众直观接受网络言论，这种将幽默庸俗化、非客观化的方式对群众具有一定的危害。尤其是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歪曲主流价值观。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此类文艺作品的传播，会让其接受错误的观念，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青少年正值成长发育期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想意识上的发育与身体的发育同步进行，在这个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作引导，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青年一代才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正确引导青少年才会使国家有前途、民族有希望。文艺作品的价值引领作用不可忽视。
混淆善恶观念的现象。部分影视作品模糊了善恶观念，好人也有所谓的“可恨之处”，坏人也有令人理解与怜悯的地方。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理解，看似无伤大雅，但表现过度则会带来问题，确实每个人都有普通一面，但这种普通面不应过度表现，反之则会使人物形象模糊、善恶不明。文艺作品要表达的善恶价值观要清晰而不做作、贴近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善恶的模糊会失去作品中独特的味道，失去作品中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失去影视作品的魂魄。文艺作品不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所谓的“中立”，没有原则的作品只会失去它的观众。
上述模糊化历史事实、对历史進行碎片化解读、恶搞历史人物、混淆善恶观念等现象，危害严重。对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要明确文艺与人民群众、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从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精神境界的提升、理想生活的追求，包含文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涤荡与塑造，因此文艺及其作品对人们的教育意义与影响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文艺及其创作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媒体时代，文艺作品的传播要借助方便快捷的新工具、新载体、新平台积极传递正能量，传达真善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及其作品既要服从市场规则，更要服从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坚持正确的立场与观点。
二、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产生原因分析
在当代中国，文艺领域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究其原因，可以从文艺工作者、监管部门与受众三个角度进行问题查摆，找出关键环节，指出存在问题，从而服务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服务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与价值，服务于中国跻身文化强国之列。
1.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活动问题。在文艺领域，许多老艺术家德艺双馨，在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使文艺领域保持了良好的创作生态，优秀文艺作品迭出，引领社会道德，传递真善美。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部分文艺工作者没有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没有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忽视了文艺作品对人民精神境界的潜移默化作用，没有明晰作为文艺工作者其使命与责任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而是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进行文艺创作，只在乎短期与眼前的利益追求。文艺创作活动受到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部分文艺创作者盲目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作为最终目的，迎合市场甚至不惜迎合低级趣味，为此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戏说历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也提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多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不但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是破坏性的”，他们认为这是对这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7]168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不仅有传扬真善美的要求，更有社会主义的导向，即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为人民立传、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立传、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立传，以此为基础的文艺创作，就坚持了方向辨明、内容正确，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习近平同志讲道：“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8]165
2.文艺监管部门的督查、监管与导向问题。习近平同志讲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8]154文艺作品的质量低、作品体现出的创新性较低、作品的价值导向存在偏差。这其中既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问题，也有督查、管理与导向的问题。
当下，文艺监管部门还未做好文艺工作的督查、管理与导向工作。从督查与管理的角度，并不是要干预文艺工作者的日常文艺创作，而是就其创作活动出现的偏差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使出现严重问题的文艺作品没有市场和流通渠道。“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8]159网络与新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主流渠道，人们通过网络能够获取更加方便快捷的实时信息，这些信息的传播也会通过新媒体的转发、转载与分享迅速扩散。怎样让文艺作品既通过网络得到快速传播与扩大影响覆盖面，又同时可以抓好督查与管理工作，这种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文艺监管部门。从导向性角度出发要积极引导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动，为其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并且要在全社会形成对文艺工作者及其创作活动的高度关注与良好氛围，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文艺的积极作用并坚持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抒写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新篇章。
3.人民群众的主观性与能动性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在文艺创作中具有主体作用。这种主体作用首先表现为主体的需要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其次，表现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主体，在人民群众中包含着大量的积极进行形式多样的文艺创作的主体;同时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其主体性的创造活动正是以艺术化的方法，抒写人民群众的故事，宣扬人民群众的作用。
但是，对普通群众而言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而将自身被动地理解为文艺受众，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其文化素养、精神境界、价值追求等都有待提升，这就造成了面对文艺作品时审美各异的问题等等。有些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戏说历史，看似是在迎合某些人的口味甚至低级趣味，事实上则是对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主体性的严重忽视甚至轻视，忘记了自己及其创作活动都是人民的，更忘记了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手中掌握着对文艺作品的最终接受与审判的权利。
正是由于文艺领域存在着上述主要问题，国家也提出了对其进行批判的要求，才应该找准问题的关键，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与矫治。
三、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矫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要求，其中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声讨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19年3月4日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文艺创作要达到两个“一切”，即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文艺创作要做到三个“为”，即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与相关部门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1.文艺创作活动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9]在今天的中国，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作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是国家建设走入新纪元的新时代、是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新时代、是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和人们精神境界快速提升的新时代。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要求文艺创作尊重客观历史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体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新要求，创新发展新理念、新思想，与时代共同进步。
文艺创作与历史同步伐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要做到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服务于增强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上，国家间的较量愈发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要跻身文化强國之列，更不能随意歪曲历史、抹黑历史。要求文艺创作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及其客观规律为基础，以尊重并正确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为基础，体现时代内容、回应时代要求进行文艺创作，实现与时代同步伐。
2.文艺创作活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这样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8]122文艺创作活动的前提是明确文艺作品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知群众所需，想群众所想，并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为人民服务。文艺作品的创作要以群众为主体，体现人民大众的生活面貌与精神状态;要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体验生活。也就是说文艺创作需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方面从群众中摄取养分，真正反映人民的呼声;再到群众中去，使文艺作品真实再现生活，真实表达情感，让群众产生共鸣，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也要服务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文艺鉴赏力，提升其精神境界、培育先进思想意识。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文艺作品的需求者，期待欣赏优秀的文艺作品，让优秀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增加感知;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在进行文艺创作时既是文艺作品的反映对象又是文艺作品的创造者。作为反映对象，人民群众要在生活中找寻自身的社会定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就要求在作品的创造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传递正能量。作为创作者，人民群众在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要秉持一种理念，即文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3.文艺创作活动要做到以精品奉献人民。以精品奉献人民，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8]182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要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旗帜，将正确的价值观融入文艺作品中，让文艺作品传播正能量，以积极的精神内涵促使生活变革、带动社会发展、弘扬社会主旋律。
以精品奉献人民要处理好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促进了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另一方面，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市场，可以满足市场对利益的追求。因此，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与市场价值是相辅相成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应该以精神价值为先导，让优秀的文艺作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同时也要兼顾市场价值，让文艺作品符合市场规律，发挥其最大能量。
以精品奉献人民要发挥相关监管部门的作用。监管部门应该制定完备的服务与评价标准，一方面促进并服务于先进文艺作品的创作活动，要求文艺创作者紧跟时代步伐，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同时搭建平台，对文艺作品高标准、严要求，对即将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的文艺作品把好最后一道关口;另一方面要加大审核与监管力度，让存在问题的文艺作品没有市场，给优秀的文艺作品腾出传播空间。此外监管部门还应在培育风清气正的文艺作品创作与传播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要充分利用新技术进行创作，在文艺作品与新媒体技术交相辉映的过程中，实现文艺作品创作价值的提升与传播方式的多样融合。
4.文艺创作活动要以明德引领风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要重视明德。学者刘润为指出：“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文艺工作者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己首先必须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10]文艺工作者自觉以明德为引领，其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才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明德为引领的文艺工作者在其作品中也会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旋律，这样的作品就必然是有道德、有温度的，能够让人们领会到优秀文艺作品所带来的精神价值。
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要树立道德榜样以发挥其示范作用。比如在文艺作品《中国蓝盔》中塑造了一位名叫杜峰的“兵王”英雄形象，在執行维和任务时敢担当、快决断，展现中国维和部队士兵的中国风采;再如文艺作品《人民的名义》中塑造的检察官侯亮平这一人物形象，真实再现官场作为与不作为一念之间的较量，以其责任与使命向世人展现凛然正气的时代英雄形象。马立新指出：“这些英雄形象对于弘扬改革精神和社会正气、鼓励探索创新、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有很大作用，是当代文艺创作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1]所以，我们应该形成以明德为引领的文艺创作氛围，尤其要树立典型形象、发挥榜样作用，使其引领群众，尤其是引领青少年。优秀的文艺作品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2]青年的道德水平关乎国家的未来。
四、小结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3]
在当下中国，我们的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已经上升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对精神境界得以提高的要求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在认清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意识要跟上社会存在的步伐，同时要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以积极的社会意识引领社会风尚，让优秀的文艺作品陶冶人们的情操。对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我们必须严厉批判与矫治。综上所述，首先找出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理有据指出问题与危害性;其次分析原因，从不同视角对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进行揭露;最后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要求，对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使文艺领域净化，还人民一方净土。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引领下，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要求，就必须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步性、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不能表达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只有对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拥有一片纯净的文艺创作沃土，在这片沃土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才能创作出更多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优秀文艺作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为跻身文化强国之列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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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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