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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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一

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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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德国历史学派；盎格鲁-撒克逊 ；西方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7）05000308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存在两条有不同方法论倾向的思想脉络，代表着两种分庭抗礼的研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德国传统”。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传统”的代表——德国历史学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秉承“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经济学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批判。后来，随着德国历史学派退出历史舞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目前，以“新古典”为底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当代传人。深入了解一百多年前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对于认清并在此基础上扬弃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志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最鲜明的方法论标志，它指的是：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要最终基于个人行为来被解释，不涉及非个人决策的解释。在它打造的理论世界里，个人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角色，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个人发起并完成，活动的结果也都由个人来直接承担。

把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构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是斯密。斯密深深着迷于牛顿力学的简洁优美，《国富论》无疑是追随牛顿方法的产物，从个人经济行为出发来解释整体市场变化。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是启蒙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和重大成就之一，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强调反映出了经济领域中人本主义意识和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斯密认为，一是分工使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元。二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三是个人自由就是最好的经济机制安排。个人自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社会的自动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经济协调发展，达到最佳配置资源状态。公共利益只能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竞争中实现。因此，个人作为经济活动基本分析单元是最好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本人既追求理论普遍性，也顾及历史性，但他没能把理论和历史真正统一在一起。因此，斯密的著作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逻辑。斯密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会形成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后来又抱怨个人维护自利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自由贸易的推广。

在斯密开创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个人主义一直是分析的基础。更加完备严谨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如今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和基点。

（二）演绎传统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标志是其演绎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已经隐含了抽象的假设演绎法，这种演绎传统也源起于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篇是斯密使用演绎法的经典成就，从自利的个人一直推演出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内在秩序。然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把演绎法一用到底，从第二篇开始，他转而使用历史归纳的方式。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完全继承了他的演绎传统，抛弃了（斯密同样很看重的）历史归纳，把演绎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推向了一种极端。他认为，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像引力原理一样是确定不移的规律，经济学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法则规律。李嘉图丝毫不介意把他的演绎结论当作对未来的可靠预测。

对演绎法进行自觉分析的第一人是西尼尔。西尼尔提出了四个经济学赖以演绎建立的基本原则：一是个人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幸福。二是人口增长率比生活资料增长率高。三是劳动与机器相结合总能生产出净产品。四是农业易出现报酬递减。在给定條件下，从这四个基本原则出发可以演绎推导出所有经济学法则或规律。不过，西尼尔不认为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

穆勒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他认为，经济学必然是一门抽象的科学，自利的个人只是建立科学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假定。在经济学研究中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受控实验，所以抽象的思辨、推理是唯一的可行办法。然而，这样从假定出发演绎而来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演绎结论和实际情况不一定一致。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像地理学的结论一样，……仅仅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即它们只是在某些假定下才是真实的”[1]。经济学提供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判断，是对现实的接近，而非现实描述。

凯尔恩斯的方法论思想与穆勒大体相同，但是对演绎赖以发生的基本原则的态度不一致。穆勒认为，“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会愚蠢到假定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构成的，但它是科学必然要在其中进行的方式”[1]。凯尔恩斯却甘愿成为穆勒眼中的蠢人，明确宣称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前提是真实的，来自于直接且易于证明的观察，不是迫于研究目的而权且设立的假定。约翰内维尔在其方法论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

凯恩斯把英国经济学的演绎传统概括为五点：一是经济学是科学，不是艺术或道德，它揭示法则或规律，不制定行为规范。二是经济可以与其他社会现象领域相区分，从社会中被单独提炼出来进行研究。三是直接归纳不能确定规律，受控实验不可能，经济学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演绎法。四是演绎只依据少数基本前提，会忽略很多因素，抽象法是必需的。五是经济学并不描述事实，只是指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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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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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娇娇

摘 要：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理论是一种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产生弊端的批判理论，其理论思想深远。笔者针对这一理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追求进行论述。首先，辩证理性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的哲学根源;其次，实证主义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的理论基石;最后对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马尔库塞;科技理性;理论基础;价值追求

一、辩证理性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的哲学根源

首先，辩证理性是理性和辩证法的结合，简单来说，就是辩证法。所谓辩证法就是指思辨和实证的统一。现代汉语解释说它是关于事物矛盾的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哲学学说，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辩证理性是否定性思维的哲学根源。马尔库塞的科技理性批判一直贯穿的主线就是否定性思维，因此辩证理性就成为马尔库塞的科技理性批判的哲学根源。在马尔库塞看来，理性与辩证法是二而一的东西，理性的实质就是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内核就是“自否定”，否定构成了辩证理性的实质。趋向理性的真正概念的第一步是否定的一步，否定构成了真正的辩证过程。马尔库塞特别欣赏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所蕴涵的这种“自否定”精神，即批判精神，以及对未来的理想世界不断追求的超越精神。当然，马尔库塞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毋宁说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扬弃。在马尔库塞看来，尽管黑格尔清楚完整地表述了理性的否定性原则，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原则只是在精神领域起作用。

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绝不是一种外在的拒斥（不论是主观对客观的拒斥还是诸对象之间的相互拒斥），而是同一事物的自否定。也就是说，并非一个事物“遭受到”外在的否定，而是这个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超越自己，自己打破自己的肯定形式或规定。在黑格尔看来，他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否定”作为辩证法的灵魂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奴斯精神”。“否定”是事物存在的基础，除了真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纯形式，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任何东西都表现为有限的存在，它们的实际运动是一个被其内在潜能所制约而向真理不断“奋进”的过程。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思想本身已经不言而喻地包含着黑格尔的目的论思想，目的是对最初起点（开始）的否定，但由于目的与最初的起点有同一性，所以目的也是对它自身的否定性。因此，目的即是统一体，在此统一体里，这两个意义的最初作为观念性和作为环节的，作为被扬弃的，同时又作为被保存住了的就结合起来了[1]。

二、实证主义哲学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的理论基石

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通过批判技术理性思维方式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统治而展开的。技术理性作为理性异化在当代的一个极端表现，它有其形成的理论基石——实证主义哲学。

从根本上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孕育了近代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实证哲学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就任何一个断言而言，如果，它不能被归纳为有关特殊或普遍的事实的单纯表达，那么它就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事实性的和可以理解的意义”[2]。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拒斥形而上学”原则。第二，科学之完美性只能接近于理想的真理，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也就是说，科学的进步至多使我们接近真理，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真理。第三，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它拒斥对超驗的形而上学实体的追求，追问支配可观察事物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不去追问事物背后的“为什么”，而是探讨已给予事物的“怎么样”。

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哲学是在批判一切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否定哲学”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实证主义是一个反对法国和德国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倾向的有意识的活动。”[3]

而孔德认为，就其性质而言，否定哲学只能自发地进行精神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批判行动或摧毁行为，而决不能建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实证哲学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人类智慧必须放弃对绝对知识的追求，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因为这才是真正能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可能的基础[4]。

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证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整体上战胜否定哲学。也就是说，要废除任何把现实从属于超验理性的做法。并且，实证主义哲学将引导人们来观察和研究被普遍有效的规律所控制的作为中立客体世界的现象。实证主义哲学的目的是要反对批判过程，它包含了对特定的东西的哲学否定以及试图恢复事实实证的尊严。从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中，马尔库塞嗅出了其强烈的统治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是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社会的哲学根源，而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把这一罪名强加到黑格尔头上。由此，马尔库塞展开了对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学的猛烈批判。

三、对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的价值追求

（一）理性精神的异化是人需要自由解放的根源

作为一位一生都致力于现代社会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家，马尔库塞强烈意识到理性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在他看来，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逐渐异化为技术理性、经济理性。而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又走向抽象性、经验性和操纵性，最终成为支配现代工业社会的“统治的理性”“压抑性的理性”。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性危机就在于“理性的暴政”。正如他自己所说：“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在开始结出了累累硕果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它是于客体相对的主体。”[5]启蒙理性之所以异化为“统治的理性”“压抑性的理性”，关键是现代社会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起来的结果。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实质是其内含的超越性和否定性精神。这意味着，人将不断超越自身感性的局限，而去追求自身的终极目的。但这种追求，在马尔库塞看来，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纯抽象的、纯内在于心的精神追求，它应该将自身的目的付诸现实之中，让客观现实服从自己。也就是说，要不断否定和超越自身的片面性的特殊性，实现自己在现实中的自由，即感性的自由，通过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达到理性与现实的统一。

因此，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人的自由绝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具体的感性自由。对人的感性本能的压抑是人之自由丧失的根本原因。

（二）爱欲的满足是马尔库塞提出人自由解放的途径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就个人仅仅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而不是具有需要、需求、要求和能力的经验综合体去分享普遍性而言，理性的观念无疑包含有个人的牺牲。理性王国不允许人的全面发展。在理性看来，人的需要、能力和幸福是专横和主观的，是与人类行为的普遍合法性这一最高原则相冲突的[6]。理性并不允许个人的自由发展。理性试图在纯粹的精神中把握普遍性、绝对性的东西。普遍性的真理、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只存在于超验的彼岸世界。个人只有不断抑制此岸世界的各种感性欲望，只有毫不妥协地将自己的本能冲动压制在内心最底层，才能获得那“一尘不染”的永恒的理性价值，即“纯粹”的幸福。

其次，理性并不全然反对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而只是说，理性所主张的真正幸福不能存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之中，幸福必须在个人的内心和心灵世界中去追求。因此，理性所主张的幸福是一种内在化的精神幸福。马尔库塞认为内在化必然使个人屈从于外在的现实。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个人自由的避难所。内在化蕴含着统治的逻辑，这是理性的人的必然命运。而真正的幸福主义，在于把人的幸福等同于人的感性的快乐。它主张人的感觉的潜能和需要也应该得到满足，人也应該在没有背离他的本质、没有罪恶和羞耻的情况下享受他的现实和幸福。而所谓人的感觉、需要的满足就是指人的爱欲的满足。由此，爱欲的满足就成为人自由解放的途径之一。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才提出要构建一种感性的、非压抑的审美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感性充分发挥，技术理性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技术与自由得到统一，世界不再是二元分裂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6.

[2]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m].韩林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0.

[3]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m].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74.

[4]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3.

[6]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李小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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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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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批判论文

麦金太尔对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者所提出和坚持的关于管理的“有效性主张”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之所以进行这种批判，并非由于他一时的冲动或偏好，而是他批判当代西方道德话语和道德文化、重建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论传统这一整体思路的必然要求。考虑到管理的有效性问题是现代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这里将从理论致思和现实佐证的角度对他的批判进行分析，以求对管理的有效性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讨论。

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所进行的批判，是以他对当代西方道德话语和道德文化的诊断、分析和批判为文本语境的。他认为，当代西方道德话语中各种对立的道德观点之间争论的无休止状况和明显不可公度性，表明当代西方道德观在本质上已经是情感主义的，或者说情感主义已经在西方道德文化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从道德思想史的演变来看，这是18至19世纪在英国、德国、荷兰、法国、丹麦等国家盛行的“启蒙文化”以拒斥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论传统为前提，对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各种努力最终陷于失败的一个必然结果。

麦金太尔在批判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所提出的“管理的有效性”这一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虚构，而且是一种最有影响力的道德虚构。应该事先指出，尽管麦金太尔明确指出各种道德虚构的一个核心特征——它们都旨在为人们的道德或社会生活提供一种客观的`、非个人的标准，但都无一成功，但他并未对究竟什么是道德虚构作出明确的含义界定。从他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先后形成的三种道德虚构及其相应论述来看，他所说的道德虚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观念或纯粹理论上的错误的道德主张，而且还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实实在在影响的错误的道德主张。

按照麦金太尔的认定，管理学家和管理者关于管理的有效性主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管理能否实现组织目的，即对资源或手段的组织、选择、调动、使用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属于事实领域的问题。它与组织目的本身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关涉某种价值的问题，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问题。所以，有效性在道德上、在价值上是中立的，或者说有效性是一种道德上中立的价值。对于这种观点，麦金太尔认为他有强有力的理由加以拒斥。这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他的根本看法：整个有效性概念，作为一种手段的设计而主要与那种操纵人们进人依从性质的存在模式不可分割，是对社会操纵这一事实的一种本质性的掩饰，或者说是对社会操纵所进行的各种掩饰的一个本质部分。麦金太尔的意思是说，有效性这种虚构性质的主张及其这种主张下的管理活动，本身不可能与组织或社会的任何价值目的无关，它已经成为服务于社会操纵这一不正当价值目的的一种主要手段或工具；当今各种类型科层制组织的管理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在当今社会的政府、公司、工会、各种团体中，都存在着把有效性作为向下控制的重要手段这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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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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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的文化批判力论文

语文教师 文化 文化批判力

语文教育要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客观上需要语文教师审视作为教师的文化能力，本文从“面对作为经典文化代表的文本”“面对大众文化场域的学生亚文化”、“面对时代的转型”三个方面，论语文教师的文化批判力如何成为一种使命式的必须。

进人教材的文本可以看成是主流文化、经典文化的代表，可是为什么对同样的教材同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师之间却有高下之分？语文教学为什么常常让人觉得不如人意？为了让自己的课堂看起来生动丰富，不少教师是想了许多方法来掩盖自己的不足：讲故事、表扬、多媒体、讨论……对于这些“手段”，低年级学生是很感兴趣的，可是到了高年级，尤其是进人中学高中阶段，这种方法明显将会失去效力。究其原因，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欠缺文化批判力。

一个语文教师，首要的能力就是解读教材文本的能力，从而可以对文章进行深度的探索，再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界上对教材进行深层的挖掘，然后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恰当的引导学生深人解读和思考文本、生成对话、构建学生的阐释式阅读而不是复述式阅读。有许多教学高手的课堂上不见得有多少这样的“手段”，但是学生往往念念不忘，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课堂上可以感受对于多元文化的宽容接受及理性批判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的震动。

《人民教育》2004年第13一14期合刊推出了一组新课程优秀课，其中浙江的干国祥老师从“敬畏生命”角度来解读《斑羚飞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干老师丰富的学识、深刻的思考、独到的设计。、他是这样做教材分析的：“《斑羚飞渡》在课堂教学中一直被误读着。……我们或是把它当成了真实的散文，引导学生学习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老斑羚的牺牲精神，更有甚者，引导学生狠斗私念一闪间，通过与斑羚对比，进而批判人类面临灾难时的胆怯与保存自己的私念。或是把课堂的精力放在对文本不真实的批评，最后得出此文虚假的结论··一旨在还原它的寓意：面临灾难时人类作何种选择？以及提升此文未能很好把握的一个要点：灾难中的个体生命的尊严与意义。”对于语文教师来说，如果没有一点独立的精神以及对文化的判断力，他就不会对教材的解读的合理性做一点点怀疑，以为文本的解读都是天经地义的，只要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完成工作就行了。干老师没有按照传统的对于这篇课文的解读来设计自己的教学，而是沉浸在文本本身传递出来的精神内涵中，并努力把这种精神贯穿在整个课堂中。

学者谢泳说：“语文教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特性。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一种以技术见长的学科，这是不成问题的，它不同于数理化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容是有精神意义的，而这一点，现在却为我们许多从事语文教学的人所忽视。干老师从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两难选择故事切人，但并没有纠结于对于答案的追寻，而是作为引发学生思考的把手。在学生对文本已经有了整体感之后，教师很快的把学生从文本中引向讨论。由三个精心选择的材料来思考面临灾难是作为群体的人类的抉择，再引人电影《泰坦尼克号》片段展开在灾难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生命抉择。对于个体生命的解读是深人而深度的，每个个体都有生存的权力，任何在灾难中产生的恐惧以及犹豫都是正常的情感，从而使文本的解读上升到了敬畏生命的哲学高度，也挖掘出了文本的精神意义。“水之积也不厚，其载大舟也无力”，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深切的文化批判力，做什么都是肤浅的，是不能进行有深度有厚度的课堂教学的。

在当代大众文化形成场域的状态下，学生亚文化的主体性表达对教师的固有文化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学生的亚文化是一种世俗的、当下的、不断更新变化的文化，教师的知识结构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的老化，与当下学生的现实生活是有距离的，在这二者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中，教师不得不面对自己感到陌生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中教师应该表现出一种自适性，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结构，甚至是自己的认知图式，这也是教师文化敏感度的一个体现。 当下，学生对于时尚、流行的推崇，以及审美化的泛化，审美进人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也是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大众文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经典文化职能的有限性，并以其开放性、即时性对经典文化产生了弥补作用。传统美学的审美标准—超功利、无厉害，在现今已经表现出不适，青少年越来越看重现实的、功利的、物质的目标，理想主义的、纯精神性的终极目标虽然不是被绝然摒弃，但它在学生中的地位较之以往，大为减小。所以在直面学生亚文化的时候，教师应该有一种理解的心态。对此，叶澜教授曾作过精辟分析，她说：“非主流文化只要是健康的，甚至是高品位的，就会为学生提供扮演多种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义务，与不同类型、层次的人交流，从事各种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非正式规定的文化活动的机会。这对他们的智慧、才干、情趣、社会活动和适应能力都是一种锻炼，也可以从多方面发现自己的潜能，选择发展的方向和增强发展的信心。

此外，当学生对文化的认同感缺乏理性的辨别时，教师还应该对此类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并能够透过表象发掘其内在的本质。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体现出了原苏联学者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欧洲的狂欢节民俗是以酒神祟拜为核心不断演变的文化现象。在狂欢节期间人们戴上面具便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可以纵情欢乐，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与大众性是“狂欢”文化的几个关键词。它们背后共同的核心词语是笑，即欢乐。这种“狂欢”式的文化，实际上，已形成一种世界性潮流。中国这几年笑星走红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赵本山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有我们传统理念中的美的影子吗？其实是一个字：丑。而丑角正是表演艺术的一个行当。“丑”而经得起“审”，就成为艺术中别样的美了。大众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生活背景，也给我们的文化批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教师一定要具有文化批判力。

从宏观角度说，“即将来临的世纪被认作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遍天下的所有个人和公共机构将不仅把追求知识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也视为目的本身……这意味着我们对教师期待更高，要求更严，因为这一设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只有教师才能在智力、情感、精神和人格等各个方面全面培养和塑造学生，语文课程作为承载太多文化内涵、精神意义的学科，应是知性的、理性的、诗意的、人性的、精神的！它带给人的力量应是内部发出的，而不是表面的。

语文教师一方面要使学生拥有适应社会的知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大部分现代人正在努力追逐物质的时代，应该更加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精神的独立、文化的传承，我们要培养的不是技术的人，而是有着丰富情感的人，是懂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真正的人，这也是符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的教育要求。“现代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生存教育’（edu—canonforsurviving），而不是‘存在的教育’（educa—tionforbeing）。这种生存教育给予了人们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以生存的理由和根据；给予了人们对于自己和人类文明盲目的乐观，却没有给予人们清醒的头脑。其结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我们能够从教材文本中感受到睿智、幽默、真实、洒脱……能够时时静听心灵的独语，能够性情的关照生活着的社会与时代，那么，我们即存在于当下，而这更是对教师的文化理解力、批判力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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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论文

本文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姆贝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中蕴含的组织传播思想。

组织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思想

权力问题一直是组织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权力在组织中往往通过“管理规定”这一基本要素体现出来。组织中的每一种规定，都代表着把一个人的选择强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把接受规定者的意识，改变成为一种与规定和规定者相一致的意识。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斗争，导致了组织传播中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问题的产生。因此，人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找到组织传播这个规定与被规定问题的的根源，通过改造行动，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能使追求更完美的人性成为可能的新环境。组织传播研究中的批判学派也就由此产生。组织传播研究的批判，意味着将组织中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提示出来；它也意味着调停，例如，为那些因为权力压迫而可能会处于组织传播中不利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对策。

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x），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先天失衡，而劳工最终将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相信，“批判”会由于揭露有关人类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而导致革命。他指出，我们目前必须完成的使命十分明显：对现状进行无情的批判，无情意味着批判无畏于其发现，其正像无畏于与权势之间的冲突。法兰克福大学的一群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的批判学派。福斯特指出：组织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为根基的，组织批判理论家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以一种调研的和批判的态度进行社会分析，以一种源于修正了的马克思式的分析观点，指导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假设和论点，都定位于并响应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间经历了霍克海默（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尔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渐发展起来。[1][2][3]它的理论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那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末完成性”。[4]因此，批判学派的学者们在广泛评述科学、文化、理性、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与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相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以推崇“事实”为名，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否定性”，从而导致了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二是注重批判。批判理论认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宗旨就是批判，既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批判现实中的各种文化、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批判既意味着对现存的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更意味着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三是强调综合性研究。批判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文学科已被四分五裂了，它根本无力全面完整地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改弦更张，采用整合的、交叉学科的方法来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批判学派采取激进的参考架构，将组织视为支配与主宰的权力所在。此外，这一学派把理论看作是能使个人从支配性的组织势力中解放出来的一股力量，并把理论家看作是在促使组织变革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人。他们相信，某些社会结构和过程会导致基本的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将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异化和遭受压迫。因此，批判学派学者的作用在于探索和揭露这些失衡的现象，并且使被压迫团体注意到这个现实。不管是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还是通过被压迫个人的觉醒，都有可能达到解放的目的。

当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后，为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会大唱挽歌，把批判理论推向绝境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在生活世界的传播行为中，蕴藏着拯救现代性的理性的力量。传播理性不仅能在与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的势力借助金钱和权力操控的媒体，向生活世界侵蚀和蔓延，而且还能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双向分析架构，为“晚期资本主义”把脉，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借助于释放传播理性的潜能才可以消除。

“传播行为”这一概念，是解析“传播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这部早期著作中，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但他认为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抓住这两种行为最一般的区别特征[5]。后来他将社会行为区分为“战略行为”和“传播行为”两大类型[5]。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对传播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他说：“传播行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这种行为模式设定，互动参与者可以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行为者，与世界之间三种关联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传播目标。撇开符号表达的完整性不谈，一个追求传播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也就是说，言语者要求其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6]

哈贝马斯所追求的真正合理的行动，可以通过去除传播中的各种约束而产生，控制就是其中一种经常在我们达成共识的尝试中，受到扭曲的一种约束。此外，不对称的传播也必定会产生扭曲。在社会生活中，正如同在个人内心的情况一样，这些扭曲在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之前，都是必须加以揭示的。因为哈贝马斯主张公开的和无约束的讨论，不受控制，坚持合宜而恰当的行动取向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任何等级的政治和再政治化决策过程当中体现这种传播，是使得像“理性化”等概念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最后，通过一种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过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的人类行动所需要的，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而恢复人的实践习惯。

哈贝马斯将他的哲学立场，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组织意义形成问题。第一，他指出，知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而是来自构成知识的技术、实践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个都框定着日常知识和以不同方式由社会探求产生的知识。第二，他的理论是作为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理性知识的强调，通过把一切知识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否定了社会行为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其结果是形成对“专家”的崇拜。第三，他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学说，是在传播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表达了解放旨趣。传播能力使得个人通过自我反思，实现从客观化的政治条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这样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预测到。它提供了真理声言推理产生的语境。他认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7]

丹尼斯姆贝（dennis ）利用他在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传播学等诸学科方面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从意义、解释、话语、组织文化等关系及其定义的分析入手，通过对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瑟尔伯恩和吉登斯的理论的介绍、评述和批评，深刻阐述了传播理论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代表了美国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较高研究水平。他的研究直接指向传播和统治权力（霸权）之间的关系。阐明组织中权力的行使，就是一个群体得以以自己的旨趣对其他群体的旨趣（需要、利害关系、世界观）进行框定。因此，这种由霸权赞成的组织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和故事叙述结合，为掌握权力的群体对组织的一切活动提供参照框架。权力的使用与组织的意义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播过程的限定。

意识形态与霸权。意识形态是以政治和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一套思想体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归纳了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功能：（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对其进行演变；（3）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合法化。第一项功能涉及意识形态为具体群体的特定旨趣下定义的过程，它把这些旨趣看做具有普遍的意义。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观念或许最好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霸权常常被曲解为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组合）对其他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事实上，霸权是指“某一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能力”。因此，霸权是领导而非支配或控制，它是“通过把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立场联系起来，对公众意识或常识进行殖民化”而实现的。[7]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维护和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压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使居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形成具体化了，

使其成为自然的、就像事物本来那样合理的事物的秩序，这样的社会结构就不再被认为是人为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是刻意设计的社会结构，它是由个人、团体或阶级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这些个人团体或阶级，可以在组织中发号施令。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质询的过程，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级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7]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影响，与日常的组织和研究实践紧密相连，并且以一种使组织中发生的事情，以及研究者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所扮演角色复杂化的方式来进行。

2.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组织系统和结构隐藏的权力，是批判学派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姆贝着重探讨意识形态隐藏的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即通过这种隐藏的权力，使组织中的某些群体受益而使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姆贝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权力的使用是否合法，他更关注的是隐藏权力如何在组织中起统治作用，以影响组织内旨趣体系的结构形式。他提出了“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因为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传播不仅作为信息传送的工具，而且是创造和再现由意识形态构成的组织现实的社会物质实践。“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传播同交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环境中可对传播进行动员，从而使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的社会现实的特有形式合法化。”[7]

3.意识形态与话语、故事。在传统上，故事讲述被看做是一种无政治意义的活动，除非所讲的故事在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话语与故事有助于加强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有助于巩固其力量的来源。当人们谈论神话英雄故事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故事的起源还是结束，这些叙述都会揭示出一种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姆贝认为：“每一类符号都在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等各层次发挥功能。因此，作为组织生活某一特别方面而表达的、不断讲述的故事可能起着描述功能（提供信息和会引起同感的体验），能量控制功能（加强或减弱成员之间的紧张气氛），或通过把该符号作为某些行动（兼并，裁员等）的理由使用而促进系统的保持。”[7]也就是说，组织传播中象征性隐喻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文字语言的风格修饰，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行为者的体验。因为在隐喻和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关系。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隐喻结构，都争着希望被接受为组织的支配观点的表达语，从而对一个组织符号体系的控制甚至比对组织中权力旨趣的控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一切用符号表示的组织行为，都能以某种方式对组织现实及组织权力的结构形成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姆贝说：“组织权力是由组织符号体系的结构所构成并得以再现的。”[7]

总得说来，批判理论家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是“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在批判学者看来，组织文化理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一意识形态维护的是资本主义。[8]批判学派理论家善于收集关于语言、动机和行动的解释文化数据，并对存在于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作了判断。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业，不仅批判理论家们可能与文化研究者们一样为他们的错误而遭到批评（如样本过于狭窄，在选择参与者和事件中存有偏见），但他们也可能被称为“杰出者”。[9]

批判学派十分强调组织权力，权力依存于构成组织生活和社会结构的过程，而组织权力是传播互动和传播关系的产物。摩根就认为，强调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人际联盟、网络以及对“非正式”组织的控制，是形成组织权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批判学派认为，组织的过程就是传播和形成控制的过程，即使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被认为是所谓发挥雇员民主的团队管理方式，也已经完全蜕化，比如团队制定的纪律往往更加行之有效，更加无法理性，更加不可抗拒，甚至不如在官僚控制体系下的纪律那样显而易见。[10]

批判学派重视通过对于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的解释和推论，直接从普通常见的组织传播表象中，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深刻体验，发现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与组织结构之间的象征性交互的关系，从原本是积极的叙述中推论出组织传播中的消极方面，从而加深人们对于组织传播符号控制的权力旨趣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美)凯瑟琳米勒著.袁军,石丹等译.组织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 (美)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 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著.吴琼译.公共行政的语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 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著.白春生,王秀丽,张璟译.组织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0] 李东.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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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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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莉 范绿

摘要：在课堂学习中，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高阶思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它成为公民的核心素养之一，受到教育界的关注。针对学生的思维现状，我们总结出批判性思维的五步思维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学生现状;五步思维法;判断力;实操;多维思考;总结;联想;拓展

一、批判性思维在小学阶段的重要性及作用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高阶思维，其实是涵盖了理解力，分析力，比较力，综合力，概括力，推理力，创造力，决策力等多种思维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它更是作为现代公民的核心素养之一，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而“批判质疑”，已经被明确列入了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框架。批判思维如此重要，我们便将“让学生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列入我们的数学课堂教学目标。

二、学生的思维现状

回顾以往的课堂我们发现：学生经常人云亦云，由于老师没有给学生提供“判断”的氛围，学生经常对他人观点“无动于衷”“一听而过”，哪里敢对“权威”进行质疑。而在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学生只是指向简单的回答，缺少质疑、總结、分析、对比这些高阶思维，思考只停留于表层。而这些现象不仅不符合课堂的理念，也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怎样把好的思考方法变成我们可操作的模式，使批判性思维成为习惯，经过两年的尝试，总结出了五步思考模式。

三、什么是五步思维法？

以话题为切入口，按以下五个步骤：判断对错，寻求证据，多维思考，对比总结，联想拓展，通过师生对话的形式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从而让学生让养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最终达到批判思维成习惯的目的。其实完整地经过这五个步骤后，就会在头脑里形成一条“思维链”，——面对任何观点时，都会先作出判断出对不对？为什么呢？还有方法吗？你选择谁？（相信谁？）能拓展吗？学生一旦形成这条“思维链”后，我们就可以说批判性思维在学生头脑里已经生根发芽了。

下面我来具体一下每一步的作用及操作的策略。

1、第一步：我会判断。

要养成批判意识，必须先迈出重要的一步：转变学生的观念——不盲从敢辩真伪。不管是面对哪种“权威”，哪怕面对的是优生、老师、甚至教材，都要有批判意识。

首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权威也会犯错。可由老师这个“权威”经常故意犯错，让学生能指出错误;再到老师真假参半地叙述，学生需要自己去分辨;最后到老师每说一个观点后，全班学生都能自觉地分析。长此以往，学生就能初步形成批判意识。

另外，在日常的教学中，师生发言后，会有一个专门的环节——“亮观点”。以此给足学生思考时间，独立给出自己的判断结果，可直接用手势表示。

经过试验，在第一步的训练后，学生的批判意识会大大提高。

2、第二步：我有证据好理由。

有了判断，还要以理服人，亮出你的理由。开始的训练课，学生在争论某个观点的对错时毫无方法，只是很热闹地在听学生说“对”“错了”，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这些人往往会被大多数人给吓得不敢出声。这时我们经常告诉学生，数学一定要有理有据，能寻求一个理由来支撑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才是学数学的好品质。当学生有了找理由证据的意识时，我们又会对学生提高要求，你的理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更能说服别人，更能让别人一目了然，于是有的学生就渐渐有了很多小技巧：大胆地“说我能上讲台上来讲吗”——指着板书讲，画个图来讲，边实物操作边讲，举个例来讲。通过这一步的训练中，学生相应的批判性思维中的分析，质疑和论证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3、第三步：我会多维再思考。

学生会给出理由后，我们又对学生有了更高的要求——鼓励学生从不同的维度去尝试多种方法。目的是让他们能想，敢想，会想，从而进行头脑风暴。而且学生思考完了以后，我们会用“你太会思考了”、“你的方法连书上都没有”……等等鼓励的语言来激励学生进行方法的创新。长此以往的训练，我们经常发现学力单上展示方法的空格不够用了，学生会出现许多教材上没有的方法。这说明学生思维再创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4、第四步：能对比会总结

当多种方法出现以后，学生最初是自说自话，只顾着说自己的方法，没有真正理解别人的方法。于是我们的训练又增加一个环节：对多种方法进行理解、区别，对比，总结出各种方法的优劣和可接受性。这样我们才能形成全班的共识，以及方便学生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定下一些规定：出现在一种方法时，一定要对该方法进行三人以上的对话讨论后才能继续说出其它方法;在说自己方法之前，一定要对别人的方法有一个简单小结概括;当黑板上有三种以上的方法时，一定要有对比总结。这一步是直接数学本质的训练，我们可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也提高了学生的概括能力。

5、第五步：敢联想能拓展

数学教学重要的不仅仅是让学生解决问题，更高级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对知识本身了解透彻的情况下，能有一个举一反三的数学能力。因此我们在基于以上四步培养之后，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能够从此现象联想到彼现象，在反思基础上寻找新方法，发展新观点，这无疑是对学生概括，联想，创新能力的一种培养。通过思考达到由此及彼，实现知识的迁移，最终促进高阶思维的形成。

五步思维训练就是对于他人观点反复进行着“理解—判别—替代—对比—总结”的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除了会在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中发挥作用之外，也有助于学生对客观事物进行全面且准确的认知，即由对话形式发展而来的行为模式，在内化为个体的思维模式之后，能够让学生对具有交互性的对象，或非交互性的客观事物进行由浅入深的分阶段认知，最后形成极具个性特点的持久观念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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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八

now, every stud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learning habits, becau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i have three ways to improve my study habits. first of all, make a plan for my study.

i think that the plan should include a schedule, regular and additional practice projects. the plan should be updated at any time according to my learning progress. once there is a plan, i will strictly follow the plan second, make full use of the time in class.

i write down the main points of each class. i dont talk about anything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lass. more importantly, i concentrate on the class and listen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critical learning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not blindly accept anything. as long as we think carefully,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not absolutely correct things are changing.

if we think critically, we can find many possibil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中文翻译：

现在，每个学生都很重视学习习惯，因为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有三种方法来改善我的学习习惯，首先，为我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我认为，计划应该包括时间表，定期和额外的练习项目，计划应该根据我的学习进度随时更新时间一旦有了计划，我就严格按照计划去做第二，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时间我记下每节课的要点我不谈任何与课堂无关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全神贯注于课堂，认真听老师讲课，批判性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接受任何事物，只要仔细思考，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如果我们批判地思考，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有关批判自我在反思中成长通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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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集，虽取材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有着其现实针对性，因而带着鲁迅深刻的批判精神，是一部充满讽刺艺术的作品。本文就《故事新编》的批判精神和讽刺艺术进行分析，强调欣赏鲁迅的《故事新编》应站在与欣赏《呐喊》和《彷徨》既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视野上，充分认识其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艺术，方能准确把握《故事新编》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批判与讽刺艺术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独特的小说集，收录了鲁迅的八篇小说，即《补天》《奔日》《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政》《起死》。《故事新编》取材上不同与鲁迅前期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如果说《呐喊》和《彷徨》是鲁迅对中国现实社会种种现象的深刻思考的艺术结晶，属于现实题材的小说，那么《故事新编》就是取材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作品，属于历史题材的小说。《故事新编》说它独特，是因为它不拘泥于历史文獻依据，不是单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否则那就成为《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一类的纯粹的历史小说了。《故事新编》是借着历史故事，而还现实世界之魂，是以历史来讽刺现实，因此，它是历史与现实高度交融的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称之为“新编”，而非“旧述”。

评析鲁迅及其作品，似乎永远都离不开“批判性”这个词汇，无论鲁迅的小说、散文、随笔，特别是杂文，都无法回避“批判性”这样的字眼。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始终就是一个“批判者的斗士”的形象。他深刻批判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卫道者，以及国民劣根性……

《故事新编》中，鲁迅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呐喊》和《彷徨》的基本格调，那就是带着他特有的批判勇气和批判精神。

一、高度的批判精神

毋庸置疑，《呐喊》和《彷徨》是鲁迅对中国现实社会种种现象的集中批判的两部最优秀、最重要的小说集，代表了鲁迅小说批判艺术的最高典范。而《故事新编》所表现的批判精神似乎就是承继《呐喊》和《彷徨》而来的。

（一）《故事新编》是《呐喊》和《彷徨》的同期或稍后作品，其批判精神一脉相承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部小说集的创作年代，就不难发现它们的承继关系。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收录了他自1918年至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十四篇。随后的《彷徨》收录鲁迅自1924年至1925年所作的短篇小说十一篇。《故事新编》收录了鲁迅自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说八篇，是鲁迅的最后一本小说集。由此可见《故事新编》中最早的作品与《呐喊》《彷徨》有的作品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明鲁迅的这三部小说集是在作者同样的人生阶段，同样的思维状态或者说创作状态下开始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创作理念、创作目的，创作艺术就会带有其近似的一面。鲁迅为什么要呐喊？他在《呐喊·自序》里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悲哀罢了，所以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①可见，鲁迅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故事新编》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念之下开始创作的，因此它没有写成一本纯粹的历史小说，鲁迅仍是抱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主旨而进行创作的。所以，《故事新编》如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一样带有对现实的高度批判性。

（二）《故事新编》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全方位的彻底批判

《故事新编》和《呐喊》及《彷徨》一样带有对现实的高度批判性，但却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更加彻底的批判，是鲁迅冷静分析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概括和反思，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文章合为时而作”，鲁迅当时写《故事新编》都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②这些“坏种”就是鲁迅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人物，他们被鲁迅称为“洋绅士”“假道学”。鲁迅从这些“坏种”身上看到了古代人物的阴魂，经鲁迅刨祖坟，挖老根，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和欺骗伎俩。

《出关》批判了老庄复古倒退、清静无为，以及所谓“与世无争”的超现实的人生态度；《起死》批判了庄子“无生无死”“无事无非”的错误观点；《采薇》批判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的“腐儒”可笑，复古倒退的思想行为。鲁迅对这些古代人物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呼吁人们积极入世，投身于现实、改良现实的大潮。

如《采薇》中对伯夷、叔齐的批判，就是针对当时日本侵华大肆传播的所谓“王道”，部分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害怕斗争，只想以“不合作”代替积极反抗。鲁迅通过伯夷、叔齐的悲剧命运，嘲讽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部分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害怕斗争，消极抵抗的思想。

又如《出关》中老子提倡无为，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鲁迅看来这种人是“一事不做，徒做大言的空谈家”。在光明与黑暗，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种人不仅无立足之地，而且于国于民是有害的。

再比如《铸剑》一篇，它原名《眉间尺》，完成于1927年4月，正是北洋军阀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后。小说塑造了眉间尺、宴子敖两个复仇者形象，表达了向强权者讨还血债的主题，在那个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令我们想到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它和《铸剑》是有着巧妙的背景联系的，一篇是对“三一八”惨案制造者北洋军阀的直接控诉，另一篇则是向强权者讨还血债的复仇主题，都是“为时而作”的名篇，只不过艺术形式上不同，一篇是杂文，一篇是小说。

二、杰出的讽刺艺术

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艺术大师。《故事新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一朵奇葩，鲁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精湛的艺术造诣、特有的对生活的锐利观察和鞭辟入里的深入剖析，把讽刺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故事新编》成功塑造许多有血有肉的、具体感人的典型形象

《故事新编》的讽刺艺术魅力之一，就是成功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具体感人的典型形象。《故事新编》中的每篇作品，讽刺的手法几乎无处不在，鲁迅用深沉炽烈的情感、丰富奇特的想象、荒诞离奇的情节，以及漫画式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在这些经典形象中，不符合作者价值观的人物便成为被讽刺的对象，而这种被讽刺对象，又往往是现实社会中本来存在的，是鲁迅揭露，批判或嘲讽的对象。如《理水》中对“文化山”上那些“学者的塑造”，就是作者讽刺当时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文化官僚。“文化山”上所谓的学者们在“洪水滔天，灾害极端严重”的背景下，不仅不解民之困厄，却止于“清谈”，他们吃着“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粮食，优裕中悠哉游哉地研究所谓的“学问”。《理水》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极具讽刺效果的图画：一边是吃榆叶和海苔，或被“捆在树顶”，或“坐着在木排”，挣扎于死亡线上等待援救的灾民；一边是闲居“文化山”上，高高在上摆出一副架子，根本不把百姓生死存亡放在心上的道貌岸然的学者名流。人们急切盼望根治洪水的时候，这些所谓学者却坚持“上智下愚”的观点，反复论证“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血统论，妄图用这种谬论来攻击禹，从而否定禹的治水行为。他们污蔑禹是“一条虫”，来欺骗愚弄人民，打消人民依靠禹治水的想法，从而阻挠禹的治水大业。“乡下人”和他们来辩论，他们暴跳如雷，弄虚作假，伪造“学者来信”论证他们的正确，被“乡下人”揭穿谎言后，他们又威胁说：“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他们那些鄙俗、低能、滑稽可笑的行径与他们的头衔形成了极为鲜明又荒诞的对比，构成了一幅极具辛辣讽刺意味的图画。

当然，鲁迅也并非批判一切、讽刺一切、否定一切，《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中伤禹，禹却是鲁迅极力赞美的“中国的脊梁”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实干家、改革家，是一个大公无私、一切为民，具有拼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治水英雄形象。《理水》中一方面是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文化山上”学者的无情嘲讽，另一方面却是对禹的人格精神的大力弘扬，二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二）《故事新编》寓今于古，达到以古讽今，借古喻今的目的

鲁迅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故事新编》即取材于历史题材，给人以“真实性”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实际上是要借古讽今。“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古人不及對今人的诚敬……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的过死”③。鲁迅把古代和现代题材巧妙地融为一体，把现实生活巧妙地罗织在历史故事中，看上去作者是讲古代故事，实际上是把现实寓于古代故事之中，达到以古讽今，借古喻今的目的。《采薇》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理水》中拿着拄杖的优生学专家，红鼻头的考古学家，《出关》里把别人“走流沙”的学问利用为“上朝廷”的敲门砖的青年，《非攻》里做了大官的大学生，《起死》里不负责任的煽动家，这些无不是鲁迅现实世界里要鞭挞和讽刺的真实人物，鲁迅用他的生花妙笔给我们绝好地再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虚伪道德和肮脏灵魂。读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就如同读鲁迅的杂文一般，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鲁迅说过：“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④大概这就是批判和讽刺的效果吧。

总之，《故事新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有着其现实的针对性，带着鲁迅深刻的批判精神，充满了高度的讽刺艺术。因此，阅读与欣赏鲁迅的《故事新编》，只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艺术，方能准确把握《故事新编》的艺术特色。

① 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版，第3页。

②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1页。

③ 鲁迅：《故事新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版，第2页。

④ 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版，第63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呐喊·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鲁迅.鲁迅书信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 鲁迅.华盖集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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