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怎么写(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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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怎么写一

毛泽东把人民信访工作看做是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干部了解人民疾苦和呼声的重要渠道与途径，是与人民群众沟通的一种有效载体。在繁忙的国事活动当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亲自受理人民来信，倾听人民群众中的不同声音，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解决落实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

在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信访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信访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设立了有关部､委､局，并在办公机关内挂有“来访接待室”的牌子。人民信访工作在此前后已产生并逐步发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如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为做好人民信访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省､市及县的组织系统，都设有内务部(科)､工农检察部(科)等组织机构。人民信访除中央政府的秘书处､内务部同时受理外，大量的群众信访､控告主要由工农检察部受理。

从《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中可以看出，受理人民群众信访､控告主要是由工农检察部的控告局负责。从中央到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检察部(科)控告局，是战争年代人民信访工作的组织机构，办理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申诉､控告､检举及接待来访工作，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严肃查处贪污腐化案件，纠正违反政策和侵害工农利益的各种错误行为。

在这期间，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便是从人民来信提供的线索中，查处了瑞金县贪污案。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他说，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了方便调查核实，但不能因为匿名而随便处理群众来信。于是当即部署力量，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通过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着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

对此，工农检察部报告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部长何叔衡的领导下开展进一步调查。“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经过努力，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第138期上予以公布。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判决，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唐达仁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经法庭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来信逐渐多起来。据逄先知回忆，开始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由秘书田家英协助处理。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由田家英代为回信。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是负责人之一。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先后几次就群众写给他的信件的处理作出批示。在1950年中央转发的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上，他写的批语是:“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针对地方不重视人民信访工作，毛泽东批评说:“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某些领导人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提出了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基本观点和意见，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信访数量，指定专人兼管或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这项工作。毛泽东赞同和肯定了这些观点和意见，并在这份报告上加的批语中说:“这是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写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和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毛泽东这个批示发出20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这个《决定》的颁布实施，是新中国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此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信访数量，指定了专人兼管，或另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信访工作。这个批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信访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直到现在，它仍然对信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办信不及时，毛泽东痛斥:“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

毛泽东对人民来信相当重视，或直接提出处理意见，或批转给有关方面调查核实､研究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热血青年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非常关心，大多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许多人很快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人民海军报》总编辑的柳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为此事致信毛泽东，并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安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诉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毛泽东写回信的时间是1938年。这时，不仅抗日战争形势十分紧张，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与写作繁忙的时候，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就是这时写的。他在工作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还抽时间给一个刚走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回信，使人感动。毛泽东回答问题，明确肯定，没有任何应付的话，并清楚地告诉写信者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而对于写信人提出的入马列学院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明确表示不可。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厂内工资不合理并提出调整的建议。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未将来信及时反映上去。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并立即回信: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同志们:

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了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顺祝

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从收到来信到回信，不到半个月。

1951年，北京被服厂调整工资，由于政策规定上的原因，调整工资的大多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人。这样一来，有些工人觉得这不公平，生活反而不如过去好，于是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毛泽东很认真地看完信，提笔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要彭真派出妥当的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他说:“如真的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外交部亚洲司的服务人员魏宝贵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浪费。他建议可以由学校设几辆汽车负责接送，并在西单附近设一个点，家长到这个点上接送孩子，这样可以节省国家的开支，也节省家长的时间。毛泽东认为“这个建议值得注意”，并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查明酌办”。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来信的数量激增。有时毛泽东一天要看几十封人民来信。刘少奇发现后，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来信可以搞内容摘要。”毛泽东同意了，后来每天送5至10封，一直到1966年。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积蓄的一些钱一天天地贬了值。在表示难过､不满的同时，金祥根在信中还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政府应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群众对币值有充分信心;第二，有关部门应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措施等。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于3月4日把信批转给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处理。批语是:“先念同志，请您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的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后来，这位工人的意见在党和政府关于财政问题的决策中得到体现。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两件事情。他在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马建猷向毛泽东反映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1958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卫星，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马建猷在参观中发现了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将调查了解的实情实写，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马建猷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对他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1959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他的谈话。马建猷在信中对毛泽东说:“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一个革命干部不准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外一件事是:“1959年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4月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没几天就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还有人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了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

马建猷信中说的“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是指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给省级､地级､县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信。信里讲了关于农业方面包产､密植､讲真话等六个问题，中心思想是提倡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中提到包产“根本不要管上一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等。

毛泽东很重视马建猷来信反映的问题，于1965年1月13日对这封来信写了以下批语:“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批语中所说的“工作会议”，是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5年8月5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等地参观学习时，发现那里的食盐很贵，价格高，有的地方每斤卖一角一分，有的每斤卖一角三分，还有的每斤卖一角六分等。她说:食盐､布匹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价这样高，这是对待山区､老区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于8月13日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封来信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进行了传阅､讨论，而且还作为中央当年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以引起全国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从人民来信中了解下情，调整或制定政策

人民来信工作是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触角”和“晴雨表”。群众反映的问题，既是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检验和监督，也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制定､调整和修改政策的依据。

1949年8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群众来信说:“我收到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的大意是: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长(涨价)。念完后，毛泽东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长”。果然，不久就抓起了“粮老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断涨价的问题。

1949年秋，上海市有些人民来信反映那里有许多人失业，生活发生困难。田家英在了解这个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中央作出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政策，指示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包括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人，给以工作，给以饭吃。当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用这个事实驳斥了艾奇逊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谰言。

1950年，田家英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报中央批准后实施，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

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副校长､党委书记)､罗云路(副秘书长)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中央文件中“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并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

毛泽东看了阴､罗的来信后很重视。他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阅，并让安子文提出处理办法。安子文同胡乔木等人研究后，由安子文在1951年11月28日给毛泽东报告说，持阴一刚等同样意见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在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他们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的电文。

毛泽东于1951年12月15日写信给在杭州的刘少奇征求意见。刘少奇复信同意。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写信征求意见。他在发给全党的《修正指示》中坦率地说:“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

阴一刚､罗云路的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导致中央文件中一个重要提法的改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以谦虚和平等的态度处理两位理论工作者的来信，直接的结果是及时修正了中央文件中的不适当提法，使文件臻于完善。

1952年5月27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说，1月至4月共收到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645件，其中32%是知识分子，24%是工人､店员，20%是遣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是城市贫民。毛泽东很重视这份报告，5月31日就批给周恩来，批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常常收到人民来信反映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秘书室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写成综合报告，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报给了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中央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级党委。毛泽东的批语是: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乱纪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这场“新三反”斗争，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促进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2年12月12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其孩子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田粮不够吃，以及当地在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把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要求认真进行传达学习，同时要求全国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发现类似问题及时解决。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作出了新的调整。

从人民来信中倾听群众呼声，还特别注意对一些过激信件的处理

1958年9月，正值“大跃进”高潮期间，一封无署名的来信写给毛泽东，反映安徽省灵璧县有些乡谎报亩产，多报种植面积，干部打人，以致造成严重灾情､饿死人等情况。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于10月2日批转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批语是:“曾希圣同志，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安徽省委即派检查组专门到几个乡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之后，安徽省委就这一问题作了检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对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

1958年，河南省长葛县坡湖人民公社一社员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调查。毛泽东于11月29日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写信:“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

1963年12月12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群众反映》中编印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的材料。材料中反映，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的群众来信显著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简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弱病残职工;另一类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简后中断了生计，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极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联工作或学习。还有些搞投机倒把，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反动团体。

看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紧锁眉头，提笔把材料批转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毛泽东写道:“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同时将这个批件送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阅看，征求他们对批示的意见: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杨尚昆加封寄去。毛泽东在给他们的指示中强调:“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在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诬陷，被错误拘禁､审查的老干部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解决其父母的问题。对这些来信，毛泽东都认真看过，并一一批转给有关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要求认真核实､解决，纠正冤假错案。如，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正是这些批示，使部分受诬陷､遭迫害的老干部得到昭雪，并被重新使用。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一些过激信件的处理。1961年前，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人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有些同志认识不清，把其中某些带有谩骂词句的信当做政治问题对待，转给公安部。毛泽东知道后，说:“除了要从根本上打倒共产党的以外，一般表示不满意见的，都不要当做反动信看待，不要转交公安部门追究写信人。信中谈到的具体问题，能够处理的，就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不能处理的，可以存档不办。”这一指示，对保护反映人､正确处理信访中的过激问题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济，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以身作则，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温饱挂在心头，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树立了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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