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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

作者: 曹czj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一

这里面讲的是边远的韶山冲里成长着一个叫石三伢子的少年,童年的无拘无束让他与小伙伴们经历了很多惊险与惊喜,有一次少年与同伴做游戏时无意中发现的了一个鸟蛋,竟然孵出了一只雄鹰,虽然父亲一直严加管教希望他成为一个的种田人,但石三伢子却时刻想要让自己和大鸟一样冲出深远的乡村飞向更远的世界,去读书。

有一次,石三伢子心情不好,便坐在了一棵大树上,他的伙伴们也来了。但是,幺妹的穿的有裹脚布,爬不到大树上,石三伢子就把她的穿裹脚布脱了,幺妹脱完裹脚布之后。幺妹的奶奶发现了,说这样是破坏了规矩,就把石三伢子训了一顿。

有一次,那里发了大旱灾,而且又来了很多的蝗虫,吃地里的庄稼。当时,我就害怕极了,但是石三伢子脸上一点恐惧感也没有,而且他和他的伙伴还造出了很多灭虫的工具,把蝗虫弄死了。可是过了不久,又来了一群大蝗虫,这一次的蝗虫可比上一次还多,把菜都吃得一根不剩。这下,农民没了粮,他们想:只有宾老爷家有粮,可是他很小气,不愿意把粮分给大家。就买了枪,就当准备开枪的时候,石三伢子站了出来,说他们家有粮。可是石三伢子的爸爸不情愿把这些粮食分给大家,因为这是给石三伢子读书上学的钱。但是经不住石三伢子说,而且他的伙伴们也都说分了吧。毛泽东的爸爸看了这情景之后,被这些孩子感动了。就把粮食分给大家,一会,宾老爷也来了,他粮食也分给了大家。

我看完之后,被石三伢子深深的感动了。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二

毛泽东单腿老花镜的故事

毛泽东的视力本来很好,但他晚年也像大多数老人一样出现远视和散光,特别是临终前还患了白内障,因此他也不得不戴起了老花眼镜。

毛泽东晚年的白内障相当严重,一只眼完全失明了,另一只眼也模糊不清。

在摘除白内障手术之后,唐由之大夫给毛泽东配了一副金丝架的高倍老花眼镜。

这副老花眼镜为金属架,水晶镜片,金黄色镜框。镜片直径为4.3厘米,镜框非常精致,两个框及鼻梁架有大小菱形图案;镜腿能自由开合;镜片无色透明,外凸,厚0.8厘米。与之配套的是一个棕红色的绒面盒,里面有一块黄色棉布和一块黄色麂皮。麂皮是用来擦镜片用的。

毛泽东戴这副眼镜时感觉很不舒服,因为镜片太重,架子又太轻。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便立刻摘下不愿再戴。

毛泽东还有副眼镜是周恩来送给他的。那是毛泽东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周恩来闻讯立刻取下自己的那副褐色塑料框眼镜,让工作人员送给毛泽东,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的,较为合适,送给主席试试,如果不行,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毛泽东另有一种独特的单腿眼镜,这简直是世界眼镜使用记录中的一项奇闻!

所谓单腿眼镜,实际上就是两副眼镜拆开来使用,一副无左腿,另一副无右腿。不明底细的人对此会大惑不解。这是一种极普通的眼镜--玻璃镜片、塑料框架,深棕颜色,镜片很厚,向外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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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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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县人。这位中国哲学界的巨人,1934年时,在李公朴领导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并负责为该社出版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专栏撰写文章。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志士。从此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此后,他硕果累累,干出了两件不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对国共两党领袖人物都产生了影响的大事:一是1936年1月,结集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这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化哲学著作,不到五个月就连续出了四版,十多年中一直成为该出版社的畅销书,创下了连续出了共32版的奇迹。二是1936年11月,李公朴因“七君子”案被捕,《读书生活》被查封,出版社面临资金周转不灵而岌岌可危之境。值此生死关头,艾思奇挺身而出,一面拿出了《大众哲学》的全部千元稿费,又找朋友筹措到4000元资金,才使这个进步的文化堡垒转危为安。

《大众哲学》的问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众哲学》一书,由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发行量巨大,不仅启迪了广大青年的思想,鼓舞着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都认真阅读过并深受其影响。《大众哲学》在国共两党领袖人物身上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据唐人所著《金陵春梦》的一段描写,蒋介石说《大众哲学》害死人!因《大众哲学》产生的深远的社会影响,他曾大骂过陈立夫说: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国民党怎么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简直是白吃饭……而毛泽东不仅多次认真阅读过《大众哲学》,还给他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过一本《大众哲学》,让他好好认真阅读这本书。又曾去信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叶剑英,要他在西安多买一些《大众哲学》带回延安来,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可以说,在毛泽东还没有认识艾思奇之前,在哲学思想上,他与艾思奇就已经开始有了“神交”了。

1937年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开了上海奔赴延安。到达延安后,延安土墙上贴着一幅幅欢迎的标语,其中有这样一幅: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来!这顿使艾思奇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心底奔涌。在交际处刚吃完饭,工作人员又进窑洞来通报:“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当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出现在窑洞时,窑洞里立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看到大家有些拘谨,毛主席就微笑着首先开了腔:“我们认识一下吧,我是毛泽东,下面就请各位自报家门吧!”这句风趣的话,一下子就把大家逗笑了。拘谨顿然消失,气氛骤然活跃了,一个个相继自报家门。当艾思奇报了自己的名字后,毛主席亲切地注视着他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当得知艾思奇半年前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后,又风趣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

招待会后不几天,艾思奇接到通知,让他去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名校,艾思奇深知党对自己的信托,决定不负重任。他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备课,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曾经旁听过他讲课的吴伯箫这样评价说:“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了。”

一天课后,艾思奇正在办公室备课,为他服务的通讯员跑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给他的一封信,要他亲自去取。艾思奇急忙去取信,一看那封信上刚健有力、龙腾蛇舞的“艾思奇同志亲收”的字迹,就知道是毛主席给他来的信。拆开一看,信上写道: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挑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艾思奇把这封信读了再读,感到无限亲切。看来毛主席可能是读了他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了,而并不限于《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这从他写的“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句中的一个“中”和“更”就说明了这一切。他读得是那么认真仔细,“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而且要当面告诉”,但不知是哪个地方使毛主席有疑点呀?于是,他又翻开了写有“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书来看,他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翻到第14页末尾,看到毛主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该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最后在括号里写的几个字笔画较细,显然是用小楷笔写的。艾思奇读完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写的《哲学与生活》摘要后,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他反复思索着毛主席加的话:在一定条件下“差别会转化为矛盾”,而差别和矛盾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暂时统一起来。“在一定条件下”该怎么理解?它是主体还是客体?……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盘旋着,渐渐地他理清了思路,思考越来越具体、深入、明确!他才感到“在一定条件下”加得真好,真是字字千钧,它使唯物主义辩证法建立在更坚实的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使辩证法的方法论更富有活力和批判精神了!只须想想:国共两党为什么可以合作共同抗日?不就是因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既威胁着中国工农大众、也威胁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死存亡吗?不正是在这样的“一定条件下”国共两党才会合作、才可能使两党历来的矛盾在共同的抗日这一民族大义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吗?又如:我们是大国,却又是弱国;日本是小国,却又是东方强国。中国要由弱变强直到胜利,日本要由强变弱直至失败,不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不会实现的。明确了这“一定的条件”,我们就明确了具体的目标,就会使我们振奋精神去创造“这一定的条件”。从哲学意义上说,这就是要研究外部因素——即“一定的条件”是怎样影响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帮助我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提高自己的预见力,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和策略去夺取胜利呀!……艾思奇不由得深深佩服毛主席非凡的思维能力。他在自己的哲学思维中徜徉了大半天后,想到应把毛主席的信和手书珍藏好,不由得又看了一遍信,当他看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这最后两句话,才着急起来。起初没有细琢磨,现在才感到事态重大:毛主席日理万机,日日夜夜为国事操劳,时间对他是何等的珍贵,我怎么能劳驾毛主席来看我一个小小的艾思奇呀!主席问我“何时有暇”,什么时候见我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愉快。此事宜早不宜迟,以免毛主席来访也!于是,艾思奇立即在当天晚饭后主动去拜访了毛主席,两人就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其他哲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长谈。从此,毛泽东就开始把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了。

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这样一封来信,信上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艾思奇读完这封信后,就立即联想起他到延安后曾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几本鲁迅著作送到毛泽东手里时的情景:毛主席捧着它们就像捧着初生婴儿般那么小心和高兴,他轻轻揭开书页,一本本翻着,双眼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鲁迅先生历来是艾思奇最为敬重的思想先驱。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后,艾思奇曾和著名的科学家高士其一起去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的遗容并失声痛哭、沉痛悼念。从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中,艾思奇感到了如同寻觅到“知音”似的欣喜。而如今毛主席又来信邀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这就等于明确告之适宜去的时间表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艾思奇不由得犹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在工作,那岂不是耽误了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如果碰上他正休息,岂不是打扰了他的作息习惯?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请教的难得机会,能聆听到他超过一般人见识的精辟见解,这是何等的珍贵呵!再说,若是不去岂不是连普通的人际交往的礼貌也没有了吗?于是,在一个夜晚,艾思奇便再次去拜访了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便谈兴大发,竟长谈通宵而忘记了时间。当艾思奇告别走出凤凰山麓吴家院毛主席的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这次通宵长谈,使艾思奇佩服的是:毛主席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恩、列、斯,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哥德;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到现代国内外哲学家的著作,他都涉猎了!且哲学思想的恢宏,剖析的问题的尖锐、深刻,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当他们谈到孔孟哲学的“中庸”主张是否含有折衷主义时,毛主席说:“你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我拜读过了。他们的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成份,它是反对废止剥削但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一语就道破了“中庸”的实质,何等的明快、深刻。接着,毛主席又高兴地说:“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艾思奇对毛主席读书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心,连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释竟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出乎意外!不由万分感动和敬佩,并进而认定:作为领袖人物,恐怕很难找出像毛泽东这样熟谙哲学并这么关心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人了。

他们的“谈哲学”,越谈越热火。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他数着指头继续对“实事求是”进一步深入发挥他的见解:“读书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用。我们需要本本,就是要应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一针见血之言,如电光火石一般顿然使艾思奇联想起过去的一件事来:那是在陕北公学的一次纪念会上,毛主席从屋里出来,见到一位老朋友,便和他搭话。这时,一位也是搞哲学的教授向毛主席走来,远远地喊:“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艾思奇挨得很近也听到了,便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毛主席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谁料毛主席却好像没听见似的,只是招呼他们说:“进去吧,吃饭吧!”当时艾思奇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是在鼓励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希望我们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和当前的对日斗争相比不那么急迫需要的问题上,更反对用在钻牛角尖上,这才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即不回答的回答(若直接回答,指出教授提出的这种钻牛角尖的学究气的毛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虚荣心,使其尴尬,下不了台)。而这是多么高明、多么得体的“回答”,真是用心良苦呀!

接着,毛主席说道: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对这些青年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很有必要。他对艾思奇说:“吴黎平不是写了本《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书吗’?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写本唯物史观的书呢?这样一本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需要,而青年时期,为一生的革命人生观打好基础,是一个基础工程呀!”毛主席说得那么亲切、那么真情。他不是向你发指示、下命令,却像和老朋友商量事情。艾思奇被深深感动了!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向毛主席提出:“主席,等我和吴黎平写出来后,想请你先过目,可以吗?”毛主席听后笑了,爽快地回答说:“好嘛!我先读为快,先读为快嘛!”

后来,艾思奇忽然想起毛主席在来信中说到“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的话,便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来,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谈兴大发,他从统一中就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谈起,慢慢地从哲学理论引申到抗日战争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来:从汪精卫、周佛海的“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的无耻,讲到蒋介石的想依靠英、美的援助,“我们再打一年半载,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年以后的那个时期”的“速胜论”的荒谬,又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指出矛盾的双方的弱与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转化。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滔滔宏论,使艾思奇心里不由涌起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如果没有全局在胸的高瞻远瞩、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又怎能对当前的局势和未来有如此科学的预见?他不由得从心底产生由衷的赞叹:毛主席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这真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幸!是中华民族之幸!(毛主席与他交谈的这些内容,后来也就成了毛主席日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在延安时,为了推动干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首先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杨超、和培元、何思敬等,每星期活动一次。有一次活动时,毛主席把他写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稿发给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但大家都有点拘束,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先发言。于是,毛主席开始“点将”了,他笑着对艾思奇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文章写得好,从卓别林到希特勒的胡子,你竟然发现了那么多哲学道理,今天还得你开个头哟!”风趣的话语一下子就把大家逗乐了。艾思奇也就无拘无束带头发言,侃侃而谈。毛主席很注意地听了他的发言,接着大家都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了。对大家的发言,毛主席不但认真听,还一一摘要记了下来。散会前,毛主席对大家说:“大家不要走,既来之,则安之嘛!今天我请客,算是对大家的感谢。”说着还向大家拱拱手。窑洞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艾思奇和吴黎平在延安有点稿费收入,算是富翁了。同志们经常要他们请客。有一次,王若飞笑着对他俩说:“又该你们请客了!”王若飞约了吴玉章后又去约毛主席,毛主席一听是用稿费请客,便高高兴兴地赴约来了。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毫无拘束,领袖和同志间非常融洽,像一家人似的,气氛愉快极了。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一天,艾思奇接到通知,要他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参加一个会议。他到那里后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说:“思奇同志,请到这里坐。你写的《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潮评述》,我看过了,这很好嘛!”随后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多么需要一大批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说明的理论家啊!”

艾思奇为毛泽东那真诚的求贤若渴的神情所感动。他知道毛泽东也是在鼓励自己,可惜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在会上,毛泽东倡议:“现在全党开展整风了,请你们来,是希望你们赶快编译一本书,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整风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所以,要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根据毛泽东的倡议,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最后决定这个任务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来承担,由艾思奇负责总编。毛泽东向艾思奇伸出两个手指头:“思奇同志,要求你们两个月内编好这本书。”艾思奇坚决地回答:“好。”

接受任务回来后,艾思奇他们便开始废寝忘食地刻苦工作,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艾思奇精通德、英、日语,工作量更大。通过大家一个多月的刻苦努力,他们终于在马、恩、列、斯浩如烟海的中外文译著中,把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全部摘选出来,认真对照各种版本,把《马恩列斯方法论》编译好了。毛主席看到后,非常满意和高兴。而通过编译这本书,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也变得更加自觉更加成熟了。

在延安工作的10多年,艾思奇与毛泽东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而通过长期的来往和接触,毛泽东对艾思奇可谓了解深刻。他对艾思奇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是毛泽东与刘白羽在一次闲谈中,话题不知怎么就谈到艾思奇后,毛泽东所说的肺腑之言。

(编辑 黄艳)

(作者是退休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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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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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小故事:“ ‘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说:‘别出声,’”

奔驰在广袤原野上的专列,为毛主席观察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谢静宜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能经常出入于主席的车厢,有时就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观察不断变化的庄稼。谢静宜说:“毛主席看得是那样出神,哪块地里长的是什么苗,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一块庄稼长势好,哪一块长势不好,他都能发现。他一边看,一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列车飞驰,视野变换。‘这是什么呀?噢,红薯地。’突然,他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呃。’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有一次,毛主席在车厢里望着北国大地快要成熟的金色的麦子,非常高兴。我当时也站在他身旁向外眺望。突然看见一位肩上挑担的农村妇女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呼啸而过的列车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她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低声制止我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列车风驰电掣,轧声隆隆,车外怎能听到车内说话声!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怅然所失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似有所思。我估计,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妇女的事。”

关于毛泽东的小故事:毛泽东编书成瘾,超然务虚

毛泽东特别喜欢荐书,讲书,最重要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因为他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有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延安以后,在那么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边陲小镇,毛泽东办了20多所学校,从艺术学院、妇女学院,到青年干部学院,再到民族干部学院,一应俱全。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期经常到各个学校讲课,现在还有一张当时讲课的照片,非常有名,因为是穿着打着很大补丁的裤子。他把讲课、编书都作为打通思想,解决干部思想疙瘩的方式。实际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编书,刚进第一师范,他喜欢文学经典,他就自己到图书馆整理目录,就编了一个有77个书目的书单,然后把这个书单寄给朋友,他说这么多书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就要读好书,读奇书。当然晚年他也编,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他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要了一些书来看,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明朝诗词若干首》,然后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

关于毛泽东的小故事:毛泽东“荐书”,因材施教

毛泽东经常向身边的人推荐书。他读了贾谊写的《治安策》,还专门写信让别人看,他实际上是暗示一种思想。《治安策》写的是汉武帝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在盛世之下有什么危机,这是传达他的想法。他在会议上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的时候用意就更具体了,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特点来推荐书。一个是李德生,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一次见毛泽东,他准备了很多工作报告,结果毛主席对工作的事一句话也不谈,就只向他推荐了一本《读史方舆记要》,这是一本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说你要负责一个战略区域,如果对地貌、地形、历史、文化全都不熟悉,今后怎样排兵布阵。他跟李德生说你读《读史方舆记要》一定要注意华北方面的地理,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是许世友,他是武夫出身,在部队七次当敢死队长,这个人很直率,毛泽东很欣赏他。毛泽东老要人读《红楼梦》,许世友听到了不理解,他说这书是掉膀子的书,就是耍流氓的书,有一点男女关系在里面。这话就传到毛泽东那去了。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开军委会议的时候,毛就指着许世友说,你说《红楼梦》是掉膀子的书,你读过吗?你没读过你怎么知道它是掉膀子的书呢?你得读五遍,之后才有发言权。许世友回来后就读了,后来据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读完。73年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毛泽东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来读这个传,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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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简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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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雪》毛泽东原文注释翻译赏析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对赏析都再熟悉不过了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沁园春·雪》毛泽东原文注释翻译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另作:原驱)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另作: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⑴北国:该词源于中国古代的分裂时期,如东晋称十六国等为北国,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各朝代称在北方与之对抗的各朝代为北国等。毛泽东诗中的“北国”使人在不觉中产生出一种中国疆土广大的民族自豪感。

⑵雪:此词作于红一方面军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作者在1945年10月7日给柳亚子信中说,此词作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

⑶馀:剩下。此字一作“余”,但刊出的书法作品中写作“馀”,以此为准。莽莽:无边无际。

⑷大河上下:大河,指黄河。大河上下,犹言整条黄河。

⑸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群山好像(一条条)银蛇在舞动。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蜡象,白色的象。

⑹天公:指天,即命运。

⑺红装素裹:形容雪后天晴,红日和白雪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红装,原指妇女的艳装,这里指红日为大地披上了红装。素裹,原指妇女的淡装,这里指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

⑻竞折腰:折腰,倾倒,躬着腰侍候。这里是说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

⑼风骚:本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后来泛指文章辞藻。

⑽一代天骄:指可以称雄一世的英雄人物,泛指非常著名,有才能的人物。天骄,“天之骄子”的省略语。意思是上天所骄纵宠爱的人,成吉思汗即是。汉时匈奴自称。后来也泛称强盛的少数名族或其首领。

⑾俱往矣:都已经过去了。俱,都。

⑿数:数得着、称得上。

北方的风光,千里冰封冻,万里雪花飘。望长城内外,只剩下无边无际白茫茫一片;宽广的黄河上下,顿时失去了滔滔水势。山岭好像银白色的蟒蛇在飞舞,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它们都想与老天爷比比高。要等到晴天的时候,看红艳艳的阳光和白皑皑的冰雪交相辉映,分外美好。

江山如此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相倾倒。只可惜秦始皇、汉武帝,略差文学才华;唐太宗、宋太祖,稍逊文治功劳。称雄一世的人物成吉思汗,只知道拉弓射大雕。这些人物全都过去了,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还要看今天的人们。

1935年11月间,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鄂豫皖北上红军胜利会师;12月9日,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进入一个新时代。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新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写下了这首词。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领导全党展开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在陕北清涧县,毛泽东曾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地形,欣赏“北国风光”,过后写下了这首词。

还有一种说法,1936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渡黄河东征,从山西省石楼县第一次踏上了山西的土地,并在石楼县留村写下了《沁园春·雪》。《沁园春·雪》是构思于渡河期间,写成于石楼境内。

《沁园春·雪》分上下阕。上阕因雪起兴,借雪景抒写情怀。起笔不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先写“雪”字,而首推“北国风光”,不仅突出了诗人对北方雪景的感受印象,而且造境独到优雅,可以冠结全篇。接着是对雪景的大笔铺陈,“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雪覆盖了一切,黄河也失去了滔滔流动貌,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景。这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凸现了北方雪景的深度。“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谓静中写动,披满白雪、连绵起伏的群山,像银蛇舞动,而白雪皑皑的高原丘陵地带,像蜡白色的象群在奔兀。群山高原与低垂的冬雪云天相连成一片,因而作者信手拈来“欲与天公试比高”之句。“银蛇”“蜡象”两个生动比喻,赋予雪境以生命感,且有动中见静的艺术效果。“水到渠成”地引出“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个“红装素裹”的美人的象征,初步形成此词的意境。

上阕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

前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第四句至第七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是对雪景的大笔铺陈。“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作者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也正是中国的形象。“长城内外”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此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第八句至第十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运用了动态描写,表现了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作者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第十一句至第十三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下阕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第十四句至第十五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

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统一天下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第十六句至第二十二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第二十三句至第二十五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三字,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画龙点睛之妙。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毛泽东讲究词章格律,但又不刻意追求。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遗体在北京天安门水晶棺内。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主要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毛泽东诗词》(共4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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