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2023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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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四

余玮

1959年6月20日深夜，一列蓝色火车呼啸着穿过广袤的大地，沿京广线向南奔驰。

这是毛泽东所乘坐的一号专列。列车经邯郸、郑州，于22日下午抵达湖北广水。

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似的太阳，云彩好似被太阳烧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火辣辣的太阳撕开了大地的皮，到处是干裂的土地。道路两旁成熟的谷物被晒得弯下腰、低着头;高大的树木也都无精打采地、懒洋洋地站在那里。天气闷热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脸颊上汗水涔涔。他不时摇动着那把茶色纸扇。为了降温，工作人员在他的车厢里摆放了冰块，但车厢里仍然炙热难耐。听工作人员说已进入湖北了，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揉揉有些疲惫的眼睛，然后一边摆弄桌子上的铅笔，一边浏览着窗外的风景，随口吟诵着白居易那首脍炙人口的词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专列停靠在广水站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车汇报工作。其间，王任重谈道：“虽然去年大丰收，但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见农民面有菜色，我心里很难过。我想，是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毛泽东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说着，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轻轻吐出烟雾。缕缕烟圈把他带入沉思……

从长江到湘江

一年多前，在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涌现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体制——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后，分配上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毛泽东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实际工作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纠正了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为了迅速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结合冬季和春季的任务，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工作。毛泽东此行，就是到基层调研，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做准备。

来到武汉后，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天，并于23日下午畅游了长江。这是毛泽东第十次在武汉游长江，警卫战士陈长江等陪游。毛泽东游长江后，登上航川轮。上轮船不久，王任重对毛泽东说：“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读书·谈心·想问题》，谈和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交朋友。我认为，交朋友不能交得太多，太多了就相交不深。”毛泽东对此表示赞成，并讲了读书的重要性，特别是要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明天要到湖南去，你和我一块儿去吧！听说湖南农民的生活安排得不错，他们搞得比较稳当，你可以向他们取经。不同地区之间互相学习，很有必要。”王任重听了，很兴奋，说：“机会难得，我很高兴和主席一起去。”

随后，王任重等7人陪毛泽东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红烧武昌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主食有米饭、包子、馒头。席间，毛泽东为王任重夹菜，夹的是一大筷子马齿苋。他对王任重说：“不要小看这道菜，它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可以清热除湿呢！长沙人常说‘六月马齿苋胜过鸡。”看到毛泽东的胃口很好，陈长江等身边工作人员十分高兴。

24日，东方熹微，曙色乍露，毛泽东就起了床，看了看手表，5点多一点。随后，他在罗瑞卿、王任重的陪同下乘專列继续南下。

这次去湖南之前，毛泽东在东湖住处听湖北的同志说，当地生产的“珞珈山”牌香烟烟味很好，价钱便宜，就托卫士去街上买了几条。试抽后，觉得货真价实，于是又多带了几条，说到湖南后要用这种烟来招待老乡。

车轮滚滚，急速向南奔驰。在车上，王任重陪同毛泽东一起吃早饭。说是早饭，其实对毛泽东来说，是每天的正餐。当天的早餐主食有发糕、米饭、稀饭，厨师精心制作了7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脊、炒海带。

饭后，服务员端上刚泡好的蒲圻（今赤壁市）“川”字牌青砖茶。毛泽东一见汤色橙红明亮，就问：“这是么子茶？”王任重介绍道：“这是我们鄂南蒲圻的特产，是‘川字牌青砖茶。它是以鄂南山区当轮生长的优质老青茶为原料，经过发酵、高温杀菌、蒸压、烘干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什么肠胃不好、闹肚子，浓浓的泡上一壶，喝后比吃药还有效！”

毛泽东笑了：“我还以为是四川生产的哩，‘川字牌，有些意思。”王任重也笑开了：“哪里哪里，当年这种砖茶远销西藏、内蒙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销路很好，出了名，其他茶庄也纷纷效仿，最后蒲圻统一在砖茶上压制一个大大的‘川字标记，人们在购买时只要用3个手指一摸，就认定是正宗的‘川字好茶，这种习惯一直沿用到今天。”

“哈哈，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牧民用手摸来确认，这个‘川字真形象，只是给人以四川出产的错觉哟！”毛泽东大笑起来。王任重说：“我们湖北盛产茶，砖茶是鄂南蒲圻的特色，那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制茶业历史也悠久。等一会儿，专列经过蒲圻的千年古茶镇——羊楼洞，到时我再给您介绍。”

这时，毛泽东呷了一口茶水，连连称道：“不错！滋味醇厚，香气纯正，口味独特。好茶！好茶！”紧接着，毛泽东要服务员放一段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的唱片。须臾，车厢里弥漫起特别的砖茶香味，飘荡起委婉动听的程派唱腔。毛泽东边品茶，边欣赏京剧，并与王任重谈笑风生。陈长江等身边工作人员很受感染。

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倦意，与王任重交谈了两个小时之久。其间，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任用孟明讨伐郑国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胜的故事。他对王任重说：“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只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毛泽东随后讲到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认为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在讲到有些地方对他隐瞒消息时，他十分不满：“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向我反映情况。很不好！”王任重插话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摆了摆手：“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我，我就不累了。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毛泽东与王任重的谈兴正浓，车厢外传来卫士的声音：“长沙车站快到了。”

列车从湘江边轰隆隆地驶过。奔流不息的湘江水激起毛泽东汹涌澎湃的乡情，他随即提出要去湘江游泳。有关领导委婉地提醒说：“正值湘江汛期，水涨浪高，不知是否适合游泳。”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

午睡了一会儿，毛泽东再次提出去湘江游泳。于是，下午2时，在罗瑞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乘车来到长沙豹子岭湘江边。

这天，长沙地区虽是晴天，但湘江上游仍下着滂沱大雨，水势正往上涨。湘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陈长江看到江边的柳树被水淹没得只剩下枝尖，柳枝被急流拍打得东摇西摆，知道这次护卫主席游泳的任务比较重。

毛泽东健步走向江边登上8201号轮船。船离开岸，缓缓向江心开去。稍事休息后，毛澤东见已到江心，于是更衣，身着白短裤从船舱出来，走下舷梯，下水畅游起来。陈长江等警卫战士和以湖南省体育学院游泳队队员为主的湖南省游泳队见主席下了水，也跟着游去，并在前面排除种种漂浮杂物。

汛期的湘江，水流湍急，波飞浪涌。可毛泽东游得却十分轻松自如。他轻舒双臂拨开层层波浪，时而蛙泳，时而侧泳。陈长江等紧紧围绕在他的身旁。忽然，毛泽东潜入水中。由于江水浑浊，一时看不见毛泽东的踪影，陈长江等有些焦急。当毛泽东浮出水面时，大家才如释重负。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中，大家也跟着他潜下去。

毛泽东一面击浪前进，一面与同游者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训练情况。当听说这次湖南省体育学院游泳队来了20多人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能多点人吗？”并说：“让我来给你们当教练好不好？”队员们齐声说：“好！”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江河，要大力开展游泳，今后你们要深入基层去推动群众性的游泳活动。”并鼓励道：“你们要力争上游！”

这时，坐在船上的周小舟请主席上船休息一会儿再游，毛泽东欣然点头，上了船。毛泽东见护游人员还在水中未上船，便亲切地说：“大家上来晒晒太阳，进行水浴还要进行日光浴呀！”大家听从毛泽东的指示，纷纷上船休息。片刻后，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再度跃入奔腾的湘江中，同大家一道劈波斩浪，弄潮6公里。警卫战士和湖南的游泳队员拱卫在毛泽东的后侧和左右，向前游去。

游到橘子洲头分水处，这里水流最急。毛泽东说：“到橘子洲上看看。”周小舟赶紧说：“现在流速太急，不好上岸，主席请等一下再上去。”毛泽东说：“这里水流急，就从这个地方上去好。”

周小舟看到毛泽东坚持要从急流处上橘子洲，便迅速叫工作人员将大小船一起围拢，以堵截急流的冲击。船好不容易才在岸边停住，陈长江和湖南省游泳队队长王琳等在前面探路，将一块木板搁搭在船头。陈长江和大家一起扶护毛泽东从烂泥潭和杂草丛中登上橘子洲，毛泽东随口吟道：“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身披蓝条浴衣的毛泽东看见一些社员正在菜地里劳动，便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并和大家一一握手。

在一户农民家门前，一位老人微笑着迅速搬来一把椅子请毛泽东坐。刚坐下，附近得到消息的群众就蜂拥而来，他们请毛泽东喝当地绿茶。毛泽东不断地点头与群众打招呼，并表示谢意。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含着热泪捧起一杯热茶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连忙起身接茶。老人说：“这杯茶请您老人家喝吧！没有好招待，只能表示一下心意，我们穷人不是搭帮毛主席，怎么会翻身呀！”

毛泽东说：“今天看到各位乡亲，我很高兴。家乡的茶，我要喝——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时，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倾听毛泽东的声音。陈长江等近身在毛泽东四周做警卫工作，真切感受到主席家乡人对主席的热情和爱戴。

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视察了长岛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走出食堂，毛泽东来到菜地边，坐在旁边的小路上休息，关切询问起社员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生产搞得好不好。看到地里种的豆角和苋菜，毛泽东指着豆角，转过脸来对陪同人员讲述南北方对“角”的不同发音。

正在橘洲小学上劳动课的两个学生看见了毛泽东，连忙跑回去告诉老师和同学：“毛主席来了！”师生们闻讯赶来，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你们上什么课？”毛泽东和蔼地问站在他身边的一名女学生。女同学回答：“上劳动课。”

“做什么劳动？”

“绣花、种菜、养猪、养鸡、养鸭、养兔……”女同学一口气数了十几项劳动。

“你参加什么劳动？”

“参加绣花组学绣花。”

毛泽东又风趣地问站在身旁的一名男学生：“你会不会绣花？”那名男孩答道：“我参加挖土、种菜劳动。我不会绣花，绣花是妹子的事情。”

毛泽东笑着指着一名陪同人员对男孩说：“你们要向他学习。他很会绣花，是个绣花能手，男孩子也要学会绣花。”

“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所小学？”

“有，在附近，几步就到了，欢迎主席。”一位老师回答说。

一听毛泽东答应去学校视察，学生们立即都跑回学校，打扫环境卫生，迎接毛泽东的到来。路过一间猪栏时，毛泽东进去看了看，说：“这里的猪喂得不少，也喂得好。要多喂猪，又有肉吃，又有肥料，你们说对不对？”在场的生产队干部频频点头赞同。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毛泽东向橘洲小学走来了。他左手拉着一个男孩，右手拉着一个女孩，一跨进校门，就亲切地向簇拥过来的学校教职工和学生打招呼：“同志们好！同学们好！”师生们欣喜若狂，一个劲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围拢来的人很多，毛泽东考虑到大家想与他亲近的愿望，便站在操场上与师生们见面、交谈、说笑。毛泽东询问道：“你们的学校叫什么名字？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里有多少先生？”“有多少女学生？”老师们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点头微笑，问道：“学生到学校来读书，走的路远不远？”一位老师答道：“我们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学生到学校来读书，走的路不远。”

“学生在校要读几年毕业？”“要读6年。”

“读三四年行不行？”毛泽东用征询的口吻问道。老师答：“不可以。”毛泽东对学生们说：“你們要服从老师，我也服从老师。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努力学习，你们是有前途的！”

在老师的陪同下视察了上课教室后，毛泽东来到橘洲小学大门口，应老师和同学们的请求，与师生们一起合影留念。

离开时，毛泽东穿上一件米黄色短袖上衣，扶着船舷，频频向师生们招手告别。师生们站在江边，激动地欢呼、跳跃着，目送着毛泽东离开，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轮船渐渐地远去，直到看不见了，人们仍不愿离去……

当晚，毛泽东原本打算在专列上办公、休息，但在周小舟等人的盛情邀请下还是住进湖南省委蓉园一号楼。晚餐的主菜有安东子鸡、炒牛百叶、烧牛筋、清汤水鱼、炒苦瓜、炒小白菜、炒木耳菜;小菜有炸臭干子、炒小鱼、蒸腊肉、炸鳅鱼;主食有米饭、稀饭。

席间，毛泽东好像猛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突然说道：“明天回韶山去。”

“回韶山去？”身边工作人员感到诧异。离京之前，毛泽东只说要到南方来视察，未听他说要回韶山。现在，主席怎么忽然提出要回韶山呢？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即重复一句：“主席，您说要回韶山？要回家？”毛泽东以一种不容改变的口气说：“对，是要回韶山看看，明天下午动身。”

“这次回韶山，先住几天，看看家乡，看看乡亲们，然后上庐山开会。”毛泽东进一步作了说明。

10多天前，即6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拟于7月初在河南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毛泽东忽然决定将会址改在江西庐山。身边工作人员想到这里，才明白主席说的“上庐山开会”的本意。

接着，毛泽东把上庐山开会的范围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向高智作了交代，并嘱咐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打电话，通知开会，并由杨尚昆负责会议安排。

接到这一紧急任务，高智急忙回到自己的住房，用带有保密装置的专线电话与北京联系。电话很快打通了，高智把主席的意见告诉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打完电话，高智又去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同志，商量毛泽东去韶山的准备工作。作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早就知道毛泽东要回韶山了。两年前（即1957年4月），当他得知毛泽东想回韶山时，就亲自到韶山进行调查，找当地政府负责人，了解毛泽东的社会关系及亲友情况。20天前（即1959年6月4日），他还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的陪同下去过韶山检查行程路线，清查路障，化验水库的水质，对工作人员进行政审，等等，以确保毛泽东回韶山的安全。

罗瑞卿随即找人商量，做好毛泽东回韶山的准备，包括了解回韶山的行程和路线、商定发车时间等。一切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待续）（题图为毛泽东在专列上）

（责任编辑：章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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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五

王文玉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字润发，1913年出生在韶山冲滴水洞旁的东茅塘，距毛泽东的旧居上屋场不过1.5公里，少年毛泽东曾在东茅塘读过两年私塾。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与毛泽连的祖父毛恩农是同胞兄弟，毛泽连的父亲毛尉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嫡堂兄弟，毛泽连与毛泽东是未出“五服”的本家兄弟。毛家亲房“泽”字辈兄弟共10个，毛泽东排第三，毛泽连排第九。毛泽连虽然一生平凡，无任何官职在身，在韶山冲里当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然而他却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最为牵挂的韶山亲人。

最喜欢的堂弟

毛泽连的父亲毛尉生，年轻时就患有肺痨，中年以后咳嗽不止，还经常咯血，无法给人帮工，不到50岁便早逝了;母亲陈氏身体虚弱，并且患有严重的眼病，孤身带着4个儿女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1909年，韶山大旱，家中生活更加窘迫，毛泽连的姐姐菊妹子（即毛泽建）刚满4岁，被接到毛泽东家生活，因毛家“泽”字辈孩子中只有这一个女娃，且毛泽东的父母膝下无女，宽厚善良的毛泽东母亲便将难以为生的菊妹子收为养女，从此毛顺生与毛尉生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外地读书后，每逢寒暑假回家常去毛泽连家看望婶母，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那时还是个幼童，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堂弟。

1925年秋天，毛泽东因为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又身患疾病，便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夫人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同行。回到韶山后，杨开慧忙忙碌碌，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建立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是中共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刚满13岁的毛泽连虽然少不更事，但他朦朦胧胧知道：三哥和三嫂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次回韶山是在干一件大事情。于是毛泽连主动给毛泽东当起了通讯员，还带头参加儿童团，为党组织开会站岗放哨，随时注意可疑的人，一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农会，为保护三哥夫妇的安全而尽心尽力。

隆冬的一个晚上，夜色深沉，年关将至，老百姓都在家里忙着活计。军阀赵恒惕的部下侦知毛泽东回到韶山办农会的消息，便派湘潭县长赵恒哲带领一队枪兵前来围捕毛泽东。敌人刚到上屋场就被放哨的毛泽连发现

了，他故意大声咳嗽，并高擎马灯向毛泽东示警。机警的毛泽东见情况不妙，马上从后门躲人密林里，得以脱险。

由于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了敌人抓捕的对象。一日清晨，毛泽连挑着一副箩筐走在韶山冲石板古道上，箩筐一頭坐着毛岸英，一头坐着毛岸青，小兄弟俩穿着家织布缝制的青棉衣，剃着“豆干头”，额上涂着一点红，紧跟在毛泽连身后的杨开慧头上系着印花土布蓝色头巾，足穿绣花鞋，俨然是一幅小叔子送嫂嫂回娘家的样子。敌排长带着士兵与杨开慧擦身而过，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要抓捕的毛泽东妻子和孩子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大大方方地“溜”走了。之后，毛泽东去了广州，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东躲西藏，终于安全地回到长沙县城附近的板仓镇。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开展活动的半年时间里，都是毛泽连的母亲为他们料理生活。因1921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不久，回家过春节时，说服弟媳王淑兰把田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去种，还把房屋借给毛泽连家居住，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邻居。所以此次毛泽东夫妇再次回家，毛泽连的母亲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照料。在韶山这段时间里，毛泽连几乎天天与三哥相处，形影不离。毛泽东见毛泽连小小年纪，正直善良、嫉恶如仇、活泼机灵，更加喜欢这个小堂弟了。

1927年1月5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又回到家乡韶山，乡亲们敲锣打鼓把他迎进毛鉴公祠。毛泽连见三哥回来了，高兴得像过年一样，紧紧拉着三哥的手，问这问那。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情依依，语殷殷，向乡亲们道别。毛泽连给三哥背着包袱和雨伞，踏着弯弯曲曲的山道一直送到村外，毛泽东接过他手中的包袱和雨伞，毛泽连依依不舍地问：“三哥，你这一去，什么时候再回来？”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他抬眼望着远方，天低云暗，关山重叠，沉默片刻后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需要很长时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泽东无颜回来见父老乡亲。”

这一别，竟是22年。1949年，毛泽东定居北京，这年9月，四野先头部队打到了湖南，组织上派人到韶山寻找毛泽东的亲人和革命烈士的亲属。当毛泽东得知堂弟毛泽连仍住在东茅塘，十分高兴。解放以后，在毛家“泽”字辈兄弟以及毛泽东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毛泽连是第一批受到邀请到北京中南海作客的。1949年9月底，毛泽连和李舸（毛泽东表弟）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秘书引领他俩来到菊香书屋。当毛泽东见到分别22年的堂弟、表弟，欢喜之情油然而生，他立即站起身，快步迎了上去，三兄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谁也不愿松开。当毛泽东握住毛泽连满是老茧的双手，望着他清瘦黧黑的面庞，看到堂弟一直保持着忠厚、善良、俭朴的中国劳动农民的优秀品质，心中很欢喜。毛泽连激动地连声叫着“三哥”“主席三哥”，毛泽东也亲切地回应“九弟”“润发九弟”。毛泽东留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舸在北京观看了开国大典，毛泽连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亲耳聆听三哥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不禁心潮澎湃，眼含喜泪。从1949年到1976年27年间，毛泽连一共去了北京11次，是毛泽东所有亲友中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除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或参加特别重要的会议外，每次都会接见他。

1950年5月初，毛泽东收到毛泽连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开春以来湘潭遇到严重干旱，韶山冲里不少农田开了裂，没有水灌田，春耕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农民家里没有粮食吃，蔬菜也不多，日子难熬。这条消息牵动了毛泽东的心，使他夜不能寐，迫切希望了解家乡的受灾救灾情况，毛泽东当即作出决定，让儿子毛岸英回一趟韶山，代自己省亲。他吩咐儿子，回到韶山不能在群众面前指手画脚，先去看望九叔，在他家吃住，不能有任何特殊，有事找九叔帮帮忙。

毛岸英谨遵父命，在毛泽连家里吃住十分简单，这让乡亲们感动不已。在毛泽连的引领下，毛岸英走访干部群众，了解受灾抗灾情况，刚好韶山下了一场及时雨，缓解了灾情，农民们忙着春耕生产。接着毛岸英又

看望了烈属、本族长辈以及住在杨林乡的另一位叔叔毛泽荣（毛泽连之弟）还翻山越岭，去湘乡县唐家士乇老外婆家探望表伯和表伯母。

听主席三哥的

1925年秋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住了半年，与毛泽连家同吃同住。频繁的接触中，少年毛泽连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很快，他很敬佩三哥三嫂，决心投身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毛泽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年轻时他身强力壮，口齿伶俐，由于家境贫寒，只能以出卖劳力为生。于是他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由文盲到初识字，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一天夜晚，他忙完农活后去毛震公祠开农协会，散会回家时天色黑得像墨汁，接着又下起大雨，毛泽连手上拿着的火把突然被雨水浇灭，一时辨不清方向，他脚步一滑，失去了重心，狠狠地摔倒在路旁，左眼被柴蔸猛地戳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钻心似地疼痛。他强撑着，一步一步拐回家里，随便包扎了事，由于没有及时给伤口消炎，左眼红肿起来，不几天便化了脓，因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重，从此左眼失明了，这给他的劳动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晚上出门，视物更加困难，行走吃力。中共韶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他眼睛伤残，不便参加社会斗争，便做通他的工作，未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为此抱怨不已，悔不该那天夜里赶路太不小心，弄坏了左眼。

1949年，毛泽连和李舸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当天晚上，3人亲切地聊天，完全是家庭式的，轻松自如，十分愉快。当毛泽连谈到他因左眼失明而未能人党一事，仍是自责不已，认为自己没有加入党组织，为党做的贡献太少了。毛泽东弄明情况后，真诚地劝慰道：“润发九弟，没有入党不要紧哕，只要你思想好就行了。”

三哥这贴心的安慰使毛泽连心里暖烘烘的，他觉得三哥的话说得在理。20年来，他就凭着右眼的一点光明，承担了繁重的家庭劳动，有时白天还挤出时间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奔走报信，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毛泽连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说：“听主席三哥的。”

夜已深，三兄弟的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对毛泽连和李舸说：“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后因毛泽连住院治眼疾而延长了），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毛泽连听后，趁机提出，请三哥给他和李舸在北京找份工作。

毛泽东郑重地对他俩说：“我现在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都来享福，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目的就是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对于没有多少文化又长期蛰居山冲的两位农民来说，未必完全听得懂，但他们知道，毛主席的话是对的。毛泽连诚恳地说：“主席三哥站得高，看得远，我听您的！”

接着，毛泽东又充满期待地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的创伤很重，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和人民都要恢复一下元气，医治战争的创伤，这就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都在内，你们要从实际出发，在家种田喂猪稳当些，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这两个淳朴而又通情达理的农民，表示回家后一定做实在人，种好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这才算得上毛主席的好亲戚，他们很快打消了来北京找工作的念头。不久，毛泽连同广大农民一样分了田地，他同妻子张玉莲积极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立人民公社以后，他虽患眼疾和脚痛病，但牢牢记住三哥“多打粮食，支援国家”的叮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口子积极从事集体劳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带领全家和广大农民一道种好责任田，粮食年年获得丰收。

1960年，正是当时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农业欠收，广大农民口粮十分紧张，加之在公共食堂吃饭，蔬菜又少，每餐半饥不饱，许多社员得了水肿病，甚至饿死了人。毛泽连见此情形，心中十分焦虑，想起主席三哥曾经叮嘱过他：“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知。”他同弟弟毛泽荣商定，决心去北京找毛泽东反映实际情况。这年6月，兄弟俩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中南海，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两位堂弟远道而来，自是高兴。谈话间，毛泽连说：“主席三哥，我俩这次来北京，一是看望您，再是向您反映乡间情形。”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好啊。”

毛泽连坦言道：“现在农村公共食堂办不得了！”

毛泽东问：“为什么？”

毛泽连回答：“吃食堂饭，口粮不够，蔬菜、杂粮也少，许多人肚子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有的全身浮肿不能劳动，甚至饿死了人！”

毛泽东一惊，尽管他知道这两个堂弟都是老实人，绝对不会说假话，但仍然不禁脱口问道：“这是真实情况？”

“完全真实。”毛泽连点点头，“我家隔壁的毛七阿公的儿子就是饿死的，才30几岁呢。”

毛泽荣接着说：“‘大锅饭吃不得，我住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样，也饿死了人，食堂烧柴火都没得人去砍。”

毛泽连继续说：“农民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自己家没有烧火，就是煮野菜吃也無办法呀！”

毛泽东听完脸色凝重，他站起身，在屋内不安地踱了一阵，然后说：“润发、润根兄弟，你们反映的情况很严重，中央会立即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放心吧，把我这意思回去告诉乡亲们。”

毛泽连连声说：“主席三哥，听您的，听您的！”

之后，毛泽东综合全国各地的情况，很快作了纠正，并且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纠正各种“左”的偏向。时隔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一律停办，农村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实行“三自一包”，生产生活有了好转，粮食逐年增产，大部分农民的口粮基本上得以解决。

无尽的牵挂

毛泽东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在亲戚面前，他坚持“实”与“严”的原则，正确处理关系，恰到好处。1949年毛泽连初来北京时，毛泽东见这位分别22年的堂弟左眼失明，右眼也患疾病，视物不清，非常痛心，于是对毛泽连关怀备至。他叫岸英请了一天假，同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一道将毛泽连带到协和医院治疗眼病，并让李敏、李纳姐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毛泽连双眼敷上纱布，斜躺在病床上输液，他很不习惯女护士护理，常常尿憋得难受。毛泽东知道后又吩咐毛岸英尽量抽出时间，多照顾九叔。毛岸英有空就往医院跑，给毛泽连喂饭，为他倒尿盆。由于毛泽连左眼受伤时间太长，受伤时又未及时治疗，时隔多年已无法复明，最后医师为毛泽连动了手术。手术后，毛泽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堂弟。毛泽连住院时间较长，北京不比湖南，10月下旬气温已是零上几度了。毛泽东见毛泽连和李舸衣服显得单薄，深怕他们着凉，便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费用给每人买了一件棉大衣和一双皮棉鞋。

一个月后，毛泽东跟堂弟说：“你的眼疾时间太长，北京协和医院治不好，你还是早些回韶山去。”这时，李舸在毛泽东面前反复陈述毛泽连的家庭困难，并请主席三哥给以特殊照顾。但毛泽东亲切而严厉地对他们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光是泽连一个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一点。”

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还嘱咐毛泽连：“你的右眼情况也不好，回湖南后再到长沙湘雅医院去看医生，如湘雅治不好，其他医院也就治不好了。”接着，毛泽东拿出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一口皮箱，塞进蚊帐、棉衣、棉裤和衬衣等衣物，一并送给堂弟。这些衣服后来毛泽连穿了多年，那口旧皮箱如今在韶山纪念馆作为文物展出。同时毛泽东还给毛泽连的妻子写了一封信，给毛泽连的母亲带了一些礼物和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

此后，毛泽东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每年定期给毛泽连寄上200元作生活补助，一直延续到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停办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每月寄给毛泽连20元，接连寄了好几年，毛泽东知道后，又吩咐办公厅工作人员将这笔钱从自己稿费中开支。

尽管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集党务、政务于一身，但仍然免不了牵挂毛泽连。1952年7月，毛泽连给毛泽东写信，告知他母亲病逝，自己又跌伤了脚。毛泽东得悉后很是焦虑，连忙写信给少年时的塾师兼族兄毛宇居询问：“接泽连的信，六婶（毛泽连的母亲）病故，尚未安葬，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暇请查明见告。”

对于毛泽连母亲的去世，毛泽东至深痛惜，他很敬重这位婶母。一方面，忘不了当年与杨开慧在韶山半年的生活全是老人家操劳;另一方面，婶母养育了毛泽建，毛泽建是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士，之后毛泽建一家三口均为革命捐躯，毛泽东把对革命烈士怀念的情感转移到烈士的亲属身上。毛泽连初次来北京时，毛泽东就询问过婶母的健康状况，听说她身体不大好，常多病痛，忙说：“那先让她老人家在湖南治疗一段时间，等病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住。”毛泽连遗憾地说：“她老人家也想来北京看看您，可惜腿脚不行，走不动了。”毛泽东叹了一声，他这个心愿无法实现。如今婶母病逝，堂弟泽连又跌断了脚，毛泽东立即托人带去300元，并在信上说：“以200元为六婶安葬费，100元为润发治病之费。”并在信中叮嘱毛泽连：跌断了脚，行走不便，不要来北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

1954年，毛泽连应堂兄之邀，第三次去北京，毛泽东去信要求：“要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到了北京，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得知堂弟在农村勤劳俭朴，脚伤也好了，满心欢喜。用餐时毛泽东笑着对毛泽连说：“润发，那次没给你买新皮箱，有意见吧。这次给你买口新的带回去。”毛泽连打趣道：“主席三哥，弟弟我穷苦了半辈子，哪里讲什么排场。”毛泽东还是买了一口新皮箱送给了毛泽连。

毛泽东一直在牵挂着堂弟毛泽连，常常寄钱、寄物，帮助他治病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重病在身，还交代女儿李敏：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这两个叔叔，一个是毛泽连，另一个是毛泽荣。

毛泽东去世后，李敏遵照父亲的遗嘱，1997年她回到韶山时，专程去看望两位叔叔。

不打“金字招牌”

由于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亲切教诲，影响了毛泽连的行为，他虽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堂弟，而他丝毫没有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去谋取私利，始终牢记主席三哥的劝告，以一个庄稼人的身份厮守田园，种田喂猪，在这绿色的山冲里默默地劳作。

毛泽连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而放弃对子女的耐心教育和严格要求，他的儿女也没有因为有个特殊的亲戚背景而去追求荣华富贵。

毛泽连的子女们说，父亲常常向他们提起，主席三哥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过：“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我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亲属，又是烈士的兄弟，在乡村中凡事都要带个好头。”

毛泽连同妻子张玉莲含辛茹苦，供养了3个孩子的生活和上学，孩子们也很懂事，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不乱花一分钱。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国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乡亲们的日子都很艰难，毛泽连家的生活也过得十分清贫，与周围的邻里没有任何不同。1961年毛泽连的长子毛岸平考上高中，交不起学费，他想写封信告诉主席伯伯，那么困难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毛泽连没有同意这么做，也不支持儿子去打扰毛泽东，就这样毛岸平因无钱就读而辍学务农。他当了3年农民，像父亲一样勤勤恳恳，生产队安排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种棉花、杀虫、冬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他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当地干部的赞扬。后来凭着一口纯正的韶山话，在韶山公社广播站当上广播员。没多长时间，毛岸平走上了干部崗位，先后担任过如意公社、韶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韶山管理局成立后，又被调到接待科当科长。1988年，韶山宾馆升为处级单位，毛岸平担任了韶山宾馆副总经理，负责接待方面的工作。此时，他已是参加工作29年的老干部了，妻子刘传玉仍是宾馆汽油库的一名普通工人，没有得到半点“照顾”。毛泽连的女儿毛小青，1972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复员，分配到广播设备厂，后于1991年停薪留职，到深圳、福州闯荡，毛小青的丈夫张曙光在广播设备厂生产科当外协员。毛泽连的小儿子毛坚平幼时就感受到革命的家风，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6岁的他见到了主席伯伯。照相时毛泽东把小坚平拉到身边，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毛坚平1974年高中毕业后参军，1988年复员，后来是韶山自来水公司所辖的环山水泵房的司泵工。毛坚平的妻子也是一名普通的棉织厂工人。

毛泽东一贯严于律己，十分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不滥用职权为个人、为亲友谋取私利。然而亲人一旦有了困难，他热情相帮，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给予资助，更多的是给以关怀和启迪，培养志气;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亲属也从不愿意用主席的光环打扮自己。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韶山广场毛泽东铜像落成的庆典会上，作为毛泽东的亲属代表毛岸平如是说：“我们虽然有着特殊的背景，但是父亲从来不摆显，我们全家都以社会的普通一员严格要求自己，这是老人家传给儿女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家风;另外从这一点说，我们为毛泽东这个伟大形象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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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六

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倾听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通过向政府机关或领导来信，提出各种要求，对各项工作提出建议，对一些干部提出批评，这是人民的一种民主权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毛泽东把人民信访工作看做是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干部了解人民疾苦和呼声的重要渠道与途径，是与人民群众沟通的一种有效载体。在繁忙的国事活动当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亲自受理人民来信，倾听人民群众中的不同声音，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解决落实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

在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信访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信访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设立了有关部､委､局，并在办公机关内挂有“来访接待室”的牌子。人民信访工作在此前后已产生并逐步发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如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为做好人民信访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省､市及县的组织系统，都设有内务部(科)､工农检察部(科)等组织机构。人民信访除中央政府的秘书处､内务部同时受理外，大量的群众信访､控告主要由工农检察部受理。

从《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中可以看出，受理人民群众信访､控告主要是由工农检察部的控告局负责。从中央到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检察部(科)控告局，是战争年代人民信访工作的组织机构，办理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申诉､控告､检举及接待来访工作，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严肃查处贪污腐化案件，纠正违反政策和侵害工农利益的各种错误行为。

在这期间，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便是从人民来信提供的线索中，查处了瑞金县贪污案。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他说，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了方便调查核实，但不能因为匿名而随便处理群众来信。于是当即部署力量，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通过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着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

对此，工农检察部报告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部长何叔衡的领导下开展进一步调查。“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经过努力，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第138期上予以公布。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判决，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唐达仁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经法庭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来信逐渐多起来。据逄先知回忆，开始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由秘书田家英协助处理。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由田家英代为回信。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是负责人之一。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先后几次就群众写给他的信件的处理作出批示。在1950年中央转发的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上，他写的批语是:“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针对地方不重视人民信访工作，毛泽东批评说:“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某些领导人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提出了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基本观点和意见，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信访数量，指定专人兼管或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这项工作。毛泽东赞同和肯定了这些观点和意见，并在这份报告上加的批语中说:“这是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写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和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毛泽东这个批示发出20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这个《决定》的颁布实施，是新中国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此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信访数量，指定了专人兼管，或另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信访工作。这个批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信访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直到现在，它仍然对信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办信不及时，毛泽东痛斥:“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

毛泽东对人民来信相当重视，或直接提出处理意见，或批转给有关方面调查核实､研究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热血青年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非常关心，大多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许多人很快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人民海军报》总编辑的柳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为此事致信毛泽东，并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安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诉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毛泽东写回信的时间是1938年。这时，不仅抗日战争形势十分紧张，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与写作繁忙的时候，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就是这时写的。他在工作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还抽时间给一个刚走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回信，使人感动。毛泽东回答问题，明确肯定，没有任何应付的话，并清楚地告诉写信者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而对于写信人提出的入马列学院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明确表示不可。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厂内工资不合理并提出调整的建议。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未将来信及时反映上去。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并立即回信: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同志们:

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了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顺祝

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从收到来信到回信，不到半个月。

1951年，北京被服厂调整工资，由于政策规定上的原因，调整工资的大多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人。这样一来，有些工人觉得这不公平，生活反而不如过去好，于是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毛泽东很认真地看完信，提笔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要彭真派出妥当的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他说:“如真的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外交部亚洲司的服务人员魏宝贵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浪费。他建议可以由学校设几辆汽车负责接送，并在西单附近设一个点，家长到这个点上接送孩子，这样可以节省国家的开支，也节省家长的时间。毛泽东认为“这个建议值得注意”，并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查明酌办”。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来信的数量激增。有时毛泽东一天要看几十封人民来信。刘少奇发现后，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来信可以搞内容摘要。”毛泽东同意了，后来每天送5至10封，一直到1966年。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积蓄的一些钱一天天地贬了值。在表示难过､不满的同时，金祥根在信中还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政府应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群众对币值有充分信心;第二，有关部门应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措施等。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于3月4日把信批转给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处理。批语是:“先念同志，请您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的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后来，这位工人的意见在党和政府关于财政问题的决策中得到体现。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两件事情。他在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马建猷向毛泽东反映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1958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卫星，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马建猷在参观中发现了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将调查了解的实情实写，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马建猷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对他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1959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他的谈话。马建猷在信中对毛泽东说:“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一个革命干部不准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外一件事是:“1959年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4月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没几天就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还有人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了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

马建猷信中说的“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是指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给省级､地级､县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信。信里讲了关于农业方面包产､密植､讲真话等六个问题，中心思想是提倡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中提到包产“根本不要管上一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等。

毛泽东很重视马建猷来信反映的问题，于1965年1月13日对这封来信写了以下批语:“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批语中所说的“工作会议”，是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5年8月5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等地参观学习时，发现那里的食盐很贵，价格高，有的地方每斤卖一角一分，有的每斤卖一角三分，还有的每斤卖一角六分等。她说:食盐､布匹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价这样高，这是对待山区､老区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于8月13日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封来信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进行了传阅､讨论，而且还作为中央当年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以引起全国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从人民来信中了解下情，调整或制定政策

人民来信工作是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触角”和“晴雨表”。群众反映的问题，既是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检验和监督，也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制定､调整和修改政策的依据。

1949年8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群众来信说:“我收到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的大意是: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长(涨价)。念完后，毛泽东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长”。果然，不久就抓起了“粮老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断涨价的问题。

1949年秋，上海市有些人民来信反映那里有许多人失业，生活发生困难。田家英在了解这个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中央作出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政策，指示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包括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人，给以工作，给以饭吃。当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用这个事实驳斥了艾奇逊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谰言。

1950年，田家英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报中央批准后实施，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

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副校长､党委书记)､罗云路(副秘书长)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中央文件中“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并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

毛泽东看了阴､罗的来信后很重视。他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阅，并让安子文提出处理办法。安子文同胡乔木等人研究后，由安子文在1951年11月28日给毛泽东报告说，持阴一刚等同样意见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在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他们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的电文。

毛泽东于1951年12月15日写信给在杭州的刘少奇征求意见。刘少奇复信同意。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写信征求意见。他在发给全党的《修正指示》中坦率地说:“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

阴一刚､罗云路的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导致中央文件中一个重要提法的改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以谦虚和平等的态度处理两位理论工作者的来信，直接的结果是及时修正了中央文件中的不适当提法，使文件臻于完善。

1952年5月27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说，1月至4月共收到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645件，其中32%是知识分子，24%是工人､店员，20%是遣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是城市贫民。毛泽东很重视这份报告，5月31日就批给周恩来，批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常常收到人民来信反映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秘书室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写成综合报告，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报给了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中央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级党委。毛泽东的批语是: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乱纪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这场“新三反”斗争，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促进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2年12月12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其孩子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田粮不够吃，以及当地在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把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要求认真进行传达学习，同时要求全国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发现类似问题及时解决。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作出了新的调整。

从人民来信中倾听群众呼声，还特别注意对一些过激信件的处理

1958年9月，正值“大跃进”高潮期间，一封无署名的来信写给毛泽东，反映安徽省灵璧县有些乡谎报亩产，多报种植面积，干部打人，以致造成严重灾情､饿死人等情况。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于10月2日批转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批语是:“曾希圣同志，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安徽省委即派检查组专门到几个乡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之后，安徽省委就这一问题作了检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对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

1958年，河南省长葛县坡湖人民公社一社员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调查。毛泽东于11月29日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写信:“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

1963年12月12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群众反映》中编印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的材料。材料中反映，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的群众来信显著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简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弱病残职工;另一类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简后中断了生计，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极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联工作或学习。还有些搞投机倒把，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反动团体。

看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紧锁眉头，提笔把材料批转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毛泽东写道:“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同时将这个批件送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阅看，征求他们对批示的意见: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杨尚昆加封寄去。毛泽东在给他们的指示中强调:“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在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诬陷，被错误拘禁､审查的老干部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解决其父母的问题。对这些来信，毛泽东都认真看过，并一一批转给有关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要求认真核实､解决，纠正冤假错案。如，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正是这些批示，使部分受诬陷､遭迫害的老干部得到昭雪，并被重新使用。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一些过激信件的处理。1961年前，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人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有些同志认识不清，把其中某些带有谩骂词句的信当做政治问题对待，转给公安部。毛泽东知道后，说:“除了要从根本上打倒共产党的以外，一般表示不满意见的，都不要当做反动信看待，不要转交公安部门追究写信人。信中谈到的具体问题，能够处理的，就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不能处理的，可以存档不办。”这一指示，对保护反映人､正确处理信访中的过激问题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济，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以身作则，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温饱挂在心头，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树立了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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