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模板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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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论文【】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白话文…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议付行的法律关系论文
内容提要：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是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民事合同，但又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应将其定性为一种新型的民事合同即环境民事合同。排污权交易合同除在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上有所突破外，在合同主体、合同客体、合同履行等方面也与其他民事合同有所区别。我国应在《环境保护法》创设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增加环境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同时，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使之与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相衔接。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环境保护的制度设计之一。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以政府配置环境容量资源为主的管制型环境管理模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促进排污企业自觉保护环境方面体现了一定的制度优势，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排污权交易行为的完成需要交易双方通过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方式实现，因之排污权交易合同就成为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环境法学界从公法角度对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给予了较多关注，但从私法角度研究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民法角度研究排污权交易合同的性质及法律关系，为我国排污权交易合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些思路。
一、排污权交易制度框架下的排污权交易合同。
196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首次提出了“排污权”的概念，其主要思想是：如果允许企业在一定限度内合法排放污染物，并建立一个可进行交易的市场，企业就会发现，只要它们有效地减少了污染，它们就能同那些排放污染较多的企业进行交易从而获得收益。基于这一原理建立的排污权交易是一种有效地减少污染的经济激励措施。[1]目前，排污权交易制度在美国等国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在学界，我国学者对排污权的性质、制度原理、制度构造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普遍认为，排污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资源；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在于污染物的排放是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运用市场机制治理环境污染的制度，政府在核定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后，依据总量控制目标将排污指标合理分配给企业，企业可以将节省的富余排污指标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概而言之，这一制度实质上是对环境容量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是运用私法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目的的制度设计。
作为环境容量所有者的政府，确定一定的环境基准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环境容量分配，即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是排污权交易的基础和上游制度。对于排污权所有者来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实际上是获得排污权交易资格的行为。只有取得初始的环境容量，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交易才能得以进行。因此，排污权交易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目前，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大部分地区均采用排污权无偿初始分配制度。这主要是考虑到无偿分配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阻力。但是，从法理上讲，无偿分配实际上是排污企业无偿取得环境容量资源，是传统的“环境资源无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恶意囤积排污指标、不利于企业自觉削减排污量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健康有序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实施有偿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更为合理。事实上，我国部分地方已经开始了排污权有偿初始分配的实践。但是，有偿初始分配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仍然值得我们探讨。
政府的监管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政府的监督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首先，排污交易制度的一个前提是排污总量上限的界定，政府需要在在严格执行该上限的前提下，考虑当地环境质量情况和环境容量大小，确定该地区允许排放各类污染物的总量上限。排放总量上限确定以后，还需将其分配到各个排污单位。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需要决定采取何种初始分配方式。其次，排污权交易双方在签订交易合同后，需报请政府环保部门审查确认，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予以批准，并办理排污权变更手续，变更交易双方的排污权分配；若不符合要求，则不予批准。再次，政府应当对排污交易合同的履行以及交易地区的环境效益进行监督，对于不法行为及时制止和惩罚，保障交易的合法进行。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具体落实，需要排污权交易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因此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核心制度。排污权交易合同兼具公法、私法性质，不同于一般传统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该合同的成立、生效、合同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都有其特殊性。另外，排污权交易合同除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符合公法上的一些具体要求，比如，不得引起区域环境质量恶化等原则。
二、排污权交易合同的法律性质。
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在理论界有争议。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同时规定，婚姻、收养、继承等涉及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见，我国《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是狭义的合同，即民事合同，而不包含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我们认为，排污权交易合同应该属于民事合同，即属于我国《合同法》调整的范畴。第一，从合同主体看，排污权交易合同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符合我国《合同法》中“平等主体”的要求。第二，从合同订立过程和内容看，排污权交易合同双方对于交易对象、数量、价格等事项可以平等地进行协商，平等地享有交易合同中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合同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第三，从订立合同的目的`看，排污权交易合同是合同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各自利益的一种手段，与其他民事合同的订立目的并无不同。
从合同法的角度分析，排污权交易合同虽然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但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尚存在不同，最典型的一点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在该类合同中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现行的《合同法》显然不能完全满足签订排污权交易合同的需要，而目前我国关于排污权交易合同的规定仅出现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未统一进行立法确认，这样的立法现状难以有效地指导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实践。因此，研究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的法律性质，对于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拓展我国的合同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排污权交易合同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
排污权交易合同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首先体现在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排污权交易合同的订立要受国家意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其合同标的特殊性决定的。国家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通过环境总量控制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等行政手段，使环境容量使用权由公有资源变为用益物权，从而产生排污权交易合同的标的，即多余排污权。从排污权本身特点看，其生态环境价值远远大于其财产价值，因此，作为用益物权的排污权必然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排污权交易合同标的产生原因决定了国家必然对该类合同的签订和实施实行必要的干预。排污权交易合同的生效必须经环保部门批准，合同经过批准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排污权交易合同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之处还体现在对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第一，排污权交易合同在签订后需要经过国家环保部门的审核，只有通过审核，合同才发生效力。第二，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除了遵守彼此约定的权利义务外，还需要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负有一定义务，即合同的履行不得损害第三人的环境权益，否则第三人有权向合同当事人主张其权利。
排污权交易合同除在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上有所突破以外，排污权交易合同在合同主体、合同客体、合同履行等方面也与其他民事合同有所区别。第一，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除符合民事主体的一般特征外，还需满足其他要件。例如，买方需保证排污权的取得是通过初始分配等合法途径，其污染物的排放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并有富余排污权；合同双方属于排放同类污染物的企业等。第二，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客体是富余排污权，属于无体物，不同于一般民事客体的有形性。第三，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履行要受到国家和其他公民的监督。
（二）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理论依据。
民事合同在合同自由主义兴盛的时期，受政治、经济、哲学等的影响，合同形式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正式性和外部性，合同的地位和作用到了一个神圣不可怀疑的地步。19世纪中期，合同制度在由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了严重挑战，契约不再自由，契约越来越受限制，甚至有学者称其要“死亡”。对合同进行一定限制是当今社会中民法的必然发展趋势。合同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因此，合同逐渐成了一种法律形式。
合同法功能的上述变化为环境法以及其他部门法借鉴合同这种法律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排污权交易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一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在合同法功能发生变化的今天，虽然排污权交易合同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都有所突破，但这并不影响其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
（三）排污权交易合同是一种新型民事合同。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将排污权交易合同纳入民事合同的范畴，但考虑其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不同，应将其定性为一种新型的民事合同，即环境民事合同。所谓环境民事合同，是指虽然合同满足主体地位平等、契约自由的条件，但受到国家意志、公众环境利益等诸多干预因素，当事人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合同必须符合环境法的相关规定。
排污权交易合同是指平等地位的企业、自然人，甚至国家之间，在环境保护部门指导和监督下，就富余排污权的依法转让而签订的合同。排污权交易合同具有民事合同的一般特征。排污权交易合同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双方可以就合同内容平等地进行协商，平等地享有排污权交易合同中规定的权利并且平等地承担合同义务，任何一方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签订合同，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从合同内容看，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交易对象是富余排污权。这些都符合民事合同的一般特征。但是，排污权交易合同中存在一些法定的环境保护条款，这些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款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也是国家行使环境管理权的方式之一。因此，在排污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排污权交易合同不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但根据现代合同法理论，这并不影响其民事合同的性质。
我国《合同法》规定，婚姻、收养、继承等涉及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见，《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是狭义的合同，即民事合同，而不包含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我们认为，排污权交易合同应该属于民事合同，即属于我国《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从合同类型角度看，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即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该合同类型；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书面合同，需要双方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形式予以确认；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基于合同对对方负有一定的义务。
综上，排污权交易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就富余排污权达成的协议，但合同的订立要受国家和公众环境利益的影响，应将其归类为一种新型的民事合同，即环境民事合同。
（一）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和客体。
排污权交易合同实际上是私法主体之间的权利转让合同，因此一切私法主体都可以是该合同的主体。我们可将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定义为有权利进行排污权买卖，同时具有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可以签订交易合同的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
从目前交易合同的实践看，排污交易合同的主体主要还是企业。没有企业，排污权交易市场就不可能存在。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合同主体，除具备普通民事主体的要件外，还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第一，合同的卖方应该是通过合法的初始分配形式依法取得排污指标，并且采用技术改进等手段产生富余排污权的企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排污指标，或者在现有体制下故意过高申报排污量而获取大量排污指标的企业，不得作为合同的卖方，国家应严格审核并予以规制。第二，合同的买方应该是因企业扩大生产或其他原因需要更多排污指标的企业，买方的经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第三，合同主体应该具有生产经营排污的现实需要和真实性，而不能是为了囤积居奇，赚取利差，为了交易而交易。第四，合同主体必须保证合同签订不引起区域环境恶化。污染严重、能耗高，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允许受让排污权。第五，合同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污染物的企业之间，这样就可以既使排污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后果。
政府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有两种情况，第一，政府为了平抑排污权交易价格，平衡排污权供给余缺而签订排污权交易合同。第二，政府出于其发展需要，购入排污权建立储备，防止政府需要引进项目时出现排污权短缺。第一种情况政府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主体的目的是调控排污权市场，政府的第二种参与方式与其他主体并无区别。
除此之外，自然人也可以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任何自然人都可以出于环保的目的进入市场购买排污权，并办理永久注销，即只买进，不卖出，从而降低污染水平。这为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客体是指排污单位通过初始分配得到的并且在有效期内的可以依法转让的富余排污权。政府将排污权经过量化后分配给企业，企业对其依法取得的富余排污权可以在政府的监督下通过合同形式进行交易。富余排污权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客体，其实质是环境容量使用权。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富余排污权不能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客体。第一，不能是与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分割的排污权。如基于相邻不动产在地域上的毗邻关系所取得的排污权，这种排污权与特定地域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属具有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为维护正常的权利存续秩序，禁止此种排污权脱离其生产基础的权利，因此不得转让。第二，法律或者合同对排污权人具有严格限制规定的排污权。公权力机关在依行政权利分配排污权时，往往将某些无偿或者低价的福利性排污权或市政用排污权赋予特定的排污人，故而除法律特别规定或排污许可证明允许转让以外，不得转让。第三，未经登记取得合法有效排污许可证的排污权，如依继承取得的排污权，法律为维护正常的权利存续秩序，应规定此类排污权非经登记不得处分，这其中当然包括以交易方式表现出来的所谓的处分行为。
（二）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内容。
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内容与一般民事合同并没有多大区别，包括以下内容：合同当事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转让的标的、数量；转让的时间、价款及付款方式；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的承担及解决纠纷的方式等。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合同的主要内容。在排污权交易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除了彼此约定的权利义务外，还需要服从政府部门的监管，同时也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负有一定义务，这主要是由该合同具有环境保护的公法目的所决定的。以下将分别介绍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
排污权转让方有按自己意愿出售富余排污指标和请求受让方给付约定金额的权利。排污权转让方的义务有：按约定将一定排污指标的使用权转移给受让人使用；对转让的排污权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保证受让人不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而丧失受让排污权；协助受让方办理变更登记，并保证其在转让期限内不使用转让的排污指标；服从政府监管，不违背总量控制目标等。
排污权受让人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排污权的权利和请求转让方转移排污指标并办理变更登记的权利。同时，排污权受让人可以利用依法取得的排污权获取正当利益，比如，如果合同期内买方未使用完的排污权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用，也可以有条件地出让给第三方使用。排污权受让人的义务有：
（1）按照合同约定向转让人支付转让金。
（2）及时到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申报备案。
（3）受让人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减轻或消除。
（4）受让人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应有的措施，降低排污权转让可能对环境或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以及在发生污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治理污染，减少损害。
（5）受让人负有告知处于可预见的致害范围内的人应对可能发生的污染危险并与之协商处理办法的义务；同时应将可预见的损害危险告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排污权交易合同中第三人享有以下权利：
（1）知情权。知情权是指第三人对排污权交易合同及环境质量等有关信息获得了解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第三人参与排污权交易的前提，也是排污权交易合同得以实施的保障条件。第三人的知情权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明确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
（2）参与权。参与权是保护第三人环境权益免受损害的方法之一，它使得排污权交易行为更加公开化和民主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民主程序往往耗费一些成本，然而，从宏观上看，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避免决策偏差，增强民众的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从而有利于政策法律的顺利实施。[6]公民主要是通过参与各种“听证会”的方式行使参与权的。
（3）请求权。或称环境诉权，是指第三人在自身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有向司法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具体包含请求损害赔偿权和停止损害请求权。
四、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实施。
（一）排污权交易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订立合同是当事人就合同内容协商一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排污权交易合同也不例外。法律对一般合同的形式要件不以书面为限，但基于排污权交易合同特定的目的性和复杂的技术性，该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应该规定为书面形式，另外合同一般应一式三份，除双方当事人持有外，还需向有关环保部门提交一份，这样才利于政府和公众对合同的实施实行有效的监督。
合同生效之所以具有与合同成立不同的法律意义，主要源于合同成立一般以当事人双方的意思一致为基础，仅受双方当事人意志的影响，而合同生效体现的是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评价，只能由立法者的意志决定并由国家做出评价。[8]因此，排污权交易合同成立后，还需经过环保部门的审查，环保部门审查合同是否符合环境总量控制原则和不得引起区域环境恶化原则，并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只有通过了环保部门的审查，该合同才能正式生效。但如果国家作为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时，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此合同无需经过环保部门的审查批准。换言之，在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市场的主导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工作重心由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变到排污权交易市场培育上来。[9]需要注意的是，排污权交易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并不意味着排污权的转让。排污权是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范畴，因此，排污权的转让要遵循物权变动的有关规则，排污权交易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当事人还需办理排污权变更登记手续，只有经过变更登记才会发生排污权转让的效力，这也符合物权转让的一般规则。
（二）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履行。
排污权交易合同虽然属于民事合同，但在公法视角下是一种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调控手段，其目的是保护环境，因此，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与传统的民事合同有所不同，对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这一点从以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和其他公民对于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履行享有监督权，合同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拒绝接受监督。第二，第三人在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履行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时要保障第三人的环境权利不受侵害，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主张免责。
排污权交易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其违约行为也要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排污权交易合同的违约责任与一般民事合同有所区别。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要素具有技术性、复杂性、多变性的特点，因此在承担违约责任时，要考虑实际情况，并不严格要求违约方恢复原状，而以损害赔偿予以替代。
（三）排污权交易合同的立法确认。
对于排污权交易合同的立法确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作必要的修改补充，在增设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基础上，规定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增加环境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其中一种合同类型。
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理论尚不成熟，为保障实践中排污权交易合同有法可依，可以先由国务院发布《排污权交易实施条例》，详细规定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以及政府监督和相关配套制度。
注释：
[1]王小龙：《排污权性质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年第3期，第63页。
[2]吕忠梅、刘长兴：《试论环境合同制度》，载《现代法学》年第3期，第104页。
[3]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10页。
[4]惠军亚：《我国排污权交易的立法研究》，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5]何学科：《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6]汪习根、王琪璟：《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治理念》，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7页。
[7]何学科：《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8]吕忠梅、刘长兴：《试论环境合同制度》，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第110页。
[9]钭晓东：《论环境监管体制桎梏的破除及其改良路径——〈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环境监管体制命题探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年第2期，第97－98页。
[10]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论文【】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道德与法律
道德只是一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可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解出了这道题，用最好的道德品质面对人生，你将会得到这道题的答案——付出最好的道德，收获最多的笑容。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道德与法治作文素材当我还在小时候刚懂事时，爸爸妈妈就经常教我不要做坏事;当我和爸爸妈妈碰到警察时，他们就会吓唬我：“不要做坏事，否则会被警察抓起来。”那时，我不知道做坏事是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做坏事为什么会被警察抓。直到我上学时，我才明白父母对我说的话。这时，除了父母，我的老师也在不停地教育我：“不要做坏事，做坏事是犯法的。”那时，我明白了做坏事的严重性，却不知道什么叫“法”。
法律在我心中，法律在你心中，法律在我们大家心中。我渐渐长大，明白法就是法律，犯法便是触犯法律。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增加，阅历的丰富，我对做坏事和法律这两个概念理解得越来越透彻。我渐渐明白，做坏事并不是只给警察抓这么简单，做坏事还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害人害己，给别人做坏事，自己也将受到惩罚。
法律，这个熟悉的字眼，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记得，在我小学一本思想品德课本上就有过一幅关于法律的图画：其中一个人说道：“小孩子可以犯法，犯了法也不会被抓。”另一个人就反驳道：“小孩不能犯法，虽然不会被抓，但会进行其他教育。”这幅图画令我思绪万千，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一个同学说的话：“小孩子可以做坏事，做了坏事也不会干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同学竟然说出那种话，这真是让我后怕无穷。所以，我们要做到法律在我们心中。要时时心中有法，知法不犯法，这样才不会走上犯罪道路，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保障。
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便是我们成为方圆的规矩，希望大家都遵守法律，不要知法犯法，铸就美丽人生。
道德与法治作文素材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夸大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夸______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左右开弓、“综合治理”。
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
道德与法治作文素材我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人去买荔枝，他看到老板将坏的给了老伯，老板看见了他，也许是怕他告诉老伯，竟然拿出10元钱想贿赂他!可他气愤地说：“收起你的臭钱!你以为这样就能收买我了吗哼!”这个故事会令人深刻启发，我也不例外。
一个老板为了金钱将坏的荔枝给了老伯，还想让看到这事的人不要说出去，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骗，可小男孩说出了让黑心老板大吃一惊的话。
是啊!它可以不受金钱的诱惑，为什么有些人却为了钱干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有些人可以为了金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他们有没有在做这些事前想过，这是对人有利还是有害，这是会被众人赞扬还是被众人辱骂，要知道，这是损人不利己呀!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10元钱”，你是否克服，你是否经不住过一个人要是从小受到像把10元钱还给黑心老板这样的事，他就会得到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
道德只是一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可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解出了这道题，有多少人经不住诱惑，用最好的道德品质面对人生，你将会得到这道题的答案——付出最好的道德，收获最多的笑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的论文
(一)法律的含义。法是一种人们的生活行为准则，它通过立法者的制定或认可，进而形成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他规定的是人们的权利行使界限，只要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就是自由的。法律包涵自由、平等及秩序等价值。
据此可知，法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将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用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由大家共同遵守。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直到阶级的出现才产生。法律从一诞生，就带有强制性、阶级性及国家意志性。法的国家强制性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只有当人们违法或者抵抗法律时才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关的处罚，而平时国家强制力则不会显现。阶级性主要讲的是法律的本质，在原始社会虽然也有一定的规范，但那不是法律，与法律不具有同一性，而法律的真正出现是在阶级和私有制产生后才出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对于国家意志性，法律表现的很明显，在古代，国家既是帝王的私人财产，所以法律由皇帝制定。而现在随着民主的发展，立法的完善，法律也更能体现民众的意愿。
(二)道德的含义。道德也是一种社会调整方式，并且它产生的比法律还要早。在古代，主要是把道德作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方式道德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强调一个字，即善。它通过对人们善的指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正是说明了道德的作用。道德主要是通过调整人们的内心，来达到维护统治的结果，相应的道德的载体是乡规民约，而非以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方式确定。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民间习俗和民众内在的信念来保证实行的。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来是人们内心向善的意念决定的，只不过被统治者利用了罢了。
一定的道德也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现状，当今社会随着道德的沦丧，产生了很多有违道德的现象，这也是只强调法律而忽视道德作用的结果。所以，必须靠道德的内心调节作用来促进法律外在作用的发挥。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他们都是社会调整的手段，同时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相同的，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方面，都需要道德与法律。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所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1.都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法律通过调整人们的外在行为来达到调控的目的。而到的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进行调整，来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二者侧重点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
2.法律是道德传播的有效手段。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对法律的遵守，就是对道德的认可。道德的传播通过法律也可以有效的进行，法律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正确的法律是必然符合道德的要求的，“恶法非法”就很好地说明了法律如果不符合道德就会成为恶法。道德的产生早于法律，人们对道德的接受早于法律，所以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如果法律不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就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4.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在当今社会，某些法律调整转化成了道德调整。这就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强调的是统治者以自己的一直将某些道德上升为法律，用道德的形式规定下来；法律道德化强调的是将一种强制的法律义务转化为自觉地道德义务。道德和法律就是在这种嬗变中不断发展并发挥其社会调控作用的。
(二)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二者是有区别的。
1.产生的时间不同。法律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人类进入私有制经济时期，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把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现在意义上的法律，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才产生的。而道德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可以说是和人类一同出现的，例如早期的宗教等。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的形成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它的形成有严格的程序性，并且它也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这样可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法律比较具体。而道德的形成则是潜移默化的，它很少有具体的表现，往往是通过一个人内心来表达，进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道德比较抽象。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律仅仅调整人的行为，而不涉及人的思想，在法律上对思想犯不予认可。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进行调整，但更侧重于对人的思想的调整，道德更强调对人内心意念进行改造，进而达到对人行为改造的目的。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如果一个人违反法律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构成犯罪还会受到刑事处罚。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一个人道德的好坏与法律无关，只要不触犯法律，法律就不会碰触你。
5.内容不同。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权利与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则是更强调义务。基本不涉及权利。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这样只会让人们对道德更加反感，不利于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长期以来，人们的行为都是以道德准则来加以规范。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法律与道德不免会发生一些冲突。
法律虽然必须与社会道德相一致，但同时必须给私人的道德和不道德留下一点余地。法律不是万能的，有些民事活动根本不干法律的事，法律无法调整或即使调整也调整不好。法官判案仅遵从于法律，不用遵从于道德。法庭是法律殿堂，不是道德裁判所；法官是护法使者，不是道德卫士。法官不能根据“民意”、“民愤”、“情感”和社会舆论来判案。法律虽然与道德相通，但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官要恪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要超越法律去插手道德上的事情。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不能以破坏法制为代价。严格遵守法律才是符合民众的最大利益，才是最崇高的社会公德。
四、结语。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而道德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生活。道德是有标准的，不可能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并且道德是调整人的内心，这本身就很难把握，因此就需要寻找折中的办法，法律就产生了。法律本身就包含了最普遍的道德要求，并且也通过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来作为执行方式，更能发挥功效。因此，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只有实现法律与道德最大的相融才能实现法治社会。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的论文
摘要：地域环境生成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它塑造了这个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形成意味着民族的认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形成，由此会产生两种或多种社会生活方式。道德生活与法律生活方式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抽象，这两种方式对不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很深的影响，对现代社会追求的法治生活与信仰有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这就需要从历史和社会的眼光去解析它。
关键字：法律生活；道德生活；民族性格。
地理与气候决定着每个民族的生活境遇，不同民族生活都是伴随着特殊的自然风险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各个民族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随着生活挑战的不断升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不断地被复杂化，民族的个性也不断地塑造，最终形成本民族的性格。
一、道德生活与法律生活生成的境域。
民族性格是在不断地挑战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最早的选择是生存，人类生存的形态就是不断地挑战自然，在挑战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同时也在这些挑中不断塑造着自己的性格。生活在岛屿上的民族，它们生存的最大挑战就是征服海洋。在海洋征服中，人类面临的死亡和财富，死亡的风险使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也使他们获得人类彼此之间沟通。对海洋的征服和对财富的渴望不断使他们的精神充满了远大的理想，不断充满这对于抽象精神世界和未知自然世界的探索，对海洋的征服塑造了它们的天然性格――扩征的民族性格。生活在陆地上的民族，它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自然灾害。它们生活的基础就是农业，通过农业他们获得生活资料。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自然灾害，人类在天然的灾害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脆弱和无能为力。自然灾害不断地为人类生存创造者艰难，也是的生活在内陆的人们恐惧自然的力量，同样在这些挑战中内陆的民族形成内敛的民族性格。
扩征的民族性格与内敛的民族性格只是岛屿民族和内陆民族的自然民族性格，但是这些自然民族性格也为他们彼此打下了民族的烙印，也为他们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定下了坚实的基础。岛屿民族对海洋的征服是不断的，他们的生活要不断地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为了财富他们用它们的生命作为赌注，实现每一次挑战，这种挑战精神不断地被每一代人接力。在挑战中他们遵循海洋的天然规律，遵循彼此的获利规则，这也许都是建立在彼此对利益的信念。内陆民族内心总是处在飘渺不定之中，飘渺不定的内心总是使他们想寻求某种未定，此时也许衍生了占卜和形象崇拜，或者衍生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宗教，如：印度的婆罗门教。
征服欲望使他们原因遵循规矩，也是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循规矩，已实现彼此之间的双赢。但是这并没有完全是他们过真正的法律生活，而是他们用法律的工具实现道德上的正义，这种正义依旧是抽象。但是这也许是他们选择法律生活的开始，因为此时他们还处在法律的萌芽状态。内陆民族的内敛性格使得他们愿意依旧与自然力量作斗争，他们愿意实现这所谓的莫名其妙的胜利和成就。他们愿意在与自然斗争中获生活得资料，不是因为他们习惯此种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它们的思想逃不出天圆地方的意识，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内敛的民族性格制约了他们原本拥有的眺望视野。他们依旧生活在被自然和精神捆缚的抽象世界里，以至于有时候让人难以理解。
内陆民族的最大性格特性恐惧天然力量，但是这些民族又不知用何种逻辑把这种恐惧转化为现实的、抽象的圣物，最终又去崇拜和祈祷这些现实的圣物，希望这些恐惧的圣物不要附着于己身。这种抽象的内心变化使得人们愿意过抽象、模糊、幻想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也许就是道德生活的范畴。岛屿民族的社会生活不断地遇到来自人性的挑战，法律化的道德正义也不断地受到来自人性抽象的挑战，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性自身的社会暴力，为了抑制人性的暴力和生存的可能，人们选择了工具的理性，人们开始走向法律的正义，开始不断地实现法律之下的生活。但是法律生活依旧难以摆脱人性对他的挑战，人们也难以为法律生活确定真正的正义性价值。选择法律生活有基于民族特性的必然性，选择道德生活同样也有基于民族特性的理性。抽象的道德生活包括幻想、迷信、模糊、恐惧、崇拜、尊尚、占卜。这些使得道德变得普遍化，变得理性化。
二、生活境域给人带来的影响。
道德生活模糊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更模糊了人们认识的逻辑。道德生活之下只有模糊的力量和抽象的暴力，但是这种抽象的包里有不断地转化为武断的实践，这种无端的实践使得人们回到最抽象的血缘逻辑上，这种血缘逻辑带给人们的道德生活之下的现实正义和优秀正义。然则，法律生活带给人们的是具体的正义，但也难以说此种正义就那么接近正义，这最好的佐证不就是人类居然用法律来实现暴力，用法律来实现侵略之下的正义。
道德生活是抽象的，法律生活是具体。多重原因促成内陆民族的道德生活方式，在随着内陆变迁的细微性，和内陆自然灾害的不断性，都导致人们难以去思考这些道德问题，人们依旧愿意遵循已有的生活范畴，因为人们已经把道德作为自己生活的本质。道德不反抽象了人们的生活，同样它也抽象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使它们无法超出道德的经验来理解人们的认识能力，只能说到的是他们永远的脱离了人们认识自身和自然的可能性。或者说即使伟大的人物进入了认识自身和自然地领域，那他也不会被社会的力量所认识，有时候真理确是掌握在智慧的思维里。道德生活的逻辑标准是非常的原始的，因为他依旧遵循着血缘和亲缘的关系，依旧遵循着生活履历的经验，尽管法律生活同样也没有超出这些，但是他实现了这些生活标准化和明确化。血缘和亲缘是过渡到人类道德生活的逻辑起点，随着发展他会过渡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社会，但是在此中间却存在着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和亲缘的道德关系，这种道德关系是人类思维缺乏主观性的表现。缺乏主观性使人类失去了很多思考自身与自然的能力，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理论说明我们古人的思想依旧沉浸在人与自然的混合体中，没有超出自然和道德经验。
历史逻辑的起点虽是血缘和亲缘，但是我们要超出血缘与亲缘的范畴来理解历史逻辑演绎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实现有道德生活过渡到的法律生活，有自然与道德合一变为道德与自然分立，不断使思维脱离抽象的自然，有脱离道德的范畴，而向独立的主观性迈步，走向思维的能动性。虽然法律生活没有超出人们的一把经验观念，但是它却超出先前模糊的抽象道德逻辑，他开始认识经验的科学与正义。道德生活需要良好的法律生活来实现，法律生活需要道德生活作为自身的起点。
观念的道德化是人们彻底废弃人们原有的理性启蒙点，它使人们的视野开始进入完全经验化的过程，经验的过程不断使得人们对各类经验为题都开始道德演绎，开始进入泛道德化。稳定的道德化观念是人们寻找道德的支撑点，是人们不再因为自然地伤害而过于悲痛，因为这种原有的道德观念会为它慢慢的融化这些自然地伤害，最终会使它的心灵获得终极的安宁。道德化的观念使得社会缺乏了主动地发展动力，因为道德的功能更多的在于理解人们，用经验来解决问题，就是好像总是用不同杯子装陈年佳酿，意味这个瓶中永远(）是此酒。说句不敬的话，也许并非完全好酒，而是因为如此装酒成为习惯，使得不得不说好酒，也许用我们道德化的观念进行经典抽象的话，他就是习惯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这何尝不是道德化观念的真实写照呀！也许思想就像酒，不同的时代要装不同的酒，让人们何时都能感受到它的品味在变化，让人们发现好就是在不断地产生，思想是在不断地更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前进！
道德化观念增加了人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们行动的负担。人们的行动总是受到不明确东西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人们完全失去精神的独立性。人们的思维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欺骗和虚伪，因为他可以用这种东西来掩饰它对道德的负担和压力。
三、走向融合的两种生活方式。
道德生活和法律生活都带给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带给人们对自己和社会的不同认识。法律社会的权威就是社会力量，道德社会的权威则是权力。人们对法律的遵守是基于自己的善和他人的善，但是人们遵守道德是基于权力和道德负担，因为法律给人们指出了明确的去向，而道德总是给人们模糊的人文遐想。道德生活的权威就是权力，因为道德生活的逻辑是抽象和模糊的，及就是血缘和亲缘，正因为逻辑上的模糊性，就是道德失去了原有的动力，但是如果还要维持道德生活，那就需要彻底的观念道德化和权力与道德结合，给思想增加道德负担，给生活增加有权力保证的道德，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道德生活，否则人们将会抛弃道德生活，或者颠覆道德生活。
人们对道德的颠覆只是对道德模糊化的一种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道德无力和脆弱，开始意识到道德社会的解体。当人们开始丑化道德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会进入某种癫狂状态，这种癫狂状态是由于原有的道德化观念，因为道德化观念无法控制和脱离这种道德上癫狂，所以就发生道德化观念与丑化道德的行为发生认识的冲突，使得人们进入精神失常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情况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因为人们的道德行为不断地崩溃，但是人们道德化观念一直难以崩溃，所以人们将会不断的丑化和颠覆道德。道德生活的理性就是道德生活，但是道德癫狂时代的思想则是道德虚无和道德抽象，或者进而是丧失标准。这种道德癫狂在法律生活中很难出现，因为法律放弃了对人们抽象行为的干预，也放弃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怀，因为它相信人们的人们的心灵需要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来安慰和实现，但是道德化观念并没有为人们塑造关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仅仅是给人们抽象的负担。
法律是可以信仰的，因为它符合人们的一般人观念，但是道德是不能被信仰的，因为缺乏为人们提供积极的一般观念。信仰的支撑点是人们的精神，人们对精神的无穷尽的追求，同时这种追求又是无不丧失的，因为它是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存在理由。但是道德不能实现此种功能，因为道德的逻辑起点是基于血缘和亲缘，这种逻辑起点是不永恒的，所以人们对它的理解仅仅是形式的。所以道德缺乏信仰的根基，更缺乏信仰的理由。
道德经验化和观念经验化是整个经验世界理想化状态，但是他却难以说它是最好的社会和精神状态。人们理解自认开始是从脱离自身和自然开始的，而不是从自身和自然开始的，虽然人们的生活依旧难以脱离道德生活和道德观念，但是人们的却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进阶。法律生活已经开始有经验走向归纳的经验，已经开始走向用逻辑思考经验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进阶过程也许经历了这些阶段，就是由血缘与血亲到道德化血缘与血亲的社会关系再到道德法律化或法律道德化而后进入法律生活。但是这个进阶的过程是艰难的，同时还可能出现各种新的道德问题，但是法律生活依旧是人们最忠诚的选择，因为人们已经感受到它的社会魅力。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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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思想道德修养法律论文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一般多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这种教学方式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结果是课程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少了思考，也没有兴趣思考，更别说创造性思维的激发了。而启发式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增强课程的说服力。该课程在大学生素质培养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不断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自己、社会，才能最终达到教育目标。
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曾指出，培养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寓意深刻的话：“理想的教育其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于教学生学。”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思维，启发式教学始终把学生作为教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教师适时地采用多种引导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同时学生通过思考、反省、评价掌握了知识，并提高学习能力和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及发展。可以说启发式教学强调师生的互动与双向交流，既强调教师的“启发”、“点拨”、“诱导”，又注重学生的“愤悱”理性自觉，“反求诸己”“内省”“反思”。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论文【】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的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再解读，重新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得出了西方法律在演化的历程中实际上是存在一个去道德化的过程，亦即法律逐渐脱离于对道德的依附独立发展的过程。这种认识对我国当下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关键字：法律文化；理性；分离；法治。
在前市民社会法律和道德都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在前市民社会法律的被评价标准是一元的。法律代表的是某一利益群体的利益，维护的是单一的道德价值。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法律逐步去掉了对道德、伦理的要求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回到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上，正是要使当下的法治建设如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去掉法律中传统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道德戒律使得法律获得独立的地位。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法律与道德。
大体上可以说，在西方城邦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法律和道德都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在前市民社会法律的被评价标准是一元的。即用一元的道德伦理观念去评价法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那时，“以形而上学或神学为基础的一元论的世界观使得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广泛的争论。在处理法律与道德之关系时，无论是神学自然法还是理性自然法，都将法律与道德严格整合到了一个价值体系之中。”在处理法律与道德之关系时，无论是神学自然法还是理性自然法，都将法律与道德严格整合到了一个价值体系之中。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是不平等的，道德的位阶高于法律，法律的合法性也必须求诸于道德。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早期城邦时代家庭伦理作为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最基本的纽带具有的强大的力量，“在许多世纪内，城邦需尊重各家庭、各胞族及部落的宗教信仰，它无权过问这些小团体的内部事务。它不能插手家庭里的事务，不能审判家事，对妻子、儿子及保护人的审判权利与职责属于父亲。”也时有这样的事发生，若要在某一个地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组织，立法家们“一定不忘将民众分为部落与胞族，就好像社会组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形式了。在这些团体内，他开始封英雄、设祭礼、立传统。欲创立正式社会的人，常常都基于此。”家庭的组织秩序确定了法律的实质内容，在继承、所有权等方面深受父权的影响。因此很难想象在人类文明的早些日子里法律能超越道德因素。无论从法律的制定还是所制定的法律被遵守，都无不体现出一种超越世俗的因素。“古希腊人依据自然正义的学说将法律建基于理论性的道德基础之上。”
在后来一些时候，随着人们智识水平的提高，古人们发现了以前有些秘不可解的现象现在不再那么神秘了，特别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交换的日渐繁荣和形式的日渐多样化以及城邦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成果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深不可测不再感到像从前那般的恐惧，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探索它。约自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传统农业文明开始受到航海和商业贸易的冲击。神授王权的政治体制也受到强烈的冲击。在世俗生活上智者们率先开始怀疑法律的神圣渊源。这时候的法学家们首先是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只不过自然法思想在古希腊仅仅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成为一种被广为信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存在于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思辨或是讲学中。他们也把这种新的道德观念引向城邦政治和城邦生活，使它成为人们探究法律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的学问。这种道德观取代了早些时候人们对自然神的信奉，使得家庭伦理从宗教、迷信中脱离出来，这时候的法律思想和立法多是受它的影响。首先，法律不再被视为不可变动的了，它是人的意志。因此人也可以改变它。十二铜表法的立法和梭伦的法律改革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法律从家庭走进了城邦，城邦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家庭、家族内人与人的关系，这不得不决定了演变成城邦的律法规范不可能完全因袭家庭、家族的伦理性的规范。也可以说，随着城邦生活范围的扩大，法律逐渐褪去了它礼俗的外衣。在城邦的陌生人的环境中生成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自由的自然法理念逐渐取代了家庭的伦理道德。城邦的法具有了世俗性、普遍性的性质。梅因也认为：“民法的范围在开始时虽然很小，不久即不断地逐渐扩大……而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必有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庭转移到公共法庭的管理权力之内。政府法规逐渐在私人事件中取得了同在国家事务中所有的同样的效力。”只是古希腊的法律的这种实证思想还没有进入具体的制度的现实建构。正是这一转向使得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转入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经久不衰的紧张关系中。
二、中世纪初期的法律与道德。
在其后的我们称之为希腊化和中世纪的初期，家庭伦理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前所述，自智者学派到苏格拉底再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一脉相承的在为人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但是在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使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根本缺乏独立的个人领域。古希腊时代的个人还被囿于城邦的范围，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到了斯多葛学派创立的自然法和平等的学说，才将古希腊对城邦的权利要求转变为对个人的权利要求，伊壁鸠鲁学派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也旨在把人从命运的铁钳和必然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但这还仅仅是对主体地位一种朦胧的意识。正是由于它与希腊流传下来的理性原则、正义理论以及个体立场的整合，使得罗马法的发展与道德的分离又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体现在罗马法的实体化和形式化上。但是，我们仍不能认为罗马时代的法律脱离道德伦理的影响走了好远。其实“罗马时代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只是外表的、不完全的。”因为罗马的时代法律与道德伦理一样都是“社会的外在的物理性的强制规范”。道德还不是用于调理人内心的独立的东西。道德与习俗还是混然一体，与外在的强制相结合。“那时罗马法不仅让‘fas’(符合神意的事物)和‘bonimores’(符合社会习俗的事物)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控制的任务，还让它们实施惩罚。超自然的力量、将违禁者交付给地狱诸神的权力、献祭性处决、革出教会以及惩戒‘不合规矩’之事的族规行纪的威慑力都比‘iuseiule’(符合习惯或者公示的国家意志之事物)之相对虚弱的实施机制有力多了。”所以我们还只能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有法律制度“仅仅就它建立了形式的法律思想这种意义来说，接受罗马法是具有决定性的。在它的结构之中，每一种法律制度不是基于形式的原则就是基于物的原则……总的来说，罗马法无疑是形式法律制度粉碎物质法律制度的手段。”
三、神学时代的法律与道德。
中世纪是神学的时代，__及其教会自成一体的体系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家族或是氏族结构，甚至国家的结构也深受它的影响和制约。也正是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在论证法律与道德关系时的逻辑也只能是实证法从属于自然法，而且二者又必须在永恒法的上帝法则中获得渊源。而道德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法律体系中，法律的解释和实施只能由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所充任的法官来实现。而且，法律被解释为凡人不可企及的。世俗统治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行政的最高长官，也是最高法官，但是他们的政治统治和颁布的实证法律必须服从自然法和上帝法。也就是说，实证法的合法性(权威基础)在于统治者的合法性，统治者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他们严格地服从着自然法。在西方社会中世纪中后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权与教权的分离这一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近代绝对国家确立了。为什么这一分离对法律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政教分离必须把握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政权与教权只是分离，是教、俗两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后找到了各自的职能归属。而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只有在这种分离下政权才能得以真正的独立，政权中那种至高无上的从精神上束缚人的内核已经随着教权权威的离开而离开了。从而在政治领域中，民主、自由、平等等权利的实际形态才能得到实际有效的保证，政治权威才不会再具有内在的压迫性的力量。当然，这意味着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人也被分离了。因为人们除了在世俗中享受政治生活外，他们完全可以自由的在教会中享受精神生活。发展到近代市民社会里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才会形成一种实质性的权力分离。教权与政权的分离打破的是这种分属中所糅杂的人的主观性。形成了一种排除以人为中心的可量化、可统计、高效率的权力体系，用韦伯的话说是一种科层式的政治官僚体系。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与道德。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已经不适应新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与社会。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到目前发展的还不是很成熟，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社会受到了彻底的冲击。熟人社会中生成的温情脉脉的人与人的秩序已经逐渐被以货币作为纽带的契约关系所取代。市场环境下人、财、物的巨大的流动性，社会分工的扩大，新的以职业为划分标准的职业阶层的出现，人们也似乎理所当然的淡忘了传统的道德训诫。也许缺乏这些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人与人的敌对，也不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是如果这时外在又缺乏一种可以让我们值得信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一味的求得己利。这时候形式化的、具有普遍性效力的法律就应该扮有重要的角色。
注释：
【1】艾四林，王贵贤。法律的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法]库朗热著。谭克铸等译。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第122页。
【4】[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5页。
【5】[日]川岛武宜著。申政武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第9页。
【6】[德]马克斯？韦伯著。姚曾译，韦森校订。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4页。
议付行的法律关系论文
公物利用法律关系由公众、行政主体、公物所有者围绕同一公物建立起来，各方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难免存在权利(力)实现问题上的摩擦。从总体上把握权利(力)内容及相互关系，是进一步揭示各项权利(力)性质的前提。
(一)权利(力)内容的外观透视。
公物作为给付行政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分配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其必然存在分配者———公物的提供者，也必然存在被分配者———公物的取用者，这种“供取”二元关系构成公物利用法律关系最为基础的部分。那么，供取双方在上述法律关系中，享有何种权利(力)?从公物的定义可知，公物必须由行政主体提供公用，即强调存在一种支配公物的权利根据。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这种权利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而实际上，私法所有权同样不能构成此权利根据。我们知道，私法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等权能，这些权能体现了民法上支配权的内涵，但包括国家所有权在内的私法所有权，因其无法保证公用目的之持续与稳定，这将导致公众的使用与受益取决于所有权人的个人意志而非公法规则，故形成的也仅是“事实上的公物”，不受公物法调整。本文将支配公物的权利根据称为“公物支配权”。
而从公物的定义还可知，公物必须由公众使用或受益，针对此种公物利用状态，本文冠以“公物用益权”之名。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承担着大量的宏观调控职能，公物供给基本依赖政府财产，因而公物支配权与公物所有权的主体是合一的，即行政主体。随着市场经济时期的到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满足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需求。公众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导致政府深陷自身可控资源有限与社会需求无限的“泥淖”，政府对公物供给逐渐呈现独力难支之态势。在此时代背景下，私有公物、集体公物逐渐进入国家与人民的视野，恰如其分地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窘态。根据德国公物理论，私有财产经由行政主体“命名”即可获得公物地位，这对尚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而言，尤具借鉴意义:既然有限的政府财力无法或难以完全回应社会的公物需求，那么公物来源问题的解决，也就无法由作为支配权人的政府来包办。因此，在公物利用的“供取”二元关系之外还存在第三方主体，其享有“公物所有权”。综上所述，公物支配权、公物用益权、公物所有权构成公物利用法律关系的权利(力)内容。
(二)权利(力)关系的内在紧张。
公物利用法律关系呈现三方主体间的复式结构，即公物用益权人依公物的设立目的得为利用、公物支配权人确保公用目的之存续、公物所有权人对公物被利用的容忍。目前，我国学者对公物利用法律关系中权利(力)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公共地役权与“剩余财产权”二元说。
该说认为，公物利用法律关系受到公法与私法的共同调整。具体而言，公物上的权利束由私法财产权与公共地役权组成，而后者又可衍生出行政主体的公物管理权与公众按公物本来用途加以使用的权利。其中，私法财产权因不具备完整的使用与处分权能，仅在保证公用目的之范围内允许所有人加以支配，故有“剩余财产权”之谓;而公共地役权则指为了特定的公共利益需求，由财产权人容忍某种负担，从而使国家或公众取得一种要求财产权人持续承担该负担的权力或权利。在实现顺序上，公共地役权优先于私法财产权并排挤后者。
2.公法权利(力)与私法物权集合说。
该说主张，公物利用法律关系容纳了政府的公物管理权、公众的公物使用权与私法物权。其中，前两者属于“公物上公法权利(力)的两项下属权能”，既相互保障又相互限制，它们作用于公物的范围大致等同私物在提供公用时被公权力所限制的部分。换言之，公法权利(力)优先于私法物权。
二、公物所有权的成立之争及性质之辩。
公物所有权系借鉴民法所有权提出的概念，乃大陆法系国家公、私法二元划分背景下的产物。公物所有权经历了从否定论到肯定论的成立阶段，而在肯定论中，又存在公所有权说、私所有权说、修正的'私所有权说之间的争鸣。
(一)公物所有权的成立之争:来自传统所有权观念的非难。
公物上是否成立所有权，曾一度引发争论。在古罗马时代，无法由个人获取或实施经济管理的物品可由公众共同使用，如空气、阳光。但这些物品被视为不归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人所有。19世纪初期，法国学者普鲁东从古罗马时代的传统所有权观念出发，认为公产不具有所有权的排他性，因而与所有权的观念不相容;即使是国家，也仅仅是出于维护公用而占有公产，“政府只行使占有保护以确保公众使用公物，政府不因占有而享有排斥他人对公物的使用”。此外，还有一种否定公产上成立所有权的理论，即认为传统所有权应包含使用、收益与处分权能，而行政主体对此皆不具备。该时期，否定论占据了支配地位，即行政主体对公产不享有所有权，只具备“保存公产的一种警察权力”。
20世纪时，否定公物上成立所有权的观点故态依然。莱昂·狄骥认为，“公产所有权”的说辞只是照搬了民法上所有权的观念，缺乏理由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狄骥的观点是源自其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立场，即每个个人基于社会连带的事实，只负有一定的可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的任务，而不存在任何天赋的或不可分割的权利。其试图用一个只承认法律义务的制度来替代传统的法律权利制度，因而否定“公产所有权”的成立也就不难理解。但狄骥的这种立场多少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否定论的衰落已不可逆转，承认公物上成立所有权的肯定论渐渐占据支配地位。肯定论得以兴起，一方面是因为“所有权神圣”的信条遭到削弱，所有权的社会责任表明排他性仅具有相对意义;另一方面则由于行政主体对公产并非不存在使用与收益的可能，前者如行政主体对公务用公产的使用，后者则如公产特许使用费的收取。至于行政主体在保证公用目的之范围内无权处分公产，这本身就表明所有权的存在，否则没有禁止的必要。此外，对于自然公物，如果认为其不归任何人所有，那么“公地悲剧”与政府环境责任缺位将不可避免。
(二)公物所有权的性质之辩:公、私所有权说的效果趋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种新的公物类型———相对公物———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使公物所有权具备了与民法所有权一样的排他性;同时，所有权所包含的使用、收益与处分权能，在公物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公物上是否成立所有权的争论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公物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有何异同、其性质又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公所有权说在法国、德国及日本的代表人物分别为莫里斯·奥里乌、奥托·迈耶、美浓部达吉。法国学者莫里斯·奥里乌率先提出公产所有权的观念，其认为公产所有权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国家力量的行政所有权”，是一种“在一般所有权基础上做出整体修改之后得出的所有权特征”。在他看来，公产所有权之所以成立，在于其仍保留着所有权的部分特征，只是由于公共用途的设定赋予公产不可转让的特性，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所有权其他方面的特性。德国行政法巨擘奥托·迈耶借鉴法国公产理论，主张仅在公物支配权与民法所有权属于同一行政主体且出让时成立公所有权。其指出，当国家对公物的支配依公法判断时，便发生公的物权———尤其是公法上所有权思想的必要。美浓部达吉博士持“权利效果决定权利性质”的观点，其认为具有公法性效果的所有权，自然属于公所有权的范畴。总的来说，持公所有权说的学者一方面强调公所有权具有民法所有权的某些特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公用目的”与民法所有权融为一体并引发后者“质变”，前者已非独立的役权。
三、公物利用法治化的前置性思考。
公物利用法治化是当代行政法治的重要课题，其立基于对公物利用法律关系的深层理解。作为三大行政手段之一的物质手段，公物不仅牵扯利用者的公物用益权，同时也涉及行政给付行为的法律规制。当行政主体运用公物支配权实施给付时，其有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一则对公物所有者的“剩余财产权”进行过度压制，表现出明显的侵益性;一则对公物利用者的给付请求视为不见或瑕疵履行，其消极效果并不亚于侵益性行政行为。因此，权利救济与权力规制犹如公物利用法治化的“硬币两面”，不可偏废其一。然而，权利救济的途径及方式因权利性质而异，权力规制亦需有的放矢。在此意义上，对公物利用法律关系的权利(力)构造加以剖析，无疑是完善公物利用相关权利救济与权力规制不可回避的前置性思考。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格外注重传统、延续传统的民族来说,道德文明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本土资源;西方法律文明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被历史实践所证实,对于将法治奉为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讲,西方法律文明无疑是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资源.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与西方法律文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中有机结合,这是我国21世纪德育教育的主题.
作者：刘翠萍liucuiping作者单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陕西,榆林,719000刊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yulincollege年，卷(期)：200111(3)分类号：c410关键词：道德文明西方法律文明德育教育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心得体会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运行和秩序管理的两种规范方式，二者在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公众行为规范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道德与法律并非完全一致，其中存在着差异与相互补充。在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我对于道德与法律关系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我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相互依存的层面，也有辩证的冲突与补充，同时要适应现实变化不断调整和升级。以下是我对于这一主题的连贯五段式文章。
首先，道德与法律是相互依存的。道德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对善恶、对正义的认识与追求，是社会规范的主体性。法律作为社会公认的规则和准则，通常由国家机构制定和实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体系的两个要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道德强调诚实守信，法律对于欺诈行为有严格的处罚，从而强化了道德的观念；道德主张对他人尊重和关怀，法律规定了保护他人隐私的范畴。道德和法律的相互关系使得社会有序、和谐。
其次，道德与法律也存在着冲突与补充。道德是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和约束，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广泛性。而法律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必然存在具体性、局限性。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道德和法律之间会发生冲突。例如，当一位母亲因为偷取食物而救活了自己的孩子时，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是符合亲情道德的行为；而法律却视此为偷窃行为，应受到惩罚。此时，个体的道德行为与法律规范发生了冲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就可以取代法律。因为法律是社会公认的公平标准，为社会稳定和公正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推动社会法律的完善，使之更加符合道德的要求。
另外，道德与法律也需要适应现实变化不断调整和升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于道德和法律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某些规范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失去约束力，有些行为原本被视为合法的可能因为对人权的尊重而被废弃。例如，在过去，妇女的地位较低，妇女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现今的社会对于男女平等的要求已经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法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改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对道德的追求。同时，道德也应该不断反思和完善，使之更加贴近社会的现实和发展。
总结起来，道德与法律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需要遵守法律规范，同时也要秉持道德的追求。虽然道德与法律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互相调整和升级，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公众行为规范化。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道德与法律的共同发展进步，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
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知识要求：社会主义法律的含义，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理解要求：列举实例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具有共同的目标。运用：
对提高道德水平有助于公民守法、护法，谈谈个人的体会和认识。
能力要求：培养学生初步的辩证思维能力，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的关系，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打下基础。
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认识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密切关系，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更加自觉地遵纪守法。
教学建议。
通过这一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懂得进行法制教育不能离开道德教育而孤立地进行，认识到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提高道德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做知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
理解这一重点应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要掌握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相同点。其表现在：阶级本质相同，都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指导思想相同，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任务和目标相同，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支持和保证法律的实施，如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和谴责、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的赞扬和鼓励等。
二、教法建议：
本目的第一段着重从三层涵义上说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该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这三层意思，教师都应举出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最明显莫过于如盗窃、危害公共安全等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也是社会道德所谴责的；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都是道德所倡导和赞扬的行为，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法律都将其明确规定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所倡导和赞扬的行为；最后一层，有许多法律规定不仅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是道德的要求，这里可引述该目第一段的例子。
法律与道德的相同点、不同点，教学时可采用列表的方式，用投影打出，或在黑板上板书，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教学设计示例。
[复习提问]。
先请同学们看两张图片，想一想图片各说明了什么观点？
（设计此题的目的：复习旧知识，为新教学内容做铺垫。）。
图片一说明，法律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图片二说明，人们遵守法律，要以道德作为思想基础。
[导入新课]。
（发每一个学生一份《××市市民文明公约》，请同学读一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
自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首先要了解和把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自学考试大纲”中明确的课程性质和目的要求。其内容主要有：
1.课程性质和目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两部分的内容，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公共必考课，是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自学应考的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重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对参加高等教育自学应考的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生价值、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方面的教育，使大学生认识立志、树德和做人的道理，选择正确的成才之路，掌握丰富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自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求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应考者把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贯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主线，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本课程的学习，要了解和树立科学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认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了解和明确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优良传统和历史作用，掌握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基本特征，懂得为什么要立志做新时期忠诚坚定的爱国者;了解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即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学会正确认识并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和掌握道德的基本知识，明确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现实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原则和重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和掌握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的具体规范，懂得如何加强个人品德修养，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本课程的学习，要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容和意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训练法律思维方式，树立全新的国家安全观念;掌握法的概念、作用、法律规范的概念、法律关系的构成，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体系，懂得要自觉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了解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掌握我国主要的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学习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二、学习方法。
自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正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自学考试大纲”中所指出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自学方法，首先，要认真阅读和钻研大纲和教材。应根据大纲规定的考核内容和目标，认真学习教材，全面系统掌握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其次，要把系统学习和重点深入结合起来。应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对重点章节进行深入的学习，掌握对课程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概念和原理。切忌在没有全面学习教材的情况下，单独孤立地去抓重点、背词句，甚至猜题押题。第三，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必须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要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自学者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自学时间。对于自学应考者来说，还强调注意以下几点：
1.基本概念要清楚明确。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首先要准确地掌握它的基本概念，切忌在概念上含混不清、界限不明。这是掌握基本知识、明白基本道理的前提。如，理想概念的定义为：“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掌握这个概念时，就需要明白：首先，理想作为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是高于现实的，总是指向未来的，是现实生活中尚未实现的东西。其次，理想作为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想像和设想，是来源于现实的，与无法实现的臆想和空想有根本的区别。这就决定了理想具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是经过较长期的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与空想是有区别的。如，身份权概念的定义为：“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因具有某种特定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自然人的亲权、配偶权、荣誉权和法人的荣誉权等。”把握这个概念时，就需要弄清楚民事主体具有的某种特定身份，是包括自然人的亲权、配偶权、荣誉权和法人的荣誉权等，而“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须享有的人身权利，是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
2.知识内容要全面准确。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无论是对思想道德修养部分还是法律基础部分知识掌握，对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掌握都要求全面准确，切忌片面和不完整。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应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如，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把握，在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反映行政法本质和具体制度规则内在联系的共同性规则，是贯穿于国家行政机关活动的所有环节，并由全部行政法规范所反映出来的共同原则的基础上，要准确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有：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而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约束功能的基本行为准则，其效力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制度之中。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3.理论学习要联系实际。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自学应考者在学习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一定是在认真学习理论，弄懂理论时主动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如果只是把它束之高阁，再好的理论，也是无用的。而且，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也一定不能离开理论，只罗列一堆实际问题，就事论事。只讲理论，不讲实际，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一种表现;只讲实际，不讲理论，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种表现。学习过程中，这两种倾向都要防止和反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还包括既要联系社会实际，在联系社会实际，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学习过程中，提高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力，真正掌握理论，也要联系自身实际，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三、试题类型和解题技巧。
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自学考试大纲”中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命题是根据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的。考试命题有较大的覆盖面。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一般为：识记20%，领会30%，简单应用30%，综合应用20%。试卷对试题的难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四种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以2：3：3：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试试卷的题型，主要有四种：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各种题型的特点和解题方法如下：
1.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为客观性试题，由题干和四个选项(即备选答案)构成，四个选项中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意的，选对给分，错选或多选都不给分。解答单项选择题主要应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认真审读题干，准确掌握题干的题意要求，明确题干的题意要求究竟是什么，选择答案时，要把选项与题干的题意联系起来思考，选择符合题干的题意要求的选项。必须注意的是，到底选择哪个选项是根据题干的题意要求来确定，而不是根据选项的含义是否正确来确定，因为选项本身含义正确并不一定符合题干的题意要求。
(2)根据题干的题意要求，认真审读各个选项，找出干扰项予以排除。任何选择题都有干扰项，设干扰项的目的在于考核考生对知识的掌握是否准确、扎实。干扰项的特点是似是而非，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要防止受其误导而错选。
(3)认真审读完各个选项后，排除干扰项，根据题于的题意要求，确定选择项。自学应考者一定要把各个选项都看完以后再确定答案。因为单项选择要求选择的是最符合题意的答案，如果刚看到一两个选项，似乎符合题意就确定，而还有最符合题意的选项都没有看到，就会错选。
4.自考《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简答题练习题。
7.年自考《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模拟练习。
8.2017年自考《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练习题及答案。
9.2017年自考《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仿真试题及答案。
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知识要求：社会主义法律的含义，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理解要求：列举实例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具有共同的目标。运用：
对提高道德水平有助于公民守法、护法，谈谈个人的体会和认识。
能力要求：培养学生初步的辩证思维能力，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的关系，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打下基础。
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认识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密切关系，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更加自觉地遵纪守法。
建议。
一、重点难点分析：
通过这一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懂得进行法制不能离开道德而孤立地进行，认识到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提高道德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做知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
理解这一重点应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要掌握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相同点。其表现在：阶级本质相同，都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指导思想相同，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任务和目标相同，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支持和保证法律的实施，如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和谴责、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的赞扬和鼓励等。
二、教法建议：
本目的第一段着重从三层涵义上说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该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这三层意思，都应举出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最明显莫过于如盗窃、危害公共安全等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也是社会道德所谴责的；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都是道德所倡导和赞扬的行为，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法律都将其明确规定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所倡导和赞扬的行为；最后一层，有许多法律规定不仅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是道德的要求，这里可引述该目第一段的例子。
法律与道德的相同点、不同点，时可采用列表的方式，用投影打出，或在黑板上，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设计示例。
[复习提问]。
先请同学们看两张图片，想一想图片各说明了什么观点？
（设计此题的目的：复习旧知识，为新内容做铺垫。）。
图片一说明，法律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图片二说明，人们遵守法律，要以道德作为思想基础。
[导入 新课]。
（发每一个学生一份《××市市民文明公约》，请同学读一遍）。
（请学生阅读课文，分析我国法律的本质和特征。然后归纳，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含义。）。
第一、我国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即规定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
第二、我国法律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广大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
（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的道德的内容、核心及其作用。归纳。）。
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的道德。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崇高精神（诸如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二是社会公德（如助人为乐，扶贫帮困，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三是职业道德（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四是家庭美德（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公职里团结等）。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集体主义，作用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通过以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本质、内容、特征的分析和社会主义道德内容、作用、原则的学习，我们就不难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和道德的相同点了。
阶级本质相同：都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指导思想相同；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任务和目标相同：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在社会实践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二者共同之处的具体表现：凡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谴责的行为；凡法律要求、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倡导、赞扬的行为；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道德的要求。
由此可见，它们二者是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听。这就是第二目题要讲的内容。
具体表示：（请学生读教材相关内容，归纳。）。
3.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做到守法、护法（）。
由于法律与道德具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着较高的道德水平是遵纪守法以及能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思想基础，所以，青少年从小提高道德修养，不但能自己做到自觉守法，还能成为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卫士。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又由于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点，因此二者不能互相代替、混为一谈。履行法律义务和责任是有强制性的，特别对于惩治犯罪，具有特殊意义。把握好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才能正确实施法律。
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新概念：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明确了一个新观点：我国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是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获得了一个新认识：提高道德水平对守法护法有重要意义。
[巩固新课]。
请同学看教材第16面“新闻记者与思考”，回答案例后；面提出的问题。
[课后作业 ]。
行为作业 ；同学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家里、校内、社区内）做有道德的好少年、好学生。
笔答作业 ：。
最后，我们对本课书的全部知识做一个归纳：
[本课知识系统表]。
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
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
规定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行为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
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法律最主要的特征。
法律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
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是法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二者的三方面的主要相同点。
二者互相配合、促进、补充。
二者相互作用的表现：
体现 维护。
补充、支持、促进。
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做到守法、护法。
较高道德水平，是遵纪守法，勇于同一切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思想基础。
懂得二者相同点和不同点，才能把握好二者关系，正确实施法律。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民主、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以生活濡化为向度建构的道德修养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德自由。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人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没有一种初始的道德自由，人类的任何道德修养都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愿赞同“自由建构一切”的哲学理念。以道德自由为哲学基础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道德修养主体不再迫于外在的某种权威规定，而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选择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以实现人的道德权利，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模塑体现丰富人性内涵的独立的道德人格。
较之于同质性社会形态中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而言，充分彰显“民主、商谈、参与”的公民社会特质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呈现出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性三大文化特质。自主性特质，源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征的公民社会，使每个公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宽的社会交往空间和更理性的道德权利选择。按照科学的理性去践履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实现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是公民社会道德修养自主性的核心内容。公共性作为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文化特征，源自孕育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修炼公民个体的公共精神构成道德修养从“内圣修己”的“私域”向“外王安人”的“公域”与“私域”整合转型的核心价值。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公共性既蕴含着个体对他人的存在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恰当理解，更表现在于人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普遍追求，参与公共事务，致力于改善公共生活、建构公共秩序，从而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的道德修养体系。公民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道德修养能力、责任及其习性的可能性则构成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公民性文化特质的主要意蕴。
道德与法律论文字集合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
老子所著《道德经》里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生成了万物，德养育了万物，所以，万物没有不尊敬道而重视德的，道德之所以被受到尊敬和重视，是因为它不加干涉而顺其自然。万物由道生由德养，道和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道德”体系。引申到今天成为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如果人们的行为合乎道的大德，那么人类就能繁衍生息，否则就会自我毁灭。重庆公交案这一事例也告诉我们，违背了道德原则，本来能避免的事情也终酿成了大祸，这种后果也会让人难以承担。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可见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道德，无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都以高尚的道德作为它们思想文化的最高境界。
法律是在我们生活中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一方面，它庄严详尽地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司法机关坚决地切实有效地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对破坏、侵犯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敌对分子依法制裁。另一方面，它也靠广大人民制定、执行、监督并遵守。社会主义法治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意志，它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的形成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所以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或避免人们触犯法律的几率。法律也是对道德约束力的一种补充，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行为约束体系。在这个社会竞争激烈的时代，焦躁、不安充斥着整个社会，而一些善良之举却被诬陷的个例报道也似乎更让人们学会了冷漠、躲避，更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倒地老人再也无人敢扶，陌生人需要帮助以为是骗局，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躲避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利益，就像公交车惨案一样，一些无辜的乘客由于自己的淡然与冷漠，也付出了失去生命的惨痛的代价。还有我们的公交车司机和乘客，本来可以化解的矛盾，也许换一种语气或方式就能解决了问题，却要通过互殴来处理问题，即触犯了法律也牵连了无辜，并赔上了性命。如果人人都懂得用道德的标准、用法律的条款去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那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一定会大大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也会大大改善。我们本是文明之邦，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沉淀，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弟子规》、《三字经》……，我们耳熟能详，如今这些祖先遗留的宝贵财富渐渐被遗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向所有的国人大声呼吁，让道德回归，让文明落根，让人人各司其职，身居要职者想的是如何为百姓谋福利，而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升职敛财；为人师表者想的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想着如何开补课班收费赚钱；白衣天使也只想着如何救死扶伤，提高医术，为患者解痛，而不是想着收红包；生产研发者想的是如何开发出安全优质高效的食品，而不是添加什么激素、色素之类危害健康的产品，学生尊师敬长，家庭上慈下孝……，整个社会一派祥和安宁，其乐融融的景象，让我们习**倡导的更加美好的中国梦早日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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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付行的法律关系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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