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企医院改革实施方案最新(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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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医院改革实施方案国企医院改制后现状篇一

国企改革30年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本章通过透视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我国国企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改革中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一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国企医院改革实施方案国企医院改制后现状篇二

分报告之一：对国有企业使命的评论

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国有企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论是“官办”、“官商合办”，还是“国有独资”、“股份制经营”，国有企业一直被认为肩负着各项重要使命。在当前的国资委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使命逐渐成为其存在必要性的主要理由，甚至为了达成这些使命，国有企业可以任意牺牲其它的国民利益。国有企业的这些使命概括起来包括六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富国强兵、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社会责任、执政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以上使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然而，将这些使命赋予国有企业的作法却值得商榷。不管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表现来看，还是从保证这些使命得以实现的机理来看，国有企业都难以担此大任。相反，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无所不在，全国人民在达成这些使命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与挫折。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评论国有企业为何难以达成这些使命，并且试图找出达成这些使命的真正出路。

一、“富国强兵”说

富国强兵是指使国家富足、兵力强大，国家在平时保持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战时具有卫国制敌的坚实基础。富国强兵的思想早在《管子》一书中就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以富民为前提”、“以农业为基础”、“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其主要内容。不论在传统农业社会还是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富国强兵总是统治者或国家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上，不同时代却有不同的理解。管子的富国强兵思想认为应当是民富先于国富、然后才是军事强大，“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然而在现实当中，舍弃“民富”，直接通过“国富”实现“兵强”的做法却是比比皆是，其结果往往未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1．清末的自强之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国家是否应当参与重大经济活动的争论，把节俭仁慈的统治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以理想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历来对此持反对态度，而讲究实效的法家思想则主张积极干预的做法。然而在现实当中，这一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国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质上，而很少涉及到是否需要控制这一问题的本身。清政府的官员和学者对国家特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力的思想，因而他们普遍认为现代工业绝不能落入私人企业家之手，只能在国家监督的范围内去提倡。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认同国家干预思想，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大规模的现代企业而言，特别是当它面对资金雄厚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国家的倡导、支持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清末的“自强”之路上，政府及其官员注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发展现代工业的目标下，清政府官员依次实现了如下身份的转换：首先是监督者，继而成为经理，再成为投资者，最后有一部分官员当上了官僚企业主。

2．从“官办”到“官商合办”

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由于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本或交由私人办理。但是，当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润为主旨的广大工业领域时，“官办”模式难以有效运转，“官商合办”的形式应运而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清政府有意要放开这些领域，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将这些工业垄断在自己手中并将它们经营好。首先，尽管政府有很长的专卖经营历史，但这些领域主要局限在盐、铜、瓷器等，而茶、糖、谷物、纺织品、航运等绝大部分都是由私人经营。其次，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企业的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再次，国力不允许大规模兴办现代大型企业。

1872年，李鸿章倡议建立了第一个非军事现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之初，李鸿章并不打算将轮船招商局办成政府垄断的企业，也不希望它成为完全的官办企业。为了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李鸿章给它取名为“官督商办”，既吸收商人提供的资本和管理技能，又保留了官员对企业的全面控制，甚至还借鉴了现代西方企业管理模式。通过采取与轮船招商局同样的组建与管理模式，李鸿章先后还创建了另外两家著名的企业——开平矿务局（1877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这三家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全都由商人背景的管理者负责经营，尽管这些管理者全都捐纳了官衔或拥有半官方地位；第二，作为出资人和保护人代表的李鸿章，在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准许这些商人管理者拥有企业主般的自由经营权；第三，与传统的商号老板一样，这些政府股东并不对自己无权管理的事务进行干涉。李鸿章不仅保护这些企业免受官府的过分压榨，而且多次及时地动用官方资金为它们发放贷款，使这些企业获得了其它企业所不可企及的好处。

然而“官督商办”的模式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过了不到10年的时间商人们的参与热情就已经衰减了。第一，现代工业的庞大资本和获取厚利的机会，使得它逐渐成为官员心目中的控制对象。第二，像盛宣怀这样的一批官员，已经在经营管理以及筹措、使用政府贷款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经验。第三，这些官员还发现，除了利用政府贷款渠道之外，还可以借助其它官员手中的资金进行投资；也正因为如此，由于这些官员同时控制着多家企业，他们能够在不同企业之间任意拆借资金，并且将经营良好、实力雄厚的企业中的资金转移到那些新设立的、实力较差的企业中去。最终这些官员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出资人代表和保护人的角色，而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官员经理人。随着第一批商人出身的管理者纷纷离去，其他商人投资者对官办企业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与信心。

虽然官方企业创办人在此之后想出各种办法吸引投资者，以弥补政府资本和政府贷款的不足，但“官督商办”已然发展成为“商人出资、官员经营”的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下，由于官员任意干预企业经营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加之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用来保护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官僚腐败、经营不善、投资者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发生在清末的铁路建设上。由于铁路建设需要巨额投资，而清政府没有相应的财力，因此只得采取向国民发行铁路股票、向外国银行举债等方式募集资金。在资本的筹措与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清政府始终认为铁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不能让私人企业家经办。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也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的不足，但同时还坚持官员一定要保留最终的决定权。然而，在清政府排除国内资本控制铁路建设权的同时，却把大量的路权交给了外国投资者，这在国内投资者当中引发了诸多的不满。当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而拒不归还国内投资者的股本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便由此展开，“官督商办”的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

3．清末“自强”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清政府官员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大力提倡现代工商业，其出发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从国家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传统作用来看，似乎也很难挑剔官员们对国家控制企业所持的自以为是的看法。但是，在保持企业控制权的过程中，这些官员逐渐违背了李鸿章提倡的只对企业进行一般监督和扶助的基本主张。这些官员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由于他们身兼官方经理和私人投资者两种身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混淆国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倾向，并且从为国家效劳的立场转而后退到追求一己之利。由于越来越多的官员与现代企业发生关系，这类倾向也就日益严重。当它们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工业发展之路时，原先用来号召革新的“自强”一词就已经转变成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一个口号了。

不论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清末兴办的这些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出资和控制，因而完全具有“国有企业”的性质。虽然清末“国有企业”的最初创办者们心怀“富国强兵”和“自强”的宏伟理想，但是企业的官僚代理人并没有发扬国家优势和商人优势，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也正是因为拥有对“国有企业”监督和经营的双重权力，“国有企业”的产权代表和保护人最终完全控制住了这些国有资产，从而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官僚企业主利益集团。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打着“富国强兵”和“自强”旗号的官僚企业主模式不仅没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而加深了社会的矛盾，给全体国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国计民生”说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学界还是媒体，都在频繁地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这说明“国计民生”已成为备受关注的一个事物。国计民生本意是指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具体而言就是国家的经济财政和百姓的吃、穿、住、行。在现代社会，一国政府不可能离开经济收入而保持顺利运转，一国百姓不可能离开吃、穿、住、行而获得生存，因此任何关系到国家经济收入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国计民生领域都是极其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和民众都在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然而，人们在如何保障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正常的市场交易得以进行，国计民生就不会出现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计民生如此重要，因而必须由国家和政府介入，控制其中重要的领域。

1．计划经济下的国计民生状况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和中央为核心主体全面控制经济运行与物质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价格机制被行政命令手段所取代，经济主体的产品需求与支付意愿全部被掩盖，从而信息无法传递、计划无法实现。在工业领域，由于生产企业只是执行政府部门既定生产计划的附属物，其绩效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对当局的偏好的满足上，因而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在农业生产上，由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的经济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因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不论是工业品供给的短缺，还是农产品产量的不足，都影响到国计民生。

由于生产和供应的不足，国家只得建立计划分配、统一调拨的物资管理体制。在各种被计划分配和统一调拨的物资当中，诸如钢铁、石油等被认为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物资，直接由国家统一分配，而某些专用物资则由中央各主管部门平衡分配。然而不论是哪一种物资，随着国家计划经济的全面扩展，被统一调配的物资种类逐年增多，而供给的缺口也在逐步扩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供应足够的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配给供应制度不断扩大，最后发展到只有凭借粮票、布票、肉票、副食品票等票证才能购买到相应商品的地步。

2．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国计民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被交还给市场，国民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改革启动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十年时间里，代表配给制的粮票、布票、肉票、副食品票等各种票证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绝大部分中国人告别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贫穷岁月。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不仅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做好了步入小康社会的物质准备。从国家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来看，市场化的改革明显比全面的计划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实践证明了的。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因为仍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被各级政府以国有企业的身份控制着。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及其利益代表通过对“国计民生”一词进行片面的解读，以此为自己实施垄断的行为正名，从而达到获取个人与集团利益的目的。

3．

虽然中国经济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上总体继续保持着产业放开的趋势，但随着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收缩，国有企业正在加强对众多基础性领域和资源性领域的控制与扩张。在“国家比市场更能保证国计民生”的观念指导下，国计民生也就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国有企业代表政府实施垄断经营的借口。由于石油石化、电力、煤炭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由于供水、供热、供气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由于铁路、航空、邮政、电信关系国计民生，所以也需要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即便以上行业中的部分领域在政府引导下可以向民营资本有条件地放开，但仍然被认为应当受到国有企业的严格控制。2003年国资委体制建立之后，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趋势下，以国计民生为理由的国企垄断愈发明显。

国有企业代表政府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是否真的能提升经济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实惠？事实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在国有企业垄断存在的领域，效率低下、供应短缺、服务较差、腐败丛生、分配不公；而在那些已经放开乐的某些领域，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物质产品充足供应。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国内的油价往往保持不变；而当国际油价出现上涨时，国内的油价则是更大幅度地上涨。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铁路运输每年都会出现“春运时期一票难求”，“煤炭、粮食运不出去”等客货运极度紧张的现象；城市公用事业的低效率和较差的服务质量总是难以改观，而国内的电信服务费用也要比国外市场经济国家高出一大截。相反，由于餐饮、纺织服装、家电等同样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已经被放开，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质优价廉、花样繁多、方便快捷的产品与服务；不仅如此，这些领域的产品已经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建立了有竞争力的品牌。所以说，保证国计民生靠的是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靠实施政府垄断的国有企业。

垄断能够为垄断者带来超额利润，因而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在积极为自己谋取这种力量。获取垄断力量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市场竞争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可称之为市场垄断；另一种是通过政府赎买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可称之为行政垄断。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不具备优势，但是在政府赎买当中却具有天然优势。由于市场竞争不排除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的挑战，因而这种形式的垄断格局是不稳固的，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提高效率，以应对潜在的挑战者。在政府赎买领域，由于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实质上与政府部门在利益上休戚相关，因而将市场准入资格分配给国有企业也就理所当然了。在理论上，非国有企业同样能够从政府手中“购买”到行政垄断权，但由于非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上不受政府控制，这种交易只能采取货币化形式进行。用货币赎买政府部门的行政垄断权，一方面由于价格很高，非国有企业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交易本质上是贿赂政府部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行政垄断权具有天然的优势。虽然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打破垄断已成为共识，但保障“国计民生”仍然成为国有企业实施垄断经营的重要理由之一。

三、“国家安全”说

国家安全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组织的国家机器所建立的社会制度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包括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相关的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关的安全。具体涉及国防、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隐蔽战线等各个方面的安全。本章主要围绕国有企业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两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过举例与分析的方式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讨其它因素在这些安全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1．国家经济安全

（1）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为保证在这些领域内的控制权，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点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集中。在之后的法律法规中，这些国有企业进一步在政策上享受到排他性的经营特权。《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截至2008年9月，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等八大行业；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80%；此外，国内a股市场当中，大约有73%的上市公司含有国有股份，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达到78家。当前，中央企业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企业数量进一步减少、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实现利润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2）国有企业国家经济安全

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

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任何国家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障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原本是维护国民经济安全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在现实当中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国有企业存在制度性退出壁垒，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会加剧通货紧缩与产能过剩，从而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复苏。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市场需求出现萎缩，要求淘汰过剩的产能和低效率的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很难”退出，因而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即便由于低效率发生亏损，也要继续留在市场当中。国有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通过低价竞争加剧了通货紧缩（ppi）的压力。2008年国内三大石油公司总共亏损1680亿元，与此同时，中石化公司以补贴的名义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走503亿元。当经济出现复苏时，国有企业凭借对基础性资源行业的垄断，以竞相提价的方式增加自己身的收入，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所以说，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反而放大了物价波动的幅度，有损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图1 中国2000年以来各季度cpi、ppi和gdp走势情况

保障战略资源安全方面的作用

钢铁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能源是经济运行的命脉，战略资源安全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确立了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但因资源消耗巨大，中国难以摆脱战略资源短缺的风险。中国目前是全球铁矿石消费第一大国、石油消费第二大国，由于国内资源匮乏，铁矿石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50%。巨大的消费量与缺口量给中国带来了风险，也带来了一些机遇。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国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长久的资源供给保障系统，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采购量大的优势积极寻求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在中国，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权经营战略资源领域的业务，因此，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的责任都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国有企业是否堪此大任？

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巴西的淡水河谷三家企业已经形成了卖方寡头格局，对铁矿石交易价格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在需求方阵营里，中日韩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铁矿石进口国，尤其是中国，其铁矿石进口量大约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的50%。虽然掌握了全球50%的铁矿石采购需求，但中国拥有的市场定价话语权却很微弱。其中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基本上能够从“胡士泰案”当中找到：某些国有企业凭借手中掌握的铁矿石贸易特权，对外泄露“国家机密”，对内高价“欺压”没有贸易特权的同行，从而导致中钢协在价格谈判当中毫无讨价还价能力。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果这些国有企业是真正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或者是为了企业的经营绩效，那么“胡士泰案”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丑闻就可能不会发生。

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大量储备国家战略资源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储备国家战略资源的方式既包括从国际市场进口，也包括到海外市场开展企业收购活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政府就已经认识到海外收购的重要性，并鼓励国有企业对外开展这项业务。然而，不论是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在全球油价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为了掌控油气战略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和政治利益等目的，许多国家都试图实现石油产业国有化。美国也曾经试图实行石油产业国有化，但出于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收购过程中会遭到政治上抵制的担心，美国石油公司国有化的初衷被否决，最终使得美国政府放弃国有化。

2．社会安全

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在保障社会就业、食品安全、公共事业安全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这些社会安全领域的主导作用。该观点之所以显得有道理，是因为它一方面片面地理解或夸大了国有企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混淆了企业与政府的职能。在众多事实当中，国有企业的表现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1）保障社会就业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承载着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社会就业。但是，经过分流下岗、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国有企业作为解决社会就业最大主体的地位逐渐让位给其它经济主体。国家统计局2007-2009年的就业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和个体两类非国有部门所承载的就业总人数之和逐年上升，并且在2009年达到31.45%。在下表所提供的数据当中，已经看不出国有企业具有最重要的提供就业保障的主体地位了。

表1 2007~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就业分类统计表（单位：万人）

年份 总计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股份合作单位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企业 外商企业 个体 2007 29350 6424 718 170 43 2075 788 4581 680 903 3310 2008 30210 6447 662 164 43 2194 840 5124 679 943 3609 2009 31120 6420 618 160 37 2433 956 5544 721 978 4245

虽然总体提供的就业岗位已大大减少，但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仍旧是保障社会就业的主导力量。在某些地区，当社会就业压力增大或者失业率超过一定程度时，国有企业被要求吸收一部分失业人员就业，以减轻政府的行政压力。作为回报，承担过剩劳动力的企业可以从政府那里享受到一些政策优惠，包括税收返还、利润让渡等。在以上交易中，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并不能证明自身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助于保障社会就业。如果其它企业也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取税收返还或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社会失业率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相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只进不出”的用工制度还将引发其它负面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在经营不善或被要求上缴利润时，往往搬出“承担了政府职责”这一挡箭牌，为自己开脱责任。

国有企业在提供就业岗位的过程中，不仅减少政府的财税收入，而且还会带来其它社会成本。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做大做强”的结果，给那些拥有正式身份的国企员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从而吸引大量的人才进入此行列。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有企业。除了少数非常优秀的人能够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国有企业以外，其余人员要么通过走关系，要么支付必要的入门费，否则很难有机会。调查发现，在某些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中，入门费已经货币化了，每一个进人指标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而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国有企业的员工，其素质往往难以得到保证。这种明码标价的用工制度，对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保障社会安全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2）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因此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最近几年，有关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品、食品污染、假冒商品等方面的报道频频出现。食品安全如此重要，怎样才能让它获得保障？有观点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利益冲动不是特别强，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诚信度会相对较高，因此有必要发挥国有企业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事实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与保障食品安全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国有企业有可能比非国有企业做得更好，也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差，这取决于企业的诚信、政府的监管、以及社会的监督。

对于任何一家食品生产企业而言，保障食品安全是其职责所在。由于不按照食品安全要求进行生产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因而有不少企业铤而走险。在生产企业之外，只有监管机构拥有比较专业的技术能够判断食品安全是否达标，消费者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如何发挥监管机构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国内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实际操作当中却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有不少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对于食品安全质量问题难以辨别。其次，有些监管机构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无法正常开展监管工作。第三，不能排除有个别监管机构收受企业的好处，从而放任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当然，总体而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业务能力在不断地提高，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

三聚氰胺事件是发生在我国乳制品行业的一个巨大丑闻，在三鹿奶粉公司倒台的背后暴露出众多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问题。作为全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之一，三鹿奶粉公司拥有国企身份，本应该严格履行食品安全职责。但是，当同行业其它乳制品企业“小心翼翼地”往奶粉里添加少量三聚氰胺的时候，三鹿奶粉公司则是往奶粉当中大量掺入三聚氰胺，被人们戏称为“往三聚氰胺中掺入奶粉”。在多起婴儿奶粉中毒事件集中爆发时，三鹿奶粉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甚至还有某些政府部门出面为其“辟谣”。三聚氰胺事件给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国有企业——三鹿奶粉公司，在此次事件当中彻底颠覆了国有企业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本应有的形象。

四、“国际竞争力”说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能力（orlowski，1982），即保持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的能力。具体到企业层面，国际竞争力表现在企业的装备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市场开拓能力等。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资委下属的100多家大型央企，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这也成为国有企业应当继续做大做强的理由之一。但是，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装备技术优势主要是由历史原因和政策原因造成的，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相反，国有企业由于垄断了自然资源与行政资源，基本摆脱了生存压力，因而极度缺乏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动力，长此以往，这种暂时的竞争力优势也将逐渐丧失。此外，相对于有实力的外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不仅在装备技术、中高端市场占有率上差距甚远，而且在技术创新、经营管理上也大为落后。

1．国有企业竞争优势表现

国有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决定了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拥有高端技术人才和掌握高端技术，二是国有企业凭借自身巨大的规模优势控制了国内主要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国有企业的这些竞争优势并不是通过良好的经营管理造就的，而是因为具备国有企业身份由政府部门赋予的。这种竞争优势由于拥有政府行政权力保驾护航，所以国内其它企业在竞争过程中难以与之抗衡。

可是，当面对来自国际知名企业的挑战时，国有企业往往表现得缺乏竞争力。国际知名企业的竞争力不仅表现为强大的规模优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强大的技术实力、研发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市场开拓能力。在考察与国际知名企业的相对竞争力时，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并不会把所有的要素都拿来比较，典型的做法是片面地选择其中个别要素强调说明，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例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一直强调，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足是因为企业规模不够大，与欧美国家的一些国际知名企业相比在规模优势上还差得很远，因此需要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实现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由于通过行政手段能够迅速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已成为提升官员政绩、扩大企业负责人权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热衷于企业兼并重组。即便重组并不一定会带来企业效率的提升，但官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仍然会努力促成此事。对于真正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由于行政手段方式效果不高，甚至这些要素的培养有可能给相关负责人带来风险，所以国有企业只是将它们停留在口号层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难以撼动的资源优势与政策优势，早已解决生存的压力，从而也就缺乏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大力开拓市场的动力。

2．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丧失

在电信、航空等领域，国有企业长期处于行政性保护之下，一直享有各种特权。与国内其它产业相比，尽管这些产业由于国家的支持拥有较为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水平，企业规模也非常大，但相对于国外同行而言，这些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差距是相当大的。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国有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强，但这些国有企业全部属于垄断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同公司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不在于企业规模较小，而在于企业效率不高，盈利性低。

与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垄断性国有企业相比，在一些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中却出现了许多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非国有企业，企业实力甚至能够同国外知名企业相抗衡。其中，家电行业是典型代表之一。这些企业在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战略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已经开始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企业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进入世界最有竞争力企业的行列。

五、“社会责任”说

社会责任通常是指一个组织所承担的高于自身目标的社会义务，包括企业环境保护、社会道德、公共利益等，由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构成。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随着人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日益加强，或者出于提升企业自我形象的目的，中国的企业在最近几年开始有意识地宣传自己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并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对外发布。捐赠、环保、应急、特殊责任等已经被列入企业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当中，并且被重点宣传。国有企业由于控制了国内大部分资源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因而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倍受关注。虽然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比其他主体做得更好。而且国有企业管理层存在“慷国家之慨”以博取小集团私利的嫌疑，不如民营企业自己承担社会责任成本的作法来的纯粹。此外，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具有比较高的行政级别，加之地方保护主义起作用，当出现企业安全责任事故时，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推卸责任。

1．社会

企业为股东创造利润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股东就是国家。在2010年1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的1631家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实际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2007年起就已经开始试行，但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2009年当中，中央企业上缴的红利收支结余仅剩19亿元。（《每日经济新闻》11月9日）

2007年，其获得的政策性盈利大约为700亿元（《信息时报》2008年2月27日），同时又获得123亿元的政策性补贴（《上海证券报》2008年3月20日），即便按照调整后最高15%的红利上缴比例，其也只需要上缴105亿元的红利，与123亿元近20亿元。更何况例还远低于15%。

421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9亿元，合计440亿元。而在支出方面，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440亿元。该组数据说明，在2007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到2010年这4年时间里，/content/2010-11/10/）

2．社会责任与捐助

过100万元的企业大约有200家，其中非国有企业占55%，国有企业占45%。这说明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国有企业比国有

3．社会责任与安全事故

（1）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

按照有关说法，国有企业由于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并且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位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联，所以国有企业更有积极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然而在媒体所报道的一系列企业灾难性事件当中，国有企业的出镜率屡创新高，而且每次灾难性事件都与企业的疏忽、玩忽职守有关。这些重大工业灾难包括但不限于：吉林化学工厂原料桶污染松花江事件、南京塑料厂大爆炸事件、大连原油泄漏与管道爆炸事件、紫金矿业大污染事件、山西煤矿透水事件等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不仅否定了国有企业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说法，甚至颠覆了相关政府部门以安全为名在煤矿产业进行的“国进民退”行为。

松花江化学原料桶污染事件

2010年7月28日，受洪水影响，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新亚强化工厂上千多只装有三甲基乙氯硅烷的原料桶（每桶160-170公斤）顺

（资料来源：新浪网，/green/2010-08-02/）

南京塑料四厂爆炸事件

2010年7月28日，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的南京塑料四厂发生爆炸。爆炸气流瞬间袭击了周围闹市区域，直接导致300多人受伤，2700余户居民遭受爆炸冲击，室内财产受损严重。截止到7月29日，遇难人数已增至13人

（资料来源：cctv《经济信息联播》/video/vide1280327093943885）

大连原油泄漏与管道爆炸

2010年7月16日傍晚，辽宁据海事部门监测，此次事故造成大连港附近水域约50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其中重度污染区约10平方公里，最厚油层厚度达30厘米。到7月19日，直接受原油污染的面积已超过400平方公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此次大连漏油数量介于60000吨至90000吨之间，远大于政府公布的1500吨泄油量。漏油对相关海域的养殖业、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初步估算此次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将高达上千万美元。针对爆炸事故，中石油方面已按承包商事故的口径进行内部通报，表明仅对本次事故负次要责任，主要责任应由一个叫辉盛达公司的承包商承担。

/mainland/special/dalianyouguanbaozha/）

2010年10月24日下午，大连新港原油储存基地103号罐

（资料来源：天津网，/rollnews/201010/）

紫金矿业大污染事件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集团公司所属的上杭县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待处理污水池发生渗漏，引发重大环境事故。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9天后，紫金矿业向社会发布公告，并将事故原因归咎为前阶段持续强降雨。

2006年底，位于贵州省贞丰县境内的紫金矿业贞丰水银洞金矿发生溃坝事故。尾矿库中约20万立方米含有剧毒氰化钾等成分的废渣废水溢出，下游两座水库受到污染。2008年2月，紫金矿业因存在不良环境记录而成为首批“绿色证券”中10家“未能通过或暂缓通过”的企业之一。2009年4月底，紫金矿业下属的位于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的东坪旧矿尾矿库回水系统发生泄漏事故，引起部分当地居民呼吁坚决取缔；同年年底，福建龙岩市环保局连收到两封投诉信，称紫金矿业污染武平下村村矿区水源非常严重，连池塘的鱼都死了。2010年5月，因为存在严重环保问题尚未按期整改的情况紫金矿业再次被国家环保部点名批评

（资料来源：凤凰网，/stock/special/zjky/；《经济参考报》（腾讯网转载），/）

王家岭煤矿透水事件

2010年3月28日下午，山当班下井工人一共261人，108人升井，153人被困。通过采取积极营救措施，被困的153人中有115人获救，其余38人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来源：凤凰网，/mainland/special/xiangningkuangnan/）

黑龙江鹤岗煤矿爆炸事故

2009年11月21日凌晨，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发时井下作业工人528名，事故共造成108人遇难。该公司是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由鹤岗矿务局改制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是52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

/z/hljhgmkbz/）

（2）

国有企业之所以事故不断，是因为处罚措施不力，其根源仍在于政企不分。虽然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已经被取消，但由于主管部门是政府，国有企业仍具有暗含的行政级别，其等级视主管部门的级别而定。虽然国有企业已经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但由于主管部门仍然可以通过人事、财税、审批制度等手段控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或者是主管官员）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监管机构无法对某些“级别高”的国有企业进行处罚，否则监管机构负责人有可能职位不保，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行为却有可能依然故我；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安全事故处罚当中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隐瞒事故不报，或者将事故责任转嫁给第三方。所以，国有企业在安全事故面前受到的约束很小，其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与傲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六、“执政基础”说

执政基础是执政党地位赖以维持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即依靠谁、依靠什么执政的问题，具体可分为政治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等。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然而，历史的发展与当前的现实都在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即国有企业并不是、也不能够成为执政基础，只有广大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认可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才会越来越牢靠。

1．为什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提法，早已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中央政府会议及党代会的报告当中。作为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自然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工商业民族资本等方式，国有经济很快就确立起主导地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在国有企业的带动下迅速得以恢复。从这一阶段开始，国内商品供应量开始上升、物价逐渐稳定、失业率逐渐降低、社会秩序趋于正常，国有企业被认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随后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也是国有企业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城镇产业工人的就业，从而形成了执政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而形成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此外，国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主要阵地，它与企业内部建立的党支部、组织系统共同构成了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似乎可以证明，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可是，无论执政基础由何种因素构成，其最核心的基础都是广大人民。只有人民认可、授权和支持，党才有可能执政，才有可能执好政。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前进，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执政基础地位在不断减弱，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其执政基础也越来越牢固。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恰当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执政基础之间关系不大。

2．国

（1）苏联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执政基础的强大必定要巩固为之服务的政党。同样的道理，如果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那么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必定能够带来党的长期执政。然而，前苏联的解体却给出了一个反例。在前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苏联的国有企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是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苏联共产党组织的政府任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安排国有企业的生产计划、引导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从而构建起组织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但是，拥有这些所谓执政基础要素的国有企业最终并没能挽救苏联共产党，前苏联最终难逃解体的命运。

相反，中国共产党则成功地避免了前苏联的命运。自改革放开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在农村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镇，通过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革国有企业体制、实行“抓大放小”政策，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快速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挑战，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拥护，其执政基础也越来越稳固。

（2）

国有企业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本质正在发生转变，并逐渐失去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该变化并不是单个国企职工的个体行为，而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特征的改变而发生的。

“业务外包”是当下颇受企业青睐的对外合作方式，因为外包能够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节约成本，并降低项目运作的风险。而“职工代工”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外包，即企业职工以较低的报酬让他人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国有企业目前既存在业务外包现象，也存在职工代工行为。

在国有企业外包的各种业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需要专业化分工，而是基于免除体力劳动、规避生产事故的考虑。目前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机械装备、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三大领域，由于具备垄断优势，国有企业通常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给国企职工创造了高工资、高福利，还免除了国企职工相当一部分体力劳动。调查发现，电网公司已经将绝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电网公司的职工从此不再需要亲自爬电线杆、亲自安装输配电设备了。免除国企职工繁重体力劳动只是业务外包的一个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大大降低国有企业的安全事故。目前，相关部门统计出来的国有企业安全生产数据其实并没有反应真实情况，真正的安全事故都被转嫁给第三方了。例如，在2010年7月16日发生的大连石油爆炸泄露事件中，中石油把该事件定性为“承包商事故，主要责任辉盛达公司次要责任

虽然职工代工行为存在安全隐患，但代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国企职工的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同一地区的非国企职工（有些地方收入差距甚至达到5倍以上），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自己不愿意干的体力劳动外包给他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而企业文化通常是“以和为贵”，企业对职工代工的惩罚比较弱，因此不上班也能领工资的奇怪现象常常在国有企业当中出现。选择职工代工行为的国企员工，不劳而获，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通过业务外包与职工代工，国有企业转嫁了生产风险，国有企业职工获得高工资收入的同时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都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外，国企职工身份不仅变成了新的“铁饭碗”，而且可以用来获利和交易，工人阶级作为执政基础的条件已经发生改变。

（3）

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高管之间的身份互换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特色，政府官员可以到企业里挂职锻炼，企业高管可以调到政府当官。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这种互换机制已经被废除，但实际工作中却依然很普遍。不论是中央企业和国家部委官员之间的互换，还是地方国企和地方官员之间的互换，这一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的身份互换已经不能仅仅用挂职锻炼和通往仕途来解释了，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经济收益，似乎是更为恰当的解释。

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个部委的183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位，比重达到30.6%。副部级以下官员的履历无法获得，因而难以统计。另外，通过对123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47家企业当中，一共有115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平均每家企业达到2.45人。两方面的统计信息均说明，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的互换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下面给出的“紫金矿业身份互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身份互换现象背后的利益因素，从而进一步说明国有企业作为执政基础的功能在逐渐丧失。

（4）紫金

2009年，紫金矿业对上杭全部财政收入贡献达到近60%，而上杭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当年上杭县的财政收入为6.85亿元。当地官员与紫金矿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成为紫金矿业的抢夺对象，被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

紫金矿业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副董事长刘晓初曾任福建省经济体制改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总裁黄晓东曾任福建省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程师，福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副总裁李四德是国家首批黄金投资高级分析师，曾就职于原国家黄金管理局、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历任副处长、处长，投资部主任、咨询委主任、局副总工程师，2003年至2005年就职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任总工程师和投资决策、安全和预算考核委员会副主任。该公司多位独立董事也拥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独立董事陈毓川曾任地矿部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独立董事林永经曾任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

近几年，上杭县有多位当地政府官员前往紫金矿业挂职或任职，还有一些官员或多或少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股份。

紫金矿业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年11月加入该公司；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于年11月加入该公司。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曾担任紫金矿业的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常委；县政协主席温文标兼任该公司党委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温将从政协退休，在退休之前为自己谋得该职位原县人大副主任范志喜退休后任该公司党委常委；原县党校校长郭文生任该公司总裁办主任。

早在2009年6月18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公司监事郑锦兴因工作变动请辞。而在此之前几天，郑锦兴从董事长陈景河处受让了100万股公司股份，交易价格为9.15元。也就在2009年6月18日，武平县人大常委会任命郑锦兴为武平县副县长。而郑锦兴原本是武平县政府的公务员，后任上杭县副县长。2006年8月，郑锦兴辞职下海，到紫金矿业做监事，在紫金矿业淘金近三年后，又回到了官场，并保持级别和职位没有变动。

（资料来源：凤凰网/stock/special/zjky/；《经济参考报》（腾讯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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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等，1977年：《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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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mainland/special/xiangningku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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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红，2010年：《新国企：中国竞争力领航者》，《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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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管理法》

《中国青年报》，2010年：《向国家分红不能沦为数字游戏/content/2010-11/10/。

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在“中国威胁论”笼罩下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经国会强烈要求，这一收购计划最终夭折。中国铝业公司在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的过程中，引起相关国家对中国的高度警惕，从而导致收购计划失败。日本大量收购中国稀土产品的行为引发了国内大量反对声音，反对者认为这将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2008年查出的乳制品行业三聚氰胺食品污染事件中，三鹿奶粉公司某些批次的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达到2563mg/kg，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在蒙牛、伊利、光明的产品中检出的三聚氰胺含量均不超过10mg/kg。

国企医院改革实施方案国企医院改制后现状篇三

完全退出：家化

2011年，上海家化公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11月7日发布家化集团100%股权转让竞价结果通知，平安信托旗下公司平浦投资为家化集团100%股权受让人。

上海家化作为国内化妆品行业首家上市企业，拥有六神、美加净、佰草集等众多国人知名的日化品牌，被称为是国内日化行业中少有的能与跨国公司开展全方位竞争的本土企业。

作为试点，近5年来已经两次进行股权激励，员工覆盖面达到40%左右。

2010年，我国日化亏损企业77家，亏损额5.12亿元。我国4000家化妆品企业仅仅控制着中国10%的市场，90%的中国市场都被外资控制。

即通过股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企业，进而能够制定符合市场规则的薪酬体系、股权激励机制和公司发展战略，最终使上海家化成为一家综合时尚产业集团。

2008年9月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明确国资战略调整方向”一节明确提出：“推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的调整退出。”

部分退出即员工持股：海螺

2014年2月，海螺集团改制完成。

改制后，海螺集团由原来的国有独资公司变更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仍保持国有控股地位。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作为安徽省省属国有资产出资人，占51%；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创)占49%。海创是海螺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孙子公司的8名高管和7750名职工通过四家工会投资设立。

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海螺型材(000619)和海螺水泥，集团拨付的身份置换金和工资结余占了转让价款的一半左右。

51与49这个比例，既实现了高管和职工持股的最大化，同时由于国有控股地位不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变，就不需要经过国资委和证监会的审批。

部分退出即引入战略投资：古井

2009年5月，上海浦创受让古井集团40%股权性质上完成国有到民营的转变，保障了公司决策和运营效率的根本改变。

公司09年已引入战略投资者-浦创投资，迈出其改制的关键一步，为今后实现国退民进，管理层、技术骨干、投资伙伴和经销商持股打下基础。公司已于去年实现职工身份转变-工龄买断，管理层通过集团公开招聘，内部选拔，充分激发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目前浦创投资有进一步增持集团股权的强烈意愿，如果成功将有效地促进集团改制的进行，促进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从而使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的发展有效地帮定。

部分退出即引入战略投资和员工持股：江中集团

2010年9月15日，江西省国资委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将持有的江中集团10%股权出让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同时为激励江中集团管理层，将持有的江中集团30%股权，通过奖励及现金配售相结合的方式，授予了由24名自然人组成的江中集团管理层。9月18日，江西省国资委决定进一步对江中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经江中集团股东会审议批准，同意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对江中集团进行增资。增资后，一方集团占江中集团总股本的27.143%。

江中药业（600750）和中江地产（600053）控股股东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改制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促进江中集团制药及房地产两大业务板块的发展，江中集团董事会决议，决定按业务板块对江中集团实行公司分立。

整体上市：上港

2003年前还是政企合一的上海港务局，当年完成政企分离后，2005年又从单一的国有控股公司改制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变。仅仅一年后，公司就提出了整体上市方案，而且是将母公司资产全部实现证券化，这种彻底的整体上市改革。

上港集团提出以每股3.67元价格向股东发行普通股股票，用以交换其所持有的上港集箱股票。同时，还给予股东现金选择权。

上市前，集团拥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三产公司，有的三产公司还下设子公司、孙公司。2006年以来，集团相继关闭了上百家与主业无关的单位，全力以赴向全球卓越码头运营商和港口物流服务商的愿景目标进发。

在2003年，上港集团开始政企分开，港口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单独设立，作为码头运营商的企业则更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随后的几年，上港集团又先后完成了主辅分离、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整体上市的多项重大改革，而这些，正是最近上海市要求加强国资企业改革的具体推进步骤。

在政企分开没多久，上港集团就启动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最终码头运营商招商局国际成为重要的选择目标。

2005年6月，上港集团改制成为由上海国资委直接注资控股的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招商局国际也如愿成为第二大股东。陈戌源介绍，由国资委直接出资入股企业，当时上港集团在全国是第一家。

改革的节奏并没有放缓。随后的一年，集团又推动了整体上市工作。“从启动到上市只用了5个月，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戌源向《第一财经日报》举例，由于上市公司都要以三年盈利的业绩作为前提，而上港集团2005年才改制，能够拿到证监会的“豁免三年起期”，也为上港集团的整体上市铺平了道路。

2006年上港集团完成了整体上市，不仅成为港口类企业整体上市的第一家，吸收合并香港上市公司上港集箱的整体上市方式也在之后被多家企业复制。

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城投控股

近年来，在城投总公司的主导下，城投控股通过不断转型调整，已经形成了环境处理、地产开发和股权投资三大主业。城投控股是一家集环保、房地产、投资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服务企业，公司环境业务的技术力量、管理经验和业务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弘毅投资将为城投控股带来国企改制、公司治理以及资本运作经验，提升市场化能力及竞争力。

2013年，此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是为城投控股后续资本运作尤其是国际合作方面做“铺垫”。

2014年2月26日，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其控股股东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完成转让所持有的城投控股10%股权过户。据此，弘毅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成为城投控股第二大股东。

公司在此过程中还曾分别为其环境业务、地产业务寻找到战略投资者。

2009年，城投控股就以9.7亿元将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40%的股份出售给美国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的全资子公司wheelabrator china holdings，溢价为2.3亿元。

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中石化

集团下属的垄断性业务，引入战略投资，增强企业活力。

2014年2月，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议案》，公司油品销售业务将在审计、评估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将根据市场情况厘定。

通过引入多种投资主体，可以带动公司油品销售业务盈利的提升和业务的增长。

资本运营公司：上海国盛集团

2007年9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亿元的国盛是上海市国资委管理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企业之一，目前全资控股了上海家化集团、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上海盛融投资等企业，控股及参股企业还有上海蔬菜集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国盛旗下还有三家上市公司：棱光实业（）、耀皮玻璃（）和上海家化（）。

资本经营公司最简单讲就是专门从事股权经营的公司，对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并购、包装上市，对企业的股权、债权、资产进行买卖的公司。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简单讲就是两块：一块是投资与投资服务，包括重大产业项目投资，科技创新项目投资，产权经纪、财务顾问等投资服务。一块是资产经营管理，包括股权管理、资产处置等。

上海的市管国有企业按照战略定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业类企业，强调着重突出主业，以培育壮大产业为主，要发展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优势企业。比如：上汽、百联；第二类是资本经营类企业，目前就我们一家；第三类是政府投资类企业，着重发挥在非竞争性、公益性领域的主导作用。比如说城投、申能。那么，像国盛这样的资产经营公司就是要围绕国资国企的改革，搭建一个资本运作的平台，着重发挥资本经营和股权运作的杠杆作用，引导增量，盘活存量，确保国资在流动中保值增值，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重组联合和推进证券化中发挥运作平台作用。

股权激励：光明乳业

2010年，9月，光明乳业对94位企业高管和骨干的股权激励方案，正式获得证监会和上海国资委及股东大会批准，由此被称为“上海市地方国企股权激励试点改革第一单”。

光明乳业是完全竞争性行业，这是其获得第一单批准的重要原因。乳业市场群雄割据，国企没有任何天然优势和垄断地位，因此，股权激励的制度作用能充分发挥，社会阻力也相对较少，“如果是垄断行业，国企经营者或许干劲一般，企业也能获得超额利润，这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实施股权激励了。”

2010年年初，上海市国资委选择2~3家主业明确、法人治理结构良好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试行企业负责人的股权激励改革。

2013年12月，近期光明食品集团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也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某国资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梅林的股权激励做法几乎“复制”了光明乳业的路径。

产业基金：上海益民集团

优质消费品国企牵头成立pe基金、借力金融杠杆促产业升级、并购整合。

2013年10月，益民集团28日晚公告，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培育公司在商业消费领域的新经济增长点，拟携手德同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德益消费升级产业基金”。

德益基金成立后，由德同资本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以及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筛选、立项、行业研究分析、尽职调查、资源整合优化、投资项目管理及退出等方面。

围绕益民集团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德益基金将专注于投资消费连锁行业和电子商务及其他新兴渠道的消费类企业，以及收购海外知名或有特色的消费连锁品牌整合后发展国内业务。

公司与德同资本共同设立产业基金，有利于通过利用德同资本的资源优势、产业并购经验及其各种专业金融工具放大公司的投资能力，利用基金以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等方式，推动公司在消费零售行业的扩张和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品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