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热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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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字论文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310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藉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p．buck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藉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中美关系字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程得以提升，使得经济发展突破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或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事实，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趋势，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过多地讨论是利大于弊还弊大于利，而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探讨积极的对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正如吴易风老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经济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手段的国内分工必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进行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是指一国放弃比较成本较大的产品生产，而专门从事比较成本较小的.产品生产。比较成本学说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因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国为了扬长避短，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福利，都要尽力按比较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使用本国相对密集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然后互通有无。过去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商品跨国界交换，即国际贸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跨越国界组织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成为现实可能，促使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质是各国追求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追求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作为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营销战略等垄断优势，再加上其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最佳投资地点，使公司生产和销售活动建立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跨国兼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真正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应当采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进行跨国经营。从经济全球化来说，一个国家没有企业的跨国经营，便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对策之一便是企业的跨国经营。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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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美关系形势论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对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流行解释。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抗议了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等行为，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二、中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资料来源：1950-2005年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页；2006-2009年的数据基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作者：阎学通。
浅析中美关系形势论文
〔内容提要〕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新政府/台湾问题。
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下称“小布什”）自2001年1月20日出任第54届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迹象逐步明显，加快其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突显安全和意识形态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呈现出强硬态势，在对台政策逐渐向台湾倾斜，从而使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我们在对美国对华政策右转进行评估时，应该看到美国新政府毕竟上台不久，尚处于筹组班子和制订政策的过程之中，其政策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不断修正，而其对华(台)政策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正面临历史的抉择。
一外交安全政策。
一般说来，外交政策调整历来不是美国新政府第一年的工作重点，但争取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却是大多新政府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在外交上争取有所突破更具意义，因为它正面临着众多的内部压力，经济逡巡不前，危机的阴影日益浓重，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要求小布什政府有所作为。美国在外交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课题。在中东，美国的斡旋活动碰壁，巴以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如何继续参与并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布什政府将要颇费周章。在东北亚，小布什政府在朝鲜半岛上的倒退遭至美朝关系紧张和美韩关系困难，并使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小布什政府决定要全面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此举势必危及世界和平，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的军备竞赛，最终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全球战略。小布什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稳健的保守主义”指导下，小布什政府主张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军事强国地位，推行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主张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以及为美国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并且不惜采取单边主义手段。在经济、民主和安全美国一大外交支柱中，布什政府比他的前任更加突出安全因素。
早在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提出了“低姿态的超级大国”的概念，实行更有节制和更谨慎的外交政策。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在海外做出过多的承诺，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曾许诺说，如果赢得选举，就不会做以前美国出兵海地和波黑那样的事情。鲍威尔在2000年12月时曾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使用过度，而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军事部署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准备对此进行思考，与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并且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任务，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在将来需要采取的步骤等问题作出评估。”兰德公司在为新政府准备的报告中指出新政府将面临四大挑战：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台海关系和哥伦比亚形势。此外，朝鲜半岛尚游离于危机和转机之间。
新政府虽然未必会对这些研究报告言听计从，但还是十分重视这些主流社会的意见，有的还会参照执行。
军事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即老布什政府1991年和克林顿政府1993年及1997年的调整，实现了从“冷战型”向“后冷战型”的转变，美军建设的重点也从准备打全面战争转为实施“预防性防务”。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再次重新权衡欧亚大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谋求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江西元：《美国对外战略转移》，《解放日报》，2001年2月25日，第b2版。经过对美军的战略、使命、武器装备采购重点的全面评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5月宣布，美国将其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东亚，正式放弃10年来一直贯彻的“美军必须准备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的作战目标，以所谓“中国封锁台湾海峡”等情况为制订战略计划的着眼点，着重对付诸如“中国封锁台湾海峡”、“维持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等敏感问题。韩旭东、魏孔虎：《透析美国军事战略大调整》，《了望》2001年5月21日，第21期，第58页。
在军事安全框架方面，小布什认为，21世纪初，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无赖”国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他在宣誓就职时曾说，美国将建立一支“无可匹敌”的国防力量，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在全世界的利益。为此，他在2001年2月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几次讲话基本上勾勒出新政府的国防政策框架。其一，在开发未来武器方面，新政府将会有较大的动作。其二，6年内美国将增加200亿美元经费开发新式武器，使陆军装备轻型化，并加强装备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美国还将研制在太空保护军事卫星的装备。此外，美国新政府还主张减少在海外的军事义务，进行“目的明确的有限干预”，对于承担国际维和行动则明确表示不感兴趣。《新闻晨报》2001年2月16日。
（2）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与美俄关系。美国新政府在影响全球战略平衡的nmd问题上相当积极。共和党一贯主张增加军费，扩大军备。当年里根总统曾经搞过“星球大战”计划，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则通过发展nmd的决议。小布什不但主张发展nmd，还要发展海基、空基、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但要保护美国本土，还要保护欧洲的、亚洲的和大洋洲的美国盟友。5月2日，小布什在国防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决定尽早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说服俄罗斯谈判修改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小布什政府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在国内外引起很大争议。《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nmd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大的阻力。在国内，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从根本上反对这种系统，就像他们当年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在国际上，俄罗斯和美国的欧洲盟国都不赞同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中国更是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影响到他们对台湾使用武力。washingtonpost,dec.18,2000.《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无论从国际政治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现在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没有必要的。newyorktimes,dec.19,2000.
美俄矛盾主要集中在nmd和北约东扩两大问题上。小布什要求同俄罗斯重新谈判1972年的美苏《反导条约》，以便美国可以无限制地研究和试验nmd。一旦小布什政府全面落实nmd计划，美俄间所有重要的裁军协议将全部失效，两国将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小布什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坚决推行nmd的研究和部署，但在具体做法上比较谨慎。他和鲍威尔都表示要同欧洲盟国、俄罗斯、中国等进行磋商，还表示愿意就建立美俄联合反导系统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并且不排除北约继续东扩。
（3）亚太政策。在亚太地区，美国新政府正在加快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并对亚洲政策作出某些重大调整。它强调加强美日同盟，把日本作为“亚洲和平、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基石”；加强与韩、泰、澳等盟友的传统关系，以此作为地区安全的重要战略依托；对亚洲地区作出长期驻军承诺，扩展保护美国军队及其盟友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此外，进一步发展与新加坡、印尼、新西兰等“老朋友”的军事关系，建立牢固的地区安全网络。
美国太平洋地区总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撰文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四大挑战：一是被抑止但可能爆发的地区争端，如朝鲜半岛、台海和克什米尔等；二是不满现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乃至日本等大国带来的挑战；三是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国的内乱；四是武器扩散、恐怖活动、毒品走私及海盗等跨国问题。
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向新政府建议，美国新亚洲战略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组成，即重申现有的双边同盟关系；支持日本修改宪法以扩大安全防御范围，并且获取支持盟国联合行动的合适能力；应有能力对付其他国家可能使用武力的形势，如台海地区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应使尽可能多的亚洲国家参与安全对话；应调整美国战略态势，重塑美日和美韩关系；frankcarlucci,roberthunter,zalmaykhalilzad,.，-xii.还有一些接近政府的美国专家学者将中国同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列为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国家”，有的甚至还进一步将中国的两岸关系视为东北亚“最具危险的问题”。
小布什及其顾问们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及上台后的表现已经引起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它们担心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将会对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韩国则特别担心美国对朝鲜的强硬立场使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受挫。
（4）中东政策。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特殊利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有相当影响力，但小布什政府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较深地介入中东和谈，而是更强调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主张从长计议。在对待伊拉克等敌对国家，小布什政府则恃强硬的态度，新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伊拉克进行威慑性的轰炸，以表明美国继续对伊实施制裁的立场。美英两国对伊拉克的轰炸本已不是什么新闻，据统计，美英自1998年底以来，已经出动了2.7万架次的战斗机轰炸伊目标，共造成30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伤。但此次空袭是由上任不到1个月的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亲自下令实施的首次军事行动，而且目标是在禁飞区以外，所传达的信息是：美国政府换届后，对伊拉克长期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不会改变；如果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更加强硬。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2月23-26日访问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借机与正在中东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举行会谈。鲍威尔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设法促成以沙龙为首的以色列新政府与巴勒斯坦恢复和谈，并要求以方放松对巴方的经济压力。另一个目的是试图重整名存实亡的反伊拉克联盟，说服中东地区国家维持对伊制裁。鲍威尔与伊万诺夫的会谈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俄外长的首次会谈，主要讨论美国的nmd问题。新华社华盛顿2001年2月23日电。但此次会谈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以巴冲突日趋恶化。
二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尚处于成型过程中，它既有对前任的继承，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华政策在竞选中并不是辩论的焦点，说明了共和、民主两党总统侯选人的对华政策无根本性差别，而且还表明美国朝野主流在对华政策上具有最初步的基本共识，即继续实行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对华接触政策。
然而，小布什获胜后，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在重点上已表现出与克林顿政府的明显不同，其迄今对华政策的局部调整具有实质性意义，呈对华强硬和对台支持的趋势，中美难以在短期内磨合。具体说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华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强调“竞争性”。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思也表示：“即使同北京进行经济交往不无道理，但中国仍是亚太地区安定的潜在威胁。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无法同美国相比。但这一情况未必永久不变。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个大国，还有未竟的重大利益，特别是有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反感。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个‘现状’国家，而希望将亚洲均势作对己有利的改变。仅就此点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此外，中国在扩散导弹技术方面一向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安全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将尽其所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管是窃取核秘密还是试图威吓台湾”。
共和党竞选纲领也指出，共和党政府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但不会把中国置于其亚洲政策中心。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新华社华盛顿2000年7月31日英文电。
第二，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了遏制措施。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强调对华的遏制和防范，试图从全球和亚太战略的层面上早日消除中国对美国的可能挑战。为了防止正在崛起的中国向美国挑战，美国从全球、地区和双边多个层次上向中国施压。从全球层次上讲，美国加强西方内部对华政策的一致性，联合欧日等盟国制约中国，防止中俄联手反美。从地区层次上讲，美国加强了以美日联盟为基础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利用印度制约中国，加强或延伸在东南亚国家的美国军事存在。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多方向中国大陆施压，提升台湾在美国战略考虑中的地位，加强“以台制华”的一面。
第三，在共和党内部、国会，以及媒体中存在较强的反华势力。在克林顿执政年代，共和党保守势力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共和党上台执政以后，小布什总统注意整合党内各种势力，联合各种力量，以达到稳定内部和争取连任的目的。而且，小布什吸取老布什得罪共和党右翼的教训，特别注意同保守派的协调，突出同中国的冲突面，以强调其坚定性。美国副总统切尼曾表示，美国新政府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缺乏一致性。他指出，不应该误导中国人，不要变来变去，美国应该在表明美国的长远目标方面显示连续性。他认为，“对中国人，你必须十分清晰讲明我们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做出最佳的反应”。切尼2000年12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第四，主张对中国的反应应该“明确而坚定”。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某种敏感和担心，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时攻击中国但后来又退缩了，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又如在1995年，克林顿政府先是再三保证不让李登辉访美，后来又出尔反尔，使李登辉对康奈尔的访问成行，引发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等。而共和党政府则缺乏先例而倾向于作出强烈反应。共和党人认为，没有美国人会愿意同中国发生对抗，但如果中国要挑起危机，并且危机无法避免的话，那么美国只好奉陪。至于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谁也说不上，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美国共和党前政府官员同作者的谈话，2000年8月14日，纽约。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竞选口号正在逐步演变为对华具体政策，加大了对华施压的力度。小布什政府还努力提升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突显日本等盟国作用，加强在亚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
第五，极力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同克林顿政策的区别，强调不能对华“示弱”。小布什政府在外交和安全班子中任命了一批强硬派分子，如副总统狄克？切尼、总统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组成的外交和安全班子，以“保守的现实主义”为其理念框架和基础。在执行层面上，如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特奇、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夫威茨等人则在实际政策操作中突出了对华的强硬面。尽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决定，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个人作用也不应忽视。一大批具有军事安全背景的人员进入政府，必然对美国的重大外交和安全政策发生影响，如导弹防御系统和台湾问题等。
第六，小布什政府由于上台不久，在同中国的磨合过程中往往显得前后不一，顾此失彼。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认为，从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同中国的磨合期至少需要18个月，而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的4年基本上都是磨合期。鉴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现状，双方需要相当时期的磨合才能“正常”运转。不少美方人士认为，中美两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制订游戏规则，从而将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三对台政策。
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来就是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具体来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落实美国的亚太战略，推进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从这点上说，小布什的当选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考虑。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维持其“一个中国”政策，防止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保持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局面。
小布什政府虽然声称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在实际政策中明显倾向台湾，在售台武器、陈水扁和李登辉访美等问题严重偏离“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基本考虑总体不变的前提下，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以下带有动向性的变化：
首先，对台湾政策做出向台倾斜性的调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指出，美国将恪守自己的承诺，台湾应当得到美国的支持，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美国还应当支持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共和党纲领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认为所有有关台湾未来的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并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适当回应。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新政府在三个方面调整了克林顿政府的有关政策：一是在两岸关系上将重点从防止陈水扁政权鲁莽行事变为加紧对中国大陆施压，二是逐步将竞选时亲台言论转化为具体政策，三是在两岸军事力量对比问题上从要求中国大陆减少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改变成大力增强台湾的军力。在上台不到100天内，小布什政府就决定向台湾出售40亿美元的高新和具有进攻性的武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台军售公开化、军事联系紧密化、指挥系统网络化和培训经常化等特点表明，美台军事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次，逐步强调“清晰战略”。兰德公司的外交政策专家哈利扎德说，“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政府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我们建议，新政府可以考虑加强政策清晰度，一方面反对台独，一方面明确表示，如果未经挑衅，中国对台发动进攻，美国会做出反应”。其他人则提出了如何界定“未经挑衅的攻击”的问题。他们说，加强政策清晰度也存在问题。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电子邮件，yearender/foreignpolicy，december30,2000.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不再采取“模糊战略”，明白表示一旦大陆攻击台湾，美国将帮助台湾进行自卫。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几年的快速增强其对台湾的军事态势，美国可能不仅仅只是帮助台湾增强防御力量，还要增强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做出反应。美国希望以此使中国的注意力回归到对话的道路上。美国共和党前政府官员同作者的谈话，2000年8月14日，纽约。特别是小布什声称“要尽其所能保卫台湾”的“失言”泄露了美国新政府的真实意图，在改变历任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上跨出了危险的一步。
再次，美国加紧准备在军事上支持台湾。2000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提交国会的“《与台湾关系法》执行状况报告摘要”指出：“任何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包括封锁及禁运，美国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至为关切。如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可能采取三种途径：其一，水陆两栖或空降部队进犯台湾本岛或离岛；其二，在经济上封锁台湾，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其三，以空袭或导弹攻击台湾人口密集区、军事设施或重要经济设施。同时中国要设法避免或阻绝美国的干预。”至于美国的对策，这份摘要说：“不论中国对台动武或威胁动武，美国都应劝阻或制止。如果中国威胁动武，美国要使其无法成真；如果中国动武，美国要使其无法成功。美国的目标是：如果中国真的对台动武，美国应使台湾有能力‘即使没有外援也能自保’；或者退一步，‘有能力自保至外援抵达’；如果美国一旦决定介入，台湾和美军联手须可击败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新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也有可能比克林顿政府更加积极，甚至推动台湾加入tmd。
第四，提升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以台制华”。冷战结束以来，美中两国原有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但始终未能确定新的战略基础。近年来，美国国内反华亲台势力呈上升趋势，“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军方提出的《2020年联合作战设想》，把中国定位为“力量相等的战略竞争者”和“今后潜在的对手”。美国国防部2000年度的中国军事实力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新政府又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略评估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潜在对手正在开发更加精确的导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报告还呼吁美国开放新型远程武器以抗衡中国的军事力量。newyorktimes,may17,2001.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处境日益趋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急于做出对中国战略让步的考虑，兼顾它在大陆和台湾利益时必须统筹平衡。在起草共和党竞选纲领时，共和党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杰克逊和委员、前众议员列文斯顿曾力主删除“一个中国”的文字。最后，原本有五处提到的“一个中国”被删剩一处，前面还要冠以“美国‘认知’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对台“三不”政策问题上只字不提。
第五，更加强调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的“民主”因素。美国一方面极力贬低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大肆褒奖台湾的“政党轮替”与“和平交权”。美国把台湾“民主化”看成是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胜利，保卫台湾的“民主”已成为保卫美国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力量明显增强，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政府扩大和提升美台关系的趋向也在增加。由于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外交已由过去重视力量平衡的均势转变为“均势”与“民主”并重。
由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占的核心地位，美国对台政策任何重大倾斜性调整都会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焦点历来是“一个中国”原则。因此，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中美两国继续将围绕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展开斗争。
近期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焦点是美台军事安全关系问题。在美国，总有一股势力要求加强对台的安全“保护”，继续大量对台出售武器，并且要把台湾纳入tmd之中；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提高接触级别，增进实质内容；针对中国大陆对台的军事准备，帮助台湾提高反导弹作战能力等。一些美国政治势力还企图恢复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协定”，从根本上否定“三个公报”。
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将会直接影响世界和亚太地区形势发展的方向。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世界乃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直接对抗，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动荡性改组，中、美、俄、欧、日等将会进行对抗性的重新排列组合，一些重要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防扩散机制）也会受到破坏性冲击。这种对抗还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中断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迫使亚太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表态站队。
从长远观点来看，美国对台政策很可能处于新一轮重大调整的起点。与1996年台湾选举后美国反应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并不急于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美国行政部门也没有急于向国会陈述台海危机的严重性。相反，美国方面正在从战略、政策和具体措施（如加强对台军售和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的调整。可以预见，在本世纪初的10-20年内，美国对华防范目标和措施更趋明确，中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更加突出，台湾在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政体模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显。随着中国统一大业进程的加快，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点也会增多。总之，在新世纪，中美两国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四撞机事件。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国从大局出发，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3月，中国负责外交的副钱琪琛访问美国，同美国新政府就中美关系的总体框架问题进行磋商。正当中美关系有可能缩短和平稳双方的磨合过渡期时，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近海撞毁中国战斗机一架并致使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后，又未经中国许可而进入我海南军用机场。这一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美方机组人员回国后，撞机事件在美国引起的震荡正在趋缓。但是，它对中美关系正在产生以下三方面的长远影响。
首先，这一事件加深了两国相互不信任感，恶化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气氛。从中国方面讲，撞机事件加深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迫使中方从最坏的方面做好准备。而在美国方面，美国政府及媒体则利用撞机事件煽动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鼓吹美国应考虑今后可能出现的危机而加强对华的防范和遏制。
其次，美方利用撞机事件对华表现出强硬和坚决。事件后，美国政府决定停止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和暂停美国官员同中方学者的非正式接触。一些议员则纷纷登台，指责中国政府对撞机事件的处理“损害了”美国的尊严，主张在正常贸易关系、北京申奥和售台武器方面“制裁”中国。
第三，这一事件对成形中的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罗文认为，小布什总统本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是个新手，其对华政策正处于成形阶段，执行层面的主要官员尚未全部到位，在此期间发生的撞机事件必将对小布什政府今后4年的对华政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亨利？罗文同作者的讨论，2001年4月14日，斯坦福大学。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美双方在处理撞机事件中注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具体过程中注意克制、在后续行动中考虑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等说明，撞机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思考是多重性的。
五挑战和机遇并存。
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主要是由以下内外因素决定的：本节主要根据作者同美方人士在美国和中国以及通过电子邮件的讨论而加以的归纳。首先，美国综合国力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大幅度增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朝野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往往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他国的力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易于采取单边主义行事。其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心增加。不少美方人士认为，在现有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两国甚至有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如台湾问题），而俄罗斯则没有这一危险。而且，美国不少人还认为，中国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再次，美国在考虑美中关系时，提升了安全因素的作用。美国正试图将其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则是其最主要的应对目标。在突出美国安全利益的背景下，两国经济和人员交流等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更有甚者，美国军工企业集团则藉“保卫安全”而大牟其利。在共和党内存在强大的反华亲台势力，他们力主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小布什又要接受老布什的“教训”，极力处理好同共和党右翼的关系。因此，美国新政府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上力图表现出强硬姿态。第五，共和党在野时，竭力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台以后，小布什政府尽力表现出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第六，小布什此次上台缺乏民意基础，共和党又难以掌控国会。小布什政府为了争取在2002年中期选举时改善境遇和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连任，试图以对外强硬来争取更多的支持。第七，小布什政府经验不足，其不少成员在野八年而疏于政事，以为采用简单的强硬政策就能使中国就范。同时，美国新政府也存在政出多门和协调不够等问题。
冷战结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问题只是何者为先或如何并举。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一事表明，朝野主流在对华推行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接触”政策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美国尼克松中心在为新政府所作的政策建议报告中认为，美国国内就pntr问题达成共识一事表明，美国朝野已走出“六四”事件，今后新政府的重点应是两个，一是如何利用中国加入wto加快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保证贯彻游戏规则；二是应对中国崛起给美国及东亚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美国不会就此放弃对华的“遏制”政策。而且，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如双方在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缺乏互信等，又如人权、军控、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因此，每当中美关系取得一定进展时，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反对声音。而且，一旦形势变化，“遏制”势力就会抬头，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关系之所以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我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趋硬是否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需要“冷静观察”。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之际，中美关系还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美国新政府正在试图制订和实施针对中国的新战略，一旦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手，美国将会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世界格局和亚太秩序随之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次，迄今为止的美国新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令人担忧，其对华政策趋硬、在台湾问题上亲台、在实际操作上主动出击等特点已初露端倪。共和党新政府上台，同中国需要有个磨合期，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磨合期容易产生摩擦。严峻的现实正在告诉我们，此次的磨和期也将是长期的、艰难的、乃至是痛苦的。如果无法制止两国关系的螺旋型下降，中美关系甚至可能完全失控。再次，一些中美分歧是原则性和根本性的，作为长期负面因素，它们将长期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
从机遇方面看，首先，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国进一步稳定和改善关系。进入新世纪后，中美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各自的全球战略和相互政策，如果双方在全球战略、国际和地区秩序、共同利益等方面增加共识的话，那么就可能更有力地推动双边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第二，即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两国还是有对话和合作的余地。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特学院院长哈里？哈丁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美两国都需要坚强的领导。合作关系要比竞争关系好，因为前者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竞争关系也有多种形式，虽然最佳的伙伴间辩论式竞争关系一时难以做到，也要避免生死搏斗式的竞争关系，争取通过建设性竞争达成游戏规则。哈里？哈丁同作者的讨论，2001年4月24日，华盛顿。在具体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时，小布什政府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余地，如美国决定暂缓向台出售“宙斯盾”驱逐舰、取消年度美台军售会议和重申今秋小布什访华等。第三，稳定和健康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各国的利益。小布什政府派出要员到欧亚盟国兜售导弹防御计划，结果响应者廖廖。亚太国家更不愿意看到中美两大国交恶而被迫卷入，并破坏地区的安全经济秩序。第四，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问题众多，2001年还可能具有改善的两个契机，一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景将更加广阔；二是2001年秋季将在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小布什总统届时还将访华，在首脑会晤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得以改善。
总之，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方面一直怀有稳定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致力于扩大建设性的共同利益和认识。全面正确判断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客观地分析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有利于把握全球和地区形势发展，有利于制订中国全球及相关战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毕竟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时事政治论文
时事政治主要就是指在国内外发生的有影响力同时具有一定意义的新闻时事。在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引入时事政治，主要就是对学生进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导，通过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让学生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了解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方向。时事政治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准确把握时事政治知识，能够使学生接受到更加全面的教育，对于其个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就时事政治与中学政治课的关系以及时事政治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旨在使学生在政治课中了解更多的知识，有效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一、时事政治与中学政治课之间的关系。
1、时事政治是中学政治课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中学开展思想政治课能够使学生把握好发展的政治方向，而时事政治是让学生加深理解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在政治教学过程中，讲述的理论知识脱离了社会实际，那么就会使学生学习的知识只是空洞道理，学生也会把时事政治当成无关紧要的。这样就会使人在政治面前迷失，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只有结合着时事政治的政治课堂才能够满足新的时期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政治课也只有更加贴近时事政治，才能够使素质教育更有成效，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够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2、时事政治是中学政治教材内容最好的补充。
因为用于开展思想政治教学的教材都是提前编撰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就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样就会使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所以，通过引入时事政治，能够使政治课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与社会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这样能够使学生更加愿意学习政治知识，因为在这里面他们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时事知识，同时也会包含许多社会的热点话题。所以教师只要能够把教材和时事政治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会弥补教材中的不足，同时提升教学的效率，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3、时事政治能够帮助政治课更好地联系实际。
二、时事政治在中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所以只有保证主体的学习兴趣，才能够使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学政治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政治课的时代感。学生对于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会非常感兴趣，所以通过在政治课中引入这些时事政治知识，会让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相对于教材中案例的滞后性，时事政治中的内容都是最新的，刚刚发生的，凭借其新颖、丰富和贴近现实的特点，就会让学生有更强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政治知识《多变的价格》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当前与物价变动相关的时事来辅助教学，接触到与生活更加贴近的时事，学生也就会有更浓的学习兴趣，学习的效率也就会大大提高。
2、更好地体现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目的。
思想政治课的主要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准确了解国家和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的情况，同时能够在不断发展的态势中认识方向。通过引入时事政治，可以让学生在时事中了解思想政治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态势，同时在时事的正确引导下进行思考，从而也就保证了学生受到正确思想的引导，能够让思想政治课的教育目的得到更好地体现。例如，在政治课中引入“两会精神”等内容，通过两会精神的正确引导，能够让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升，同时对于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会让学生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局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至于被他人的错误引导所蒙蔽，可以说时事政治是让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最好的素材。同时学生养成了解国家时事的习惯，能够提高其爱国热情，从而政治课的教育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3、培养学生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实性和时效性，是一些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对于学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导向性。由于在政治教学中理论知识比较多，所以学生思考问题更多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通过引入时事政治，能让学生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通过教师的引导，会让学生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学习《政府受人民监督》的时候，就可以举一些时事，例如，当前政府信息的公开或者人民对于一些滥用权力的举报等时事，都能够让学生在时事中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学政治课中引入时事政治是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它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整治教学，保证教学的效率。这就要求教师一定要认清时事政治和思想政治课的关系，准确把握时事政治对于思想政治课的作用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使学生在政治课上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加深对于更多问题的认识，真正起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中美关系字论文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关系字论文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上）。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
[1][2][3][4]。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由来已久，近两年来尤为突出，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在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美两个贸易大国的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本文结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中美各自的经济结构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一直以来维持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最终也是为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加上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阻挠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可以平静的看待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也可以看懂这个体系背后的美国利益，美国并非为了什么世界大同来主导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其实背后是美国经济发展的自然需求，只不过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让美国自身也迷失其中。
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工业化后，做为最大的工业国，其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其产业提供规模化的需求。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其很多产业依然需要大量人工，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终端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最终的销量，也间接影响投资方的利润，因此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解决方案，于是开始有了产业外包，最初包出去的就是跟民生紧密相关的纺织和成衣业，承接方有日本。
在二战后，美国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规模，也带动了东亚几个国家的崛起，比如战后的日本、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但是给美国这样的大国打下手，产业规模是个问题，当这些经济体自身想向上发展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劳动力短缺，推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和这类外包产业部分放弃，因此这类外包产业只能不断的寻找新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
此外，美国国内整体对高收入的预期进一步推高了制造业成本，使得更多产业寻找廉价的外包方来平衡成本和利润。这个趋势最后终结在中国一全球最大的价值洼地，由于广袤的国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最多的产业人口，使得中国成了承接此类外包业务的天堂。长期的低人力成本，高的生产效率和海量的生产能力，使得美国，以致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都可以在中国得到满足。
中国依靠这个生产外包，所谓加工贸易，或者更广义的出口贸易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加快了本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中国本国市场也逐渐成为一个堪比美国的庞大市场。中国虽然工业化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工业化的根基的确比较牢固。
中国产业在快速吸取西方已有工业化成就的基础上，产业成熟得也很快，生产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正快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削弱。而且美国经济，以至于整个西方工业制造体系中，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排斥中国制造必将带来巨大成本冲击。而且由于本身工业化面临的高昂门槛，使得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不可复制的，将产业转移到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避免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以及面对相应而来的连锁冲击。但是继续容忍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必然等待整个制造业优势，甚至整个制造业基础的流失，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两难局面。
表面上看来，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本质上还是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6年中国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中国出口美国34%为低附加值产品，价格低廉。金属，化工，电子，轻工领域是摩擦重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战，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达国家，跟这些包括中国印度这些以低端制造业作为立国资本的国家之间的一个较量。因为原来发达国家认为通过这种他们出钱，落后发展中国家出力的方式，他们可以通过一个贸易差，能够从掠夺很多所谓的劳动剩余价值，以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为像中国印度，特别是中国，在发展低端的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产业升级技术模仿与创新，生产的产品渐渐可以跟欧美的产品竞争，也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模仿国开始超越创新国。第二方面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单单可以为一些国家提供低端需求的货品，甚至可以为一些高端的需求去提供货品。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就会慢慢地被超越甚至不再是他们的优势。所以美国发起贸易战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些中高端生产制造业的优势要重新回到美国。也就是说，这次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产业竞争，从传统的规模经济不变发展为垄断。产业进步时，中国是模仿国，美国是创新国，中国承袭美国的创新，美国分享收益。两国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随着贸易增长可以互惠互利。随着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美国技术创新速度放缓，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双方产出达到临界点后，贸易出现冲突，中国的增长对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好处。
总而言之，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高一时事政治论文【】
事物总是联系着的，记忆也是如此。当祖国迎来共产党90华诞的时候，聆听历史的回声，我的记忆回到了我的上学之路。
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家在今天的海沧大桥引桥下的仙岳路边。当年的仙岳路，没有繁华热闹的商店和美丽的绿化设施也就罢了，糟糕的是此路只能算是人们踩出的黄土路。晴空万里时，黄沙弥漫，吹不得风，风起，尘起，整个社区被黄沙狠狠地笼罩，一路走过，满头满脸黄埃，眼睛总难逃沙土的袭击。阴雨绵绵时，泥泞不堪，更踩踏不得，脚踩，烂泥，仿佛足陷沼泽，行进两难。只要一场大雨，眼前的泥土路没了，仅是一条滚滚流动的黄河。爸爸总要穿着雨鞋背我上幼儿园。这条黄土路是我们这带居民进出工作学习的唯一通道。我厌倦走路，也走不得路，让爸爸背着。我伏在爸爸的背上，心总想：空中会有路吗？幼稚的我幻想着空中延伸出一条通畅的路。
读小学时，社区终于联系了一辆小巴往返疏港路口，但这是唯一的一辆车，也要等人挤满了才开。就这样，我们巴望着，巴望着这条黄土路早日抹去黄土，变泥水路成水泥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现在想想，用这句歌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环境最为贴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明白了家乡厦门步入特区建设的曲折与艰难。
事物总是变化的。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看到了一条银龙般的宽敞的马路横过我家住的楼前，它尽头的上方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特大型三跨连续全漂浮钢箱梁悬索桥海沧大桥。银灰色的桥身，与蓝天、碧海、红花、绿树融为一体，宛如一道飞虹，架在厦门西海上，成为厦门再腾飞的翅膀。梦想中的路真的出现在空中了。海沧大桥不仅是厦门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更是现代化厦门的重要标志。行驶的汽车仿佛飞翔在蓝天碧海中，纵横捭阖，一派恢弘。夜间，仙岳路被海沧大桥耀眼美丽的灯光映衬得熠熠生辉，我们可以天天免费观光轻柔的夜景效果。尤其是晚饭后，我们举家漫步在宽敞清雅的仙岳路上，享受仙岳山公园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大桥风光。坐在舒适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外城市曼妙的景致，我不禁笑了，笑当年那条黄土路的艰难，笑如今沥青路的舒展。家乡厦门，开始释放着自己独特的潜力。
事物总是发展的。我读中学了，空中又多出了一道蓝蓝的路，似虹桥从岛内伸到岛外，望不到尽头。brt的美丽身姿，已随着高高矗立且绵延城中的高架桥和配备电动扶梯的车站，在我们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高架桥墩的蓝色呼应着我们这座海上花园的蓝色魅力，似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在海上花园，曲伸舒适。而那那一辆又一辆畅通无阻的奔驰着的快速公交车辆和高品质的服务设施，正努力地与我们磨合着，与我们亲近着，让我们领略快捷、准时、舒适和安全的服务，沿途更是家乡厦门繁华景象和美不胜收的海湾风光。美丽厦门，已实现特区建设质的飞跃，成为了中国沿海一颗耀眼的明珠。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记忆中的黄土路已经褪色，记忆画纸已经五彩缤纷。我逐渐为这张记忆白纸添笔画，涂色彩，每一笔都是我心中对家乡厦门的美好印象；每一画都见证着美丽厦门和谐发展的特区之路，见证着家乡厦门经济发展的新成果、新飞跃。瞧！经过短短数年的时间，空中何止有路，更有飞虹带你飞行。
在我们伟大的党高瞻远瞩和英明领导下，家乡厦门焕发出特区发展旺盛的生命力和温馨魅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强化，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今天的厦门有着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等诸多头衔和荣誉。来到厦门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厦门真美！
星火燎原，沧桑巨变，让我为之讴歌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啊！
中美贸易论文字中美关系小论文300
摘要：自以来，中美纺织品贸易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额、出口增长率及在美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从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性特征出发，拟纵观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历程，归纳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情况，着眼中美纺织品目前的现状，探讨中美纺织品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前景；发展趋势。
高中时期政治教学时事政治分析论文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职政治教学要求变得越来越高，需要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并创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等，才能在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学生探索能力、创新能力等进一步提高，是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重要需求。因此，教师需要注重高职政治教学与时俱进，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合理制定教学计划，设置恰当的教学情境，才能到达促进学生综合全面发展的目的。由于时事政治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等有着极大联系，学生在网络上、电视上等地方都能看到，因而时事政治在高职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当前的社会发展、经济现状和各行业的发展等，是丰富高职政治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以在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等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促进高职政治教学效果、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在开展各种教学活动时，教师需要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以便为学生学习政治方面的知识提供指导，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让学生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和其它方面的内容联系到一起，对于加强高职政治教学与实践的联系有着极大作用。与此同时，时事政治是从学生的生活角度开展教学的，可以引导学生更深刻的了解我国基本国情，并对党的发展方针、政策等有更全面的掌握，不但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在推动学生未来更好发展上也有着重要作用。
中美贸易论文字中美关系小论文300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1]戴强.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贸易观察2007年第10期.
[2]向锦.透视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李莉.李阳,绿色壁垒对农产品的冲击以及对策农业经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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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立军,张广胜,我国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分析农业经济2008年12月.
[6]中国商务部,中美农产品贸易状况20062007(/).
高一时事政治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新的世纪必须把握住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必须寻找自己发展的独特之路，同时也应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除了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还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制定出合理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了保持自身政治制度的活力，为探索出一条渐进的政治改革之路而不断努力，首先应为政治制度合理定位。这些定位具体表现为：必须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必须清楚自己变革的动力；必须掌握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层次改革开放。
人类的脚步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她除了一如既往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必须考虑政治制度与之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和发挥政治制度的活力，必须不断地寻求一条适宜的渐进变革之路。但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势制约之下，应首先为政治制度进行合理定位，从而明白自己发展的起点及其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些定位主要体现为：
一、必须坚持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追溯历史，晚清政府之所以陷于一条被动的、曲折的、代价高昂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就在于没能够掌握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没有坚守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在我们看来，这首先集中表现在处理中西之关系上。晚清政府以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变革哲学，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在此哲学的指导下，晚清政府先后进行了诸多改革。但不幸的是，甲午战争后使清政府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它的信誉与权威也近乎扫地。于是，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制度领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利和新政运动的受挫，这种不成熟的改革又草草收场。原本想借新政运动来粉饰衰败的王朝气象，但是苦难深重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旧制度的折磨，辛亥革命便将之送入历史的垃圾堆。这说明拿西方文明为富强工具的急功近利作法，并不一定能赢得民众的认同。再者，即使它找到了自己腐败的政治痼疾之因，由于它的变革始终停留在维护君权独尊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中，没有给民众提供应有的政治参与空间，也只能接受夕阳西下的命运。其次，表现在处理古今之关系上。晚清政府坚持"中体西用"，不过是认为自己的历史传统具有至上的优势。而今天所承继的历史传统是来源于先人的，这又启发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必须坚持崇古贬今的主张。而所谓的"今"，主要是指从国外传入的东西。即使不完全排斥"今"，他们也会拿一些托辞来抬高自己，比如"西学中源说"。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崇古贬今，都是想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自然是对的，但是不能走教条主义的路子，必须坚持变革的逻辑和合乎时代潮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后，也面临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自主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也是在探索处理这些关系的恰当方式的长期过程中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来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这些原则，总的来看不失为解决此问题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具体执行起来，也不免出了一些差错。例如，在意识形态处于论争和对峙的时代，我们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持敌视和批判的态度，因此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进行改造，导致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由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发展国民经济时一味地排斥或者取消市场，不要商品经济；由于憎恨封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改造与打倒的态度，具体表现为"“”"期间的"破四旧"。以上种种，可以说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决该问题的指导方针。不过，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比如，由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的认识不清，直接影响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延误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步伐；由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实践时把经济作用过分夸大，导致对教育的忽视，对中国公民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重视不够。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以创新精神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指针，无疑为我们解决中西古今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选择地吸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思想创新，中国共产党也才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社会文化、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才能早日建设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
综观上述，我们必须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形势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要解决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认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始终是当代中国本位性的主题。
二、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改革开放。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限度是指改革开放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和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进行。所谓的"一定框架"，是指由根本的制度、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政治社会总格局；所谓的"一定的社会背景"，是指不能脱离现实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打开局面和顺利推行，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政治社会的总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一般而言，在当代中国，我们所说的根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性原则）、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思想，也即最高意识形态）。这些根本的制度与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改革开放迈向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的保障，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法宝，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在清楚了改革开放的限度后，我们还应知道，改革开放的范围是受制于改革开放的限度，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限度规定了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既不可以随意扩展，也不能任意突破。它是指对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的改革开放。这些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体现，它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合法性证明以及强有力的系统支持，而不是超越与背叛。
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及其关系，这对于我们树立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大局意识以及世界意识，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有更深入的认识。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愚昧、落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一般而言，越落后、愚昧的国家越怕改革开放；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就越落后、愚昧。同时，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它就越难适应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冲击。这既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其次，改革开放必须是真改革、真开放。改革不能走过场，不能大搞形式主义；开放不能流于表面，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再次，必须警惕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盲目的拿来主义。盲目的排外主义，导致的是闭关锁国，是愚昧落后；盲目的拿来主义，导致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是集体信仰与记忆的丧失。最后，改革一定要成为开放的前提，并且保持二者的统一性，开放必须有效地推进改革。也就是说，改革与开放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在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的双重制约之下，探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在我们看来，正确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前途；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三、必须明确自己不变与可变的边界。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既然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它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也必须在此环境下来确定。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命运必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联系与协调起来。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呢？要分清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范畴，必须对政治制度系统有一个层次划分。在我们看来，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工作制度。[1]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居于第一位的，第二、三层次是居于第二位的，它是从第一个层次派生出来的，是受制于第一个层次的。
根据我们对政治制度系统的层次划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就是指坚持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动摇。这里关键要搞清楚什么是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代中国，所谓根本政治制度，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些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它才能为自己的生存与革新提供根本的保障。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必须在其不变的前提下来进行，也就是这种可变必须在根本政治制度的指导下确定自己合理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指的是执行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包括规则、程序、方式）的可变。在今天的中国，贯彻这些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指的是哪些呢？一般来说，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自治制度等及其相应制度的实现规则、决策程序和运行方式。这些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它是由中国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本位性决定的，更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精神的现实反映。但是这种发展性与开放性决不能不顾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摆脱根本政治制度的限制。
另外，对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本身而言，它还可以做出三个层次的划分。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就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系统而言的。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来看，处于第一层次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它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邓小平曾指出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2]处于第二层次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与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有效规则，它们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处于第三层次的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会的议事规则、决策方式及程序等。这些制度是维持各级党组织日常生活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
[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三个层次，我们就自然清楚了这一制度哪些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变的，即使是可以变的，也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比如，现下我们说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化，这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说的，其次也包括其他参政党。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化？我们如果清楚了我们政党制度的三个层次，就自然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改革做好了，我们才逐渐改革第二个层次，不管是改革第三个层次还是第二个层次，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提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中国社会的合法资源。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要不断改良中国的政治生活，是要建设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它就必须在不变与可变的双重约束下，不断地寻求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及其合法空间。
四、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制约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她还必须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威胁。这些挑战与威胁既有正面的和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考虑负面的和消极的一面。它又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进行有意的非难；另一类是利用国内思潮变化的动向，拿一己之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来任意评判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就第一类来看，典型的做法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官员腐败问题来非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官员的腐败并非中国今天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我们决不回避这个难题，必须竭尽所能地解决它。但是我们决不抱持一劳永逸的姿态，更不能存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天真想法。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下来应对，它要求我们去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稳妥展开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它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领导集团，必须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和见解独特的政治学家群体，必须有庞大的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真诚爱国心的中国公民群体。
就第二类来说，典型的做法是拿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一个理智的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个国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达，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适用边界。同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是特有的历史和现实之产物，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我们不能任意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批判、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企图使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普世化的人，不仅是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滥用和不尊重。对于西方国家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时常用上述办法来攻击中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更不能成了满足别人的野心和阴谋的工具。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态度，即那些借着诋毁中国官员腐败之名，根本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借着颂扬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之名，彻底抛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站稳自己的立场，看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了新世纪继续保持与发挥自己的活力，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约束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已无法去先天地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但是改革这种制度却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上述合理定位，就为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支撑起了稳固的平台。
注释：
[1]如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笔者采取的划分，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郭定平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对政治制度要进行层次划分，必须从制度外和制度内两个方面考虑。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3]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指什么，学者们也没有一致意见。笔者采用了王邦佐先生的观点，见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三个层次，我们就自然清楚了这一制度哪些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变的，即使是可以变的，也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比如，现下我们说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化，这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说的，其次也包括其他参政党。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化？我们如果清楚了我们政党制度的三个层次，就自然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改革做好了，我们才逐渐改革第二个层次，不管是改革第三个层次还是第二个层次，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提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中国社会的合法资源。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要不断改良中国的政治生活，是要建设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它就必须在不变与可变的双重约束下，不断地寻求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及其合法空间。
四、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制约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她还必须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威胁。这些挑战与威胁既有正面的和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考虑负面的和消极的一面。它又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进行有意的非难；另一类是利用国内思潮变化的动向，拿一己之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来任意评判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就第一类来看，典型的做法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官员腐败问题来非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官员的腐败并非中国今天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我们决不回避这个难题，必须竭尽所能地解决它。但是我们决不抱持一劳永逸的姿态，更不能存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天真想法。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下来应对，它要求我们去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稳妥展开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它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领导集团，必须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和见解独特的政治学家群体，必须有庞大的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真诚爱国心的中国公民群体。
就第二类来说，典型的做法是拿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一个理智的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个国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达，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适用边界。同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是特有的历史和现实之产物，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我们不能任意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批判、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企图使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普世化的人，不仅是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滥用和不尊重。对于西方国家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时常用上述办法来攻击中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更不能成了满足别人的野心和阴谋的工具。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态度，即那些借着诋毁中国官员腐败之名，根本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借着颂扬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之名，彻底抛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站稳自己的立场，看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了新世纪继续保持与发挥自己的活力，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约束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已无法去先天地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但是改革这种制度却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上述合理定位，就为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支撑起了稳固的平台。
注释：
[1]如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笔者采取的划分，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郭定平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对政治制度要进行层次划分，必须从制度外和制度内两个方面考虑。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3]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指什么，学者们也没有一致意见。笔者采用了王邦佐先生的观点，见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作者：颜德如王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