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毛概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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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科学内涵，深刻把握其理论贡献使我们能够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信念，肩负起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责任。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这些重大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思想，是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趋成熟。
(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不可能完全解决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但它为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基本理论，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二)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大国关系深刻变动，世界力量对比继续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就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发挥比较优势，把握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经验。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在发展中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概括地讲，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这就迫使我们调整传统的发展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念。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精辟概括。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文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表述主题鲜明、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内涵丰富、逻辑严密，集中反映了当代发展理论的精华所在。
(一)第一要义是发展。
我们所说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
(二)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是构成社会、国家的基本元素，只有当人的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了保证，人才能有所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
(四)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集聚强大力量。坚持统筹兼顾，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强调，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和基础，并进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把代表和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上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高度统一的，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上是相互契合的。科学发展观就其本身内容而言，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世界等方方面面，这些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其内容。
(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化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
2005年2月，胡锦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要求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实践，我们正在使社会主义固有的本质规定得到具体实施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在新世纪，我们党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党领导全体人民努力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质上是通过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实现政通人和的执政理念，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
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并且阐明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崭新课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从严治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根本，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时转变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要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提出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我们党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坚持发展”和“维护和平”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中国21世纪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求我国全体人民及时把握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站在21世纪新的起点上，整合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体现了高举旗帜、坚持道路与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南。
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发展观是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发展和进步水平。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的方向前进。因此，发展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发展观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使各方面的发展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既考虑当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定义、发展的本质所做的进一步深入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的内涵、创新发展的观念、开拓发展的思路、破解发展的难题提出的重要理论，其内容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升华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对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妥善应对我国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党和政府机关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些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的高峰上日益显现出他伟大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五”计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各地在实践上大都把经济的增长，特别是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尺度，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经济发展不够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能力弱，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在发展中显现出来。显然，这是与发展理念的偏差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又不拘泥个别问题而论，主要是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是理论结合实际，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加广阔，利益关系也更复杂。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面对这些问题更要注重统筹兼顾，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发展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首先是要抓住经济发展，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的科学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发展、全人类进步体现出的负责任的态度。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必将对全世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个“人”主要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本”主要是指国家全部生活的主旨。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充分实现，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主要手段。在经济领域重大发展的前提下，才可能在这一经济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道德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权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各种权益越来越得到充分的保障。
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克思说，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应当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而且还是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主体是指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底下，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奴役，客体成为主客体关系的重心，人们对自然界只能是盲目崇拜与屈从。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们又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是在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包括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它又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着力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科学发展观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要在今后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就必须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抓住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目标和方法。全面、协调是空间的结构优化，可持续是时间上的动态平衡。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还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乃至政治、文化发展的可持续。只有不断地塑造我国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关键要做到统筹兼顾，正确地处理各种复杂矛盾。这就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方法，它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目标和手段的统一、现实性和长远性的统一、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反映。学习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掌握它体现出来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摘要：邓小平通过空间维度的审视、时间维度的确认和主体性尺度的强调，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贯穿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重温这一精辟论断，并深入解析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的多维视角，从中得到启发，对于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主体性尺度。
20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他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强调要把发展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发展是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关键，是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现代化的关键，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1]377。这一命题是对发展必然性和价值性的精辟揭示，是贯穿邓小平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从空间、时间、主体性尺度等多维视角进行审视和确认得出的科学结论。
2012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发展速度。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领悟其真谛，对于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空间维度的审视。
空间维度的审视，能使认识立于全局和根本。所以，邓小平首先从空间维度即全人类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发展的必然性和价值性。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全球化趋势使发展已不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因此“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1]281。
对于世界的主题，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1]126，而邓小平运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进行分析，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05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都是它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迫切问题，是所有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通过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同样，发达国家也面临发展问题。发达国家要再发展，要有市场，商品、资本要找出路，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果“南方得不到适当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106。因此，发展是全人类的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1]282。
同时，邓小平还以一个政治家的世界历史眼光敏锐地洞察到当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发展问题。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大大增强，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发展，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人民购买力低，发达国家的产品就没有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就难以得到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动大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大量人口外流，同样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人口压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已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必须“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二、时间维度的确认。
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不仅需要空间维度的审视，而且还需时间维度的确认。时间维度的确认，能使认识更加深入与久远。邓小平从时间维度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维度对发展的必然性和价值性进行确认，认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生产方式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灭亡，转向新的、更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应当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成熟的地方。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这样重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愈益发达，社会主义革命则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因此，加快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就成为社会主义能否坚持并在全球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前提，为此，就必须视发展为“硬道理”。
第一，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精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身就是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需要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16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
第二，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所以胜利后能否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关键的就是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建立起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古今通理。如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那么任何政权都将难以维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有力证明。
第三，发展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314否则，就连社会主义能否存在都成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经济上不去发展，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会失去根基。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论文摘要：在当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在质量监控体系、分配方案、创新能力和管理者素质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究其主观原因，管理队伍的战略决策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还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不断强化管理，盘活资源，增强市场意识，推进文化内涵建设，才能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生产力、生命力和凝聚力。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完善高效的教学管理体系，灵活多样的联合办学模式，充满活力的独特办学团队和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和自学考试于一体的立体化继续教育体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终身教育培训网络覆盖城乡，办学实力显著增强，为国家尤其是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人才和知识支撑。
看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迅猛发展，作为继续教育工作者竟然感到诸多不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一套相对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监控方法来规范合作办学机构(单位）的办学行为。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校内外合作办学机构（单位）分布广泛，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条件良莠不齐，加上利益驱动，对办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处理认识不够到位，往往为了办学规模、追求效益牺牲了教学质量。尽管各高校加强了对考风考纪的规范与整改乃至整个教学过程的管理与评估，但难以形成有效的监控机制。对长年招生业绩不佳的合作办学机构（单位）清理力度不彻底，对校内外办学机构（单位）招生、收费、教学管理和监督，以及各类办学协议合同依然不够规范。
（二）缺乏一套相对合理、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吸引力的分配方案。
继续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招生形势日益严峻，很多高校的分配比例（特别是非学历教育培训分配方式）与国内办学机构相比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在实际办学中难以调动各办学机构（单位）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某些有一定市场前景但目前需要扶持的教育项目，当前的校院分配比例很难有效拓展办学空间。
（三）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办学自主品牌项目。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的成本意识和经营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开拓创新的魄力和能力尚待增强；学历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专业数量偏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成人的学习特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高校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整体办学思路已经明确，但缺乏有效的项目策划和市场开拓能力；合作项目和合作机会犹存，但缺乏高端自主品牌，学校增值空间不大。
（四）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风气不够浓厚。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业务差异较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部分管理人员做事不讲效率，不计成本，贪图享受，讲究排场。有些管理人员以个人为中心，拉帮结派，不愿沟通，对真正干事的人员进行无端猜疑和攻击，破坏和影响同事之间的团结和工作积极性。有些管理人员大局意识淡薄，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比较武断，缺乏一定的客观分析研判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政策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
以上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办丽的因素，从客观上讲，继续教育面临的整个彤势都与过去完全不同，办学面临的挑战、矛盾、环境和问题自然不同。从主观上讲，管理队伍在助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认识上，在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上，在办学管理的作风、方式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
管理的重要工作就是决策。有的管理成员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性还不够强，政策理论水平尚存差距，面对复杂问题、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和涉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长远利益的问题，缺乏一定的凋研、成熟的思考和客观的研判，决策上往往缺乏客观性、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难以做到未雨绸缪，无形之中造成管理上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部分管理成员还没有转变观念，没有将手中掌握的资源真正用来服务各办学机构（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事财务、招生考试、办学站点设置等敏感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畏难情绪，在工作中过于求稳，过多地考虑个人因素，缺乏开拓创新的激情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在对待有些事情上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度，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不强，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长远持续发展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有时管理成员陷于具体事务，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管理成员集中学习、静下心来思考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未来发展还比较欠缺。有时同于长期工作在学校部门，喜欢用经验和习惯办事，工作方式过于简单，缺乏一定的市场敏锐性和战略经营意识，难以形成“跳出继续教育思考继续教育”的工作思维。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声音，在以开放的意识和态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凝聚教职员工的力量和智慧方面，做得还不够。
2、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继续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继续教育是一种贴近市场、贴近现实的特殊教育形式。管理者必须紧紧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以“顺应市场谋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进一步思考“办什么样的继续教育和怎样办继续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进一步探索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办学机制，不断增强高校通过继续教育服务社会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在维护学校品牌、遵循继续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融合行业企业，坚持市场细分，不断创新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适时调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专业课程设置，科学制订和修订教学培训计划，教学管理过程凸显继续教育的特色和成人的学习特点，充分适应目前各类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建设成为融继续教育项目策划、课程设计、市场拓展、教学培训、政策咨询、理论研究、人力资源（教师库、学员信息）推介于一体的教育品牌。
3、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依然把艰苦创业当作是当前继续教育各项工作的第一主题。继续教育的发展规律要求继续教育管理者需要企业家的勇气和教育家的智慧。既要有加快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管理中一定要树立主动出击的意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及时地捕捉市场机遇，培育现有市场，抢占新兴市场，开拓潜在市场，扩大我们的办学领域。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以条件定发展向以需求定发展，稳步发展学历教育，多元化开拓市场项目，把非学历教育培训作为学院办学新的增长点，创新办学思路，盘活学校现有资源，把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办活、办实、办好。
4、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办学原则，加强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确保把办学质量看做是推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的生命线。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职能部门承担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单位分布广泛，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亟须建立和健全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各项办学制度，不断加强办学环节的监控与管理，面对数量和质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时，坚持既要做大规模，也要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实现继续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决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一时利益牺牲学校品牌。
1、强化管理，塑造品牌，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品牌是现代继续教育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也是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积极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品牌建设，是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竞争实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一要创新思路，精心培育具有市场前景、高校特色、增值价值的继续教育核心品牌。强化“大教育、大培训”理念，深入分析外在需求，认真挖掘内在优势，突出学校的学科、人才等综合优势，突出行业企业特点，突出社会市场需求，打造能充分体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核心价值、与地方经济社会紧密相关，层次高、专业强、受欢迎的一流精品项目品牌。二要树立“管理增效益，质量塑品牌”的理念，以良好的信誉维护高校品牌。以严肃考风考纪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教学过程管理制度和相关操作规程，不断强化各种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和维护好高校品牌。创新机制体制，制定和完善奖惩制度，不断增强学校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推动品牌项目走向市场。三要多渠道加强宣传，扩大继续教育品牌效应。充分利用学校校友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增强社会各界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关注。发挥网络、报刊等媒体的力量，及时传播学校招生、培训、新闻动态等重要信息，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各行各业的影响力，全面推动学校的新发展。
2、盘活资源，加强合作，提升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产力。进一步融合普通高校现有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继续走好网络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融合、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沟通等办学新路子，开展多样化、多层次、多方位的办学形式，拓展办学空间，加速继续教育的新发展。全面加强和推进与社会的合作、与政府的互动、与行业协会的互惠沟通，必须“联合起来，走共同经营发展之路”，实现社会、政府、社团、学校四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仅要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也要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广泛联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通过人才培养、培训，不断开拓服务领域和合作空间。努力争取国际合作项目，推动与国外知名大学的项目合作，提升国际交流的规模和层次。积极发展与继续教育内部同行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求得共同发展。加强与校内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开拓办学空间和建立办学新品牌，做大教育培训市场。
3、增强市场意识，走特色经营之路，保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命力。特色就是生产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特色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判断和预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发展变化的动态和趋势。各种办学形式都要立足行业和学生实际，在专业的合理设置上下工夫，在课程的综合设计上多努力。继续推进网络精品课程建设，认真实施名师巡礼计划，推行精品教材编写，形成一批颇具特色、深涵效益、富有潜力的学科专业群体。
4、推进文化内涵建设，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凝聚力。人是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办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大气，有大视野才能有大行动、大发展。高品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校园文化氛围建设，提升普通高校办公环境、网站建设、内部刊物的文化内涵。通过培育和凝练“勤于思考、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管理文化，构建和发展“以个人的贡献助推集体的发展，以集体的发展提升个人的价值”这一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和尊重每个员工的首创精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把管理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普通学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中来。通过轮岗换岗、学习培训、奖惩考核等形式，积极营造“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良好工作氛围，让想干事的员工有机会，能干事的员工有平台，干成事的员工有地位。
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毛概论文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发展问题一直产生错误的理解，把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正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燃烧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1]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发展应该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包括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不仅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也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在痛苦代价的反思中，在与自然、社会的斗争中，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猎杀动物，致使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和农民，受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付出的很多，收获的却很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工人阶级永远也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既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注重人的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程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不是对代价的盲目否定，也不是对代价的盲目肯定；不是对“零代价发展”的空想，也不是对不必要的代价付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人们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并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正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所说“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2]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最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发展总意味着代价的付出。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和滥用，导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发展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人文价值荡然无存”的现象。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造成物质富有、精神匮乏的畸形发展。
二、正确处理社会发展的代价与人的发展关系。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核心和价值取向，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后，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在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同时，人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
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污染的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发展阶段，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海洋生物死亡，同时给人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影响人类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在其高速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致癌物质。比如室内的装修材料，像壁纸、油漆地板等有的就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室内有毒、有害物质超过一定的浓度时，人就会感到不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无力，有的甚至会导致失去记忆，引起各种疾病。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人口中，室内空气污染占一半左右，现已造成35.7%的呼吸系统疾病，22%的慢性肺病，15%的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癌等。[4]种种历史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各种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全社会动员、宣传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现阶段，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一贯主张，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马克思创始人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推翻那些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使人类得到最终彻底地解放。实践证明，只有摆脱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怎样的提高和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命运不会改变，所以“以人为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口号而已，是麻醉工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想法。他认为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状态的两种表现。还对人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到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也摆脱了社会分工的限制，成为一种自由自觉地活动，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需要。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尊重人、理解人”的思想，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高社会主体的素质，对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代价的更大付出，影响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行为主体在做历史选择和实践时，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做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必须在社会有机体整体发展中才能最终实现。正体现了“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6]，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在做历史选择时，还要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说“大自然虽然是极其富有而又慷慨的，但是它也是脆弱的，是精细地平衡的。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超越这些界限，自然系统的基本完整性就受到威胁。今天，我们已经接近许多这样的界限，我们必须重视危及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危险性。”[7]，这充分说明，人的历史选择不能随心所欲，要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整理。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全面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环境保护，2007.2：9.
[2]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67.
[4]石碧清，刘湘。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保护对策。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48~5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4.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4.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正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无论是经济体系、对外贸易，还是科技创新、国防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巨变都得益于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始终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反思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教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处在新世纪复杂局面下的国家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它对于我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保障，将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正文】。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创立。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正式的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标志我国坚定走科学发展的决心，同时也对我国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发展期，面临着许多机遇，加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基本国情的存在，导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全面认识了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地分析新机遇新挑战这一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足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吸取国外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理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10月14日在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中岛战略思想。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更是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一论述，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最大的理论亮点和历史贡献，也是党的十八的灵魂所在，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应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
要做到科学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发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平衡与和谐，防止片面性和单一性，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手段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经济发展仍是根本手段。
4、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系统总结了十七大以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具有前瞻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持之以恒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开拓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广阔空间。
三、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认真领会这一论述的深刻内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切实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蛟龙”下海、“神八”飞天、“辽宁舰”启航，我国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标志着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地位随之进一步提高，同时这也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一大飞跃。
今后的五年，我们要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秉着“实干兴邦”的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为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托起13亿中国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科学发展观的毛概论文
科学发展观对各部门的工作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档案馆档案管理工作来说，实施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落实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档案工作的开展，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
在一切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搞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促进其他管理工作效率的提高。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保持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面有效地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更科学地评价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业绩和管理水平，为其他管理工作提供信息依据。众所周知，档案记录了组织的发展史，通过档案信息可以得知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通过研读相关档案信息，可以了解组织的发展历史，以及所取得的业绩，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组织发展提供重要资料。也就是说，通过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为组织提供优质信息资源，可以让管理者依据信息总结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扬长避短，为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导向。并且还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公共信息，更好地为组织的决策提供重要信息支撑。档案管理工作是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组织的其他工作相协调，对于组织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档案管理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对过往的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由于人们对以往信息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其重要作用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档案管理工作在组织当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组织整个管理工作中通过被冷落，不被关心，处于边缘化的处境。由于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得不到重视，也使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产生了对自身工作缺乏重视的问题。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是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忽视，工作开展得不及时，对于应该对哪些档案归档，哪些档案不需要归档，这些管理行为缺少相应制度的规范，因此便出现了组织各部门对于信息载体不能及时交接、流转，失挡、错档、误档、错档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缺乏新理念的指引，部分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对于新介质的档案不能采取合理的管理方法，在档案管理的形式上、思想上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更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致使在管理中错误百出，甚至由于档案管理的错误影响到管理高层的决策的正确性。
3.1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模式。
档案管理工作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需要对各行业的重要信息进行搜集与整理，这些信息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人们对档案信息需求越来越高，档案管理人员需要认识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新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使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贯彻科学发展观，并将其贯穿于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从而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有效化。在此基础上，树立现代化档案管理意识，使档案管理实现网络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在档案管理中，要运用新的理念，采取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档案管理高效模式。当前时代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管理工作的发展，提高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开放水平。此外，档案管理人员要切实强化发展意识，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档案管理的新途径、新技能、新方法，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进一步拓展档案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3.2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档案管理的重要目的就是为社会及个人提供有效信息，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性，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信息保障。这也说明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所以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重要体现，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密切协作，使档案管理工作为社会各部门及相关人员提供服务信息。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途径，档案管理工作中特别要注重贯彻这一理念，把人的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把档案管理的目标定位在满足人的需要上，以这个为核心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体现出档案管理工作的人性化特点，推动档案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
3.3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档案信息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档案管理人员要做到理念上创新、技术上进步，充分利用信息环境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更广阔的空间，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所谓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无论在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要有全面进步，而不要出现只局限于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目前档案管理中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档案管理中实现了现代化的硬件建设，出现了现代化的管理技术，但是现代化的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一些还处于沉睡状态。主要原因是档案管理部门与领导对于档案管理工作还缺乏关注，档案管理理念还处于传统状态，跟不上当前技术的发展需求与档案现代化要求。另外档案管理的观念与技术没有及时跟进，思想意识与技术离现代化的操作要求还存在差距。档案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因此档案管理工作要有科学而长远的规划，才能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所以在对档案管理进行规划时，要根据科学的管理理论，进行档案工作的短期与长期规划，不但要有短期目标，还需要有长期目标，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做好工作，实现短期目标，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4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有效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人的发展，档案管理者要掌握信息管理基础理论，树立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提高价值观念、法制观念与大局观念，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领域，加快档案信息市场化的进程，加速档案管理社会化步伐。二是学习新技术管理手段。通过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档案的检索水平，促进档案信息系统的网络连接，掌握档案信息网络化管理技能，促使档案管理系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三是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档案信息源于社会活动，又通过档案信息进行规范管理，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范围，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息。四是要改变传统的服务状态，由传统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式。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不断推进档案的主动式服务进程，根据社会与部门的信息需求，主动推送档案服务信息，提高服务质量。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可以有效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要充分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快速地实现档案管理的学科化、现代化，推动档案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应用和实践，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几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只有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毛泽东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只有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这些条件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维护和发展。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毛概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例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路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付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则。这些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认识到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环境，权衡各种利益和风险，制定出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同时，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在现代经济中，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对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毛概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我深有体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只有人民群众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人的培养和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总结起来，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的需求，需要在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其重要原则和思想方法，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概论文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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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凤城.研究述评[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8.
毛概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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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毛泽东思想概论》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本文将结合这两个主题，探讨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并分析毛概对经济发展的启示与体会。
首先，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无法实现全面的发展和繁荣。在《毛泽东思想概论》中，毛主席曾经提出了“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理论。这个理论启示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目标。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GDP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充分证明了经济发展对国家社会的积极意义。
其次，经济发展是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毛概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眼中，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应该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促进人民幸福感的提升。这一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人民的财富快速增长，也使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保障、教育、养老等。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也随之增加。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所在。
再次，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只有经济发展得到保障，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毛概中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其次，经济发展不应该牺牲环境。毛概中曾经强调了“为人类谋利益”的重要性，告诫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环境保护，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生态平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例如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强节能减排措施等。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毛概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指导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展生产力，致力于为人民谋利益，并且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环，让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不断提升。
毛概论文毛概论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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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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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毛概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大学生毛概社会实践报告范文。
大学生毛概社会实践报告1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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