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心得（模板14篇）
心得体会是对自己学习和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规划未来。通过阅读以下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写作形式的要点和特点。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个曲折与坎坷的发展历程，晋商文化如今已成为晋商们骄傲的象征。在近期一次参观晋商文化展览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以下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为引入段。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一支重要分支，融汇了晋商们多年的智慧和努力。在一个晋商文化展览中，我领略到晋商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接下来，我将从立身处世、亲情、口头文化、慈善活动以及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这五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为立身处世。晋商文化抱持着做人做事的准则，注重培养商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自律、执着、诚信、勤俭等是晋商们一直秉持的价值观。他们以独特的商业智慧在商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得益于他们的人格修炼和做事态度。通过欣赏晋商文化展览中的历史照片和文字介绍，我对晋商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第三段为亲情。晋商们注重家庭观念和家族文化，强调家人之间的亲情和互助。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看到了晋商们对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的重视。他们的商业活动往往围绕家族企业进行，代代相传，家族成员间紧密合作，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精神。这种亲情的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亲兄弟情感、家族忠诚和责任意识。
第四段为口头文化。晋商文化重视口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晋商们擅长用诗词、歌谣和笑话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样，如文化宴、说书、杂剧等。这些活动不仅强化了族群认同，也推动了晋商文化的传承。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听到了古老的晋商口头文化创作，并与当地晋商一同合唱了晋商歌谣，这样的互动让我更加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生动和多元。
第五段为慈善活动和创新带动经济发展。晋商素以慈善事业闻名。他们注重回报社会，常常捐资办学、兴置慈善院、修建道路等。此外，晋商们也在商业运作中不断创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精神和创新思维使得晋商们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赋予了晋商文化独特的魅力和可贵之处。
总结段为对晋商文化的肯定和展望。晋商文化凝聚了晋商们多年的努力和智慧，其独特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通过这次晋商文化展览，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未来，我们应传承和弘扬晋商文化，将其融入到当代商业实践中，为我们的发展注入更多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
以上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晋商文化的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是我们当代商业界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扬晋商文化，让其在当今商业活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乔家镇，是一座典型的晋商大院，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它是乔家家族五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晶，也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代表。大院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有大小庭院、正房、次房等30余间建筑，分为内外两个院落。乔家大院的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汉族和满族建筑艺术，充分展示了晋商的聪明才智和商业智慧。
第二段：乔家大院的特色之一：精致建筑。
乔家大院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而闻名，每一座房屋都精心设计，大门、门窗、墙壁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院内的檐口、下梁、斗栱等构件都是精细的工艺品，展示了晋商追求精致的品味和建筑艺术的高超技巧。尤其是大院内的主厅，它的屋脊曲线十分美观，斗拱间的龙雕也是绘画艺术的典范。这些建筑细节的精致表达了乔家大院主人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热爱，也展示了晋商的独特风貌。
第三段：乔家大院的特色之二：富裕商贾的生活场景。
乔家大院的建筑不仅体现了晋商的精致品味，更展示了他们富裕的生活状态。大院内设有宴会厅、客厅、卧室等，每个房间都布置得非常讲究，家具摆放在各个房间内也独具一格。在宴会厅中，有着宽敞的宴席和精美的瓷器，展示了乔家大院主人的富足生活。此外，大院内还建有书画楼、园林等，以便休闲娱乐。乔家大院的建筑布局和家具摆放都体现了晋商典雅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为晋商文化的代表，乔家大院不仅展示了晋商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更传承了晋商精神和商业智慧。大院内有许多字画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乔家大院主人家族的家训。家训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忠诚、诚信、敬业、奉献”。这些价值观是晋商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晋商在商业中获得成功的秘密。乔家大院的建筑风格、家具和字画无不体现了晋商文化的精髓，“晋商文化”成为了乔家大院的灵魂。
乔家大院是晋商文化的瑰宝，参观乔家大院让我深受启发。乔家大院的建筑风格和富裕的生活场景展示了晋商的独特魅力，使我更加热爱家乡的文化。同时，乔家大院也教会了我许多晋商的精神和商业智慧，如坚韧不拔的品质、严谨高效的工作态度等，这些都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乔家大院的体验中，我发现晋商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学习晋商文化和乔家大院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做出更好的规划和决策。
总结：乔家大院作为晋商文化的一个缩影，展示了晋商的建筑风格和富裕生活，传承了晋商的价值观和商业智慧。通过参观乔家大院，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学习晋商的精神和智慧，为我们的生活和事业提供借鉴。乔家大院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晋商文化的壮丽篇章，让我们重新审视晋商文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
观看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观看晋商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业势力，不仅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传承和弘扬了丰富的商业文化。通过观看有关晋商文化的展览，我深刻认识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传承意义，进一步了解了晋商们的商业智慧和诚信精神。
段二：晋商文化的背景和特点。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晋商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尤以清代达到鼎盛。晋商的特点之一是勤劳智慧，他们勤劳敬业，懂得如何经营和扩大财富。晋商也非常重视家族文化和家族地位，凡是商业上的决策都会以家族的荣誉和长远利益为核心。晋商还十分注重社会公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回报社会。晋商的这些特点及其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
观看晋商文化展览给我带来了深思。晋商的成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他们的勤劳、智慧和勇气的结晶。他们始终保持谦逊、诚实的商业道德，以此树立口碑和信誉。在商业活动中，他们不仅关注眼前利益，而且着眼于长远目标，注重与商业伙伴的深度合作和互惠互利。这些晋商的经验和做法对我有很大启示，我意识到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仅要注重眼前的利益，更要注重自己的品格和信誉。
段四：晋商文化的现代价值。
观看晋商文化还使我深刻认识到晋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商业的意义。晋商文化现代社会具有强烈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商业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晋商的合作、互利和诚信精神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回顾晋商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学习他们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做到永不满足，不断追求进步和改变。晋商文化的现代价值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在商业活动中注重诚信和合作，才是取得长远成功的关键。
观看晋商文化的展览让我提高了对晋商文化的认知，也加深了对晋商们的尊重和崇敬。晋商的商业智慧和传承精神，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秉持着诚信和合作精神，努力做到勤劳、智慧和坚持不懈。相信通过学习晋商的智慧和精神，我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总结：观看晋商文化展览，让我深刻认识到晋商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晋商的商业智慧、勤劳智慧和诚信精神，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通过学习晋商的智慧和精神，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努力做到勤劳、智慧、诚信和合作，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晋商文化讲座心得体会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文化中的瑰宝，一直以来备受瞩目。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晋商文化的讲座，深入了解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场讲座中，我收获颇多，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耳目一新，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结合个人体会，以五段式的方式进行讲述。
首先，讲座首尝到的魅力是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唐代。晋商精英以自身修为和商道之道，不仅参与了经济交流与商业贸易，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化与社会，为晋商文化打下坚实基础。此后，晋商文化在宋、元、明、清等朝代中不断发展繁荣。尤其是在明代，晋商艺术精品涌现，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为晋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了解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对晋商文化发自内心地敬佩。
其次，讲座所呈现的晋商文化的商业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人讲究商道，注重商业伦理和道德准则，他们通过真诚、诚信和合作来开展商业活动，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讲座中，主讲人讲到晋商人常说的一句话：“半信半疑，不如不信”。这句话意味着晋商人注重诚信，只有坚持诚信的原则，才能树立良好的商誉，这一商业智慧令我深思。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晋商文化所倡导的商业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受益匪浅。
第三，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也给我带来了启示。晋商家族观念有悠久的历史，通过讲座，我了解到晋商家族观念的核心是家族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晋商人从小就接受家族观念的熏陶，深深注重家族的和谐与发展。晋商家族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家族成员，保持家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发展。我深感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念有着共通之处，即家庭成员应该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繁荣与幸福。晋商文化的家族观念带给我深深的思考和启发。
第四，晋商文化的艺术品鉴令我叹为观止。晋商人富有艺术品鉴，擅长收藏名贵字画、古玩瓷器等艺术品。古代晋商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品位和见识，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在讲座中，主讲人详细介绍了晋商文化中的艺术品鉴赏技巧，包括欣赏体验、古籍书画等。通过学习和欣赏晋商文化的艺术品，我体会到晋商文化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于审美的追求，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艺术盛宴。
最后，我还对晋商文化的影响与传承留下了深刻的思考。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晋商人群体之间，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晋商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传承，更是社会的传承。通过晋商文化的传承，可以给今天的商人们带来启示和启发。同时，晋商文化的传承也需要我们的努力和持续推动，才能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传递给更多人。
通过参加这次晋商文化讲座，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文化的历史沿革、商业智慧、家族观念、艺术品鉴和影响传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我将继续学习和关注晋商文化，希望能将晋商文化的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中，与时代同行，发扬晋商文化的光辉。
观看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商人群体，他们以贸易为业，在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近日，我有幸观看了一部介绍晋商文化的纪录片，通过观看，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在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中，我被晋商的商业智慧所折服。晋商善于抓住商机，勇于冒险创业，他们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和精确的市场洞察力，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了繁荣的商业活动。晋商的商业智慧让我深受启发，教给我不仅是在商场上如何取得成功，还包括在生活中如何审时度势，做出明智的决策。
同时，晋商的独特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晋商不仅以商业表现闻名，还以他们的慈善事业赢得了广泛赞誉。纪录片中介绍了许多晋商的慈善事迹，例如资助学校建设、捐赠医疗设备等。晋商的慈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令人敬佩。这启示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发扬慈善精神，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此外，晋商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也是我观看纪录片的一大收获。晋商并非孤立的商人群体，而是积极与当地人民建立联系并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他们注重在当地投资，扶持当地产业发展，同时也融入了当地习俗和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这让我想到，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
通过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我对晋商的商业智慧、家族文化、慈善精神以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做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可以从晋商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中注入更多晋商的精神。同时，晋商文化也可以告诉我们，商业并不是与道德和人性相对立的，反而在正确的引导下，商业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之，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让我对晋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我收获了许多思考和启示。晋商的商业智慧、家族文化、慈善精神以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做法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借鉴晋商的成功经验，融入晋商文化的精髓，并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心得体会及感悟
出东大院的西堡门，走过一条马蹄形的沟涧小道，就是西大院。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十分规则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面向与背靠同东大院完全相同。俯视西大院，其平面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80米。只有一个堡门，开在南堡墙稍偏东的位置，正对着城堡的主街。雄伟的堡门为两进两层，一方刻有"恒祯堡"的青石牌匾镶嵌在堡门正中央，因堡门为红色，所以人们都叫西大院为"红门堡"。堡墙外高八米，内高四米，厚二米多，用青砖砌筑。堡墙上有垛口。堡门外正对堡门的地方，有一座砖雕照壁。堡门左右及堡墙东北、西北角各有一条踏道可上堡墙。堡内南北向有一条用大块河卵石铺成的主街，人称"龙鳞街"，街长133米，宽3.6米。主街将西大院划为东、西两大区，东西方向有三条横巷。横巷把西大院分为南北四排。从下往上数，各排院落依次叫底甲、二甲、三甲、顶甲。一条纵街和三条横巷相交，正好组成一个很大的"王"字。堡墙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更楼一座。堡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水井一口。堡内共有院落27座，除顶甲为6座外，其余三甲均为七座。各院的布局大同小异，多数为一正两厢二进院，正面以窑洞加穿廊为主，顶层有建窑洞或建阁房的。大部分院落以南北中心线为对称轴，东西基本对称。也有一部分院落为偏正套院，院门偏在东南方向，院门内是一条较长的通道，通道西侧南端是通往前院的门，北端是通往后院的门。
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北端黄土丘上。北距太原150公里，距灵石县城12公里。院落座北面南，居高临下，面对静升村，视野开阔。
王家大院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相当于祁县乔家大院的4倍，为灵石王家官商皆有的院落，王家大院不仅是一组民居建筑群，而且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王家大院布局的构思独特，结构合理，“三雕”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与此同时，绘画、书法、诗文熔于一炉，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中民居中的一处奇葩。
王家大院史话。
静升镇静升村，为晋中地区最大的村庄，村内自古除“九汉八堡十八道巷”外，尚有五里长街一条，现实际人口达万。灵石历史上四大家庭之一的静升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后裔，其先祖这一支早年从太原移居灵石县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今富家滩镇属沟峪滩村)，元仁宗皇庆年间(1320xx年-1320xx年)，宗祖王实又从沟营村迁至静升村，至今历680多年，传27世。静升王氏从耕作与兼营豆腐业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家资渐厚，声名渐高，在此前提下，其后大兴土木，营造宅第，自是常事。王家最早筑屋舍于村西张家槐树附近，之后，由西向东，从低到高，逐渐扩展，修建了“三巷四堡五祠堂”等庞大的建筑群，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据现可考文字表明，拥翠巷(通称王家巷)建于康熙三年(1664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重修。锁瑞巷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拱秀巷内之义安院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崇宁堡(通称西堡子)建于雍正三年(1720xx年)，拱极堡(通称下南堡)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恒贞堡(通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四年(1762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间。视履堡(通称高家崖)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六年(1820xx年)间。5座祠堂中仅存的孝义祠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主祠堂建于嘉庆九年(1820xx年)，耗银3200两的戏楼台至今幸存。
康乾嘉期间，王家人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条途径，仅五品至二品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跻身儒林名登仕籍者至少50余人，另有贡生、监生、生员125人。官职中有广西柳州知府、湖南宝庆知府、刑部陕西司郎中、山东司郎中、户部浙江司郎中、陕西按察使司副使道、贵州提刑按察司等。王家大院中的3座府第宅，司马第宅和1座旗杆院，便是修建时期主人已具有一定名位的标志康乾嘉期间，王家先后奉旨修建15座牌坊，其中除11座节孝坊外，其余为功德坊、恤典坊、忠义坊等。
王氏家庭从道光后逐渐衰落，族人中，有的不再以耕读为本，有的不持续以商发展，有的满足于一官半职，有的安乐于锦衣玉食，不少人既无承继先业之志，亦无固本守成之心，以有的竟成为盗贼、乞丐或不惜卖儿卖女之“莠民”。于是红门堡内便有一家先将祖院出卖。出卖后，异姓新主人不满于堡门楼上“合堡同宗”之匾，执意要取，王家不得已改一字为“合堡同德”暂存。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达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又易主他姓。再后来，当年合族引以为荣、奉旨为王梦鹏修建的大型石雕孝义坊和面积为428平方米的孝义祠，也只以20xx吊铜钱卖出。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后，王氏家族中当时资财还比较雄厚的二十一世王饮让，匆匆地将其在静升本土和晋南、晋中、石家庄、保定及京津一带的商号全部变卖处理，尔后举家南迁。自此，作为一方望族的王家，历经600多年的奋发与辉煌，终于销声匿迹，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了。1950年土地改革后，王家大院已属于贫下中农所有。贫下中农居住期间，许多主体建筑，非但未遭破坏，且大部分还保持了原有风貌。
晋商文化老字号的心得体会
晋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晋商的兴起与山西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密不可分，而晋商们的创新性商业理念和管理方式，更为其在商业领域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虽然新的商业形态层出不穷，但很多传承了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仍旧独具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本文将介绍我在走访晋商老字号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承精神。
走访老字号，最深刻的体验是传承的精神。新旧更替，物换星移，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很多刚刚起步的新商家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压缩成本和质量，以占领市场。而老字号则不同，他们无论在产品或服务方面都以品质为要义，几代人的经验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恰恰成就了他们引领市场的地位。而这种精神，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学习的，需要在长时间的市场实践中逐渐沉淀和开拓。
第三段：文化积淀。
另一方面，走访老字号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积淀。或许这一点很多人都体会不到，但所有的老字号，都不是空口白话，而需要厚重的文化积淀支撑。以晋商老字号岳阳楼酒店为例，继承了中国茶文化精髓，实行独特的沏茶、品茶、聆听传统音乐的服务流程，让客人在舒适静谧的环境下领略茶文化魅力。老字号经营者们的家族文化，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创立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丰富的。
第四段：新与旧的融合。
走访老字号，也可以看到新与旧的融合。以其它晋商老字号如惠民大药房为例，他们在保证中医药学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不断采用科技、管理、营销等方面创新思路，在拓展新生代市场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奇怪的是，传统业态与现代元素的交融并不能降低老字号的传承性，反而让其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文化。
第五段：展望未来。
走访老字号，不仅是感受商业传承的智慧与文化的积淀，还隐含着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老字号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向着更多元化、更个性化发展，成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的“新字号”。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老字号的独特魅力，并通过支持、推广和传承，让这些历久弥新、洋溢着传统气息的老字号，更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所喜爱和所信服。
总之，走访晋商老字号，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更可以看到晋商老字号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中，不断改进和创新，融合新旧元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消费者的青睐。这些老字号的成功之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中国商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更加坚实的动力和智慧。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清初，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的亢氏，人称“亢百万”。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到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亢氏家族自清初发迹，终清季，是商业、土地兼营并著的家族。
清末宣统二年(1910〕《中国经济全书》称：“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关于亢氏发家之缘起，有这样的传说：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经山西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清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权，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不过，这个传说并不可信。试想：清兵入关后，财政十分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有过占据山西、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军占领山西后，岂能不听说亢家寄存有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量金银财宝而不向亢氏索要?另外，李自成虽然牺牲了，但李自成的余部仍在战斗，并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他们也缺乏活动经费，岂能不设法向亢氏索还寄存的金银财宝?看来，上述之传说，恐怕是人们对亢氏成为巨富原因的一种猜测而已。
那么，亢氏何以成为巨富的呢?回答是：亢氏以经商致富。
首先，亢氏是个大盐商。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康熙时期人钮绣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江南泰兴季氏季沧苇，扬州的两准盐商，以“业鹾”起家。亢氏同季氏一样是在扬州以“业鹾”起家。亢氏在扬州有大片房产，著名的“亢园”，“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在两难盐商中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阳府(今临汾)，与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同在晋南地方，亢氏同时是河东盐商也是可能的。
其次，亢氏是个大典当商。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则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据说，亢氏在原籍平阳府开设有一大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当铺附近也开设了一家当铺。亢氏眼见自己开办的当铺营利被别人抢夺，很不甘心，决心挤垮这家当铺。于是，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1000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把这家当铺的资本几乎用光了，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5o0尊，现只典当了90尊，尚有410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这家当铺主人听了大吃一惊，急忙向来人施利，询问来人的主家，才知原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离他乡去了。此传说真假姑且不论，但说明亢氏是经营着典当业的大富商。
再次，亢氏是个大粮商。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亢氏就是当时一个大粮商，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据说，一次曾有“牛车数乘”往亢氏粮店运粮，有一无赖竟在半途阻拦要勒索米粮，后被一位“王爷”获知，赶跑无赖，才解了围。正因亢氏作为粮商名声在外，才招来了劫粮者，又有“王爷”相助。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有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
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亢氏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隆《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不过，据李华先生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尽管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晋商文化:成功之道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晋商文化:成功之道
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利润，因此必须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山西商人的经营意识表现在如下二个方面：
一、经营谋略。
讲求经营谋略，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1、审时度势：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灵活机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销：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百货心历，足迹半天下，以商而富，其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4、慎待相与：晋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如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
“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泊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又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末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相与”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没法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它渡过难关。
5、重视信息：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端木赐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经商，预测行情很准确。山西商人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
山西商人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二、经营作风。
山西商人认为良好的经营作风是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作风。
1、珍惜诚信：山西商人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举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必然招致失败。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窃，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可见，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因此，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
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远来，商业越发繁盛。又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使票号信誉益著。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独君异其趣，……人咸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致万金”。史籍中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记载很多。如明代临县人王子深以开客店为生，有客商住宿后遗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还，王验证给之，客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清代泽州人王文宇，“贸易保定府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弗立，惧其毁败，阴以白金800两付文宇，不令子知，东岗死，文宇督其子，俾其成立，将东岗所遗金还之。”清代汾阳人崔崇于，“以卖丝为业，往来张垣、云中，一岁折阅十余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由于山西商人主张行商不欺诈，为人诚恳忠厚，故人皆愿与之共事。
2、俭约自律：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晋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山西商人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明人谢肇制在其著《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王全性《广志泽》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顾公燮说：“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门户，游货南北，足迹半天下，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因能复其殖，尤慎干出纳，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盖天性也”。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载：清代祁县人郭平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
晋商文化：晋商大院
曹家大院——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城西南五公里处北恍村东北角，北临南同蒲铁路和108国道线。它原是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形宅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独立村北，与四周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对照。宅院总占地面积106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保存着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群，陈列着无数珍品，是新开发的一处晋商文化旅游景点。1995年10月开放，已成为晋中旅游的热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恍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恍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
“曹家经商史”主要反映曹家历代从艰辛的创业到创造辉煌和走向衰落的过程。有创业阶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辉煌时期的“辽奉蒙俄六百座”，“福禄寿喜四合围”;有衰败时期的“白烟一股瞬息间，千年瓦金落纷纷”的情景。
“明清家具展”陈列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镶成的“百寿大屏风”，后部有上下各50个“寿”字型和三代帝王师祁藻摘录古代十七位学者启导告诫后人的真迹文章。一百个寿字和文章均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又以金粉涂之。有“螺钿镶嵌贝壳镜”，用天然贝壳雕琢上民间吉祥图案和“福禄寿”三星，当你选择不同角度时，会呈现出不同色泽。据传如果看到红色则会官运亨通，看到粉色则要走桃花运，而黄色则预示着要发财致富了。又有“寸斤寸金”的“红木半圆桌”，立体造化的”大理石座镜”以及数百件明、清家具，有“皇家看故宫，民间看曹家”之说。
“瓷器馆”陈列有近2000件瓷器，从掸瓶、罐，到碟、碗、盘，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其中不乏许多明、清珍品。
令人称奇的是在“珍宝馆”展出的清宫国宝金火车头钟，此系法国给清廷的贡品，用黄、白、乌三种金制成，重84.50市斤，上镶时钟、晴雨表，上好发条可沿轨道而行进。这件国宝是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路经北恍向曹家借款的抵押物。另一件珍宝是明代大画家仇瑛临摹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长7.74米，宽0.45米，上有1643个人物，208头牲畜，生动逼真，价值连城。同时展出的还有羽毛镜、商朝白燕古陶、哥窑碎瓷等珍品。
此外，三多堂还展出有清代大书法家赵铁山的40余幅书法真迹，形意拳发展史，根雕艺术展，太谷宫灯展以及太谷县史等展览。现在正着手复原西侧的曹家花园，开辟一处休闲场所。
晋商心得体会
晋商是黄河流域地区的一种特殊商业文化群体，他们主要居住在山西、陕西等地。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中，晋商一直以善于经商、重视家族传承而闻名。在与晋商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勤奋。在与晋商交流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晋商追求诚信。在晋商的经商过程中，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晋商们讲究信用，重视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坦诚合作。他们凡事先慎后行，在成交前经过细致的了解和考虑，确保自己的承诺能够兑现。而一旦承诺没有兑现，晋商们会感到愧疚和自责，并努力弥补错误。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晋商注重长远规划。晋商们普遍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他们知道通过持续地经营和改进自己的业务，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晋商们会优先考虑长远的发展，而非盲目地追求眼前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研究市场趋势、顾客需求，进行战略投资，同时注重资产安全和传承。在我的经商过程中，我也会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树立长远的目标，制定计划，并严格遵循。
此外，晋商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晋商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经商意识和能力。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经营企业，形成紧密的团队合作关系。在晋商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角色，相互支持，互补发展。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作用，在社会合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晋商们会积极与其他商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互通有无。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后，晋商注重学习创新。晋商们不仅注重经验传承，更注重学习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他们会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商业趋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晋商们也勇于创新，鼓励家族成员提出新的想法和做法，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与晋商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晋商们以诚信为根本，注重长远规划，重视团队合作，勇于学习和创新。这些晋商的智慧和经验，不仅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于我们当代经商者有着深远的启示。只有不断学习和吸取智慧，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