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余秋雨的散文大全（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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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雪余秋雨雪的散文
（一）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余秋雨散文《历史的诚实》余秋雨散文集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我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我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我国古时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我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我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我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古时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我国古时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当他19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我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我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我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锺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迭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我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时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迭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朝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迭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迭，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时，把三迭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迭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迭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洞庭一角。
我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着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懮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我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它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罢。在这里，我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我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我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罢。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推而广之，我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我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我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族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锺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得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锺一口。信史凿凿，这是宋朝义军杨么的遗物。杨么为了对抗宋朝，踞守此岛，未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团队就在这里呜锺为号，准备战斗。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锺，时时鸣响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锺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我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阗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这不是古时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沈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
余秋雨散文《历史的诚实》余秋雨散文集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梢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它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小事。这些年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盗版猖獗，盗版最早就叫“海盗版”，因此在名称上与挪威海盗有一些关联。我一度曾宽心痴想，这些人的行径也许能冲击一下出版体制上的.“蒙昧时代”，然后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吧，因此曾在报纸上对他们好言相劝，说如果及早改邪归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们不存在挪威海盗那样的“历史的诚实”，而是熟知文明规范，还要连篇累牍地证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该杀该盗。既然文明已经被搓捏在他们手上，他们也就不会再向文明进化了。
与他们相反，挪威海盗不大为自己申辩，因此那个时代变得沉默和神秘，差一点让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来这样的群落一定还有许多，由于无法以文字语言进入历史，历史也就把它们删除了。幸好挪威海盗一个小小的习惯不经意地给历史留下了确切的痕迹，那就是当时小王国的统治者去世时常常以船载棺来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进了沙土深层，获得了真空保存。海盗博物馆里的三条船，就是从沙土中挖出来的。因为其它材料不多，这个海盗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应该多加一个字，叫海盗船博物馆。
挖掘出来后立即引起了高层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这不是猎奇，而是因为获得了解读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正统的历史往往过于矫饰，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实际材料的左证。左证一来，当然欣喜莫名。对这种兴趣我非常理解，多年来我在实地踏访中国历史脚印时深感许多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被人们搁置、遗忘了。当时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楼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认为那是一片特别珍贵的文化边缘地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研究这个地带，至今还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盗文化却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和地下发现贝类串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串佛珠，而在其它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精神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内涵。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支橕起了超越人们常规思维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气地屹立在海边。
余秋雨散文赏析余秋雨精美散文
《垂钓》一文从表面上看似在叙事，实质上却在说理。从写法上看先引出那一胖一瘦两位垂钓者，接着不是花浓墨写这两位老人垂钓，而是刻画两人的心理活动，一正一反，一喜静，一好动，形成鲜明对比。而恰恰是通过这一富有哲理性的对比，作者将笔锋一转，转到了人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的共性上，相互映衬，相互协调。这样就使文章的主旨得到升华，使文章的深度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于是作者便抓住这一点，写了妻子的见解，自己的见解。但终归有一点，都是在验证自己的看法：“最大的对手才是最好的朋友。”然而这恰是生活中一个批评普遍的事实。作者由“钓鱼者”来揭示这一点，既富有情趣又有一定深度。从这一点上看，这是一篇叙事真实、说理真情到位的优美散文。
(2)对比中出形象。
作者通过一胖一瘦两位老人的不同追求，表述自己的观点。首先，胖老人和瘦老人的出现是在对比中进行的而这种对比却使人物性格逐渐丰满。两位老人都未曾说过一句话，只通过动作、眼神，却使读者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追求的人。两位老人，一胖一瘦，就已经是很鲜明的对比的开始。同时也让读者联想到他们生活的不同。胖老人应该属于物质生活较好的人，而瘦老人大概清贫一些。两人并排坐在同一地方，对比更加鲜明突出。这也是作者的聪明之处。着钓鱼情节的展开，一个用六只小钩不断的钓小鱼，一个用一只大钩，却钓不到一条大鱼。可两人同样固执，谁也不服谁。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人物形象也就完整鲜明的表现出来。
虽然对两人的外貌、动作描写不多，语言描写也没有，按常规是犯了此类文章的大忌。可因为有两种形象的对比，读者却从中获得对人物的深刻认识。
文章从平淡的叙述开始,娓娓道来.....本文的人生哲理的感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源于一次轻松的旅游.“去年我和妻子随团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那里的海显然与一般的海不同,他写到: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接着他描写了海鸥吠犬和兵舰,这样一是交代自己的旅行所见,更主要是渲染气氛,为下文作一个环境氛围的铺垫.
一幅阐述人生哲理的图画背景已经涂好,人物接着出场,镜头对准了这出戏的两个主角-----出现在作者视野内的垂钓者,一胖一瘦两个老人.
胖老人的“钓绳上挂了6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钩上都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桶里,不一会又钓上来6条小鱼;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他缓缓起竿,原来他的钓沟硕大无比,他只想钓大鱼.....等到胖老人满载而归时,瘦老人什么也没钓上来,还在与大海对峙.
我们普通观众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因为,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然而余秋雨并没有只限于此.他的思维往往有新的角度,他说:胖老人忙忙碌碌钓起一大桶小鱼,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等待大海的琐碎的施舍,然而作者并不将两者对立,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作者说:“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黄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有一个见不到对方,将是何等的恐慌.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是最大的朋友.
说到这,有人会问,余先生怎么不把对手当朋友呢?且慢,对手是互相依赖的,谁也离不开谁,而骂秋雨的人依赖余,而余先生却不依赖他们,前者离开余先生怎么出书,怎么出名呀,所以他们不是对手,也不是朋友.
文章中,作者表现的多方位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余秋雨的博学和睿智,及深厚的文字功底.
余秋雨散文《上海人》余秋雨散文原文
近来有幸看到了余秋雨的《上海人》。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用一连串的贬义词来评价他们。什么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说句内心话，对于上海人我们还是要抱以同情与宽容。难道他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值得称赞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事物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
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这个妇女确实令人讨厌。瞧比起外地人，这真的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国人吗？难道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所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还想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也站在大多数上海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外地人抢我地方夺我田！你们这些外地人占我岗位挤我路！你们这些外地人赚了我们的钱还说我们穷！你们这些外地人讨厌我们还又来烦我们！这就是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对立面！外地人认为自己在上海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而上海人认为自己又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弱势群体。所以产生了双方的矛盾与对立！当然也又统一面了。都是中国人，同属华夏文明。上海经济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外地人离开了上海，上海人活不了，上海离开了外地人，上海人也活不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把对那妇女的恨都纠结到“上海人”身上。这样未免太草率。对上海人未免太不公了。几十年前来自农村的社会改革使很多骄傲的上海人离开了上海。他们带着社会历史使命感来到祖国大地的各处。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他们大多数无怨无悔，这其中他们的心酸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又有多少外地人会去了解。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予的应该是无限的赞美。可那时也有好多祖国各地的人来到了上海。我们现在敢肯定那妇女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的后代吗？大多数真正的上海人是郊区的淳朴的农民。仔细想来我们把罪恶的帽子扣在了“上海人”身上，其实我们本身就是罪恶的。其实我不是说城里的上海人就不是上海人了，我只是为骄傲的上海人说句公道话。
我称他们为“骄傲的上海人”不是去讽刺他们。而是他们是有理由有根据去骄傲的。革命年代有多少革命先驱得到了上海的庇护，中国经济少不了上海的贡献，中国文化更少不了上海的雍容大度，曾经上海对于中国承载了多少苦难！英租界，法租界，得租界，对于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封闭的古老文明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践踏，而上海人默默的承担了下来！这种突然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上海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了最初的格格不入。
听人说上海人小市民多，好像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上海人。对于我来说这很有悲剧性色彩。曾经的曾经是谁替上海以外的淳朴农民顶着帝国主义的子弹过日子。帝国主义的枪炮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繁华的上海，当然上海的抵抗离不开上海以外的人，但受伤最深的还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养成了现在这种胆子小缺少冒险精神的习惯。也许是因为受的伤太深了，一时还缓不过来。但是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给点时间，他们会缓过来的。
上海人的精明还没有得到祖先徐光启的真传，也许真传流失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教育人们不要忘本。给点时间上海人啊！他们会活出个人样的。
余秋雨散文赏析余秋雨精美散文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雾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虫。其实岂止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叫，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钩，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他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蹋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个都在嘲讽对方，两个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在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么?”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有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美文品读】。
《垂钓》乃是作家余秋雨写的一篇充满了深刻人生哲理的美文，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伴共存的。
在海参崴游玩，作者见到了一胖一瘦两个垂钓老人：胖老人的钓绳上有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举起钓钩，每一个钩上都有一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举起又放下，我们看时，水桶里早已有半桶小鱼。不一会儿，便满载而归;而瘦老人的钓钩硕大无比，他一心只想钓大鱼。他认为胖老人“根本是在糟蹋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胖老人在胜利凯旋之时，他仍然端坐在那里。“两个都在嘲讽对方，两个谁也不服谁。”也因此，作者认为，“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作者借助对这两位垂钓者的描写，意在阐发：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两位垂钓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人生追求：一个是物质的，知足常乐;另一个是精神的，永不满足。
余秋雨散文《信客》余秋雨的信客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么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带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么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驼、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揣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践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身一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么都说了，怎么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麽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怎么办”……信客沈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挟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讯的人都以倒挟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淘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都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说什麽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缛缛的语句，郑重地装进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麽人。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完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信来只是脱身伎两。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狃送到了巡捕房。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分，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支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四处物色新信客，怎麽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里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傍。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麽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文章赏析】。
结构分析。
本文可分成四个小标题(由于第一章节通常被删去，以下为第二至第五章节小标题)：
3.辞职**(为什么不当信客)详细概括：揭穿了主顾的败行遭打骂，诬陷，无奈卸去了差事。
4.转行从教(为什么当老师，校长)详细概括：当小学教师，升为校长，去世后葬在老信客墓旁。吊唁的人很多。
文章主旨。
本文通过叙说两个信客的不同际遇及信客这个职业在民间的最终消亡，着重刻画了一个受人尊重的信客形象，赞扬了信客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诚信无私，洁身自好，待人宽厚,善良厚道的美好品质。
文章感悟。
1.社会有某种需要，就有某种职业。
故乡浙江余姚，离上海比较近，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谋生，当时邮政业务尚未普及到乡村，城乡之间通讯需要专人担当，于是有了信客这种特殊职业。“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老信客自感“名誉糟蹋了”，干不下去了，找到年轻人，年轻人最终不好回绝，当了第二代信客。
信客终年跋涉，非常劳苦。
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发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信、物。还有额外工作，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有时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谋生者死了，得尽同乡情谊，匆匆赶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又要通报噩耗，帮着安慰张罗，交送遗物，汇报处置后事的情况。“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贫穷。
老信客干了一辈子，家里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沿途投宿，拣便宜的小旅馆住，吃饭尽找那种“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的小店。终年奔波，胃病和风湿病成了职业病。
信客最痛苦的是蒙受怀疑、欺凌、憎恨。
老信客仅仅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被人糟蹋了一生名誉，再也做不起人。信客通报噩耗，有的农妇竟把他当作死神冤鬼，大声呵斥。送交遗物，还被人怀疑贪占。那个发了财拈花惹草的同乡竟诬称信客为小偷，扭送巡捕房。信客这条路布满凶险，叫人撑持不了。
但是，社会总体总是有良心的，奉献者终究会赢得敬爱和怀念。信客终于不再坚持下去了，人们想起他的好处，常送去关怀和温暖，就是那位发财的同乡后来也向他道歉，并请他接受代办本乡邮政的事务。人们推举信客当老师，信客工作出色，还当了小学校长。他死时，人们纷纷赶来吊唁。
2.特殊的职业造就特殊的品格和素质。
信客任劳任怨。
他理解在外谋生者，也理解在家的家属，理解他们的需要与感情。事情不分份内份外，只要有求于他，再辛苦也在所不辞，有时候还得忍受无端的猜疑与羞辱。
信客诚信无私。
他铭记老信客的嘱告：“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诚信是这个职业的生命。诚信以不贪为前提，他洁身自好，从不雁过拔毛，他洁白无瑕，也不怕别人怀疑。
信客待人宽容。
他在发财的同乡那里遭遇了凶险，他不想让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回乡后也没有挑事，不说任何坏话，他保护了一个家庭。
信客的阅历又让他增长才干。
他年轻时屡屡碰壁，穷愁潦倒，长时间当信客，文化程度提高了，眼界开阔了，阅历丰富了，他当教师是好样的教师，当校长是好样的校长，他赢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
余秋雨散文雪余秋雨雪的散文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赏析】。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国的雨虽然自由活泼，却“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先生写雪，别开生面，起笔有意发问，并且由此通贯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对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将具有冰冷、坚硬、灿烂雪花的“朔方的雪”联系起来，为结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线。
作者把这幅江南雪景图描绘得有声有色，声色和谐;有动有静，动静相衬。但还不够，还须用工笔重彩画上美好纯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们多么的天真烂漫，何等的聪颖伶俐!这才是江南雪野上绽开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着，作者笔峰一转，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图”。北国风光，雄伟壮丽，那冰冷的坚硬的“朔方的雪”与“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质和形状是“如粉，如沙”，“决不粘连”，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风为动力而“蓬勃地奋飞”，能在阳光中“灿灿地生光”。面对着漫天飞腾的朔雪造就的“无边的旷野”、“凛冽的天宇”，作者着力从三度空间进行立体描绘，以突出飞腾的朔雪那种撼天动地、锐不可挡的气势。作者置身于这朔雪飞腾的宏伟壮观中，禁不住感情汹涌，思绪驰骋。他凝视着“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雪花，联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毕竟是处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那是孤独的雪”;它没有了暖国的雨的自由活泼，“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凉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的问题了。
读罢全文，掩卷细思，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区别不过是各有各的“幸”与“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与“不幸”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一样。苏联作家巴甫柯夫说：“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从来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围的人。”
余秋雨散文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
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
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
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
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
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
一声长啸，一片欢腾。
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
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
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
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
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
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
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
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
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
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
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
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
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
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
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
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
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
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
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
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
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
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
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
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
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
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
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
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
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
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
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余秋雨散文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朝的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本文来自织梦。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余秋雨散文朗诵
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宋佛果圆悟。
午睡醒来，已到了黄昏，窗外还下着秋雨。做了梦，梦里一片荒寒，就像这漫长的秋日，虽有尽头，却总是撩人心绪。想起友人前几日说的一句话：“秋日的情劫。”是呵，秋天就像一把经霜的利剑，多少人都逃不过它的宰割。也许每个人都该有一座筑梦的小巢，避免在这个冷落的季节里流离失所。可许多人，注定要失去，就像流水挽不住落花，阳光留不住白雪。曾经不知在哪儿听过一句很美丽的话语，就算我把自己弄丢，也不会丢了你。这像诺言一样的句子，虽不是某个人对我诉说，却温暖了我菲薄的心灵。
在注定失去的故事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留存一点美好。用一颗柔软的心，拾起一枚落叶，夹在一本青春的诗集里。或在某个落着烟雨的黄昏，撑一把油纸伞，徜徉在青石的小巷。或在一个秋深的午后，沉醉于枫林阵里，找寻一剪宋词的记忆。待到老去，回首这些如烟往事，除却遗憾的叹息，又是否还有一丝忧伤的甜蜜?我们总喜欢在心里营造一个美好的梦，那是因为现实有太多的残忍，让你我不敢轻易碰触心口的伤。一个人的时候，会在寂夜里买醉，只为了年少一段不可挽回的情事。
泡一杯茉莉花茶，不饮，静静地感受杯中氤氲的雾气。隔帘听雨，一声声从瓦檐低落，溅在光滑的石子上，打磨得没有一丝棱角，就连青苔也没有机会攀附上去。都说水滴石穿，只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等得起这个漫长的过程。人和人之间在一起相处的长短，在于缘份的深浅，当情淡爱薄之时，多深刻的诺言也会破灭。那时候，还有谁会陪着谁，在寒夜里促膝长谈，谈过眼云烟的情感，谈渐行渐远的繁华，谈彼此第一次为爱落下的泪滴。而后再度分别，各自仓促地走完人生逼仄的甬道，你有你的港湾，我有我的归宿。
据说佛果禅师写这首开悟诗，还有一段有趣的由来。佛果圆悟的师父五祖法演曾作一首诗：“一段风光画不成，洞房深处恼予情。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郞认得声。”佛果禅师听了，若有所悟，于是向师父求证。法演知他开悟的机缘已经成熟，遂大喝一声：“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佛果禅师豁然开解，走至室外，见一只公鸡飞上栏杆，正鼓翅引颈高啼，不禁笑道：“这岂不是‘只要檀郎认得声’里的声音?”于是便将开悟心得写成了偈颂，呈给五祖法演。
佛果圆悟，宋代临济宗杨岐派着名高僧，俗姓骆，字无着，彭州崇宁人。一生先后住持于成都昭觉寺、夹山灵泉院、金陵蒋山、天宁万寿寺、镇江金山寺等国内着名道场，弟子满天下。在我看来，佛果禅师的开悟诗，就像是走了趟风花雪月的情事。只是不知道怎样的佳人，才可以让僧者动凡心，什么样的情感，才可以让高僧坐禅不忘。一直以来，以为遁入空门的僧者，会将过往的一切删去，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成为人生书册里缺页的记忆。读过开悟诗才明白，一个心性清明的人，其实比寻常人更加地清淡。任何的舍弃和忘记，都是执念，万法随缘，来去由心，才是清净禅。
世人总是喜欢在闲寂时去翻读别人的故事，喜欢用不同凡响的情感，盖过那些平淡的日子。沉浸在一段故事里，像是走近一个模糊的梦境，悲伤于别人的悲伤，感动于别人的感动。所以，我们常常会为某个电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为某本书中的人物茶饭不思，甚至为一首曲子而肝肠寸断。而一切皆缘自于背后那些感人肺腑的情事，这些情，可以给老去的年华添上清新的绿意，给薄凉的人生添上温暖的白烟，给寂灭的灵魂带来鲜活的色彩。
余秋雨散文《信客》余秋雨的信客
社会有某种需要，就有某种职业。作者故乡浙江余姚，离上海比较近，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谋生，当时邮政业务尚未普及到乡村，城乡之间通讯需要专人担当，于是有了信客这种特殊职业。“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老信客自感“名誉糟蹋了”，干不下去了，找到年轻人，年轻人最终不好回绝，当了第二代信客。
信客终年跋涉，非常劳苦。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发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信、物。还有额外工作，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有时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谋生者死了，得尽同乡情谊，匆匆赶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又要通报噩耗，帮着安慰张罗，交送遗物，汇报处置后事的情况。“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贫穷。老信客干了一辈子，家里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沿途投宿，拣便宜的小旅馆住，吃饭尽找那种“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的小店。终年奔波，胃病和风湿病成了职业病。
信客最痛苦的是蒙受怀疑、欺凌、憎恨。老信客仅仅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被人糟蹋了一生名誉，再也做不起人。信客通报噩耗，有的农妇竟把他当作死神冤鬼，大声呵斥。送交遗物，还被人怀疑贪占。那个发了财拈花惹草的同乡竟诬称信客为小偷，扭送巡捕房。信客这条路布满凶险，叫人撑持不了。
但是，社会总体总是有良心的，奉献者终究会赢得敬爱和怀念。信客终于不再坚持下去了，人们想起他的好处，常送去关怀和温暖，就是那位发财的同乡后来也向他道歉，并请他接受代办本乡邮政的事务。人们推举信客当老师，信客工作出色，还当了小学校长。他死时，人们纷纷赶来吊唁。
母亲散文余秋雨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浑身恼怒。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
【3】。
母亲散文余秋雨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我在过去的旅行中得到一条经验：一般高高低低的丘陵地带不要太在意，如果在大平原里突如其来地出现了高山，这要引起高度重视，里边很可能有胜景；如果这突如其来的高山又奇形怪状，那就必须停车，否则迟早得后悔。
从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厌倦，突然，远处有一种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团团向天沸腾的涌泉，滚滚蒸汽还在上面缭绕。但这只是比喻，涌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脉，缭绕的蒸汽是山顶云彩。人们说，这就是佩特拉(petra)。
十九世纪，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学者从古书上看到，在这辽阔的沙漠里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这座城堡应该有一些遗迹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经过整整九年的寻找，发现了这个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做刀切状，有的做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甬道终点是凿在崖壁上的一座罗马式宫殿，底层十余米高的六个圆柱几乎没有任何缺损，进入门厅，有台阶通达正门，两边又有侧门，门框门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门厅两边是高大的骑士浮雕，人和马都呈现为一种简练饱满的写意风格。二层是三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间一组为圆形，共有九尊罗马式神像浮雕。宫殿的整体风格是精致、高雅、堂皇，集中了欧洲贵族的审美追求，二层的圆形亭柱和一层的写意浮雕又有鲜明的东方风格。
这座宫殿，你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遗迹，它的齐整程度，就像现代仍在启用的一座古典建筑，但现代哪有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红的原石筑造宫殿，而且是凿山而建！
这座宫殿被称之为“法老宝库”，再走一段路，还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罗马竞技场，所有的观众席都是凿山而成，环抱成精确的半圆形。
竞技场对面，是大量华贵的欧洲气派皇家陵墓。此外，玫瑰色的山崖间洞窟处处，每一个洞窟都有精美设计。站在底下举头四顾，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城郭所在，但这个城郭被崇山包裹，只有一两条山缝隐秘相通。这里干燥、通风，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一脚踏入，都会把这里当作最安全舒适的城寨。
佩特拉美丽神奇却缺少文字，也许该有的文字还在哪个没被发现的石窟中藏着，因此我们对它的历史，只能猜测和想像。一般认为，它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那巴特亚人(nabataean)的庇护地，他们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中的一支，从北方过来，一度曾经显赫，因此这个隐蔽的地方也曾热闹非凡，过往客商争相绕着曲折的甬道进进出出，把它当作驿站。它也曾进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罗马风格印记。
但是，大约到公元七世纪，它突然变得冷清，甚至渐渐死寂。究其原因，一说是过往客商已开辟海路，此处不再成为交通驿站；二说是遇到两次地震，滚滚下倾的山石使人们不敢再居住。总之，它彻底地逃离了文明的视线，差不多有一千年时间，精美绝伦的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不再有人记得，但它们都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与清风明月为伴。只有一些游牧四处的贝都因人(bedouins)在这里栖息，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壮丽遗迹时作何感想。他们的后代也许以为，天地间本来就有如此华美的厅堂玉阶，供他们住宿。那么，他们如果不小心游牧到巴黎，也会发出“不过尔尔”之叹。
站在佩特拉的山谷中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路探访的，大多是名垂史册的显形文明，而佩特拉却提供了另一种让历史学家张口结舌的文明形态，这样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该比显形文明更多吧？知道有王国存在过，却完全不知道存在的时间和原因，更不知道统治者的姓名和履历；估计发生过战争，却连双方的归属和胜败也一无所知；目睹有精美建筑，却无法判断它们的主人和用途……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因追求过度的有序而走向彻底的无序，因企图规整文明而变成严重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科学一直在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