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 季羡林大师语录(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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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一

季羡林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分别从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家中几乎天天坐满婉辞不掉的客人以及来访者，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摆放着一篇篇、一部部尚未完成的文章和著作……这一切，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来讲，实在是过于繁忙和劳累了。然而，说起来的确很奇怪，除了老年哮喘和白内障之外，事务如此繁忙的季老却一直保持着一副自称“顽健”的体格。每天凌晨3、4点钟，季老的书房中就亮起了北大校园里的第一盏灯，直到晚上10点才入睡。季老的工作和活动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以九十之躯来承担如此重负，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实在是难以胜任的。那么，季老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呢?经多方了解，原来精力充沛、身体顽健的季老有自己独特的养生之道――“三不养生法”，即：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反对为锻炼而锻炼

说起不锻炼，人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季老反对的只是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除了锻炼之外，似乎就没别的事可做的所谓的“锻炼主义者”。他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事是工作，如果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身体，这对于他来讲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日常生活中，季老并不排斥锻炼，他年轻时就喜好游泳和打乒乓球。上了年纪之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有时也忙里偷闲地到北大未名湖畔去散散步，以松弛身心，养精蓄锐。季老一生勤于思考、笔耕不辍，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讲，正是最好的锻炼方法，他至今思维敏捷，常常写出备受赞叹的佳作与巨著，这与他平时的锻炼是分不开的。而这个“不锻炼”的提法，不过是季老数十年来执著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而无心他顾的结果。

不挑食、不忌口反而保证了营养均衡

至于不挑食，在饮食上季老一贯的做法是不挑食、不忌口、不吃补品。老人全家的生活都十分俭朴，平时吃的都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在大城市中生活了数十年，他却依旧钟情于家乡的饮食习惯。他的早餐，总是简简单单的几样：几片烤馒头或面包片，一碟花生米和一杯清茶。午、晚两餐也是以素菜为主，较少肉食。一碗绿豆小米粥，就是老人眼中的美味佳肴了。当然，饭桌上也会有惊喜。季老的婶娘将她从北大校园中挖来的'荠菜，包成鲜美可口的馄饨，这就是季老赞不绝口的“极品”了。作为山东人，他有时也要提一点小小的要求：一个辣椒，一根葱，以此作为佐餐的调味品。季老的家人还经常将烤好的馒头片放在他书房的一个饼干盒里，以作为季老工作饥饿时的应急之需。老人这种不挑食、不忌口的饮食习惯，使他平时所吃的食物品种多而杂，从而保证了各种营养充足，均衡补充于身体。这也是他能健康长寿的一大要素吧。

心里没负担加上“勤”，自然百病不生

不嘀咕指的是季老先生心胸开阔，从不去纠缠那些想不开的事，从不为自己的健康怕这怕那。他最反对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百般禁忌：吃鸡蛋怕胆固醇，吃肉怕高脂肪，吃饭又时时计算热量，就连吃水果也要消毒几遍。嘀咕来嘀咕去，钱花了不少，自己却落了个瘦骨嶙峋外加营养不良。季老说自己“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再补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同时，对于寿命的长短，老人也从不嘀咕。他所期盼的只是尽量在晚年把那些对祖国、对人民有利的工作做完。其实这种崇高而又洒脱的境界，也是季老长寿的秘诀之一。

生活有规律也是长寿的奥秘

除了“三不养生法”，季老平时的生活也极有规律。每日3、4点钟即起床，进行学术研究或写作，几千字的文章可以一挥而就。7点多钟早饭结束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午饭后，他都要在书房的旧藤椅上小憩片刻。而这时，老人钟爱的小猫咪便会跳上他的膝盖，这老“小”同眠的情景，颇为老人繁忙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童趣。工作累了的时候，季老会提起水壶为窗台上的花草浇浇水、松松土，在满目青翠之中寻觅一份心灵的宁静和一种生命的活力。这短暂的活动与休息，对季老无疑是颇有裨益的。晚饭之后的时光，老人则要看看电视新闻、报刊和刚收到的新书与邮件，以了解新的信息和收获新的知识。晚上10点钟准时就寝。除极特殊的情况外，这样的作息规律是从不改变的。

从不刻意追求养生之术的老者，却在数十年繁忙劳碌的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很有个人特点的养生之法。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二

季羡林先生去世几小时后，北大发布消息，称呼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经网络标题党人改造：一代国学大师去了。

，季先生曾借《病榻杂记》出版，厘清了什么叫国学、什么叫泰斗，并向天下人昭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文中季羡林稍微考证了一下“国学大师”称谓的出处：“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正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误会是网络口水的趵突泉。一时间误会自己跟自己过招――就是先提出误会，再生产出一篇篇辩误的文章。好在，总有人能静下心来看看季先生的传记，听听他在90岁以后形容词越来越少、心思越来越澄明的话语，包括他在学界安身立命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究竟是什么――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关季老的书，几天内被借空。

文才舒展，数学4分

季羡林出生那一年，中国还有皇帝。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八，即198月2日，他生在山东省西部最穷的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官庄村，季家，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他小名喜子，6岁之前跟一位叫马景恭的先生识得几个字。母亲娘家姓赵，没有名字，一生走过的最远距离是从娘家到夫家的5里路。

叔父季嗣诚没有儿子，将年仅6岁的季羡林接到济南去上学。他自己选编了一些宋明理学文章，辑成《课侄选文》。但直到进了小学，季羡林还是顽童一名。

初中成绩平平，高中转到山东大学附中以后，除了前清遗老，他遇到几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老师。

教语文的是胡也频，给18岁的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在胡也频指点下，季羡林接触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才教了3个月，有一天，突然不见了胡先生瘦小的身影，“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政府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

接替胡也频的，是和鲁迅先生也有密切交往的董秋芳先生。董先生命学生写作文，题目只有一个：“随便写来。”他在季羡林的作文上写过不少批语，叫“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季羡林懂了，原来写文章是要讲究节奏的。

高中阶段，季羡林连续6个学期考得山东省第一名。

他在念高中时成婚，娶妻彭德华，这在当时很适龄。高中毕业后，他想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去考邮政局，却没能考上。于是报考北大和清华。

那年高考，季羡林数学得4分(百分制)。这是钱文忠问出来的准确数字，他说，“比季羡林先生高一届的钱钟书先生，中英文俱佳，这是不必说的，可是老人家的数学考了15分。吴晗先生，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据说英文国文都是满分，但是老人家的数学是零分……在当时，只要有权威学者认可，还是照收不误。而这些人往往在后来都成了文史领域的大师。”

他被北大、清华同时录取。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德语专业，学费全靠家乡。清平县虽穷，却很重视教育，对当地每位考上国立大学的学生，每年补助150块大洋。其时清华大学生一个月伙食费是6块大洋，据季先生回忆，这个标准是每天能吃到杏花丸子、叉烧或狮子头。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曾告诉记者：今人特别怀念过去的大学，容易犯浪漫唯美的毛病，殊不知那时大学里混日子的教授也不少。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阶段的日记中，对西洋文学系外国教授的评价近于“哭笑不得”，对中国教授的品评也滋味复杂。

闻一多先生是当时名士，上课先掏烟火，问，“诸位有抽烟的吗?”大家一般都说不敢。他随即点起一支烟开讲《楚辞》。每讲之前，总有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对闻先生是非常崇敬的。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陪季先生在校内散步，经过大饭厅门口的空地时，看见地上堆着很多套《闻一多全集》，且打很大折扣。“季先生晚年是几乎不动怒的人，但当时他突然脸色涨到通红，对我讲，闻先生的书居然放到地上，居然还打这种折扣，简直是胡闹!当场命我把这一堆《闻一多全集》全部买下来。”

在季羡林看来，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的吴宓教授是西洋文学系最有学问的，且“古貌古心，待人诚恳”。

受惠于“师叔”陈寅恪

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水平不高，却培养出曹禺、季羡林、钱钟书这样的人物，原因可能在于当时清华的自由选课制，即不一定只选本系的课程。那段时间，季羡林旁听过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等先生的课，并与郑振铎结下终生的友谊。后来，他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与那些留洋归来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一袭朴素长袍，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常有人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季羡林从德国回来之后，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圆口布鞋，曾有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老工友，让他帮忙照看行李。陈寅恪在天有知，或会一笑。

季羡林本在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名家，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这个转变来自陈寅恪的影响。旁听曲径通幽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渐渐萌生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哥廷根大学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柏林大学的同学，并且都是吕斯德教授的弟子。

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写道：“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即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羡林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门，即复长信鼓励，后又推荐他去北大任教。

1949年之前，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以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为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能在这本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文章，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说。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声名鹊起，他曾有言“受宠若惊”。在学术道路上，陈寅恪助他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影影绰绰还能看到一团影子的某年春天，中山公园里藤萝开花了，花朵挂满藤，紫气弥漫。在兵荒马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一群弟子，周一良、王永兴、汪，还有季羡林，扶先生到“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散心赏花。那一天，陈寅恪兴致很高，师生谈笑风生，尽欢而散。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总觉得“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先生”二字，没有勇气加上

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赴台前，他从南京要了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即大哭。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胡适的礼遇。共事3年，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特别亲切和蔼。不论对教授、职员、学生、工友，都是满面笑容。

胡适去世，“(大陆)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儿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儿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次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政府和蒋jie石”，季羡林就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季羡林在“望九之年”赴台访问，拜谒了胡适陵墓，献花，行三叩大礼。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中研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此行他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沈从文先生与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了盛大宴席，还是学生的季羡林也被邀请了。季羡林对沈先生的作品是佩服的：“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

1946年夏，沈、季二人同回北大教书，沈先生住中老胡同，季先生住翠花胡同，见面渐频，并吃了顿难忘的云南汽锅鸡。饭间，沈先生的一个动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个小动作令季羡林引为同类：“土包子”。然而，“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说到留洋，1935年8月，与季羡林同车赴德的还有5位，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他后来担任过北大副校长，也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另一位是1974年位居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先生。

结识梁实秋先生是1946年夏，南京，借住李长之供职的国立编译馆办公室之时。恰逢梁实秋从重庆到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说后喜出望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

谈到梁实秋与鲁迅的争论，季羡林直言：“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3年前季羡林忆及巴金，“巴老是我的师辈，同我的老师郑振铎是一辈人。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认识了他本人。当时，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穷学生。然而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多言多语，给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印象。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巴老，你的作品和人格却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与胡乔木的“君子之交”

清华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的胡鼎新也是季羡林往来较多的外系同学。胡鼎新当时在从事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地下活动，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为比较贫苦的人补习，季羡林也应邀去讲过课。

有天夜里，胡鼎新摸黑坐在季羡林的床头说，你出身贫苦，应该参加革命活动啊。季羡林后来对弟子钱文忠说，他当然痛恨腐朽的国民政府政府，但当时第一是觉悟低，第二实在怕风险，所以不敢答应。最后，胡鼎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季羡林的房间。

1950年代初，他在北大教书，有天收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当年你有个清华的同学吗?今天的胡乔木，当年的胡鼎新。”

“不久，胡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胡乔木跟季羡林商量，当时的新中国无论是外交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急需研究东方语言的人才，中央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以及当时的边疆学院并入北大，问季羡林愿不愿意。

季羡林当然愿意。结果，1950年代东语系成为北大第一大系，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所以季羡林90寿辰那天，到场100多位外交官。

“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有了新大米、螃蟹之类的好东西，都不忘给季羡林捎一点。很多年里，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他称二人之间这种保持终生的同学友谊是“君子之交”。

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

但胡乔木是不同的。对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为“左王”，季羡林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故乡山东临清一座濒临倒塌的古塔需要立即修复。后来国家文物局拨款40万元，古塔得救。

他去胡家吃过一顿饭，“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由夫人谷羽陪同，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隆重的词，令季羡林“顿感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胡乔木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2年八九月间，住院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季羡林到了医院，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见季羡林来了，胡乔木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松开。

从内心有火到“和”

季羡林写了一辈子日记，除了“文革”中抄家遗失几本，其余都在。从学生时代起，他内心的火气、他的激愤，他对环境的大不满，都在日记里留存下来。

譬如解放前，因在文坛上已有声名，所以有机会参加当时名流的聚会。对出席的好多名流他很不以为然，有这么一段记述：“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

对一些混日子的同学他的话挺厉害：“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还有段话：“早晨上了一课古代文学，有百余人之多，个个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

当时出身富家的一些学生，整天热衷于跳舞、音乐会，或者谈恋爱。到了德国，他亲眼看见许多国民政府高官子弟是如何留学的：从不上课，把毛巾、牙刷都放在某家中餐馆里，每天早晨到中餐馆洗脸刷牙，该吃什么吃什么，上午出去逛街，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逛街，晚上再回到中餐馆吃晚饭，洗完脸刷完牙回去睡觉，或者去赌博，甚至嫖――等于把在国内的习气照搬到德国。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留德学生是这样，回国后连德文都不会讲。

这样的留学生怎么能让季羡林瞧得起?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做了科长了，某某人做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他曾经打算写一本小说，叫《新留西外史》，来描写当时柏林那群所谓的留学生的丑态，后来没有写成。

据弟子钱文忠总结，他在日记里经常用的句式(大概有近百次之多)是：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

季先生晚年的一些话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几十年过去，季羡林归于谦和、仁爱，并用一个字概括中华文化：“和”――“和气”、“和为贵”的“和”。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三

远在万里之外，突闻噩耗：敬爱的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先生亲切的面容。不禁泪流满面。

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布的短消息里，给了季先生三个头衔“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虽然这是最简练的盖棺论定，但“大师”是最不能省略的。季先生一生勤奋黾勉，每天清晨4时半即起。或读书或著述。90年来天天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不敢懈怠”。从“水滴石穿”的工夫做起，一生创获良多，最后得《季羡林文集》24卷，逾千万字，内容广博精湛深厚，真正是著作等身，真正是实至名归、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然而，就在人人争说大师之时。我却想到：季羡林先生首先是一位人格大师。

单以著作字数论，超过季先生的也还有人在。但为什么只有季先生这么毫无诟病地、一致地受到普遍尊敬和真心爱戴呢?元他，第一位的因素就是先生高尚无瑕、几乎是至人的品格。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季先生的。至1991年他为“光明日报·文荟副刊”所搞的“永久的悔”无奖征文写来开篇，始得熟稔，从此近水楼台，聆听教诲，得益良多!季先生那篇文章叫《赋得永久的'悔》，一天时间写成。把他对母亲的深爱写得至真至纯。一时感动中国万万读者，至今仍时常被人提及。分明是他文章写得经典，然而他却把功劳归于编辑“题目出得好”，“令我感激涕零”，这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一大特点：他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看人也总是先看到别人的优点。

对他的前辈学人是如此。比如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满腔感激地怀念着胡适、汤用彤等先生;对与他同时代的大师是如此，记者就曾多次听他盛赞许国璋、张中行、启功、任继愈诸先生，夸他们的学问，更赞他们的人品;对晚生后学，甚至对普通人，他亦是如此，这方面的例子更多：比如在北京大学久久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个来报到的新生抓住一位穿蓝布衣衫的“老工人”，让他给自己看着行李，说完就匆匆离开了。旁边的人目瞪口呆，原来那就是季羡林先生!但季先生一点也没生气，一直负责任地守候到一个多小时后那新生回来。还是在北大，多年中，季先生的家门永远对学生们敞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校方出面干预为止，当时季先生还为“学生们见不到季爷爷了”而自责和难过了很久。

这些留在季羡林先生口头上和著作里的感激、怀念、慈悲与爱，皆发自他宅心仁厚的内心深处，就像鲜花一样芳香，就像绿叶一样茂盛，就像沱沱河的万千条小溪，从唐古拉山不声不响地一路走来。漫漫潺潺地走了98年，最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长江，让后人永远铭记在心。

而人们更想起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因此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他还援引歌德和恩格斯的话，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简单生活等等。那时，和谐与环保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表示不耐烦，认为他老糊涂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今天，当和谐成为主旋律。不禁感慨：季羡林先生以自己的原则性，坚持了多么睿智的真理啊!

而现在，季羡林先生远去了，我们对他高尚的人格认识得更清晰更深刻了：他坚持的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亦即圣贤精神。这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树上开出的灿烂花朵，是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无数知识分子薪火传承下来的高贵文脉。这个文脉讲究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是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

敬爱的季羡林先生。感谢您一直坚持到了98岁高龄。使我们得以跟在您身后。就像跟在一座巍峨的大山身后。今天您去了，我们都来送您上路，祝您一路走好!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四

1、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2、“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3、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4、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5、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6、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7、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8、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9、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五

什么叫成功?顺手拿过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写道：“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言简意赅，明白之至。

但是，谈到“预期”，则错综复杂，纷纭混乱。人人每时每刻每日每月都有大小不同的预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之是无法界定，也无法分类，我们不去谈它。

“天资”，我本来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向才”，所以我弃而不用，改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个公式实在过分简单化了，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搞得太繁琐，反而不容易说清楚。

谈道天资，首先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资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掉。十年内乱中，自命天才的人居然大批天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至今不解。到了今天，学术界和文艺界自命天才的人颇不稀见，我除了羡慕这些人“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外，不敢赞一词。对于自己的天资，我看，还是客观一点好，实事求是一点好。

至于勤奋，一向为古人所赞扬。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韩文公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更为读书人所向往。如果不勤奋，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事理至明，无待饶舌。

谈到机遇，往往被人所忽视。它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有时侯影响极大。就以我为例，如果清华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则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无能也为力。只有勤奋一项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在这里，古人的教导也多得很。还是先举韩文公。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两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拓展】：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六

一、高考数学4分：

季羡林先生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他什么书都偷看。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他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二、布衣教授：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老先生一生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新生才回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人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三、糟糠之妻：

季羡林先生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1946年，季羡林先生回国后经陈寅恪先生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他才把家属接来。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先生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

这桩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先生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在季羡林先生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季羡林先生维持了这段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

彭德华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她丈夫研究的是个什么学问，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先生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他自从1929年结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

四、600本书：

季羡林先生住在301医院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秘书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

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

“都给。”“买去。”

季先生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

最后，季羡林先生让人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阅尽沧桑，大彻大悟。

国学大师，平凡布衣，件件小事，还其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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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七

10、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1、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2、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3、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14、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15、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6、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季羡林大师经典语录篇八

1、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2、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3、纵观动物世界，我们会发现，在雌雄之间，往往是雄的漂亮高雅，动人心魄，惹人瞩目。拿狮子来说，雄狮多么威武雄壮，英气磅礴。如果张口一吼，则震天动地，无怪有人称之为兽中之王。再拿孔雀来看，雄的倘一开屏，则遍体金碧耀目，非言语所能形容，仪态万方，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4、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5、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6、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7、这个是世界上没有天才，所谓的天才只是比普通人多了百分之一的天赋。如果这个天赋运用不好，那么他就可能变成百分之十的累赘。

8、这个世界需要能努力让它前进的人，但是它更希望拥有能冷静思考的人。

9、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每个人都追求完美的事物。所以他门走到了一起，他门用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这个队伍称之位团队。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留德十年》《阅世心语》

《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季羡林(1911.8.2~2009.7.11)，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着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精通9国语言，即汉语、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并且吐火罗文在世界上仅有不到30人会翻译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