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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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篇一
电视剧是满足观众的精神需要，不是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不是对观众的一味谄媚，应该以真、善、美的综合价值体系作为自己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提升观众的精神追求。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过的：“艺术对象创作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电视剧追求经济效益，更应该追求社会效益;是文化产业，更是严肃的文化事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取决于最上，也不取决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篇二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第四十五集，晚年的乔致庸回忆自己的一生，面对着镜子中的另一个“我”，像是面对自己的敌人，又或者是一位老朋友，发表了一番庄生梦蝶般的感慨:“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刮来刮去，这个房子，直接就刮到了自己的院子里。怪了梦见我变成了一阵风。刮来刮去，这院子还是这个院子。我都不认识了。那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穿的衣裳，我也没见过，怪了!你觉得你这辈子过的咋样?值吗?你就干了几件正事，挣了点银子，盖了个大院子，我还得感谢你。我恨你!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给毁了，把我一辈子给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现在呢?一个大地主。一个大地主坐在这个院子里，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我守着这个大院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守着那么多银子有什么意思呢?你把我的一辈子给毁了。你还救国，你还救民，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我一想起来，我一辈子都没有了，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了。过去，什么他娘的过去，我也没有什么过去，我的过去葬送在一大堆莫明其妙乱七八糟的琐事上了，我的热情我的勇气，白白的浪费了。就像是一道阳光，落进了深渊里。真希望一天醒来我的过去都只是一场梦，都烟消云散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该多好呀。”
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篇三
而在电视艺术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电视剧。据央视——索福瑞的调查显示：“年在中国观众每天平均3个小时的收视时间里，收看电视剧的时间近三分之一，居各类电视节目之首;在中国多个电视频道中，90%以上的频道都有电视剧播出，而且电视剧的播出时间占所有节目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在一般电视台中，电视剧承担了70%的营收重担，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基本上都让位于电视剧的播出。”161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经济诱惑让中国电视剧的产量猛增，年达到14000多部集。
那电视剧艺术应该“教”我们什么呢?毫无疑问，“电视剧艺术的价值，是对其接受主体——电视剧观众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实现和满足，而不是迎合低级趣味。”162但是，目前看来，电视剧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这一点。“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要想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上提，中国电视剧就不能缺少悲剧性的艺术品格。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戏剧诗是诗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艺术的冠冕，而悲剧又是戏剧诗的冠冕。”
而且，“没有一种诗像悲剧这样强烈的控制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尚的享受。……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的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称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的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世界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正如论文绪言指出的，悲剧性和悲剧尽管存在“度”上的区别，但是在“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关键点上二者是相通的。因此，电视剧的悲剧性可以更好的通过对真善美的否定之否定来满足并再生观众的价值需要。关于艺术的价值系统理论家们意见不一166，曾庆瑞先生认为，电视剧价值具有系统性，主要有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
四者相互之间正如敏泽、党圣元在《文学价值论》一书里所说的如盐在水中、糖在水中那样的体匿性存的存在形式。167而在这四点上，悲剧性电视剧都可以有所建树。一、超越的悲剧审美电视剧艺术中的悲剧性是我们现实实践难以达到的边界，而在悲剧欣赏、审美中，观众却可以实现“净化式认同”和“同情式认同”，实现我们心灵的解放与超越。“所谓净化式认同，是指已被亚里士多德描述过的那种审美态度。它把观众从他的社会生活的切身利益和情感纠葛中解放出来，把他置于遭受苦难和困扰的主人公的地位，使他的心灵与头脑通过悲剧情感或者喜剧宽慰获得解放。”
3结语
“所谓同情式认同，是指将自己投入一个陌生自我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消除了钦慕的距离，并可在观众和读者中激发起一些情感，这些情感导致观众或读者与受难的主人公休戚相关。审美经验一再表明，钦慕和怜悯是相随相邻的。令人钦慕的主人公楷模可能看来尽善尽美，令人不可企及，也可能降低而成为人们白日梦的对象或者诱因。观众或读者可以在一种不完美的、较为‘寻常’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他们自己可能有的种种特征，因而把主人公视为具有与自己同样的‘素质’而与他休戚相关。这种新的主人公规范与高不可攀或者颓废变成僵化而陈腐的形象的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照。
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篇四
悲剧性在电视剧中不仅以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激情等宏观的、整体的构架存在，它更深入中国电视剧的文本中，也正是对其在电视剧文本中的提炼，才有其宏观上的景观。接下来要从电视剧文本自身入手，从电视剧本体研究出发，看电视剧的悲剧性在电视剧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存在的。“如果艺术具有表意性和象征性这两个特征，它必然会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答案是：‘艺术必须是语言’”。88电视剧也正是依托其视听语言来实现其表意性和象征性，来实现其画面情感和审美元素的表达，它的表意和象征是基于它特殊的语言体系。因此，有必要从电视剧的言说方式入手，看悲剧性在电视剧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存在的，悲剧情感是如何表达的，悲剧意境是如何营造的。
新时代中国发展论文篇五
内容提要：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国家统一与建国，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政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宪法宪政）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政制，纵向分权，政权常规化，两个积极性，制度化
一、统一与建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今天，中外学术界谈论分权问题似乎更多集中于横向分权，即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纵向分权，至少在现代中国，也许是一个更重要问题。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不是极小的城邦，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分权，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仅仅是有关治理之信息传递就很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如果民族众多、各地条件不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不同；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需要大量的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治理都由中央政府统起来，治理不仅不可能有效，甚至完全不可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就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是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都由中央做出。在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往往会采取更大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常常表现为联邦制。因为在大国，由于空间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
这种分权也有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疆域辽阔的大国。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市场，使人们有更多的制度选择，包括“用脚投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导致各地制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甚至取代有效率的制度取代无效或低效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争的功能。
当然，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也可能有一些弊端，除了有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外，还可能有，例如，各地的规则不统一意味着没有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规则不统一和繁多带来的交易费用过高等；但是，分权的弊端和风险必须同集权的弊端和风险综合平衡考虑。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从古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秦汉以来，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一种多级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中央集权为根本特征，没有联邦制的分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有某种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甚至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共治的局面。尽管缺少学术的自觉，但作为一个政治的实践理性问题，分权问题的讨论也时断时续地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秦代围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变革的辩论，汉初贾谊、晁错有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治安之策”，只要稍微作一种学术语汇的转换，就可以发现其中隐含了纵向分权问题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