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解读我国政府预算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措施推动我国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全面改革。

汽车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生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驾驶机动车已从专业技能转变为日常生活技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截至目前，我国驾驶人已超过3亿，仍在持续快速增长，2020年将达到4.7亿。面对新常态，现行驾驶人培训考试模式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改革势在必行。此次改革坚持安全第一、便民利民、开放竞争、公正廉洁的原则，出台了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培训管理、利用社会资源、改进考试组织、严格监督问责、提升服务水平等6个方面、27项改革任务，促进驾驶培训市场开放竞争、驾驶考试公平公正、服务管理便捷高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驾驶培训考试需求，不断提高驾驶培训考试质量，着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文明、有序。2019年上半年，启动试点，2019年，总结试点经验，深入推进改革，2019年，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基本建立开放有序、公平竞争、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的驾驶培训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公开透明、权责清晰、运转高效、公开廉洁的驾驶考试管理体制，基本解决培训考试中的不便利、不规范、不经济等问题。

针对社会各界和广大学员关注的驾培服务质量不高、等待时间较长等问题，《意见》推出多种举措方便群众学车，保障学员权益。

推行计时培训计时收费、先培训后付费。改变传统的“学前一次性收费”模式，学员在完成培训学时后，支付相应费用，使学员享有更多的自主权，真正成为受尊重的消费者。

实行自主预约培训。学员可以自主预约培训时段、自主选择教练员、自主选择缴费方式，并进行教学质量学后评价。试点学员分科目、跨驾校的培训模式，赋予学员更多自主选择空间，促进驾校提高培训服务质量。

优化理论知识培训方式。集中优势师资资源，采取远程网络教学、交通事故案例教学等方式，提高驾驶培训专业化、系统化水平，减少学员的交通、时间成本。

推行驾驶培训标准化合同文本。通过标准化合同文本明确学员和驾校双方权利义务，保护学员合法权益。

在当前驾驶人考试需求迅猛增长的形势下，考试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2019年以来，全国年均3000多万人申请驾驶证，受警力、场地限制，全国36个大城市中有17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考试积压。《意见》鼓励建设使用社会考场、增加考试员数量、优化考试资源配置，挖掘内外部潜力，提高考试能力，破解驾驶证“约考难”问题。

推行兴建使用社会考场。《意见》提出驾驶人考试场地布局、数量应当满足本地考试需求，有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建设考场，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使用社会考场，提高供给能力。

拓宽考试员选用渠道。《意见》提出建立多渠道的考试员选用机制，在公安民警、文职人员中选拔配置专职和兼职考试员，试行从运输企业驾驶人、警风警纪监督员等社会人士中聘用社会考试员，承担考试辅助评判和监督职责。

优化考试资源配置和布局。驾驶人考试业务将向县级下放、延伸，向县级车管所派驻考试员或者直接下放考试权限，解决群众考试往返多、路途远问题。申请人在两个月内预约不上考试的，可以选择省内其他地市参加科目二场地驾驶和科目三道路驾驶考试。

“先进驾校再考证”是群众学驾考证的途径，形成了驾培行业垄断，造成学车贵、练车难、约考报名不自主等问题。《意见》明确试点小型汽车自学直考，既顺应群众呼声，满足部分群众自主学驾需求;又发挥“鲶鱼效应”，倒逼驾校提高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由于学驾考证事关社会公共安全，需要按照“依法依规、有序稳妥”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小型汽车自学直考试点工作。

逐步推进“小汽车”自学直考。考虑到我国道路交通环境复杂，混合交通明显，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等实际情况，“自学直考”将首先在部分城市试点，再逐步推行，不断完善配套管理制度。一是限定自学车型。“自学直考”学驾车型限定于“小型汽车”，主要满足驾驶私家车等需求。二是明确非经营性培训。根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自学直考主要满足家人、朋友之间帮助学驾的需求，明确为非经营性活动。考虑到学驾考证事关公共安全，先选择一些交通管理工作基础较好、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水平高的直辖市、地市试点，总结完善后逐步推行。

明确训练车辆和指导人员条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自学所用训练车辆和随车指导人员应达到教练车、教练员的相关要求，保障交通安全和培训质量。一是自学训练车辆应加装副制动装置、辅助后视镜等安全辅助装置，经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并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保险。二是随车指导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安全驾驶经历。

严格管理保障安全。在满足群众自学需求的同时，完善管理制度，保障道路公共安全。一是指定训练路线。公安交管部门将指定训练路线、时间，并设置显著标识标牌。二是严格资格管理。学员上路训练必须通过科目一考试，取得学习驾驶证明，上路训练车辆必须放置、粘贴统一式样的学车专用标识，警示社会车辆注意避让。三是严格考试。自学直考和通过驾校培训的考试要求一致，考试标准不降低，考试要求不放松。公安交管部门对上道路自学驾驶行为加强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驾驶行为。练车过程中发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学车人员、指导人员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考试过程公开透明是保证考试结果严格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意见》从报考、约考、排考全过程出台改革创新和规范管理的措施，挤压权力寻租空间。

自主报考，剪断“利益链条”。目前，驾驶人考试一般由驾校集体报名预约，学员没有知情权、选择权，产生权力寻租空间。《意见》提出“互联网+窗口服务”的新模式，建立考试预约服务平台，由考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场地，公安交管部门不再向驾校分配考试名额，按照全部考生的约考时间顺序安排考试，确保考试计划和约考结果公开透明。

随机排考，防止“人情考试”。减少人为因素对考试工作的干扰，是促进考试评判公平公正的基本保证。《意见》要求使用计算机系统随机选配考试员，随机安排考生分组，随机选取考试路线，实现考试员和考生信息、驾校信息互相屏蔽，切断考试员与驾校、考生的联系，打破“潜规则”，保证考试公平公正。

优化程序，提升管理效能。《意见》顺应“简政便民”的时代要求，允许考生一次性预约、连续考试场地驾驶、道路驾驶考试，场地驾驶和道路驾驶考试均合格后可以直接参加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小型汽车由抽取20%考生参加“夜考”改为全部在白天采用模拟灯光考试。

考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意见》要求考试信息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在考场、考试车安装使用监控设备，在候考场所、办事大厅向群众直播考试视频。考试前，允许考生免费进入考场熟悉环境，了解场地设施布局、考试路线和流程;考试后，对评判结果有异议的，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考试视频资料。

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驾培市场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督，健全驾驶培训市场体系。

进一步开放培训市场。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先照后证”的规定，实施准入许可。取消法规之外设定的限制进入条件。凡是符合驾校许可条件的申请者，都必须予以许可，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限制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者进入驾培市场。建立市场调查和分析制度，定期公开驾培市场供求信息，引导社会资金理性进入驾培市场。

保障驾校自主经营权。驾校可根据市场需要和培训能力，自主安排招生、培训，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自主决定增减和调整教练车，聘用和辞退教练员。培训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驾校自主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在服务场所或互联网等渠道公开费用项目和标准。

落实驾校培训主体责任。驾校要建立规范化教学体系，严格按照统一的培训教学大纲，认真落实规定的培训内容和学时要求;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落实结业考核制度。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定期对驾校进行检查，评估驾校的培训质量、服务水平，及时向社会公布，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严格教练员管理。督促驾校加强教练员队伍管理，制定教学标准，严格教学行为监督管理，规范教练员教学行为，开展教练员继续教育;建立考核和退出机制，依托社会组织建立教练员“黑名单”制度和“星级评定”制度，提高失信成本。

建设驾培行业诚信体系。建立驾校诚信信用档案，将诚信监管纳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日常工作，与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结合，提高驾校诚信经营、文明服务的自律意识。

建立服务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完善驾驶培训投诉处理制度，畅通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及时受理、调查、处理、反馈学员投诉，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驾驶人是道路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因素，驾驶培训考试质量直接关系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素质。2019年1月1日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提高了考试难度，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制定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强化了素质培训，两年以来，驾龄1年以内新驾驶人引发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比前两年下降14.2%、12.3%，新驾驶人安全驾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一些新驾驶人交通违法、事故仍然较多，因安全意识、驾驶技能不足导致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此次改革，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把保证和提升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强化素质教育。编制统一的安全文明驾驶操作规范，组织修订《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引入交通事故案例教学、交通安全体验等培训新方式，促进理论知识教育与实际驾驶操作交叉融合，提高培训考试实用性，不断提升驾驶人安全文明意识。

实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车型结构、不同年龄特点，建立驾驶人分类体检制度，完善驾驶人培训考试内容和标准。试点开展大型客货车驾驶人职业教育，引导各地建立大型客货车驾驶人培训基地，以职业化保证专业化，提升重点驾驶人职业素质。

保证培训质量。驾校要建立规范化教学体系，严格按照统一的培训教学大纲，认真落实规定的培训内容和学时要求。加强教学管理，配备高素质教师队伍，完善设施设备。提供系统性、规范化的培训，发挥好驾校的学习驾驶主渠道作用，切实培养出安全文明意识强、驾驶技能水平高的驾驶人。

严把考试入口。严格执行考试标准，严格落实考试内容和程序，严明考试纪律，严守评判标准，切实保障考试质量，保证新驾驶人安全意识、驾驶技能和文明素养。

强化监督管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培训、考试过程的动态监管，实现驾驶培训与考试信息共享。建立健全培训质量考核、考试监督评价机制，建立培训机构信用档案和违法违规信息披露制度，严肃查处违规培训考试问题。

加强依法治理。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强化检查执法，实施综合治理，严厉打击整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严重交通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着力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驾驶人考试暗箱操作、降低标准、把关不严，甚至出现驾考腐朽案件。《意见》从执法、科技、脱钩、问责等方面健全考试监督问责机制，保证考试公正廉洁。

严格刚性执法，确保结果公正。为规范考试行为、提高考试质量，《意见》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和评判标准实施，不得减少考试项目、缩短考试里程、降低评判标准。对交通安全法规、场地驾驶和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使用计算机评判，对道路驾驶考试采取人工随车评判和计算机评判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考试严格公正。

全程科技监管，完善监督机制。用科技管人、管事，是加强考试监管、确保规范履职的关键。《意见》要求驾驶人考试使用全国统一的考试评判和监管系统，推行考试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利用考试音视频、指纹认证、人像识别、卫星定位系统等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科技含量，确保考试数据公正性、真实性。同时，全面推行考试回访调查、音视频档案抽查、举报投诉核查反馈制度，加强考试工作日常监督。

严格责任倒查，强化违规问责。为落实考试责任，《意见》规定凡是驾驶人取得驾驶证后三年内发生死亡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倒查考试发证过程，发现违规问题，严格追究考试员责任，终身不得参与考试工作。对考场和考试设备生产销售企业监管违规的，取消考场资格和考试设备供货资格，依法追究责任。

彻底脱钩清退，落实政企分离。严格执行驾校脱钩规定，解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问题。《意见》重申任何国家机关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门不得举办驾校，禁止公安交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经营或者参与经营驾校，既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又让利于社会、让利于民。

《意见》推出一系列“接地气”的便民措施，方便广大群众学驾考证，依法保障残障人士学车权益，让更多群众享受汽车文明发展成果。

完善驾驶人体检管理制度。分车型设定体检标准，提高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要求，优化、简化小型汽车驾驶人体检项目和方法。将老年驾驶人每年体检由60周岁调整为70周岁，方便老年人驾车出行。考虑到未按期体检不属于恶意交通违法，对因逾期未体检被注销驾驶证的，体检合格后恢复驾驶资格，不再参加有关考试。

允许全国异地考领、审验驾驶证。为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新形势，《意见》在放开小型汽车、摩托车异地考领驾驶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对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异地申领限制。同时，允许所有驾驶人异地补换领和审验驾驶证、提交体检证明，满足流动人口需求，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

逐步放宽残障人士驾车条件。为维护残疾人学车权益，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的残障人士，《意见》在已允许听力障碍、下肢残疾、部分手指残缺等身体缺陷人员驾车的基础上，适时放宽单眼视力障碍群体、上肢残疾人申请小型汽车驾驶证的条件，满足其便利出行需求。

推进驾驶证国际互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对外商贸、旅游、留学等交流活动日益增多，《意见》明确将逐步扩大驾驶证互认换领国家范围，提高我国驾驶证国际认知认可度，方便我国公民在外国工作、生活和学习。

据介绍，驾考改革涉及3亿驾驶人及每年新增3000万学驾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破除培训考试积弊、提升新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增进广大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意义重大，改革将深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面临的困难多、阻力大。下一步，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改革措施落实，力争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完善制度，提高培训考试质量，增强新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础;力争通过改革，简政放权，鼓励竞争，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提供更多更优质公共服务，让广大群众享受改革红利;力争通过改革，加强管理监督，严格违规问责，实现驾考工作全过程公开、透明、公正，促进交警队伍的廉洁建设。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政治制度中还有不够完善的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某些落后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东西，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上情况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这些矛盾处理的不好，加上历史的原因，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个体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会引发甚至加剧各类社会矛盾。但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上说，这些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应当而且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完善发展即改革来解决。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三、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要准确回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有一个很好的认识。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认知，目前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目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这个问题又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高企的房价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负担。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商品房的价格与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已经超过了4:1，这个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倍多。很多城市居民为了一套住房，省吃俭用一辈子，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其次，较高的教育成本。根据世界水平，一国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中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则高达7%。但是我国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政府公关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的比值不到4%，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公关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较少，导致居民承担了很多教育成本，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领域加大了投入，但是由于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优质教育总数较少，很多居民为了孩子的未来，需要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支付更多费用。第三，高昂的医疗费用。目前医疗价格过高已经成为民众普遍反应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很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因病致贫”、“有病不敢医”的现象较为突出，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就是不断上涨的物价。我国物价尤其是今年以来，上升势头虽然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前几年还出现了“糖高宗”、“蒜你狠”的个别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也引起民众的不满。

(二)腐败

纵观世界，即使是美英日法等世界先进国家，腐败也是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由于过去法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些腐败分子，而且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腐败案件，比如前药监局局长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贪污受贿。这类行为显然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形象，同时由于这部分群体代表了我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类行为还将严重影响我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矛盾。

(三)服务政府理念还没有形成

服务政府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也加强了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封建残留思想的制约，在很多地方，服务理念还没有形成，比如民主观念丧失，在各项决策中不能很好的接受民意、咨询民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很多地方强制拆迁引发了很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此外，服务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强，对于人民群众的各项服务需求，比如信息公开、行政审批等等，很多部门在信息公开上以各种借口躲避信息公开，而且行政效率低下，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的矛盾表现之一。

四、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我国当前社会几种社会矛盾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没有变，我党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判断并没有过时。

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对于任何社会，如何促进生产力始终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事业的核心任务，不断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

第二，我国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在20xx年就已经达到了39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从人均来看，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拍在世界百名之外。此外，我国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这类差距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城乡居民收入上，而且关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正是基于我国这样的现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样的国情下，强化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是我党执政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高昂的生活成本，无论是房价还是医疗成本和教育成本，从根本来看，都是相关物资攻击不够导致的一个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增加供给，这也证实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第四，腐败以及服务理念不强，属于政治文明的建设。无论是民众反映强烈的拆迁问题，还是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意识不强等等，都属于政治文明这一个范畴，而在这我国主要矛盾的概述中，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文化需求，很好的概括了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从以上几个原因来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少在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五、促进我国社会矛盾解决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最主要的矛盾。根据目前这类矛盾的表现形式，提出如下对策。

(一)努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物价始终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高价格普遍存有一种批评态度。为了稳定社会发展，切实降低这些领域的价格，未来，有关部门第一要加强供给和投入，比如继续加大保障房建设，向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从而增加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这些领域的需求。第二，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为民服务的观念。这也是我党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在降低物价方面，必须强化人本理念，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福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之上。第三，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就房地产行业而言，要加大捂盘行为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以及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行为的查处力度。就教育领域而言，要加大查处力度，重点查处违规收费的行为。在医疗领域，则要加强对医生从业行为的监管，避免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二)强化法律建设，有效避免腐败行为

腐败是世界任何国家都重点打击的行为。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增进党群、干群关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第一，要加强法律建设，通过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构筑一个防腐法律墙。第二，完善监督。既要发挥传统的纪委、人大等监督，同时还要发挥新闻媒体等被誉为“第四方监督”力量的监督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监督的不断发展，民众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这类监督作用，有效防止腐败。第三，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

(三)树立服务意识，推动服务政府建设

服务政府是21世纪政府的发展趋势。要推动服务政府的建设，第一，要树立服务意识，这是推进服务政府建设的关键。如果没有一个服务意识，显然是难以实现服务政府的建设目标的。第二，加强考核力度。要制定严格的但与实际相符合的各类考核体系和指标，推动服务政府建设的积极性。第三，还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等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督作用，通过强化监督，以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第四，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

(四)加快经济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要解决我国的主要矛盾，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快经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第二，要强化科学发展的执行力度。通过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第三，重视创新，强化自主创新，以增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推动和谐社会发展，促进矛盾的逐步解决，在未来我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切实有效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加大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同时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

学校医疗改革专项课题理论研讨组于2017年4—6月期间学习了我国医改政策相关知识，围绕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国内外医疗模式的比较分析、医疗体制改革的动态等专题进行了系统学习研讨，并对我校第一附属医院和河南宏力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赴济南听取了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秦佰益院士《医疗体制改革的路还很长》专题报告。6月中旬课题组就以上学习研讨和考察情况撰文，作为第一阶段研究成果。

一、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回顾

我国医疗卫生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50—80年代初期），第二阶段是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85年至今）。

1.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的医疗制度始建于50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医疗机构为主体，在城市以全供给公费医疗覆盖城镇居民，农村则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以计划配给的福利分配方式，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制度，形成了分级医疗体制。这个时期医疗卫生事业成绩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2.市场经济时期

1985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从1985年医疗卫生改革启动，到201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得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期间20年，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的医疗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任务不同，效果大小不同，但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的五次改革，主要成效有：1）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2）医疗服务机构工作效率普遍提高。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普遍提高。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有：1）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2）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3）简单照搬国企改革模式，让公立医疗机构自负盈亏、自我发展，造成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趋利欲望增强。

改革中凸现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消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不过在改革开放多元化思想的碰撞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基本医疗服务与一般商品及服务具有很多不同的特征，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组织和提供，政府理应对国民健康承担主要责任，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必须告别国企改革的逻辑，强调公益性。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为社会矛盾最突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时，新一轮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新医改方案解读

新医改达到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二是分担疾病的经济风险，三是增加社会满意度。

新医改方案的基本原则：一是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二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三是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四是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1.新医改方案框架及医改走向

新医改方案的`总体框架：“一个大厦”和“四梁八柱”（陈竺）

“一个大厦”指新医改方案的总体目标，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四梁”指新医改方案的核心内容，即：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这四大体系；“八柱”指新医改方案的主要政策措施，即：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高效规范的医药卫生运行机制、政府主导的卫生投入机制、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和健全完善的卫生法律制度体系。

新医改后，国家要建设四项基本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设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

2.新医改方案中的热点问题

如何落实、如何制定操作性的配套措施，还处于酝酿中。其中，政府如何投入、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如何改革、大卫生部如何构建、管办分离如何实现等关键性问题还存在争议和讨论。

1)政府投入问题。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但政府毕竟还要受到财力的约束，需要在支付能力和健康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要求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分担费用，这里的“社会”指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保险。新医改方案将采用“供需兼补”，但还没有明确的百分比。政府对供方的补贴，首先投入的是基层、社区和农村县乡村三级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将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经费的总额预付等多种办法，实行严格的管理。对于需方，政府主要是补贴城乡居民、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特别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政府投入时，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投入比例怎样确定？对需方的补贴采样何种形式？在购买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时采用何种途径等都还没有详细的规定出台。如何使得补供方(医院)的投入真正落实到需方(患者)身上，在减轻看病费用和公益性前提下，又如何保证医院服务的效率、谁来监督政府投入的效果？都是未来要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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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未来发展主体区、经济发展主力的城市群19大分支规划2017年将全部完成。其中，珠三角湾区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等五个跨省级城市群的规划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滇中、天山北坡以及山东半岛等五个省内城市群的规划将由地方编制。

有业内人士透露，城市群将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我国生产力布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将围绕城市群进行。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表示，城市群是发达国家主体的形态，是减少空间隔阂、提升效率、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或是：城市群聚集我国约70%左右的城市人口，剩余人口与地区将采取点状发展模式，形成积聚的空间布局形态。

据悉，国务院日前批复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便明确提出，中原城市群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具体涉及河南省内18个辖市，以及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表示，城市群已经成为今天和今后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城市集团的竞争。

在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将突破行政区划体制束缚，逐步实现城市群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体化。

“此前我国城市群因粗放式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这导致产出效率低下。例如京津冀区域北京一城独大，区域经济优势难以突出，北京内部产能效率也难以提高。”他说。

有报告显示，北京市的面积与日本东京大都市区、纽约大都市区基本相同，但总产出只相当于东京的14%，纽约的18%，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不及东京的50%，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不到东京的八分之一。

城市群应避免不断“扩容”贪大。在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的背景下，不少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构成变成了各省城市的“拼盘”和“照顾”对象，尚未建就先扩容，结果脱离了城市群发育的最基本标准，失去了城市群本应发挥的高密度集聚和高效率成长效应。

以交通建设为例，国新办近日发表《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重点建设现代高效的城际城市交通。建设城市群中心城市间、中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间1至2小时交通圈，打造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周边重要城镇间1小时通勤都市圈。在城镇化地区大力发展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形成多层次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大容量公共交通。到2020年，基本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

此外，有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7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92%的移动电话用户、98%的外资和48%的粮食。

此外，还需注意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城市群虽然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经济总量与经济产出，但也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污染产出，大面积蔓延的雾霾污染覆盖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所有城市群，这充分反映出城市群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方创琳建议，针对成为经济共同体、信息共同体、金融共同体、市场共同体、环保共同体等共同体的城市群，应组建国家级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委员会，突出抓好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城市群总体规划与管治工作，实现城市群利益共享机制，推进城市群形成平等互利互律互动的治理结构和协调新机制，建立城市群横向利益分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