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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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篇一

一、翻译的领域更为广泛，尤其是宗教和世俗学被全方位引入

（1）涵盖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内容；

（2）涵盖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内容；

（3）涵盖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内容；

（4）涵盖技术方面的内容。

著名学者李之藻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将其分成“理编”与“器编”。且认为理编所研究的就是“形而上”，也就是和宗教信仰和别的社会科学内容;而器编所研究却是“形而下”，也就是和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而王徽却根据功用划分成“三资”，即“资耳目、手足与心”等之学。明清时期我国众多学者中对此划分最为详细明确的，就是学者李祖白了，李祖白编撰的《天学传概》一书中将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西学分成经（即宗教信仰方面）、史（即历史内容）、超形性学（即神灵之内容）、修学（家庭道德伦理内容）以及天文立法等几类，不过对西学种类的划分不尽完善。

二、翻译西学的方法有变化，出现了很多“编译”类作品

意大利人利玛窦等早些时候来中国的耶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就一直运用此种方法。利玛窦曾经说“：我所编撰的书籍都不是新的作品，只是运用西方方法结合中国方法编撰中国的内容罢了。”以至于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运用这个方法。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潮时大都是佛教经典著作，没有发挥的空间。可是这次翻译的却是涵盖很多世俗内容，这样翻译的人就会有非常高的自由度，西方耶稣教会灵活多变的传教方法实际上推动了此方法的开展。此种全新形式可以划入到“翻译”这个宽泛的范畴之中，其和狭义“翻译”的基本区别就是没有和汉语几乎相对应的西方语言的原本。学者们对其命名时颇费周折。徐宗泽所编纂书籍，运用“译著”这个词语;而冯承钧则运用“译本”一词。且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译本’就是指，某一国的作品适应另一国的翻译，也就是说，是种变换头面的翻译。”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合乃则运用了“改编与翻译”的语言。此外也有学者主张运用“编译”“、译著”之词语。

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儒生相互配合

（1）传教士翻译以后，中国的儒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2）传教士翻译成初稿，中国的儒生然后继续修改；

（5）传教士传授知识，中国儒生认真学习，最后编撰成稿。

其中第三种比较常见也有很强的代表性，第二与第四种稍次，第一与第五种最少。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对汉语“，口头说，还马马虎虎，但是用笔写成文，就显得很困难”。传教士“亲自来用汉语撰写著作”，是少而又少。徐光启则将第三种称作“对译”。徐光启认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儒生在对书籍的翻译上的贡献是一样重大。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我国学者在对外翻译书籍的过程中的地位，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的只是非主动的和辅佐性的。一般情况下是，在翻译工作开展之前，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多次在一起磋商，且在对即将要开展工作的内容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最终选定翻译内容。不过，这会深受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随身携带书籍和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特长以及是不是愿意翻译的制约。不过，中国的儒生有时也会积极主动学习研究关于西学方面的内容，在了解大致情况以后，马上请求西方传教士来翻译。对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例子。中方翻译人员王微从小痴迷于科技知识，后来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简要介绍西方的书籍，他就对西方奇器非常稀奇。16冬天，王微和龙华民、汤若望等朝夕相处，有问题就请教他们，着意探询，或请教他们关于西方奇器制作的内容，有的让他们翻译成汉语，还最终确定了翻译这部书籍的基本原则。正是王徽本人孜孜不倦的坚持以及谋划，他才拥有了翻译这本书的主动权。翻译外文书籍的过程，中方人员自身的文字应用能力、学术水平、语言领会能力、学术研究观念等，这都对所梵音书籍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事关翻译的成功与否。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众多西方传教士里面的汉语水准以及东方儒家学问的水平是首屈一指的。利玛窦一直想把《几何原本》翻译成汉语，可是一直没有满意的中方人员配合，翻译的时候很是艰难。若没有碰到徐光启，或许利玛窦也只能深深遗憾了。特别是第三种情况的翻译，二人面对面进行探讨，传教士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西方文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中国儒生一边记一边询问，直到认为切实明白了传教士的意思以后，苦苦思索.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达词语。.两个国家的学者这种严谨而又特殊且成功的相互交流方式，是比较少见的。翻译完成以后最后的文字润色与最终定稿基本是中国儒生来做。所以，在整个翻译工作中，就是因为中方学者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吃苦耐劳精神，才最终在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四、在不长的时间内所获得的翻译成果非常多

在中国明清的时候西方著作有翻译成汉语的，有的已经出版发行，也有只是手抄本，更多的是在流传之中遗失，给后来的统计带来很大不便。徐汇书楼收藏的明朝和清朝期间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翻译编撰的书籍总计401种，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此类书籍为331种，而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这类书籍是168种。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明末清初翻译西方文化的作品有800部以上。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在17世纪中早期完成。直到李之藻病逝的时候，翻译西方文化作品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多，当时中西合作翻译的作品涵盖各个方面。直到17世纪末期，经过南怀仁修订的，西学翻译成汉语相关书籍有235种，这里面还不包括中国当时信仰耶稣教学者的翻译作品。如果全部算上，肯定会大大超过300部以上。在明朝的时候收藏书和雕刻印刷书的风气不浓厚，比如《十三经注疏》只有福建雕刻出版了该书，仅此一部。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以后，出书工作逐渐被人们重视。所出版的书籍里面不但包括单行本，还有系列丛书。学者李之藻编撰了我国首套“西学汉译作品系列丛书”。总计100卷在明朝崇祯年间印刷出版。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在明后期达到顶峰。《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所收录1583—1759年间的翻译作品总计188种。1631年间出版发行的数量最多，总共10种。从1623到1645年这些年中共印59种。

从1680年以来中出版印刷仅仅有33种。所以，西方文化作品翻译到了清朝就逐渐减少了。经过清朝早期的几十年的繁荣后逐渐衰退下去。一部分人认为衰退原因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比较深刻地知晓天主教所宣扬的内容和当其清晰地看清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的时候，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不过此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因为明朝末年徐光启和李之藻以及杨廷摘等人对耶稣教内容的了解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西教的信仰，并且还英勇护教，不辞辛劳地宣传西教。事实上，文仁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相互间关系的改变，主要原因就是那时中国整个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另外，对西学汉译有消极影响的因素还有:早期清朝统治阶层，把有才能的西方传教士集中在首都，让他们担任要职，这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其和中国文人的相互交往以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内讧，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传教士忙于著书立说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情况，为自身的思想观点进行辩解而竭尽全力，无暇顾及其他。东西方文明在开始的进行碰撞的时候，西方文明中优于东方文明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强吸引力的东西，早已在明朝末年被西方传教士作了翻译和介绍，清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也仅仅是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而那时对新知识比较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西学精髓已引入中国，他们也就把重点放在对比研究和吸收以及创新上去了。而此时，清朝的反西教的各种措施也逐渐严格。直到最后，清朝政府禁止西方宗教传播让中国翻译西学运动终结。直到一百多年以后，中国西方文化汉译的高潮再一次出现。

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篇二

东村北临太湖，位于洞庭西山岛的北端，其核心区域约0。5平方公里，东起金铎山，西至张家湾，南依栖贤山，北枕低矮的凤凰山和张家山，整个村落就在南北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蔓延。据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中的领袖庚秉晚年隐居于此，庚秉自号东园公，隐居之地被称作东园里，东村由此而得名。东村原有东园公祠，祠内门楼正面刻正书“东园公祠”，背面刻正书“商山领袖”四字，上款“乾隆丁酉秋日”（1777年），下款为“张世俊题”。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赵构南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少移民陆续迁居西山，到了南宋宝佑二年（1254年），徐氏东园始祖万一公来到栖贤山麓的东园里，加上钱氏等其他家族也聚居于此，东村才逐渐形成一个大村屯。

一、明清时期东村的兴起

东村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与村落的非农业性质及航运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西山因土狭民稠，不少居民稍有积蓄就外出经商，足迹遍布江、浙、湘、鄂，与东山商人一起形成洞庭商帮，与微商齐名，并称“钻天洞庭、遍地徽商”，盛极一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也写到：“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东村也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现象，村里流传有一句民谚“两双半草鞋”，即指村中仅有两个半农民，其余人皆经商。虽然“两个半”跟实际的数字相去甚远，但却道破其非农业村落的性质和村民的职业结构。经商得法而致富的村民不忘故土乡情，每逢村中办理修桥、铺路、筑坝等公共事业时，皆捐款资助，造福桑梓。在村中观音庵左侧暗间山墙上，嵌有一块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题为《捐修东村田路记》的石碑，碑文记载“东园一村……北逼湖滩当翔风之口，为波浪之所。辛丑岁大水，其路狭窄不平，石动于浪而崩塌欲陷……里中谋生于乡者，钱君燮庭将自里来楚，因共商而通讯……集腋成裘，共捐钱二百七十余千。”石碑录有募捐者名单，其中有不少是诸如“永昌缎号”、“仁和衣庄”等认捐的商号（图1）。在观音庵右侧暗间山墙上，还有一道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特授苏松常太湖等处理民分府的碑刻告示，里面记载了当时村中的情况：由于男丁多去楚地经商，家中只有妇弱，其祖坟前的柏树及山中树木被盗以及官府查处之事。这些记载都从侧面印证了“两双半草鞋”的真实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村落所临之太湖浩渺无边，纳七十二岛于囊中，贯穿无锡、湖州、吴江等城市，是联系临湖城市的纽带。当时南北货物运输主要靠水上交通，虽有大运河通至杭州，但因其运务繁忙，航速受限，许多船只就从常州、宜兴、无锡取道太湖，直通苏州、湖州和吴江，故湖中不少岛屿成为来往船只驻洎之所。东村的西港是西半山的深水港，从地质条件来看，西港湖床由石板、卵石和河沙构成，使得湖浪带来的泥沙难以淤积，所以从不堵塞港湾；从气候条件来看，西山处于台风地带，每年7月下旬到10月上旬有多次台风过境，狂风巨浪夹以暴雨，成为船只航泊之大患。西港前方水域有横山、大干山和阴山等岛屿链呈环状分布，削弱和阻挡了风浪侵袭，使得港内水面相对平静。周边不少港口或因淤泥沉积或因风浪侵扰，常有碍停泊，故西港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赢得船家的青睐，相传西港有时一天的货船吞吐量即达一百余艘。为了方便接纳来往客商，东村人在张家山和凤凰山临西港一侧建有片息厅。

商业的兴起和水运的繁荣共同刺激着村落经济的发展，经元、明、清几个朝代的财富积累，东村日见繁华，加上东村是一个以徐氏为主姓的村落，清嘉庆七年（18）曾修有《东园徐氏宗谱》6卷，徐姓居民至今仍占全村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带有部分政治色彩的归宗归谱的宗法制度和族权统治牵制着居民们，而世代居住的村落依山傍水，环境幽静，也使人产生对故里的归属感，因此商人们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开这块土地，财富自然随之聚集于此。村人经济和支配能力的提升使得雇工关系开始产生，不少外地人被雇佣进村，至今村中的尚有多口明清时开凿、多为外地人使用的义井，则映射出当时的这一情况。义井即公井，现东村尚有古井三十余口，其中义井七口，多建于明清，如学圃堂对面巷口有明成化年间（1465dd1488年）的义井，梧巷也有一口明永乐元年（14）的义井。人口的增加、财富的聚集和物质上的供求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当时的街道两旁开满了酒楼、茶馆、店铺和典当行等商业和金融设施。

二、东村的村落形态

自栖贤山俯瞰东村，这个临湖村落横卧于山峦之间，依地形盘山而建。长期以来，东村人以“喝形”的方式称村落的分布呈“卧龙”形。中国古代风水术中把前后左右环抱城市村镇的山体叫砂，风水师对这些砂山的关系和形象的考察，称为察砂；护山、案山、朝山、靠山是砂山的类别，把这些砂山根据其形象、态势进行命名，如笔架、华盖、狮子、凤凰之类，就是喝形。因此从风水上来看：其南有栖贤山作靠山，北有凤凰山和张家山作案山，大、小干山、阴山、横山和韶山作朝山，金铎山和张家湾一带的山丘为其护山，而村落的位置则正是穴场所在，被砂山层层护卫，实为风水宝地。风水术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人在居住场所的选址和营造活动中，往往先由风水师勘察场地形貌，对周边的.山水形势作出判断，以寻找适合居住的自然环境。从现状来看，村落的选址基本上能附会于风水术推崇的居住模式。而村民们联系山脉走向及村落的地理特征，又说整个村落环境呈河蟹状，凤凰山和张家山形如一双大螯，处于两山之间的西港则为蟹嘴，古人对此种形状有敛财之说。把东村比喻成“龙”或“河蟹”，既是对居住场所整体面貌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也反映出居民们对地位和财富的双重渴求。

村里的街巷，构成了这条“卧龙”的骨骼。村落的东西向只有一条500多米长的主干道dd东村大街，而众多小巷则与大街呈“十”字交错状分布。经过考察，发现在作为交通要道的主街与巷道结合处曾有许多巷门，并设有栅门，其目的不仅是服务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和交通运输所需，而且，它还具有更为现实和重要的意义dd抵制外患，起防御作用。

东村地处西山北端，濒临太湖，由于历史上湖匪猖獗，居民们的人身和财富安全受到很大威胁。民谚有云：“田中稗草拔不尽，太湖盗匪捉不尽。”可见村落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太湖备考》一书“湖防论说”篇记述道：“吴多山少田，半为太湖……然绝无峪垌蓊菁可以窜贼，山险不足患也。所患者惟太湖耳……贼舟凌风驾涛，齐噪竟近，难于控御。且洞庭两山，富饶之名虚播天下，贼素染指，备之不可不豫。”太湖四通八达，无险可守，这一缺陷使得匪盗之患延绵不绝。如明朝嘉靖、崇祯年间倭寇为患，倭寇抢掠之后，因惧吴县东北方的官兵阻截，常假太湖走吴江以出海；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明败将黄蜚、卞腾余部也拥山自立，时出太湖为患……针对这一情况，历代朝廷均设置了防御机构。宋朝建立托期头寨，明朝建用头巡检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设太湖营，以禁盗安民。当地百姓为保家自守，也不得不组织起来，抵制外患，这样，一个村落往往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单元。

纵深，使得盗匪即便突破一点，也难以长驱直入，人们仍然可以从容退守。

从留存至今的“万一公墓图及宗祠图”中反映出不少当年的信息，亦可清晰地看到村子的防御面貌：西港口岸设有营房和哨楼，港中停靠有巡逻船，守汛、山门、巷门、更楼和院墙共同构成了东村的防御体系。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匪患逐渐平息，村中许多古老的防御设施也随之消失，而曾经遍设于街巷之端的巷门，现仅存栖贤巷门和义门两座。

三、东村的乡土建筑和村落环境

栖贤巷门为明代建筑物。东村因东园公而得名，栖贤巷即传为东园公经常由此出入、上山的一条小巷，现存明代青石板路100多米，巷门就在巷道与主街的交汇处。栖贤巷门为砖木结构，面阔一间（2。24米），进深四檩（1。85米），略呈长方形。巷门坐落的地坪高出街巷0。18米，四周施青石压沿，中间小砖席纹铺地。立柱四根，直径0。3米左右，柱础为青石制。前柱高3。3米，柱身略呈梭形，柱头有复盆形卷杀，置栌斗，栌斗高0。2米，四周为海棠花瓣浮雕，施雀替，支承脊檩。柱前挑出一架，檐檩由挑头梁承托，下设两重斗棋支撑。后柱高2。38米，柱头置栌斗，承檐檩。前后柱之间以两架月梁和穿插枋相连结，月梁梁肩正中施斗拱承檩，檩上架设方椽，铺砖盖瓦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后柱旁有门臼，可装门扇（门已失）。前后柱之间高0。56米处，设坐板供人休息。巷门造型舒展美观，用料讲究，柱子、桁条均为优质楠木，故历经数百年仍得以留存。（图2）栖贤巷门是研究古村落安全防卫设施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6年3月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0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东村的主街和巷道以青砖青石铺设，大多为明清遗物，保存尚完整。主街下有宽、深均有一米的沟渠，其支渠遍布沿街房宅，起排水防汛作用。村中现有二十余处明清建筑，依街巷而建，其中建于明永乐和清乾隆、嘉庆年间者居多。

东村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沿用南方传统的“天井院”式的形制，每间房屋用天井分隔。资力不足的人家采用“三间搭两厢”或“对合”的基本住宅形式；财力丰厚的人家则采用这两种基本形式的组合，前后组合成几个天井重院，甚至左右并列相互连通。建筑物多为硬山式，由于村落临湖风大的原因，风火墙的使用比较普遍，天井院在风火墙的强化下形如防护堡垒。风火墙的原始目的是出于传统的防火要求，但在这个常有匪害之扰、缺少长住男丁的村落，居民的家人和财富需要保护，崇墙厚壁自然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全感，高大连片的天井院因此成为东村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图3）村中建筑周围多为果园，夹以池塘古木，形成了清幽宜人的环境特征。清人顾超有《东村》诗云：“昔人竟夸西蔡麓，予来独爱东村幽。梨红柰紫樱桃赤，雨后落花纷五色……桃园去俗仅一廛，孤花片水犹迷人。”表达了对村落环境的向往之情。

作为一个临水村落，东村有着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它随着洞庭商的崛起而兴盛，其村落形态因湖防形势的张弛而变化，可以说，它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多个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东村也成为传统村落研究的重要标本。

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篇三

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明清之际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断开展起来，促进了海南岛港口的发展，对于处在海南岛西北部地区重要位置的临高而言也是如此，而港口也处在一个不断的沿革和变迁之中。港口的沿革与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临高的港口在明清时期不同时代的具体发展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为了对明清时期临高港口的沿革与变迁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特从《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乾隆琼州府志》、《道光琼州府志》等明清时期地方志所载，对临高沿北部湾东岸的明清时期港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正德琼台志》载，明代临高县的港口有：博铺港、黄龙港、三家港、博顿港、新安港、博白港共6个港口;《万历琼州府志》载，明代临高县的港口有：博铺港、黄龙港、石碑港、博顿港、新安港、博白港、吕湾港、乌石港共8个港口;《乾隆琼州府志》载，清代临高县的.港口有：乌石港、朱碌港、博铺港、博述港、石牌港、青龙港、博顿港、吕湾港、博白港、新安港、马袅港共11个港口;《道光琼州府志》载，清代临高县的港口有：乌石港、朱碌港、博铺港、博述港、石牌港、黄龙港、博顿港、吕湾港、博白港、新安港、马袅港共11个港口;其中石牌港港东西约有五六里长;马袅港可以停泊大船十余只;而朱碌港、博铺港、博白港、乌石港、博述港、黄龙港按顺序都是在石牌港的南边，其中只有博铺港可以停泊六七只船只，其余的都是不可以停泊船只的小港，其他的港口的具体泊船情况则没有详细的记载。

四部地方志不仅详细记载了明清这一时期临高所有港口的数量和名称的变化，同时对这些港口位于临高的具体位置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如《正德琼台志》载：“博铺港在临高县北二十里;水自县流出，与海潮连接，上有巡检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明正德到清道光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临高的港口数量在总体上是在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数量不是那么明显(从正德年间的6个到万历年间的8个以及到乾隆、道光年间的11个)，而且也不是呈现每一时期的递增情况，但多少也说明了这一时期临高的港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这些港口的存在除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兼有军事之功能，作为海防之用。明清时期临高有着或多或少的海患，诸如倭寇、海盗之类。在明洪武二十七年设置海南卫，隶后所，兼防临高;万历四十五年，设置哨所，守卫博顿港;光绪年间，以儋营五十八名官兵驻防博顿港，同时还有五十名官兵驻防马袅、新安两个港口，并且筑城制台防守，拨兵相望。此时临高的港口大多设有军事设施，兼具海防之功能;最主要的就是用于传递重要军事信息的烽火台。据记载明清时期海南岛各地沿海共设有27座烽火台，其中临高县境内就有11座，包括郎铺台、朱碌墩、洋甘台、博铺墩、乌石墩、博从墩、头洋台、博述墩、黄龙墩、黄龙湾、博顿墩、马袅三家墩。而在《光绪临高县志》只记载了10座，其中没有博顿墩。这些墩台至今多已荒废，但在港口以及海边还留有一些遗迹;而且在历史上，它们对加强海防确实起到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倭寇、海盗横行的明清时期，在还没有先进通讯设备的条件下，这种作用更不能低估。不仅如此，有些港口除了设置有烽火台，还有炮台，如：马袅港、石牌港等;同时都配有大量士兵驻守。

此外，因为海南岛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日照长、热量大、气温高、蒸发力强、无冰冻期，全年均可产盐。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的临高县有着众多的优良港口，而且海水中氯化钠含量浓度也较高，是海盐生产的好地方。因此明清时期临高县依靠着天然的港湾发展盐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临高人王佐《海边纪行》诗：“外家家住海南边，垂老聘来岂偶然。几个渔舟依海港，两三灶户傍盐田。潮痕每准星长短，水侯仍催月次躔。风景苍苍今似昔，可怜华发半盈颠。”“两三灶户傍盐田”是对海南的盐场的介绍;而临高盐田作为海南盐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临高县的教育始于宋绍兴二年(1132年)。当时学校称学宫。明清时期设有书院、义学、社学、私塾。据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海南岛社学有179所，而临高县就有11所，在全岛名列第三位;同时自宋迄清，全岛兴办的书院共有76间，其中临高县有6间，包括澹庵书院、通明书院、鹅江书院、临江书院等,名列全岛第四位;至清朝末年，书院改为了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临高县建立了第一、第二高等小学堂。

此外，明清时期临高县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明清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和张岳崧。王佐，字汝学，是土生土长的临高人;因其家乡多刺桐，又称为王桐乡，尤以诗文见长，世称“吟绝”，代表作《鸡肋集》和《琼台外纪》等;而张岳崧也是出自于临高，字子骏，另字瀚山，号觉庵、指山，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出生于临高县新化乡遵宪都罗万村(今美台乡罗万村)，一生著有《筠心常文集》10卷、《筠心堂诗集》4卷、《运河北行记》1卷、《训士录》1卷、《公牍偶存》1卷。刘大霖，字孟良，号心琼，临高县永宁乡县郭都(今临城镇)人，他是明万历年间临高县唯一的进士，明万历四十三年(16)考中举人，四十七年(16)考中进士。

上述所对明清时期临高的港口文化的介绍与分析，只是我们全面、客观、公正地研究明清时期临高的港口文化所迈出的第一步。

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篇四

从明代始，已有颇多文人学者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主要形式有评点和序跋文。但是，这些通俗小说中的大量插图，却没有引起文人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也许是由于插图的文化身份——它位于雅与俗、艺术与实用的模糊境界上。这可能造成了明清文人学者对于小说插图的轻视与忽略。

不过，在有些插图本小说的凡例或识语中，却出现了有关插图的批评，涉及到插图的审美价值、效用性和玩赏方式等。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小说插图还是引起了文人学者一定程度的注意的。小说版本卷首的凡例与识语一般用来介绍出版目的和书籍体系，是广告意识比较浓厚的文章，主要出自出版业者之手。通过这些短短的文章，我们可以了解明清时期书坊版刻插图本小说的目的和当时读书阶层对于插图本的玩赏方式。

插图本小说凡例与识语所反映的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意识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图像对文字的补助作用，另一方面是插图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与玩赏功能。

一、插图的导读功能与效用

万历十九年金陵仁寿堂周曰校刊本《三国演义》的封面识语说：“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可见，插图的地位与圈点、音注、释义等文字补助要素的地位是同等的，书籍中增加插图的目的是为阅读能力不强、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提供解释。这就是说，插图具有导读功能。

建安双峰堂余象斗的识语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万历二十二年建安双峰堂刊本《忠义水浒传评林》识语说：“《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板像旧唯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观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之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这里强调本书与其它书坊插图本的差异：有“全像”的，图像的“上层”还有诗词，“一画一句，并无差错”，让读者便于“观诵”。万历三十四年刊本《列国志传》识语也说：“《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唯板一付，重刊数行，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同样强调“全像”的绘刻，且“全像”与“批评”并列，可知两者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即所谓“以便海内君子一览”。

要注意的是，识语中强调小说插图导读功能的插图本，大部分是上图下文式的，每页几乎都有图像，即“全像”本。相对来说，其书籍的成本比较低，图像的版刻技术也粗略，预想的.读者阶层也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所以，必然强调插图的导读功能。

二、插图的审美价值与欣赏方式

随着版刻技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深化，小说插图的审美功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可是，插图本小说的凡例与识语大都超过了一般的装饰性要求，它们追求的是插图的玩赏价值。明崇祯人瑞堂刊本《隋炀帝艳史》是插图装饰性最突出的版本之一，其凡例说：“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这段话把书籍插图比拟于虎头、吴道子等传统文人画家的作品，还声称要把插图本当作“案头珍赏”。这表明插图本已把文化商品化了，重在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隋炀帝艳史》凡例还特别介绍了与插图相搭配的赞语页面装饰边框的样式，这更明显地反映出插图本的装饰化、趣味化趋向：“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图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诗句皆制锦为栏，如薛涛乌丝式，以见精工郑重之意”“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荫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唱歌则用行云，献开河谋则用狐媚，盗小儿则用人参果，选殿脚女则用蛾眉，斩佞则用三尺，玩月则用蟾蜍，照艳则用疏影，引谏则用葵心，对镜则用菱花，死节则用竹节，宇文谋君则用……无一不各得其宜。虽云小史，取义实深。”由此可见，每幅画面的装饰边框都有巧妙的含义，能够扩展插图的表现空间，可以成为象征性浓厚的典故，深化欣赏的程度。有趣的是，在明清小说插图本中经常出现故事插图与附有装饰图案的赞语的结合，这反映了对插图的玩赏功能的强化。

这种强化的一个表现为：在凡例与识语中经常出现强调插图玩赏价值的词汇，如“耳目之奇玩”或“案头珍赏”。值得注意的是，“案头佳玩”的概念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也有出现。清代张竹坡说：“《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这里所谓“以文章夺化工之巧”，是强调小说叙事的“工细”的特点；这里所谓“案头佳玩”，是强调小说的欣赏性。由此可见，在明清两代的小说鉴赏与插图欣赏之间，有共同的追求。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说：“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这里列举的书籍都是版刻精美的插图本。它们说明，小说插图跟文人化的戏曲插图或博古图谱一样，已成为“传奇耳目之玩”。

三、结 语

数学文化与数学史论文(五篇)篇五

[摘 要]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 数学文化； 中西数学； 会通。

中国近代数学观念变迁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万历中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数学的传入是以修改历法为中心来进行的。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输入了西方大量的数学文化，中西数学文化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从万历到乾隆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数学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且还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作整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西数学文化在明末至清中叶的交汇与融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西学东传。此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少数士人开始翻译西方数学着作。二是中西会通。此层次主要是中国士大夫开始将西方传入数学文化消化吸收并加以会通，并将数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天文历法的研究之中。三是“欲求超胜”.此层次中国士人对西方数学文化进行整理和反思，以求本国数学文化的独立性并加以对数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明末至清中叶近200 年里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毕竟是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明末清初“实学”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一、西学东传---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正面接触。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大量科学文化，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影响。正如徐宗泽所说： “西士所着之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因此，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数学文化会通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学科知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科学的认识和西方人治学的态度，这些跟中国传统的学术特点相比，它们更显出了自己的“实学”特征。因此，西方这种“实学”观念的输入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成果之一。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对于明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是非常抵制的。

他的思想骨架是以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在当时，西方数学文化知识已经在一部分士大夫里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理解。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喜爱西洋科学的康熙帝又命将《几何原本》转译译为满文，藏于景阳宫。这些都说明了《几何原本》在中国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康熙末年梅谷成等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凡 53 卷，除了首卷外，其余几乎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数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笔算算法、三角法（ 包括平面三角、球面三角） 和对数。这些数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极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影响。虽然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着作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末清初一些开明人士的世界观，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使得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化之旅。

二、中西会通---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深层接触。

.在这一修历模式的指导下，经过30 年艰苦努力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在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介绍对数的两部着作： 《比例四线新表》一卷和《比例对数表》一卷。薛凤祚这种会通中西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后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晓庵新法》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

可以看出，梅文鼎已经有能力吸收西方所传入的各种算法，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梅文鼎在中西数学会通方面也颇有创见，如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二、卷三、卷四、卷六中的很多命题。

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

三、“欲求超胜”---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广泛交融。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 法立数着，遵循甚易。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虽然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但“缘数寻理”的方法，在一定的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涵义； 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逻辑方法。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趋近。

明清时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对于矫正中国学术固有的弊端大有裨益，总的看来，这一过程由肯定西学之“用”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四、古今会通---数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思考。

唐虞邈矣，钦若授时，学士大夫罕言之。刘洪姜岌何乘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无有如义和仲叔极议一堂之上者……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焉； 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先生常为余言： 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义弥简。余闻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 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光启已隐约认识到中国与西洋在科学发展特点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等人吸纳西方数学文化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徐光启论》中也承认： “假如徐光启有可能接触近代科学，那对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使输进来些近代的先进科学，看来也未必就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顺利的成长。这是世界近代历史所已证明了的”.事实证明，就是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古典的科学，对于明清来说，还是消化不了。从另一方面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确乎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整个文人阶层带来了启发，让他们知道中央帝国之外仍有天地。

然而，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比如，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过去特有的以“九数”为核心、以《周易》象数学宇宙论为哲学依托，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缺少抽象的理论和逻辑系统性，使用算筹，形成世界上独有的计算工具和程序化计算方法的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思想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呢？ 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在数学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易》里说：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近现代数学在未来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将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也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文化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并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与融合。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确是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交流与碰撞仅仅在在封闭的暗室中投进了几许亮光。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