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一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报送备案。
（四）是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首先相关部门要强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管理，重点是在资格审查中，要确保建设单位择优录取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信誉度好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坚决打击挂靠、围标、窜标行为。其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二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大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三
农民工是**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一）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二）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四
全球性经济危机造成了我国出现了大量返乡农民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受到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大，培训的覆盖面也逐年增广。据悉，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一项，中央财政截至20xx年底就已累计安排补助资金40多亿元，同时带动地方投入培训资金30多亿元。我市也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20xx年计划组织培训农民工40万人，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各5万人。对20xx年就读中职学校的返乡农民工，每人每年给予20xx元学费和生活补贴，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农民工，技能鉴定费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费财政补贴标准由50%提高到80%。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很多地方主管部门对这样大的培训指标非常头痛，原因是很多农民工对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并不买账。深入探讨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办法措施，无疑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厌学”的问题，更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培训工作。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各级部门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从农民工的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的渴求和迫切的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免费培训农民工就会排着队来。现实并不是这样，据调查了解，许多地方的农民工参加培训的主动性不是很高，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干部动员来的，有的甚至只培训几天就不来了，还有的需要给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发误工补贴。而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一）农民工自身缺乏长远性思考，思想观念需要跟新
首先，农民工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束缚，较少考虑今后长远的发展。其次，不少农民工对未来缺乏规划，对以后外出打工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即便想学一点东西，也不知道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虽然参加培训的农民工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他们还得出车费、伙食费、住宿费，再想一下这段时间如果不培训而去参加工作还得挣点钱，就近期利益，算下来还是不划算。农民工自身思想上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打算，导致农民工主观上缺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无论是公办培训机构，还是民办培训机构，只要是具有培训资质、具有一定规模的培训机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区，镇、村一级基本是空白，而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是集中在镇、村，农民工如果要参加培训就必须要到城区，这就增加农民工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而且还耽误农活。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制约了农民工转移就业。
（三）培训课程设置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不相吻合，不能让受训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训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前大多数培训都集中在计算机、电焊工、厨师、美容美发等专业，培训项目和培训时间都根据培训经费来制定，短期培训很难让生手熟练深入掌握一门技术，中长期培训又无疑增大培训费用，致使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普遍感觉培训内容用不上，或是深入程度不够。
（四）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出多门，难掌握较全面的信息
返乡农民工培训倍受政府的关注，各部门也都相继推出与之相关的各种培训项目，如劳动保障、农业、移民、建设、扶贫、共青团等部门都从各自的业务出发，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学历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转移就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衔接，没有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不能形成合力。结果使培训不能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实现有效的结合，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和利用，造成重复培训，为培训而培训，为完成任务而培训，为应付检查而培训，使培训与就业严重脱节。
（五）培训经费短缺、落实难度大，严重影响培训质量
按规定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来源有三种途径：即农民工自己掏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现实中农民工没有承担费用的能力，而企业又没有承担费用的意愿，所以农民工培训主要由政府在卖单，有些地方为了增强农民工的积极性，更好的完成培训任务，还给参训人员补贴交通、食宿等费用，真正用在培训学习上所剩无几，培训内容严重“缩水”。
（一）强化领导、形成合力、整合资源
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快成立一个以地区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就业再就业培训领导小组，大力整合现有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理顺关系，明确由人力社保部门牵头，负责整个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统一规划、协调、组织和管理，其他各部门通力合作，各尽所能、各尽其责，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的现象，建立一个组织、法规政策、投入、师资、资源“五到位”的、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将农民技能培训真正纳入“有领导、有机构、有秩序、有场地、有内容、有特色、出实效”的正常运行的机制中。要利用在乡镇、村设立社保工作机构，加强乡镇、村一级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多方参与、整体推进，重点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局面，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
（二）加强信息引导，完善信息服务
缺乏城镇用工信息，培训机构不知道该开展哪些项目培训，农民工不知道参加什么工种培训。培训后不能就业，是目前农民工培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培训与就业脱节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及时，有效的用工信息。所以，就业机构应建立用工信息库，实现市、县、镇、村级联网，加强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信息、工资价位分析、预测和发布，将市内外用工需求及时向农民工发布，使农民工方便了解市场需求信息，并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有选择地参加培训项目。另外就业部门还要建立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系统，根据农民工的需求，科学设置培训项目，丰富培训内容，采取长训、短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走农业技术培训和二、三产业技能培训并举的路子。
（三）规范与拓宽农民工培训市场
局，以专业化的培训机构为培训承办主体，进行企业化运作，这样才能够为农民工培训开辟更大的空间；三是灵活设置培训场地，积极构建县级、乡镇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并以此为主体，将培训场地延伸和辐射到村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培训项目，使广大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职业技能培训，既能节省时间、节省交通、食宿等费用，又不耽误农活，既方便农民工参加培训学习，又提高参训的积极性。
（四）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
建立并完善农民工培训投资分摊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首先，政府对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开发人力资源负有重要职责，因此，政府应预留足够的培训专款，并保证专款能及时、有效的用于农民工培训。其次，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技能的增强能使所在企业直接受益，因此，培训应以企业的需求为主体，同时，也应该根据企业的招工情况收取一定的培训费。再次，农民工参加培训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培训、鉴定、招工联动机制，引导农民工积极投资参加培训，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工在就业前接受职业培训。
（五）加强农民工培训督导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五
我县是劳务输出大县，高峰时达到xx余万人外出务工，xx金融危机以来，全县返乡农民工总量已近xx人，约占外出务工人员的xx%左右。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为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创业，相继出台了《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xx条》、《xx县乡(镇)返乡创业园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规定返乡农民工投资兴办各类企业均享受外资企业同等优惠政策，在减免有关规费、提供用工保障、提供优质服务、给予税收奖励、实行基础设施奖励、优先供应土地、提供贷款贴息和信贷担保、争取注入扶持资金、免费培训等方面予以扶持。在工业园区设立建设规模xxx亩的返乡创业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工业园区近xx家企业中有xx余家为返乡农民工投资开办，占入园企业近一半。全县培训返乡农民创业人员达xx余人，享受返乡创业贷款贴息人数达近xx人，贷款总额约xxx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返乡农民工在本县实现再就业和自主创业人数达xxx余人。
(一)服务方式手段陈旧，帮扶措施落实不够到位。中央、省、市、县出台了许多返乡农民工创业优惠政策，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获知创业信息。很多返乡农民工创业在选择项目时，仅凭个人的感觉盲目投资，缺乏相应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员帮助予以论证，往往是项目投资之日就是失败之时。有的返乡创业项目兴办起来后，后续跟踪服务不够，当初承诺的各项服务成了一纸空文。有的返乡创业农民在办理各种登记注册管理手续中需要缴纳相关费用，增加了创业成本。返乡农民创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土地供应难以满足企业开办和发展所需，治安环境也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还存在认识不足、工作不到位以及“吃、拿、卡、要”的问题，严重影响创业者的积极性。
(二)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制约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返乡创业者的初期投资大多靠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资金量不大，创业时缺乏通盘考虑，一次性投入到项目中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乏后续资金。受金融体制、企业规模、信用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返乡创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十分困难，只有靠高息民间借贷输入企业维护生产和再生产的“血液”，成本高、负担重，有时因资金短缺，痛失不少好的商机。资金问题成为返乡创业者创办企业难以发展的瓶颈。
(三)返乡创业者综合素质不高，创业培训需要加强。返乡农民工大多数有创业意向，创业冲动，虽然在外出务工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与经验，但在工商、税务、金融、科技、管理、劳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欠缺，市场分析能力、组织经营管理能力不强，缺乏自主研发、技术创新意识，难于适应市场、驾驭市场，造成在创业道路上困难重重。虽然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形式组织开展了创业培训，但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即短期培训的多，长期培训的少;培训内容趋同的多，有特色针对性强的少;培训初级人才的多，培训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少;培训以完成考核目标任务的多，注重实效的少。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企业做大了，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需要有各方面的人才为企业发展效力，希望能够加强谈判技巧、市场预测、海关贸易、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从事种植、养殖业的返乡农民也反映，为了进一步搞好种养殖业，希望能结合季节特点多提供一些农技、栽培、防治病虫害和牲畜疫情方面的综合培训。
(一)切实加强领导，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营造良好氛围。抓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体现，要把实施“返乡创业工程”作为一项德政工程、惠民工程列入重要日程，制定返乡创业专题规划，专项推进返乡创业工作，细化工作任务。要牢固树立“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输出打工者，引回创业者”的新理念，定期表彰返乡创业典型，努力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服务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创业基础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良好环境。要结合实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发展生态化战略，加速完善小城镇、工业园区、返乡创业园区、小企业孵化基地和各类果业、养殖业基地以及商品流通等公共设施建设，使之成为返乡农民工兴办各类企业的聚集地。在土地供给上，要完善制度措施，认真解决好返乡创业用地问题，将返乡农民农民工用地纳入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强化政府部门效能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真正象对待外商一样对待返乡创业者，确实解决关卡多、办事难等问题。
(三)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改进资信评估制度，要进一步扩大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贴息范围和金额，探索、改革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民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县级财政要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设立创业基金，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创业基金由财政部门管理，工信、民企、工商联(总商会)配合工作，一旦返乡农民工创业达到一定发展规模后，鼓励创业成功人士补足与银行等同利息纳入创业基金，实现良性循环，滚动发展。要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继续采用信用证制度、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和政府小额担保贷款制度，金融机构要出台相应便民措施，使国家出台的扶持中小(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措施惠及返乡创业者，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所需。要根据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合法运作的相关规定，制订相关激活民间资本的具体办法，推动民间资本合法运作，直接投资，释放出民间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巨大潜力。
(四)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与效益。一是建立健全监测网络。要充分发挥乡镇人保所和企业(管)办的作用，有条件的村、居委会可设立服务站，做到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保障。乡镇人保所要和企业办开展对农民工返乡情况的长期跟踪监测掌握，了解其所需所想所求，协助返乡农民创业项目申报及评估认证申请，开展经常性的返乡创业项目的跟踪调查，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并及时传输相关信息至县有关部门。同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组织好农村富余劳动就地转移和输出。二是要改进服务方式与手段，要抓好乡(镇)与县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网络连接与畅通，实现资源共享，发挥效应。对有资金积累、有市场信息、有管理经验、有创业需求的返乡农民工实行特别的联系与服务，为他们创业提供方便。三是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宣传载体，大力宣传返乡创业政策和先进典型，介绍发布创业信息。可以利用中介组织网络大、信息来源广、反应迅速的优势，鼓励、支持中介组织参与到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中来。
(五)优化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益。要优化整合培训资源，统筹培训的资金、物力、师资等，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切忌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要结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发展生态化战略，为产业发展提供创造型人才和技术人力资源。要改革培训方式，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聘请高校或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定期不定期地对创业者开展专题讲座和企业管理咨询诊断，现场答题解惑。或对返乡创业农民以委托普通高校、行政学院、经管学院、党校等院校进行定向培训和到市级、省级、国家级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大型企业学习锻炼等形式进行技能、法规、管理等知识培训，提高其经济管理水平和创业能力。改革培训考核的机制，要以培训人员的创业成功率为主要考核目标，防止培训走过程，增强创业培训的有效性，提升创业的成功率。
(六)发挥工商联职能，服务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创办的企业都是非公有制企业,是工商联工作的对象。在加强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方面,工商联要真正当好政府“助手”，就必须针对农民工创业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深入调查研究，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与落实，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要推动和配合政府部门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建立各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服务平台，鼓励和支持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参与产业转移、新技术应用、节能环保、先进制造等项目的创业，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打开视野、创造条件;要加强典型带动作用，广泛宣传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代表的发展历程、奋斗事迹、经营战略、重要贡献，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借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要加强引导和教育,培养返乡创业者的社会责任文化意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好企业发展与经济大局的关系、经营状况与社会就业的关系、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的关系、诚实守信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创造财富与回报社会的关系，通过同心工程、“感恩行动”、光彩事业等活动，增强他们对责任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切实为吸纳更多社会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共同富裕多作贡献。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六
近几年来，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从快速增长期转入到稳定发展期，全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6万人，占全市农村乡村从业人员比重38.7%。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凤台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3.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43.4%），潘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8.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27.5%），毛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9.8%），大通区、谢家集区、田家庵区、八公山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及所占比重分别为：2.1万人、6.7%；1.9万人、6.0%；1.7万人、5.4%；0.4万人、1.3％。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建筑业。
据调查，截止到20xx年12月底，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人数2.1万人，仅占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6.7%，目前尽管从数量上来看还并未形成大批民工返乡潮，但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真正对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将在春节后，应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据对全市5732名非正常返乡人员的问卷调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市2.1万非正常返乡人员中因为收入明显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减少而返乡的占46.2%，所在的公司（单位）因订单减少而裁员或停产返乡的占37.1%，在外生活成本提高，继续外出打工不划算返乡的占7.6%，所在公司（单位）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返乡的占4.5%，认为所处的打工环境明显不适应（包括：住宿不方便、孩子上学不方便、当地人岐视民工、工资不能足额及时兑现、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政策不配套、在当地受老板欺负等）返乡的占1.4%，认为其它原因返乡的占3.2%。
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20岁及以下的占11.7%，21岁至44岁的青壮年却高达61.7%，45岁至54岁的占21.0%，55岁及以上者占5.6%。
从劳动力文化素质来看，受教育低的劳动力返乡的比重大，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包括文盲）以下返乡人员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52.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6%。
在调查中从长三角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30.0%，从珠三角非正常返乡占23.5%，从本省其它市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14.3%，京津地区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8.3%。
据调查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非正常返乡的主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外出2－5年的劳动力返乡占到69.5%，20xx年当年外出当年返乡的占14.5%，外出6－10年的占12.3%，长年在外打工而非正常返乡回流的仅占3.7%。
据调查，在我市非正常返乡人员中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2.3%，从事玩具加工行业的占到11.5%，从事电子行业的占到2.8%，从事其他工业的占到3.8%；从事建筑业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6.8%，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回流人员占到19.8%，从事餐饮业的占到3.6%，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占到1.3%，其他行业占到7.4%。
据对返乡人员调查中发现，有81%的人员返乡后不能马上就业，仅有19%的人员在返乡后马上能够就业。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拉动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20xx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50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4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54.1%。据对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调查了解，有95.8%人认为返乡回流后收入明显减少，其中：有48.3%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20xx元以上；有27.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在1500-20xx元；有9.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1500元；只有13.9%的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元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春节后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市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形势愈发严峻，我市农民持续快速增收的压力加大。
调查显示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中有71%的人员春节过后不准备外出务工，仅有29%的人员在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务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打工形势不看好，对将来感到迷茫。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宣传，坚定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劳务经济的信心，困境之中困难之时，信心比黄金更加珍贵。同时进一步贯彻中央20xx年一号文件《关于20xx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的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切实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工资下降等问题。中央在20xx年底追加的1000亿拉动内需的资金，我市积极争取了2.9亿元，主要用于煤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投资项目的带动功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就地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农民工实用性、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帮助提高农民工业务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在调查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对政府的建议和希望中，首先选择有关部门加强业务技能培训的高达64.8%，由此可见农民工对本身职业技能提高是多么急迫与渴望。
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目前实行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的力度弱，解决困难问题有些力不从心等，建议市政府对现有相关部门力量整合，建立起调度有力协调有序的长效运转专门机构，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率。我们仅以农民工外出组织化程度为例，据了解当前我市农民工以老乡亲戚介绍方式结伴自发外出务工占绝大多数，而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或市场中介形式组织外出务工的尚微不足道，我市广大农民工对外地务工需求准确信息和行情迫切渴求，并希望有关部门搞好信息服务，以便减少外出盲目性及辛苦求职的旅途奔波，减少开支。
外省、市有许多扶持和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的先进经验，我市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如：我市可否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城镇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贷款扶持范围。是否对诚实守信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入等。
注：1、由于目前国家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及非正常返乡回流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为此我们结合农村经济工作特点及本地实际，确定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必须同时符合两条标准统一调查口径：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在空间上必须达到跨出乡镇及以上地域;不包括在本乡（镇）内由第一产业就地转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为此方面难以界定统计数据难搞准确），二是外出打工20xx年全年累计时间必须达到3个月及以上，全年累计低于3个月，视为临时工，属未成功转移不在统计之列。
2、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回流的统计标准我们规定是：20xx年10月至12月份因金融危机冲击引起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造成的非正常返乡回流，主要是考虑到了金融危机蔓延负作用于20xx年10月份方才显现明显，也考虑到新年返乡团聚，全国各地于20xx年元月中旬步入春运高峰的民俗传统等，不包括外出农村劳动力正常返乡过年，因家中私事或生病返回等。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七
当大四学生刘莉苹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上课的时候，距离株洲700公里以外，她的父亲，正在深圳某家具厂做工;她的母亲，正在邵阳老家一家工厂包装着产品。“我父母都是农民工。”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莉苹说。
近日，刘莉苹参与采写的社会调研报告——《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城市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以株洲为例》，在我省“深化农村改革”专项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这项征文由省经济学学会、省委“为改革攻坚献策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农村改革专家组联合开展。该报告的核心内容，还被国家级期刊《中国就业》采纳，在xx年第1期发表。
这份报告，是袁辉、刘莉苹、朱媛、晏卫红、黄飞虎5名湖工大学生，在商学院王欢芳博士的指导下完成的。
调研者何人?
大多是农民工子女，想了解父辈们的生活
为什么做这个关于农民工的调研?
“调研组5个同学中，有4位来自农村，包括父母、邻居甚至曾经的同学，很多都是农民工。”袁辉介绍，唯一不同的是晏卫红，她父母都是做生意的，但从小在市场中长大，她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队员朱媛的父亲也是一位农民工。“平时会询问父亲在外面打工的情况，但父亲都说得比较含糊。”朱媛说，父亲养活一大家人，很不容易，她想通过调研，了解父辈们的故事。
调研如何开展?
调查了13个月，访问了70多家单位
确定课题后，从xx年9月开始，课题组5位成员开始了对株洲市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实地走访调研，一直到xx年9月结束，每周至少走访一次，光调查就花了13个月，共收集了200多份资料。
“调查对象包括城市四区的建筑工、超市员工、保安门卫、清洁工、服务员等，一共涉及了20多个行业，70多家单位。”袁辉介绍，调查一般是在下午或者晚上，等对方下班后才开始，由于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有限，每份问卷都进行了详细的访谈。
调研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阻碍。“遇到过很多白眼，有一次，我们到某酒店调研服务员的工资收入，还被保安赶了出来。”队员黄飞虎介绍，但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队员都坚持了下来。
调研有何收获?
改变了对农民工的看法，与父亲共同语言更多了
“之所以学公共管理专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父亲。”刘莉苹介绍，在底层工作的父亲一直认为，管理岗位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执意替女儿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跟父亲交流他在外面工作的情况，但搞完调研之后，跟父亲的共同语言更多，也更加了解父亲的不容易。”刘莉苹说，父亲现在最担心的，是以后的养老问题，因此，刘莉苹毕业论文的题目，也选了一个相关的课题，现在正在实施。
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8篇)篇八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xx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
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