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篇一

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20**年4月16日，中兴通讯遭美国商务部开出的“7年禁令”：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直到20**年3月13日。

20**年4月25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中方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但不畏惧贸易战，中方会坚定不移威武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美方态度：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他正考虑访华就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磋商之后，中美两国若能重启正式谈判，将标志着双方贸易僵局得以化解。

报道称，美方对华的示好姿态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听取双方意见。

中美关系的实质

实质就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根源。

国际分工体系是由各国制造业水平所决定的，是各国实力的真正较量，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而美国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国的制造业上。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贸易问题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借口。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

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其他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贸易战背后的思考

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而且是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载体源泉。

哈佛大学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但是今年来，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竞争优势加速下降。与之相比，20**年中国夺得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国务院明确提出20**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达到甚至赶超美国和德国的水平。

美国政治精英开出精算的处方：让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国博弈——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

美国

挑起中国周边事端，给中国制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战，获取市场准入

直接动武打击叙利亚，左右伊朗局势

签署《xxx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国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从区域化到全球化。

互联网+全产业融合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原油期货在20**年3月26日于xxx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中美关系未来展望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动机。

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

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篇二

在2011年年初，有学者总结2010年的中国外交，用了3个“年”——“周边年”、“海洋年”、“危机年”。2011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中国周边局势的会议，会后发布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与2010年相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二是消极面增多、矛盾复杂、动荡加剧。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有三点：美国战略调整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因素;中国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重要因素。

(一)正确看待美国及美国的“高调重返”

1、中美差距依然很大，别不把美国当回事

2、放眼世界，别把美国太当一回事。不要把眼睛老盯着美国。我们过去太在乎美国，美国的一举一动，皱个眉撇个嘴，我们都要琢磨半天。不要把美国太当回事。美国是我们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但不等于我们一切都围着它转。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放到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方位友好，周边也是全方位友好。跟全世界的关系理顺了，反过来,也有利于发展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3、正确对待中美关系：中美是对手，未必是敌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视中国为敌人。美国在恐惧中国军事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

4、“高调重返”难以短期实现。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西方困境并为真正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财政赤字、政府债台高筑。这些对它来说是比较深层次和长期的制约，使得它难以顺利地推进它“重返”的计划，有很多因素还在制约着它，所以我觉得对美国重返亚洲还是应该理性、冷静地看待，而不要过高地估计它，认为它是完全冲着我们来是、对我们完全不利等等。

(二)淡定从容，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决问题，关键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最根本的法宝。

1、不回避、不着急。周边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经阶段，必须要过这一关，躲不过去的，不能回避。现在问题来了，或者挑战来了，就得去坦然面对，去有效应对，否则永远不会真正的崛起。

2、要有发展战略，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政策要做调整。2010年，我国提出了要“塑造周边”，但是要怎么塑造，我们自己先得有个计划，得先有个模子。连模子都没有怎么塑造?这方面我们得学学美国!

3、“韬光养晦”与“敢做敢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个过程中，“韬光养晦”一定要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有所作为”、要有威严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让一些国家觉得中国难以挑战、难以侵犯、难以“忽悠”。

4、要讲“巧实力”，对周边国家区分对待。

(三)政经合一，协调周边关系

在周边问题上，中国以经济促政治合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单纯的经济让利已经不能解决摩擦。中国应该一方面通过继续深化经济联系，巩固与周边关系。同时也要增强周边外交中经济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协调性，善于将经济手段战略化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对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并适度运用硬实力的威慑力以争取和创造更好的周边环境。

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篇三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悬念、不安甚至紧张对立的状态。如今，尚未走出贸易战泥沼又遭遇全球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国领导人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概念，指控中国隐瞒疫情而鼓动调查、追责、索赔，上演冷战思维性质的反华闹剧；中国则谴责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这种激烈的话语对抗形势下，所谓“新冷战论”的悲观认知越来越得到理解。

但学术界似乎很少思考一个长历史现象，即中美关系危机化事实上反复发生。这与中日关系很像，原因当然是存在周期性发作的问题结构。中日关系遗留了战后处理未和解的历史问题；而中美关系的结构既与对日战后处理未完成有关，又是冷战政治遗产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处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的象征，确证着冷战政治结构的历史连续性。

在此番“病毒战”危机之前的贸易战中，美国就有“脱钩”之说和排斥中国企业、媒体的行动；但那时还不甚清楚所谓“脱钩”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个别案例的观感。而进入新冠肺炎疫情语境就形象化了：蔑视、疑惧心理支配下的嫌恶修辞，不惜夸张地要保持社会距离。这种近乎强迫性、常规化的非接触防疫姿态，成为中美关系危机的新冠表征，实在是一个巧合。所谓巧合，是说美国政要并非因为新冠病毒才抛出“与中国脱钩论”；疫情似乎给现在的中美关系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也不过是暴露了本来存在的问题并赋予其夸张声势的反应形式而已。现在有个流行词叫“舆论战”，可能是暗示某种对称、平衡的说法；活跃于媒体的学者常用这个概念，说美国在和中国打舆论战，刺激了中国，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国某领导人是“人类公敌”“世界和平的敌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檄文语法，渲染着紧张氛围。

以战争修辞表达对抗并称之为“舆论战”，在概念和事实两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体刊文称：“舆论战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证明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了第一定义权。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鲜有“舆论战”之说；而在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意义上，“舆论战”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舆论是指公共意见、公众意见，但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指控暗示着某种外交议程设置而并非一般舆论，把中国媒体的社论、评论当成公众意见则更是误解。总之，不存在两国公众意见打仗的事实。“舆论战”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就知道，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一般使用思想战、信息战、情报战、宣传战，以及观念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类。

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学者赖肖尔使用过“思想战”的说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输某种观念，而是通过组织日美学者的知识对话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术思想。这是国际传播的本义，传播就是通過信息交流达成共识；他公然声称与苏联搞“思想战”，所做的是美日知识对话，在历史叙事的现代化理论上达成共识，解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对照这种“思想战”工作，可以理解“舆论战”概念存在着所指不确定的问题。

但中国外交史上有过疑似当今“舆论战”的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六评”，这种美帝国主义大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当面向尼克松解释“打倒帝、修、反”之类的话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苏联的论战，以“九评”著名，但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澄清“讲了许多空话”。可见，以脱离事实的空话刺激对方只能给设置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外交议程制造精神障碍，使国际冷战趋于情绪化、激烈化。“舆论战”概念所指不确，可以说是“宣传战”。但历史证明它徒劳空言，心理上更明确政治边界、社会边界而使厌恶情绪扩大再生产。怎么消解对抗？回到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上，要提供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哲学的驳斥。所谓提供事实，就是知识生产。在中国经常有人讲话语权，但这个概念就错了，应该叫话语权力——首先有话语，因为话语而发生的权力。没有叙事和逻辑构成的话语而一味地宣誓或诅咒，不能构成关于问题的叙事和有根据的陈述，那种空话没人听，也就不会产生传播学意义的话语权力。

总之，要提供叙事，形成有实证根据的历史语言和有概念体系的科学语言，避免文学渲染和哲学空论，才能对话。有学者主张，提高话语权的方法就是盖过别人的声音，疑似暴力姿态。这完全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传统的政治学权力观，比如马克斯·韦伯把对于左右别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称为“权力”；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强力”（force），其新的权力（power）定义是指“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使别人的意志，而是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这种“交往的权力”就是传播政治学的权力观——并非强迫别人，而是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共识的范围即政治共同体，没有共识的强迫性权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从“交往的权力”概念理解，国家间政治的权力竞争作为外交的目标也是追求共识。因此，中美关系危机用“舆论战”或“宣传战”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结构作出知识确认，思考国际传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事实上，宣传战作为冷战政治的历史连续性表征，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战发展出的新形态。当前的宣传战修辞与传统冷战时代并无二致。历史如此展开，是因为存在着连续性结构。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全面对抗的传统冷战状态，当时中国流行“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说。建交以后，经过台湾问题折腾和美国对中国发动制裁的风波，邓小平有句名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贸易战时期流行“压舱石”，发生危机就转移到经济领域，以采购贸易作“压舱石”。现在流行“甩锅”，语言离国家间政治越来越远了，“压舱石”就已经很远，没有追究问题所在、交涉解决的意思。“甩锅”就更加戏剧化，这种搞笑的小品语言脱离叙事语境，与新闻、政治、外交的专业性有很大距离。“甩锅”的说法完全没有国际传播的对象意识，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国语境下才能制造“笑点”的怪话而已。 外交修辞的非专业化和戏剧化，回避了“真问题”。中美关系的“真问题”是什么？在中苏结盟与美国阵营形成冷战对抗，对日战后处理久拖至朝鲜战争爆发而使中美关系陷于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把对日战后处理导向建构日美同盟压迫分裂中国的国际法进程。杜鲁门总统公然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后来，日本、美国分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以战后处理象征“两个中国”的“日华和平条约”和把海峡两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经过中苏反目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冷战政治转型的所谓“正常化”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半永久化——为前提，美国则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象征干预中国统一的遏制政策，并无限期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尚未达成。

热战、冷战都没有和解，中美关系遗留着台湾问题这一冷战政治核心结构。近几年总是有人议论中美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新冷战”，新冷战这种概念未必准确——因为东亚的、中美之间的冷战从来没有宣告结束，现在的中美关系危机不过是一度隐性化的冷战又显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罢了。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美国概念是指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建立中美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解决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当时中国所接受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并非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识。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国方面曾经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从台湾撤军，基辛格表示美军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来美国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但在日韩驻军仍然能起到维持分裂中国的作用。基辛格所谓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似乎不无道理，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证明着话语权力偏在——他用事实、概念、理论能说服对方。而基辛格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总之，中国要求的美国撤军和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都没有实现而姑且搁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实上各有原则的假性共识。基辛格的“一个中国”立场表述堪称史诗级战略意识形态。所谓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不持异议，貌似肯定现状，其实暗中预设了一个可能：当两边不再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也会肯定新现状。总之，貌似“一个中国论”的“基辛格定律”隐喻着与大陆达成的假性共识发生破裂的可能性。为了减缓或者掩饰、遮蔽破裂，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到90年代就转变成贸易战了。明明是台湾问题作怪，但美国同时提出种种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用汇率、顺差、最惠国待遇之类新的议程设置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力工具，诱导中国的国家采购、经贸合作就成了维持台湾问题不翻船的“压舱石”。为了维持过去的假性共识而达成新的假性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危机的真实结构。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公然与“一个中国”政策挂钩，表明冷战政治结构完全显在化，中美关系的假性共识处于随时被打破的临界线上。其实，从基辛格1971年访华，美国就在摸索以“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美国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疑似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条款，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认定中国受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而隐忍。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台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攻势被利用于交涉贸易利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中美关系危机周期性和形态变异的规律。

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任意机会主义或自由机会主义。中国一再努力加强贸易合作、恳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国政府总是不满意，动辄威胁“脱钩”甚至切断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关系好像失去头绪、无从着手了。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问题被搁置，中美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过去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是假性的。直面“真问题”，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为了达成真实的“一个中国”共识，需要不断地进行外交对话，而不是接受美国贸易机会主义的引导去无限筹措“压舱石”——美国被如此满足了利益要求会越发蔑视中国，发展到种族主义会更加棘手。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贸易战和宣传战，疫情恐慌之下不过是突显了象征性。所谓象征性，就是从假性和解发生敌视、对抗，而发生权威性自我陈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的情况就可能导致蔑视，持续积累的蔑视则转化为歧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的歧视就是向情绪对抗、力量对抗过渡的临界状态。为了化解这种危机，需要通过把问题对象化的实证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图。这种知识生产是战略思想生产的前提，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精神过程。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有效机制是关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对话、战略思想对话，而并非立场、情绪的对抗。为了摆脱目前的中美关系危机困境，必须避免“怼立场”之类的情绪性回应，而应思考关系结构，确知怎样的回应才能赢得话语权力。鉴于中美关系危机的严重性质和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严重贫困，必须打破现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库体制，成立跨部门的专题研究智库，组织有实证研究经验的学者致力于中美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实证研究，在充分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可靠思想。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争要害也在于知识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报道国外学者对病毒来源、传播路径、疫情模拟的研究成果中摆脱美国的指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提供关于中国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权威知识话语。

从中美关系解冻、建交到发生种种危机至今的半个世纪，基辛格这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父一直是来中国奔走的信使和战略思想权威。现在，连他也认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危机。

独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显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变可能性和事实发展，导致对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常态化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警觉。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对话的可持续与否。基于这种传播政治学的原理，应利用知识生产推动话语生产和新闻生产、舆论生产，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

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篇四

中美建交已经三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我们必须要正确地面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局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两国间的关系。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十分清楚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两国外交关系破裂，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来说打击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关系还将长期保持。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由于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上升,美国则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受到削弱,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对美产生巨大心理冲击,美国内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警惕和制衡中国的论调开始回潮,对中方谈论“美国衰落论”极为敏感,产生过度反应,认为中国正利用美国衰落谋取利益。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的局面， 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心得精选篇五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