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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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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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文艺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条件前所罕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毛泽东文艺思想仍然是指引当代文艺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第一次鲜明地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开宗明义地回答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毛泽东还具体解释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根本上指明了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政治方向，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以此为开端，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及当时国统区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的立场转变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当然，这一时期，“人民”的概念和范畴较之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文艺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一方面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提出文艺要“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服务。邓小平的这一表述，在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形成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思想。到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本质属性是文艺的人民性。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反映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因此，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最强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二为”方向，是文艺工作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同其它社会制度下的文艺的根本区别。背离“二为”方向，文艺工作就会丧失人民性，失去社会主义性质，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针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必然到来。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再次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它同“二为”方向一道，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体系。

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学艺术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讴歌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高昂热情和崭新面貌。同时，文学艺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文艺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它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通过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给人们以美的艺术享受，从而收到塑造美好心灵、陶冶精神情操、丰富文化生活的效果。“双百”方针的提出，适应了国家和人民需要迅速发展文化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完全正确的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文学艺术界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尊重和支持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大力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党内“左”的错误日趋严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正确方针没有得到有效贯彻，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全局性错误，给我国文学艺术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正确方针被重新提到了重要位置。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强调，要继续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崭新面貌。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艺术、群众艺术等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解放，心情舒畅，他们以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的崇高责任感和饱满激情，为人民奉献了大量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质上乘的精神食粮，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繁荣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正确方针。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文艺事业就兴旺发达，文艺工作者就积极性高涨；而背离这一方针，文艺园地必定会百花凋零，文艺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创作热情也必定会被扼杀掉。今天，面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坚定地贯彻好“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使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原则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优秀文化。同时，中华文化也在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交往中，不断书写着新的辉煌。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毛泽东文艺思想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著名论断，文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提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还极为封闭。在那个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强调吸取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人类文明成果，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性和开放性。由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

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事业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成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我国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出去”、“请进来”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学艺术事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往，对繁荣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学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在时代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新形势下，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原则，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毫无疑问，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对国外的文化，我们要继承、吸收和借鉴，但是这种继承和吸收，不是简单的硬搬和模仿，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且，我们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国外有益文化，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我们应当珍惜、保护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使之成为新时期激励和鼓舞人民前进的强大力量。在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排斥外来文化，在文化上把自己封闭起来，只会延缓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但借鉴外来文化，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实践。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建设上，同样绝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更不能搞全盘西化。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道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著名论断，他还特别强调，“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因此，他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科学揭示了文艺和生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基石。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新的起点，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响亮口号，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正是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营养，一大批鼓舞人民抗战斗志、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中国文艺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伟大实践，开辟了我国文艺创作的崭新道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成为我国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自此之后的70年来，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和政府都大力倡导文艺工作者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群众交朋友。为推动新闻宣传和文艺战线深入现实生活，增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此外，中央宣传部先后推出的“三下乡”、“走转改”活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艺术家采风活动，各宣传文化单位组织开展的“心连心”等文化进工厂、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的活动，都架设起了一座座促进文艺工作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桥梁。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是从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和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中汲取丰沛的力量源泉，进而开创出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的崭新局面。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改进创新，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即使不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也可以洞察天下之事，可以获取文艺创作的各种素材，因而他们热衷于从网络拼凑材料进行文艺创作。还有一些人本来就把文艺创作仅看成是自我价值的展示和自我欣赏，根本不把群众的现实生活放在心上，一心躲进自己的“象牙塔”冥思苦想搞创作。这些倾向都是同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背道而驰的。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民生活的艺术再现。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文艺工作者必须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要求，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走到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把艺术才华的增长和艺术表现能力的提高深深植根于生活、植根于社会、植根于人民。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文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规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全面阐述了文艺工作涉及的重大问题，其中也包括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在深入分析延安文艺工作的现状后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它深刻揭示了文艺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认识和审美情趣的渐进过程，指明了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客观必然性。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现在已经过去70余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同那个年代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从目前我国文学艺术事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既重视普及工作，又重视提高工作，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依然是发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的底子都比较薄弱。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较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国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在大中城市、东部发达地区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文化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文化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村，在部分城市的基层社区，文化设施落后，群众文化生活相当贫乏，一些困难地区、困难家庭的农民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可言。因此，文艺工作必须把继续抓好普及作为十分紧迫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我认为，这里讲的“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首先需要做好普及工作。要把文艺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到基层，放到农村，放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和城市基层社区，关注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家的文化建设资金要更多地投向农村和基层，宣传和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要大力支持、扶助城市基层和农村地区的文艺工作，大力倡导文艺工作和文学艺术作品进基层、进农村、进社区，让基层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能读到报刊书籍，能看到电影电视，能欣赏到文艺演出，能有各种自娱自乐、愉悦身心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好普及工作，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宣传文化艺术部门的高度重视。

较之文艺的普及工作，提高工作的任务也极为迫切。一方面，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要看，中国是个文化大国，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第三大电影生产国，新闻出版业的总量在世界也位居前列，但中国还不是文化强国，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拿出高水准的文学艺术产品在世界上占据市场、扩大影响、提高地位。另一方面，从国内人民群众对文艺工作的需求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大背景下，人们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水准提高了，要求也更高了。广大城市居民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群众，已经不是简单地满足能看到电影电视和文艺节目，他们有高尚的审美需求，希望看到高水平的影视节目，愿意欣赏名人大腕的精彩演出，盼望有更多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各类群众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切，都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和政府以及宣传文化艺术部门必须着力抓好提高工作，努力扶持和创作更多思想内容好、艺术水准高、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艺术事业是循着普及、提高，再普及、再提高这样一个客观规律而发展前进的。普及工作做好了，群众自然会提出提高的要求，相应地也会孕育和促进文艺事业新的发展繁荣。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和日益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永远是激发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强劲动力。

毛泽东文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文艺思想照亮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制定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广阔道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文学艺术事业展现出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美好前景。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火炬必将永远闪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号角必将永远吹响。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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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二

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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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波

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内最早提出看齐意识的，是毛泽东。

在七大工作方针下讲“看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4月21日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看齐”的具体要求。

毛泽东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说：“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正因为如此，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看齐，是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下的看齐，是为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看齐。

毛泽东为什么讲看齐

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是有着紧迫的现实需要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这与当时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直接关系。

党的队伍迅速发展需要讲看齐。从建党以来，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也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党的队伍迅速壮大。l945年中共七大前，党员数量已经增长到121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民兵）达到了311万，在全国共建立了19个解放区，解放区的人口近1亿。这么大的党和军队，这么多的解放区，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不能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形成合力。要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就需要讲看齐，需要向中央看齐。

集中统一党內思想需要讲看齐。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内的思想还达不到集中统一，存在“看不齐”“不看齐”的问题。一方面，党内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完全清除，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还有存在的土壤，许多党员对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方针政策了解不够，思想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后期，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涌入延安，加入党组织，在给我们党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统一党内思想，凝聚党的力量，就需要讲看齐。

迎接抗战后新挑战需要讲看齐。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党需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四项亟待解决的问题：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为了完成这四项任务，就需要全党同志坚定“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信念，从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始终保持一致，攥紧拳头，打击敌人，迎接新时代。因此，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党内需要讲看齐。

中共七大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提出“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的要求，确保了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从这个层面上讲，讲看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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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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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姚米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内在联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
发展社会生产力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72-0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思想界和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争论和探讨。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思考。

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回顾历史，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较多地学习和搬用了苏联模式。到1955年底，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在1956年初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即开始着手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要取得了如下理论成果：

(一)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两个阶段、两步来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提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
1959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要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关于建成社会主义，即达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在1955年，估计需要半个世纪，后来又说需要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进一步了解，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已经接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框架。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56年，中共八大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后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没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当时已经把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还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新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比如，对于中共八大之后出现的自发经营、市场活跃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并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陈云提出了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这些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创新的萌芽。

(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58年后，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商品生产，必须遵守价值规律，中国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商品的流通还需要扩大，要将价值法则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他指出，在中国还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
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出现资本主义，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出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有益探索，无疑对后来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积极影响。

(五)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国推行敌视政策，中国长期处在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中。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向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的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还明确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创新的地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从大处讲，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初步探索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首先表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根本改变了。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如果说我们有失误，首要的表现就是建设思路的失误，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真切。他深刻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这一新思路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

其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4t：，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而是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公报同时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正因为有了建设方法方式的不断创新，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三，完善了执政党的活动方式和执政方式。

邓小平非常重视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问题。1980年1月，他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提出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之后，还在多次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党的十四大通过的部分修改的党章，再一次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又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写入了总纲。这是过去党章中从来没有过的内容，它正确地规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必须遵循的原则。

其四，创新了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法治和人治问题上，新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率先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视法治为基本的治国之道，开始了治理国家方式的创新，并形成了“从制度人手”的治国新思路。他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法治，他讲道；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五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这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治国思路、治国方略和政治发展道路等方面同以前相比有根本的不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88年征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

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其主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核心是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反对三大敌人，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和革命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是什么的基本问题。

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实现与时俱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体系。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局，不断坚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努力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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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五

毛泽东草书《忆秦娥·娄山关》鉴赏

毛泽东是中国书法史的草书大家，其草书艺术流布甚广，爱好研习者之多迄今无人能及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书法大家中，毛泽东当为影响最大的一位，这里所指的影响，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的影响，而是特指他的草书艺术流布甚广，爱好研习者之多迄今无人能及。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字润之。自幼聪明，八岁以前旁听私塾，诵《三字经》、《幼学琼林》，后入私塾六年，读《论语》、《孟子》、《诗经》，有“少年孔夫子”之誉。1914年~1918年，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求学五年。游学于岳麓书院和湘江之滨。“性不好束缚”，读书不辍。其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于此间逐步形成，并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1918年，25岁的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书法的研究，毛泽东曾研习过欧阳询的《九成宫里圈铭》、王羲之的《兰亭序》。解放后，毛泽东来到北京入住中南海，环境的优雅、胜利的喜悦，使他临写法帖渐入佳境。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还不忘带上一套《三希堂法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移情草书，借阅了大量的历代名家草书法帖。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写给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请将各种已存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各种草书手迹若干„„

自此以后，毛泽东潜心钻研草书，临习过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他还常读唐代的《草诀要领》、《草诀百韵歌》，披阅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等。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的草书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境界，成为中国书法史的草书大家，并因此在其逝世后入选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书艺巅峰时期最精彩的作品，标志着他草书艺术的最高成就《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作于1935年2月，当时党中央于同年1月初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随即中央红军于2月25日第二次攻克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毛泽东在随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后，触景生情，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词曰：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此词是毛泽东在其革命事业重大转折点所作，他本人也十分喜爱，多次书写留下墨迹有六幅之多，这件是六十年代初所写，此时的毛泽东草书技法已非常娴熟，回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激情澎湃，恣意挥洒，作品大气磅礴，意境雄浑苍茫，其势若惊雷闪电，其行若龙蛇盘行，筋骨内含，自然流美。晋王僧虔曾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而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人。此件作品汪洋恣意，任意挥洒，真正做到了诗词与草书艺术的高度统一，可谓神采兼备，既可远观神采，又可近赏其笔情墨趣。

毛泽东的书法意境源于他豪放婉约的性格、博览群书的学养以及革命经历铸就的政治家博大胸怀此作开篇“西风”二字大度潇洒，却一反作书浓重笔开笔的惯例，其细若游丝的线条令人如临空气稀薄、寒风凛冽的娄山关头，倍感革命的艰辛；“烈、长、空”之字形出怀素草法，被凛冽的“西风”高度压缩，“雁”字欹侧其形，恰补右下空白，天衣无缝；“霜晨月”墨色将浓遂枯，“月”字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似将清辉铺满大地，营造出一片凄凉的氛围；“马蹄声碎”，一路斜阳，再现了红军行进于贵州高原崎岖山道的真实画面，“喇叭声咽”至“咽”字情绪低缓，既描绘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场面，又表现了作者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作品在下阙中随词中的情绪转移而转移，笔调渐渐高扬，“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越写越潇洒，越写越奔放，节奏加快，字形加大，“铁”字纵笔飞舞，屈如盘丝，遒劲有力，“从头越”更是轻快摇曳，婀娜多姿，表现出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正欲一展鸿图的豪迈胸怀。“苍山如海”，以枯笔淡墨行之，幽远苍茫，崇山峻岭沐浴在茫茫雾海中如现眼前，“残阳如血”情绪转向深沉，用笔亦转趋缓，墨色逐渐加重，“血”字以行楷横撑作品之尾，仿佛残阳西沉之后，映红了壮丽河山，慷慨悲壮之意油然而生。

此作原是书写于三页纸之上，合起来却浑然一体。毛泽东草书作品章法极具特色，往往是无行无列，字体之大小完全任情发挥，变化对比极大，且字里行间相互穿插迎让天衣无缝，如同一体，故远观惟见神采，满纸烟云。此作二、三行“月、马、碎”之穿插环环相扣，末三行“海、东”旁逸斜出，遥相呼应，等等不一而足，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往往是文学、书法、作者修养的最佳组合。篆、隶、楷、行、草五体中，草书是最能抒情写意的一种书体。有人说，毛泽东即便不是大政治家，也算得上大书法家，我不敢苟同，书乃心画，毛泽东书法的意境源于他浪漫主义气质、豪放婉约的性格、博览群书的学养，以及革命经历铸就的政治家博大胸怀，促使他选择了草书来抒发豪情壮志，而他过人的天资与勤奋，最终促使他的草书艺术达到了雄踞于古今大家的行列当中。没有这些，他如果一辈子呆在韶山冲练书法，不可能达到独步当代、笑傲江湖的高度。

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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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广

笔者1996年参加工作后，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水滴石穿》的书，从中知道了康濯这个当代著名作家的名字。

康濯，原名毛季常，湖南汨罗人，生于1920年，中学时参加长沙省立高中的文学研究会，经常在校办刊物和《通俗报》上发表洋溢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和小说。1937年鼓动《湘阴民报》增办《文艺副刊》，率先发表散文《故乡琐记》。1938年奔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期学员。抗日战争期间先后编辑《文化导报》，主编《工人日报》《时代青年》。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我的两家房东》在当时影响很大。郭沫若誉之为“可以说已达到完善的地步”。1949年，在北京参与筹备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任全国文联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员。1954年任《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虽已离开农村，但他每年坚持下乡深入生活，写了大量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东方红》最负盛名。

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文坛比较沉寂，而周边各省文坛却相当活跃。湖南虽然有著名作家周立波、蒋牧良分别担任省文联主席、副主席，但这实际上是荣誉职务，他们人在北京，对湖南文坛的影响自是鞭长莫及。

1962年秋，毛泽东主席指示，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于是，无论资历名望还是所作文章，在全国都是一流的湖南籍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蓝四人回到湖南。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指示新上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给回湖南来的作家创造一个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张平化当即表态：作家们回湘后，分别享受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待遇。

康濯回到长沙后，担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持省文联日常事务行政工作。从此湖南文坛呈现勃勃生机。1966年，康濯被列为“写中间人物”的作家代表受到错误批判。1978年以后，康濯复出，成了湖南省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湖南文学界随后涌现出一批实力作家，如谢璞、王以平、谭士珍、谭谈、孙健忠、萧育轩、古华、叶蔚林、莫应丰、张扬、韩少功等；
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和《将军吟》，两部作品的作者古华、莫应丰都曾受到康濯的教益。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康濯等4位大作家返湘后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末，康濯又调到北京任专业作家，并成为中国作协的领导人之一，1991年去世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萧育轩撰文称赞康濯为“一代文学宗师”。

康濯在50余年创作生涯中，共写有33部作品，计300余万字，部分作品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文字出版，尤以《水滴石穿》在國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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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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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伟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货币管理机构曾发行过带有毛泽东头像的流通纸币多种，其中包括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发行的纸币，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发行的纸币；
由于年代较早、保存不易等诸多原因，现今遗留下来的已十分稀少，有些甚至极为珍稀罕见。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纪念、缅怀一代伟人之际，笔者将这些纸币加以归纳整理，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两大部分展示，并作以简要介绍，以期与读者共同赏析。

抗战时期带有毛泽东头像

的纸币

江淮银行纸币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江苏盐城成立了江淮银行，直属军部领导，行长由军财政部长朱毅兼任，副行长李人俊、骆耕漠。行址设在苏中，当时苏中区下属淮南、淮北两个区，后来还开设了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

1944年发行的蓝色伍圆券，以及棕色和蓝色贰拾圆券纸币上均印有毛泽东头像。蓝色伍圆券背面为浅棕色，票幅127×62毫米（图1）；
蓝色贰拾圆券背面为棕色，票幅120×67毫米（图2）。其正面上方印有刘少奇题写的“江淮银行”行名，左边和四角印有面额，右边为毛泽东头像，两侧有“苏中”字样。下方印有发行纪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下角盖有“江淮银行经理印”“江淮银行副经理印” 方形印章。背面图案的中间和四角印有阿拉伯数字面额，正下方印“1944年”。因时常遭受日伪“扫荡”“清乡”，在根据地无法正常印制，故该种纸币的发行数量不多，存世甚罕。

江淮银行纸币的钞版雕刻者为朱介生、戎乾初、华继培。

淮南银行纸币 淮南银行成立于1942年2月，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地方性银行。行址设在江苏盱眙葛家巷（今安徽天长境内），行长龚意农。该行发行的纸币共有7种面额，其中印制带毛泽东头像的纸币有拾圆和壹佰圆两种。

拾圆券版别，一种正面为红色，背面为蓝色，票幅142×72毫米；
另一种正面为紫色，背面为蓝色，票幅141×71毫米。壹佰圆券版别，一种正面为紫褐色，背面为紫色，票幅148×74毫米（图3）；
另一种正面为蓝色，背面为紫色，票幅150×73毫米。

文献记载，淮南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时间仅4年，即1942年2月到1945年10月25日。由于经过战争的洗礼，该纸币至今已非常少见。

淮北地方银号纸币 1942年6月初成立的淮北地方银号隶属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由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邓子恢等9人组成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任命刘瑞龙为董事长，陈醒为总经理。总银号设在苏皖边区行署所在地泗东县半城镇（今江苏泗洪县境内）。

从1942年6月到1945年8月，淮北地方银号先后印制了8种面额、34种版别的纸币，其中带有毛泽东头像的贰圆券有绿色、赭色、棕红色3种，伍圆券有红色、赭色两种。棕红色贰圆券无编号，背面为红色，票幅103×52毫米（图4）；
赭色伍圆券背面为棕色，图案为牛耕图，票幅124×60毫米（图5）。其正面上方印“淮北地方银号”，中部左侧为毛泽东头像，右侧为面额，下有发行纪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印”。该纸币十分罕见，为抗日根据地发行流通纸币中的珍稀品种。

解放战争时期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纸币

华中银行纸币 1945年8月，由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5个地区性银行合并成立华中银行。总行先是设在江苏盱眙张公铺冶庄，行长陈穆、副行长徐雪寒；
不久又迁到淮阴，开始发行华中币。1947年总行及部分分行在山东被北海银行合并。1949年5月改组，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华中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3种，在华中解放区流通。1948年北海银行币为华东解放区的本位币，两者以1：1的比价在华东解放区混合流通。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1﹕100兑收华中银行币。其中带毛泽东头像的纸币有4种面额，分别为1944年发行的江淮银行改华中银行红棕色伍拾元券，票幅129×67毫米（图6）；
1945年发行的华中银行蓝绿色伍圆券，票幅128×64毫米（图7）；
红色拾圆券，票幅130×65毫米（图8）；

棕色壹百圆券，票幅138×75毫米（图9）。

虽然华中银行是1945年成立的，但该行实际发行的纸币中却有两种1944年的版式。其中一种是拾圆面额纸币，为该行的首发币。当时为了尽快发行华中币，将江淮银行改刻为“华中银行”，并且加刻了首任行长陈穆的英文签名和“华中印钞厂”字样。但正面的“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和背面的“1944”制版年份已无法改动，因此出现了这种版式。而1944年版江淮银行改华中银行伍拾圆券为了节约原材料，将库存印好的“江淮银行”伍拾圆券划线加盖成“华中银行”字样，更证实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东北银行纸币 东北银行于1945年11月12日成立，行址设在沈阳市大西关，总经理叶季壮，副经理王企之。1945～1951年间，东北银行为了有效保证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需民用，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共发行了14种面额、60余种版别的地方流通券，为全国解放后的币制统一和金融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7年7月15日，东北银行曾经发行了4种带毛泽东头像的纸币，面额均为伍百圆。相同的是正面上方都印了行名，左右和四角均印有面额，两侧带 “总经理章”“经理之章”方形印章，正下方均印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印”。不同点是第一种正面呈红色，票幅149×57毫米，左侧印有毛泽东头像，两侧各印有“地方”“流通券”字样。第二种正面呈蓝灰色，票幅148×61毫米，毛泽东头像同样印在左侧。第三种正面呈蓝灰色，票幅149×57毫米，右侧印有毛泽东头像（图10）。第四种正面为蓝黑色，票幅149×61毫米，正中印有毛泽东头像（图11）。

长城银行纸币 长城银行成立于1948年2月，行址在冀察热辽解放区的宁城县，行长史立德，副行长申玉洁。该行发行了5种面额的“冀察热辽流通券”，流通于河北、察哈尔、热河和辽宁的解放区。

长城银行币的发行比较统一，是冀察热辽解放区法定本位币。其中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伍佰圆券共计5种，是委托东北银行在佳木斯印制。票面图案与东北银行的伍百圆券毛泽东头像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尺寸和票面颜色，其票幅和颜色分别为146×59毫米，橘蓝色（图12）；
146×60毫米，青黑色；
150×60毫米，紫黑色；
149×60毫米，青绿色；
148×59毫米，青灰色（图13）。1949年1月东北银行接管了长城银行，同时在其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银行热河省分行，长城银行纸币即停止发行。

北海银行纸币 北海银行创建于1938年12月，行址在山东掖县，行长张玉田。1939年8月该行在山东莱阳张各庄重建，行长陈文其。后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陆续成立了各个分行。1940年8月，总行在鲁中沂水成立，行长艾楚南。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不仅是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币，而且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华北、华中解放区的本位币。

目前发现北海银行唯一带毛泽东头像的纸币，是1948年印制的黄紫色壹仟圆券，票幅130×57毫米（图14）。左侧花框内为面额，花框外印有“山东”二字，花框下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印”字样，无编号和流通痕迹。由于北海银行在1948年12月1日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因而该币尚未正式发行，故而十分珍贵。

滇黔桂边区贸易局流通券1949年1月1日，桂滇边区游击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为配合解放广西，筹措粮饷补给，成立了滇黔桂边区贸易局，并印制了一批“滇黔桂边区贸易局流通券”，但未发行流通。后来将其中一部分改为公债券使用。

迄今为止，该流通券仅见“壹元”和“伍圆”两种面额。其中棕红色壹元流通券，票幅133×56毫米（图15）。正面左边印有毛泽东头像，右边为工人图案和竖印“局长全明”的签名，上方自右至左印有“滇黔桂边区贸易局”和“流通券”字样，中间花框内为“壹元”面额，下方印“1949”年号。背面为黑色，主体印有农民耕作的图案。紫红色伍圆流通券，票幅150×60毫米（图16）。正面毛泽东头像印在右边，偏左上方为“流通券”及编码，中间为“伍圆”面额、下方印有“滇黔桂边区贸易局”字样，左边竖印“局长全明”的签名。背面为紫色，主体印的是农民收获稻谷图案。

另外，全国解放前夕，还有一些地区的民主政权为了稳定地方经济，解决财政之需，曾发行过只限本地使用的流通券和代用券，这些票面上有的就带有毛泽东头像。如1949年初发行的“皖西四专流通券”，其中带有毛泽东头像和“工商管理局”“皖西四专”字样的“伍角”面额流通券，由皖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单独印制，正面呈青紫色，票幅89×50毫米。背面为褐色，印有“本币以公粮税款作保证金，拾角抵银币一元，完粮纳税”等字样。

1949年5月中旬，华南解放区中共新高鹤地工委决定以“鹤山县第四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制发行“粮税代用券”，其中有3种票面带有毛泽东头像，分别为蓝绿色“贰元”，棕色“壹元”，蓝绿色“伍毫”。随后，人民政府又在高明、高要、新兴等区县陆续发行“粮税代用券”和“军粮代换券”，其中带有毛泽东头像的共计9种，面额有壹元、伍毫、伍角等。“粮税代用券”在解放区用于向人民政府交粮纳税，也可在市场流通。它的发行，对促进解放区工农商业的发展，稳定解放区经济，保障部队供给，提高人民政府的威信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同年10月20日，该币停止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按比值兑换人民币。

在新中国成立前，民主政权发行的纸币上印有毛泽东头像，体现了人民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但建国后毛泽东本人却坚持不把自己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这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的无私精神和宽广胸襟，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他的头像才出现在人民币上。这些带有毛泽东头像的早期纸币，不仅是人们借以缅怀伟人功绩的载体，更是中国革命进程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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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报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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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4）03—086—07

[内容提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高度自信，这种自信建立在他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的深刻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之上。研究毛泽东制度自信的基础和依据，对当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有益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础和依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依据之上。分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和依据，可以深切体会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信心，这对当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基础和依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性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历史必然性是社会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制约性。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实际和新情况，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1]“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2]并创造性地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步骤，即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步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前提；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宪法》，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以一个自觉自信的共产主义者，义正辞严地予以抨击和驳斥。他指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3]同时，他多次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他还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这里，毛泽东谈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成为附庸，就不能独立发展，就会长期落后。这种分析符合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现实，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5]

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色的深刻把握

第一，能够促进生产力较快发展。选择社会制度的根本依据在于这种社会制度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毛泽东认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6]他还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7]1956年工业总产值为703.6亿元，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所要达到的水平；农业总产值为583亿元，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51.3%。毛泽东高兴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8]

第二，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主要是国内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上推动经济全球化，缓解生产相对过剩。这两种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根本矛盾。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9]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使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的问题。由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靠根本制度变革，而是主要靠利益协调、法治建设等具体制度的完善。

第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既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民主权利，又能最大程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调动起来，形成共同意志，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力量，保证重大项目的实施。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0]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一五”计划期间，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0年代和70年代建立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都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紧密相联。

第四，能够广泛地发扬民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民主制度框架，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原则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的优势，不仅能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决策，体现绝大多数人意志，又能确保国家权力协调，保证制度运行的高效性和方向性，避免三权分立带来的相互牵制和扯皮。毛泽东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指出，“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1]

第五，能够维护国家统一。1922年12月，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政治发展形势，对一部分已经宣布独立并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通过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加以解决，使得民族关系相对比较松散。中国采取的不是联邦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适合中国实际，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它确立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实现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利益的统一，避免了“中央集权”和“诸侯割据”的种种弊端。周恩来在谈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指出，我们不主张民族分立，也没有采用联邦制。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他还阐明，作为一种政策、一种制度，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为了自治而自治，而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立、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12]

三、对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坚定信念

制度是价值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也是价值理念的特殊载体。资本主义制度遵循资本逻辑，形成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的根本弊端。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克服这一弊病，使原则和实践在这里不再互相矛盾。

第一，能够实现社会公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4]恩格斯又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5]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矛盾得到解决，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剥削，提供了实现真正社会公平的经济基础。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组织社会生产，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在谈到人民权利时，毛泽东指出，劳动者应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6]

第二，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克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他极力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在谈到合作化时，毛泽东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7]解决两极分化的途径就是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走合作化道路，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同时反对自私自利，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当然毛泽东也反对搞平均主义，认为“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8]虽然后来由于毛泽东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农业合作化过急过快，在分配上也犯了平均主义错误，但他强调的共同富裕原则符合社会主义价值，为后来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渊源。

第三，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首先，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比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能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过太平日子。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1965年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其次，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已被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出现过“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问题的重视，我国经济总体上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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