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调查汇报（优质14篇）
劳动力调查工作简报
这次我校五年级学生开展了综合实践课，主题为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们指导学生进行了调查走访，指导学生记录，开展汇报活动，师生都有所收获。
一是思想认识不够。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比较忽视，对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开展极少。从农民方面看，有的还是老观念，依赖政策思想严重，遇到困难找政府，自己不主动解决；有的认为可参加可不参加，无所谓；有的认为培训是形式，没有什么作用，不想参加，积极性不高。
二是培训难度大。一方面是农民居住分散，外出劳力多，居住不固定，经常变迁，难以统计、通知和组织；另一方面，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接受新技术能力较弱，直接影响培训效果；同时，培训场所、设施、教学条件等都有一定的限制。
针对上述情况，我认为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要从如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要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培训工作要制订较长期的规划和每年年度计划，各有关部门要围绕政府确定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认真调查研究，明确各自的工作任务和具体落实措施，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搞好培训工作。农业部门要切实搞好“专业农民”的培训工作；劳动社保部门要切实搞好“转业农民”的培训工作；教育部门要切实搞好预备劳动力培训工作；有关成员单位都要结合各自部门的工作职能，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将工作部署、工作重点、工作要求和工作进度与各有关单位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及时掌握情况，加强具体指导，确保工作步调一致。要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为基层单位和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
二、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切实把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它作为一件群众的实事来办，作为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途径和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的作用，运用媒体、报纸、专栏、资料、各种大小会议等，大力宣传有关政策。首先要克服基层干部的畏难情绪，促使他们从思想上重视起来，积极开展培训工作；第二要转变群众的不正确认识，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促使改变老的思想观念，积极参与培训；第三要帮助企业提高认识，促使他们重视当地劳动力，支持政府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三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农民参加培训。凡是低保对象、残疾人、低收入农民、被征地农民以及第一次参加培训的农民，一般给予免费培训。真正做到“农民培训、政府买单”。结合当地的实际，邀请各界专家到办学点授课，培训的内容相要丰富，授课内容和山区农民的生产实践结合要密切，实用性要强，对指导农民的生产要能起到了切实的作用。
四、要开拓思路，切实搞好培训。各级政府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巩固工作成果，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方法，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需而设，因人施教。同时，根据从业需要，丰富培训内容，为拓宽劳动力就业路子创造条件，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在开展培训工作中，要把从业思想道德教育作为一项培训内容，教育就业人员在提高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的同时，要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在就业或经营过程中，要讲道德、讲诚信、讲文明。
五、要跟踪服务，推动就业。培训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越多的受过培训的农民尽快找到就业门路，找到适合专业技术的工作。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和拓展培训后转移就业的渠道。培训机构要主动了解企业用工需求，落实相应培训计划，积极与企业联合办班，按需培训，提高转移率。二要组织专场推介会。农民经过培训后，集中举办农民就业招聘会，组织企业设摊招工，进行双向选择。要完善信息网络平台，进一步健便捷的信息渠道。同时发挥劳务公司的带动作用，帮助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应积极承担起服务的责任，树立“按需服务”的理念，提供及时、优质的信息服务、培训服务和管理服务，积极探索法律维权服务，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的一体化服务机制。
文档为doc格式。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园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土地这个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被大面积征用，被征地的农民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如何促进被征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已成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此，××市妇联紧紧围绕这一工作中心，急党政所急，想妇女群众所需，尽妇联所能，面向广大失地妇女，在调查失地妇女就业现状、加大培训、进行就业推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帮助和引导广大失地妇女提高整体素质，提高劳动技能，帮助和引导农村妇女实现劳动力转移，服务于农村，服务于经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农村妇女劳动力24.68万，已转移20.34万，占82.4%。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原创：有63.7%转移至第二产业，其中从事工业的占57.2%；转移至第三产业的仅占11.2%。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多数是从事轻工业和加工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为主，如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等。
2、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在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劳动力所占比重达80%。各年龄组的构成为：25岁以下的占15%，25-35岁的占30%，35-45岁的占35%，45岁以上的仅占20%。
3、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以就地为主。我市妇女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在本镇或邻近乡镇工作，属于典型的“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至本镇的占77.4%；转移至本市外乡镇的占18%。在本市范围内转移的人数占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95%以上，而转移至本市以外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比例不足5%。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我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通过出台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对劳动力的安置达成协议。有些地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明确规定在建企业要优先安置本地劳动力，以利于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对农村劳动力实行养老补助和社会保障。如新港镇对16-35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110元、期间2年的待业金，对36-50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对50周岁以上的失地妇女每人每月发放141元的养老金。三是由政府出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和“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村劳动力实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指导培训、免费提供求职登记、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四是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被征地劳动力。用人单位招用年满40周岁的农村被征地妇女劳动力，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按相关规定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五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凡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办个体工商户的农村劳动力，创业经营一年以上，参加社会保险且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由所在镇政府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六是设立“就业岗位贡献奖”。凡当年招用本市农村劳动力达到200人或城乡劳动力达到150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本地劳动力占职工总数达60%以上的用人单位，由市政府授予“就业岗位贡献奖”。
在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中，我市各级妇联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各级妇联重视对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市妇联利用市家政服务中心、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失地妇女提供培训、发证、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各镇场妇联以镇妇女干部学校和村妇女之家为阵地，以“十万农家女，十项新技术”为重点，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培训、“五学”活动、科技结对等活动，引导农村妇女增强致富本领。另外，新港、练塘等镇利用妇女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校成立了农村妇女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失地妇女劳动力开展“定向”和“订单”式技能培训。二是拓展就业服务渠道。我们以“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为载体，以“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抓手，广泛协调，逐步形成了“城乡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就业”的格局，帮助失地妇女开辟多门类就业渠道。家政服务中心开设了钟点工、职业介绍、房屋中介等系列项目，推出了家政服务卡，招募了小美容、小书屋、小花店等多家“八小”服务业加盟店，带动失地妇女就业。
中心还与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联网，在网上为失地妇女寻求就业信息。每年我们通过举办女性劳动力招聘专场，为失地妇女劳动力寻求工作岗位。三是鼓励自主创业致富。通过举办女性创业知识培训班、农村妇女创业致富现场会、巾帼创新业演讲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村失地妇女增强创业本领。鉴于家庭工业在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方面的独特作用，组织农村妇女参观家庭工业现场，引导农村妇女积极创办家庭工业。充分发挥女企业家的辐射作用，在帮助她们成就事业的同时，引导她们带动失地姐妹共同创业，为失地姐妹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培育女能手、女状元、优秀创业群体，评比创业标兵，宣传创业典型，使农村失地妇女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四是深化“双带双扶”工程。通过实施“双带”工作，建立妇女干部联系制度，带动农村妇女致富。近年来，共涌现出“双带”妇联干部104名，带动吸纳近万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召开了“双扶”工作现场会，将对贫困妇女的扶贫由原来的单纯扶贫扩展到扶贫、发展、创收为一体的开发式扶贫。给予“三八”科技示范基地资金、项目上的扶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一方妇女致富。
近年来滤布，我市失地妇女在转移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失地妇女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转移的需要。农村失地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特别是许多大龄失地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文化偏低，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虽然就业愿望强烈，但成功可能较小。就业观念方面，多数失地妇女就业观念上缺乏自主创业精神，认为妇女只能在家做家务；就业方式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等待政府安排岗位；就业心理上准备不足，对脏、累等工作不能承受，缺乏按照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自我重塑的主动意识。
2、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一是农村妇女进城的“门槛”依然很高。农村劳动力在各类企业中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另外，农村劳动力也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缺乏分享现代化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生产力系统中。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配套还未相应到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随着企业及经营性事业单位的改革的深化，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势必增加农村失地妇女在本市城市就业的难度。三是随着村级经济的减弱，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能力下降，就业矛盾随之变得突出。加上开发区载体建设征用土地后，原有的村级企业被拆迁，村级企业就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不少农村妇女面临失地又失厂的境遇。
3、用工单位的外地化制约着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由于外地劳动力流动性大，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法制意识相对较差，出于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我市许多外资企业和个私企业都热衷于使用外地劳动力，不愿为本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市外来劳动力相当于本地转移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
4、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健全，压滤机滤布处于自发状态。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转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形成规模流动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调节与适度计划调节结合不够，原创：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还不完全。从近几年我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流入城市打工，流向私营企业，还是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依托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受市场经济因素趋动的较多，缺乏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有序转移，可以说都是属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发的转移，带有较强的盲目性。
1、加强教育，引导失地妇女转变就业观念。要引导失地妇女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既要看到困难，又要抓住机遇，正确认识自己，在参与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要引导失地妇女抛弃“统包统配”等旧的观念，树立新的择业观，增强新形势下的危机感。尤其是中年妇女要正视现实，认清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择业观更要趋于现实，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实现就业。要引导妇女明确“四自”精神内涵，塑造独立人格，以新的姿态、新的作为争当生活和事业的强者，树立新时期妇女的崭新形象。
2、搞好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要依托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家政服务中心、妇女学校、妇女之家等阵地，通过乡镇建立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村妇女特点，多渠道、多形式、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如家政、电脑、缝纫、餐饮服务及一些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实现转移提供保证。
3、鼓励创业，为失地妇女提供有效服务。鼓励妇女创业是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形式。妇联组织要积极鼓励和发动农村妇女创业。要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推介会等，激发农村失地妇女创业的热情和信心；要加强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妇女创业的素质和技能；要加强服务，为农村妇女创业提供信息，为她们办理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提供便利；要扶持好已创办的企业，做大做强妇字号服务品牌，吸纳更多的失地妇女劳动力就业。
4、加快发展，为失地妇女拓展就业空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快速简便的转移，而且以工补农，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妇女生活水平。我们认为，实现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可做到“三个一批”。
一是通过发展企业吸纳一批。企业是实现女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阵地。因此要做大做强企业规模，着力培育区域特色经济，增强企业特别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加工业。调查表明，家庭工业有着劳动时间灵活、生产成本低，能够提高单个劳动力使用率等优点。因此要充分认识家庭工业在现阶段对吸纳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政府要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扶持促进家庭工业的发展。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一批。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工业化的基地，小商品的集散地。它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有利于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降低转移的成本和风险。小城镇的建设直接带动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妇女的就业空间，给她们提供了众多适宜的就业岗位，如餐饮娱乐业、旅游服务业等，实现了农村妇女劳动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三是实施“双带双扶”工程帮扶一批。要继续发挥女企业家、妇女干部的带动作用，在项目、资金、技术、信息和就业岗位等各个方面积极开展“手拉手、一帮一”结对帮扶活动。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不满足当前传统农业经营带来的微利，在家乡又找不到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因此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农民越来越多。据宜章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表明：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已成为近几年宜章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而这种“主体”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来完成。如何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全县农村劳动力结构现状。据农村住户调查：xx年全市农村劳动力为26.68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8%；从性别结构看：男劳动力占54.85%，女劳动力占45.15%；从所从事的行业看：第一产业占69.71%，第二产业占10.76%，第三产业占19.53%；从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3.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7.9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3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34%，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3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29%。从以上结构可以看出：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性别结构较为合理，但劳动力水平较为低下。
（二）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农村“人多田少”现象的日趋严重，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一股热潮。据调查：全市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8.5万人，其中省外7.53万人，省内0.96万人。上半年新增转移人数2.1万人，其中女性1.07万人；在新增成员中有0.06万人接受了职业培训。总体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地带。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较以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不再满足温饱型生活。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工资、高收入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部冲动和外部拉力作用下，近几年大规模地向广州、深圳一带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了更多农民前往这些地方打工赚钱。据调查，我县上半年外出打工的就有74%分布在广州和深圳一带，少数分布在省内其它地市.
2、二、三产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据调查：农村输出的劳动力有74.6%从事工业和建筑业，其次是商业、餐饮等服务业。男性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的住房建筑、装修以及电工、木工等工作，女性主要从事制鞋、电子装配等工作。也有些举家外出承包田地种西瓜、养猪等，但为数不多。其他主要从事各种服务行业。
3、劳动力就地转移人数明显增加。出现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1）近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趋于饱和；（2）一些重点工程在全县相继开工建设，沿公路两侧新开办许多采石、水泥预制件等配套企业以及公路建设工地均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3）个体私营经济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吸引了一部分劳动力回流。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兼业性。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与土地紧紧地联在一起，大部分非长期性外出务工的农民，往往是既“忙外”又“忙内”，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耕种。
近几年全县外出劳动力人数虽逐步增加，但转移的速度却有所趋缓。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转移的劳动力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赃、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
2、两广和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基本趋于饱和。由于沿海发达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各大城市的部分企业不景气，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大幅增加，面临城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双重压力。因此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多属自发性、盲目性，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和权力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自发的多，有组织的少，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状态。由于缺乏宏观调节手段，劳动力输出后的情况无法了解，利益无法保护，如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事故等也无人过问。少数人因找不到工作就出现偷、盗、扒、窃等违法乱纪现象。也有少数人借打工之名，外出超计划生育。
根据以上情况加以分析不难看出：今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如不及时更新，要找到理想的工作，挣得满意的收入已是越来越难。要想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必须积极地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全县劳动服务中心已初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1、建立乡镇劳动保障站和劳动信息网络，形成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不冒烟的工厂”，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扶贫工程，是不交学费的“商业大学”，也是全县这样一个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地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积极稳妥的开展好劳务输出，全市就业服务中心利用这次机构改革的机会，加快了乡镇劳动保障站的建设。已建9个乡镇劳动保障站全部配备了1—3名专、兼职人员。全县13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劳动保障站，岩泉.关溪.笆篱建站率超过75%。劳动信息网络的建立已在构思当中，的确亟待落到实处。因为它的建立将会使劳动力转移和跟踪服务更加规范、更加简捷方便。
多数务工成员只能从事普通体力劳动有技术、特长的只占10%左右。针对这一情况为满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对技术的需要提高就业率必须对务工成员进行多方位的技术培训坚持“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据调查：今年各乡镇相继开设了缝纫、电脑、保姆、保安、幼教、焊工、美容美发、家电维修、养殖等专业培训民工960多人。通过培训使他们一经转移就能上岗在竞争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既有利于生产的稳定发展又增加了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
3、挖掘劳务资源，广开服务渠道。由于全县与两广接壤，打工妹大都以老带新方式输出，而男工及中年妇女输出就没有那么活跃。针对这一现象，就业服务中心及时与广东等地的信息联络员联系。仅麻阳镇今年上半年就向广东省的中山、南海、东莞等地输送男工657人，从事家政服务的中年女工246人，保安人员187人。为全县劳务输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受农村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欢迎。
从以上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可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还可以以此为突破口，搞活全县经济。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门外的钱抓回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劳务输出，把外面的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的经营理念等学成回乡，积极带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全县在这方面的工作已迈出了新的一步。
1、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给农业生产提供了较宽裕的流动资金，而且带动了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如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及职业教育和社会办学的发展。据调查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则增长较缓。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了农村居民增加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经。
2、劳动力转移带动全县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在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中姣姣者学到了过硬的技术，赚到了大把的票子。为此，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回乡办企业。如减免有关税款和相关的行政性收费、争取银行低息贷款等，为返乡创业人员创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参与小城镇建设。
3、劳动力转移加快了全县小城镇建设的进程。由于两广地带劳动力的需求基本趋于饱和，其工资、待遇与内地收入越来越接近，且工作时间长，路程远，开销大。再加上近年来全县恰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衡枣高速、洛湛铁路、贵福铁路、永连公路等重点工程的相继开工，在给全市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带来了巨大机遇。一些打工回来的青年因外出开阔了眼界，学回了技术，积蓄了一些资金，他们不再安心几亩田的收入，大多来到县城或小城镇经商、从业，从而加快了全县小城镇建设的进程。
1、科学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发展本地经济的有利前提。由于一些地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种种偏见，认为这是对农村劳动力的一种廉价出售，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剥削。由于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同，它的作用和重要性一直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各级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更谈不上系统的管理和引导。据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广大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和农业生产及农村住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许多外出务工的青年学成回乡，争当创业之星，带动了全市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一个足够的认识。
2、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专家们认为，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农业效益下降，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有限，农业科技水平落后导致农产品竞争力差。许多地方都存在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因此，适时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进而提升农产品质量，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和农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地转移。
3、扶持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企农“双赢”。依托资源建基地，面向市场求发展，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方向。龙头企业的主要作用是：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进入农村，农产品和劳动力流出农村，实现企业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因此，扶持和壮大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发展产业化就是发展农业。不仅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安排了剩余劳动力就业。
劳动力调查工作简报
为了更好地开展20xx年劳动力调查工作，肇州县统计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能为市局进一步改进劳动力调查工作提供参考。
一、建议市局下发20xx年劳动力调查工作通知和实施方案等正式文件，指导并规范此项工作，便于统计局向其他协调部门传达精神。
二、建议市局尽早明确两员补贴标准，并下发文件，为县编制预算，发放两员补助提供依据。
三、建议市局能够深入县区对两员进行培训和指导，提升两员的业务素质，对于工作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解答。
四、建议市局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使更多的人了解并支持此项工作，便于县区开展调查工作。
五、建议市局在调查工作结束后能组织评比、表彰和总结，充分调动两员工作的积极性。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并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人走访了两个村，并选择了100户有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且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某某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截至20xx年末，全镇耕地面积2938公顷，占全镇总面积的30.2%；农业人口5.8万人。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如下六大特点：
一是从转移人数看，总数较为稳定。20xx年至20xx年，某某镇分别转移农村劳动力1.7万人、1.81万人、1.80万人、1.73万人和1.75万人，分别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3%、48.1%、48%、47.5%和47.8%，从总量和占比来看，变化都不大。临时性外出务工人员减少，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劳动力转移队伍相对较为稳定。从100户的调查结果看，20xx年转移的203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务工（一年以上）的占99%，临时性在外务工的仅5人。
二是从转移渠道看，无序外出偏多。近几年来，政府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工程”，旨在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能充分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输出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亲友帮带和自闯为主，有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不高。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劳务机构介绍的仅占11.6%，亲友帮带的占42.2%，自闯的占41.8%，其他形式的占4.4%。
三是从产业分布看，以二、三产业为主。经统计，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进入一、二、三产业的分别占0.9%、56.1%和43.0%。
四是从转移流向看，以东部沿海为主。20xx年，某某镇转移的1.75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省外和境外的比例分别为21.3%、78.6和0.1%，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占76.9%，到西部和其他地区仅占1.7%。东部沿海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西部开发大战略的实施也对内陆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从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仍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中地。
六是从文化程度看，以初高中为主。20xx年，某某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分别占13.1%、70.5%、15.6%和0.8%。入户调查的203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48.7%、38.8%。
（一）正面影响：
1、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近5年来，某某镇每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劳务收入总额均在2.5亿元以上。据对100户样本家庭的调查，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14127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另一方面，增加了留守农民的生产收入。由于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出台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人员闲臵的土地一般都会被留守农民耕种。调查的100户样本家庭中有36户对耕地采取“转包给他人”的方式进行耕种。
2、返乡创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个财富积累和技术学习的过程，部分外出务工者在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拥有一定管理或技术水平后，尝试回乡自主创业。据镇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20xx年末，全镇返乡创业成功的有86人，兴办企业37家，解决了1900人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某某镇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某，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打工，20xx年返乡创业，利用自己在打工期间学习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投资300万元成立化工有限公司，20xx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00万元，上缴税金42万元。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污染少、效益好，得到镇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xx年公司再投资200万元建设二期生产线，计划在5年内实现产值过5千万，上缴税金上150万元的目标。
3、开阔视野，促进了农民观念转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都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民工在打工创业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观念也得到一定的转变。据调查中一位村支书反映，以前基层选举很多村民都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也是随便投票，现在换届选举时有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都特意赶回来参与投票，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此外，在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现在的农民相比过去都明显增强。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负面影响：
1、造成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耕地面积并未明显减少，但农村土地的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部分面积小、位臵偏、灌溉不便的劣质田被荒芜，荒芜比例低的村有1%，高的达4%，被抛荒的主要是不便耕种的劣质田。另一方面，粗放式经营使部分耕地实际上处于半荒芜状态。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部分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粮食单产水平得不到提高，并且多为单季播种，耕地处于一种实际上的半荒芜状态。据对100户样本家庭调查显示，61%的耕地由家中留守人员耕种，双季稻的播种比例在75%左右。
2、延缓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水平稍高者大部分外出务工，懂经营会生产的农业高素质人才相对缺乏，大部分留守农民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不快。据统计，近两年来某某镇农民粮食收入占农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在65%左右，与该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无关系。
3、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老化是一个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水库、塘坝和灌溉沟渠损毁严重，灌溉功能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来国家加强社会。
劳动力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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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
劳动合同。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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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现有农业人口76.38万人，农村劳动力48.2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26.1万人，输出到县外13.8万人。主要的外出务工地区为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占总劳务输出人数的77%。据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对外出务工返乡的调查结果，截止xx年1月底，我县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共返乡36156人，其中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裁员返乡13190人，占全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9.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我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将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针对当前面临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一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为切实做好稳定就业工作，我们成立了**县返乡民工就业工作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掌握我县农民工返乡动态情况、人力资源供需变动情况，制订应急措施，帮助返乡民工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二)建立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监控。
为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我们建立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的长期监测制度。通过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对本辖区的返乡民工随时进行摸底、登记，定期上报。随时掌握全县的农民工返乡状况。对一次性返乡超过100人、一天内返乡超过1000人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
(三)主动搜集本地企业的用工岗位。
采取“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全面细致的掌握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困难企业的用工需求状况，做好人力资源供求监测分析和用工调控工作。通过人力资源市场的优势和信息发布宣传栏、电子大屏、手机短信发布等方式多渠道发布信息优势。依托电视台、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等新闻媒体发布单位招聘信息、个人求职信息和招聘会信息，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能有更多机会和途径了解就业信息，使返乡的农民工能与用工企业及时对接。大力开展服务项目多、服务态度好、服务水平高、服务质量优、服务效果实的大中型招聘会，春节前，我们召开了2次返乡民工的专项招聘会，共召集了86个企业，提供xx余个岗位，当场匹配成功800余人。xx年2月24日，我们联合无锡、徐州市的劳动保障部门，组织了xx年春季返乡农民工招聘暨南北劳动力交流大会，此次招聘大会，182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1211个就业岗位进场招聘，吸引了1.5万名求职务工人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612人，有效地促进了我县返乡民工的就业，得到了省、市劳动保障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全面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一是对返乡民工和本地企业失业人员开展基本素质的培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聘请教师、发放教材，对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而被裁减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讲解择业知识和必备的务工常识、法律法规。二是以创业培训为重点，努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该把金融风暴引发的民工返乡的不利影响看成是培训人员、提升素质的有利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从营造创业培训氛围、保证创业培训质量、强化创业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水平和创业成功率。通过培训返乡民工促进就业升级。
(五)搭建创业孵化园，引导创业，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地再就业。
为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优先选择手中有一定资金或门路的失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镇建立农民创业园。在园内设立办公室，成立劳动服务站，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业促进就业平台，努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形成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柳新镇机械加工创业园、马坡镇玻璃制品创业园和黄集镇家禽孵化、养殖创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共吸引39家企业进入，带动就业xx余人。
通过多方努力，全县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返乡的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重新就业，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力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率达到95%以上，实现“保就业、保增收、保稳定”的目标。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县带来的冲击，“率先达小康、建设新”，关键在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
3、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门槛，简化手续，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4、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培训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创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对有创业愿望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
5、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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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许多的企业都陆续倒闭，在发展中的中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严重的企业倒闭使更多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全国剩余劳动力从而增加，许多的人回家过年后不知明年该去哪里?该做什么?2月4号镇坪县人劳局对全县剩余劳动力和企业所需劳动力进行调研，做到心中有数，好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就业。调研采取集中笔录座谈、工作人员深入乡镇、企业、各村实地摸底调查，与村民代表和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以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全县xx年外出务工人数和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以及在本地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数。2.对xx年全县在家待业人数以及年龄、性别、文法程度进行登记。3.对全县各个企业xx年用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
从调研的情况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年初全县外出务工(包括有意向外出)和在家(包括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分别为10247人和3561人。除自主创业和在家务农外全县剩余劳动力人数为1432人，本地企业所需劳动力人数为615人。
2.在这次调研中发现全县大多数企业都同意吸纳本地工人，工资待遇相对上年比较稳定，个别企业有所下降。
3.目前，我县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已经制约了农民的就业、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进程。
(1)加大教育投入。全县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加快培养和造就农村实用人才，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成人教育网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成人教育体系，让每个农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他们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全县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赃、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因此，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政府、企业、党校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大力发展定向培训和“定单”培训，是xx年劳动保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2)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对科技投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而我国目前农业科技的投入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5%，低于发达国家2个百分点;我国每1万名农业人口拥有农业科技人员6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人的水平。由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效果大打折扣，推行成本很高，甚至有很多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民劳动力素质是指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综合能力。由次可见，农业面临着大范围变革，现代农业经营者需要掌握系统的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具备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储运、销售将成为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关键，改善农产品品质和加快运销周转率将成为农业经营的核心，保护资源、防止污染、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宏观要求。因此，农业经营者还必须在精通专行的同时，在商品运销、信息处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事实上没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根本无法从事高科技的现代农业。
(3)农民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太深，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然而实际上，我国大多数地区人均耕地已十分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对一个产业一个国家而言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的素质已经代替了劳动力的数量，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因素。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学不学一个样，主观上不求进取;有的农民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自身没能力承担参加培训学习的费用，有的家长还让没有完成初中学业的子女辍学;有的是傻子过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学他也不去学，没有看到各自的差别。这就造成了农民素质难以提高的问题。
(4)总的结论。农业发展一直都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是我国生存的基础，也是我国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农业人口的素质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潜力，如今农业人口的素质普遍较低因此限制了农业更高速的发展。要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问题，就要先做好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源培训规划，然后才可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进而达到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一目的。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将这一任务进行下去才是我国农业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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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等建设，占用了农民群众的大部分土地，农村涌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重，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近日，笔者对特区xx乡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进行了调研，务工经济的确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生机活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减少，企业对技术工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形成农民工相对过剩，失地后进入城镇就业又失业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前景令人堪忧。
xx年，xx乡总人口12510人，农村劳动力694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5.5，劳动力供给总量5528人，从事农业生产人数533人，全乡农村富余劳动力4995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72，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2036人，占全乡富余劳动力人口的40.8。外出劳动力中16—35岁的有1546人，36—45岁的有407人，46岁及以上的83人;外出务工人口中有男性1058人，女性978人;小学及以下文化1380人，初中文化的有612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有44人。
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一是可以直接增加收入;二是可以学习有关专业技术;三是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铁路建设征地、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占地、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村出现大量闲散剩余劳动力。按就业流向分：外出务工人员流向大部分是省外，小部分流向本省其它地州市、本市其它县、区，本县其它乡镇，其中省外1689人，本省其它地州市219人，本市其它县、区94人，本县其它乡镇34人;按就业分：外出务工时间在5年及以上的有231人，3—5年的有915人，1—3年的有510人，1年以下的有380人;按收入水平分(平均月收入)：1001元及以上的有347人，801—1000元的有610人，501—800元的有774人，500元及以下的有305人;按就业行业分：从事采矿业的有101人，从事制造业的有1018人，从事建筑业的有427人，从事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政业的有143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有40人，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有102人，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有80人，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25人。返乡农民工有37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规模看，增长较快。1996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50人，到xx年达1866人(其中：常年打工的约800人，季节性打工1066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全乡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4，占全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5。
(二)从效益看，务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xx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寄带回务工收入93万元，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比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66元高出4834元。打工收入占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5，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三)从分布看，沿海及大中城市居多。全乡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沿海地区打工人员1352人，多为年龄在35岁以下且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青年，年人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在省内打工人员347人，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缺乏技能的重体力劳动者，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左右。
(四)从组织形式看，自发外出比重大。全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有组织输出每年在100人左右，占打工人数的5左右;能人带动占外务工人数的20;约有75的属自发外出务工，他们靠“亲带亲，友带友，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务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务工经济在乡镇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明显。但是，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输出规模以及经济形式，都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输出无序，呈“松散”型。目前，全乡劳务输出仍处在初始阶段，对输出工作调控、引导不力，很难找到适合的岗位长期固定下来，这部分队伍难以发挥劳务输出的规模效应。
(二)信息不准，呈“盲流”型。县劳动力市场硬件虽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启用，加之县就业机构未建立，无相应人员上岗，缺乏对招工企业的实际考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不健全，辐射功能不强，未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市场信息联网，县、乡、村信息传递更是周期长、效率低，造成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因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信赖于道听途说和小道消息盲目外出，往往外出一、二个月返回，不仅给输入地造成了社会压力，也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还有人在用完路费后靠乞讨回家。
的67.7;拥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人员比重较小，大多从事“苦、脏、累、险”且工作时间长、体能消耗大的重体力工作，劳务报酬每月只在500元—800元之间。
(四)维权意识淡，呈“法盲”型。外出务工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知识欠缺是影响外出务工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而引发的劳务纠纷逐年上升。为数不少的自发性外出务工人员签订生死合同，遇到工伤事故、领不到工资等问题时，因不懂法和缺乏中介机构支持而无法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五)资金、人才回归少，呈“外流”型。调查发现，部分人员通过打工积累资本后，在异地经商或办经济实体，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以女性居多)在外地嫁人。随着各地经济环境和资金的争夺将不可避免，也为今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如何实施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参与家乡建设的工作增加了新的课题。
务工型经济，强烈呼唤政府因势利导地推进劳动力的双向合理转移，实现输出组织化、基地化，流转有序化、合理化，产业主导化，把外出务工经济培育成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大氛围，形成气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和表彰回乡创业和先进典型，着力解决县域就业机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问题，高频率、多批次地发布劳务信息，关注外出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2、加强引导，促进循环，实现转移。一是要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和中介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二是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劳动力转移渠道。规范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制造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为工人员的行为。二是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务工人员。四是改进服务模式，开展维权服务，保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3、加快制度与机制创新，促进大创业，做大“面包”。一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外出人员条件，把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城镇吸纳和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作用，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农民就地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三是扶贫式培育务工经济。外出务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依靠借钱外出打工。目前，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中有部分人属绝对贫困人口，虽有外出为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外出为工需支付的车旅费，政府部门应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对培训师资进行严格审查，对培训资金、培训方式实施全程监控，避免资金被挤占和分割。四是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鼓励他们担任村组干部，开办民营小型企业，推出一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五是制定有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地方法规，做到输出与回引双赢。
劳动力调查工作简报
为全面摸清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掌握劳动力资源数量、年龄、文化结构、产业分布、就业地域和就业意向等基本情况，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推动我县就业再就业工作迈向更高水平，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和年初工作安排，前段时间，县就业办抽调精干业务人员，组成3个调查小组，采取进村入户、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方式，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以xxxx为代表，对所属35个行政村进行了全面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这次调查xxxx共计xxx个行政村，总人口32263人，其中：男性16929人，占总人口的52.47%，女性xx334人，占总人口的47.53%。劳动力人口22755人，占总人口70.53%，其中：男性12526人，占55.05%，女性10229人，占44.9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1xx79人，占劳动力资源的50.89%，在校学生、务农、半工半农和留守人员10175人，占劳动力资源的44.72%。
通过对本次调查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员为11937人，占从业人员的37%；41岁-60岁的从业人员为20325人，占63%；男性55—60岁2630人，女性50—55岁2198人，五年后将进入老龄阶段，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0%，而11-xx岁人口2976人，五年后将成长为新生劳动力，只占总人口的9.2%，我县劳动力资源老龄化趋势明显。
（二）转移就业人员县外就业比例接近八成。转移就业人员中，%，县内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仅占23.85%，体现出就业区域以外地为主的特点。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1xx79名转移就业劳动力中有9958人已经外出务工2年，占86%，其中8931人在3年以上，占77.13%，这反映出劳动力在外就业较为稳定，或在外有固定工作。分析其原因，这与外地企业工资收入较高、福利待遇较好、工作环境较为舒适，以及面临更好发展机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县内企业工资待遇偏低、工作时间偏长、生产生活环境较差、职工权益保障不到位、企业管理不够人性化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降。其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观念更加开放，信息来源渠道更加宽阔。同时，在外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也有效促进带动了剩余劳动力的自发转移。
（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增大。调查中发现，返乡创业、自主创业者287人，带动就业2776人，主要创业项目有来料加工、养殖、种植、餐饮服务等。创业者中返乡创业者110人，占调查人口的0.48%。创业型就业突破了传统的“一人一岗”的就业模式，形成了“一人一群”的就业模式。如xxxxx返乡后创办的xxxx服装厂，安臵本村及周边村80多人就业。
（五）劳务收入占农民收入比例越来越高。通过调查发现，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对农村家庭增收的贡献能力已经明显的趋弱，务工收入作为农民工增收主要来源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巩固,对农村家庭增收的贡献能力明显增强。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预计每人年平均收入25690元，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比例可达89%。由于外出务工收入的稳定性以及成功务工人员的带动示范作用，外出务工依然成为农民就业的首选。
平和法律水平的劳动者日益增多。二是“两栖”农民不断增加。农忙时节回家种田种地，农闲季节返回城里务工，可有效把握自己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重点，收入稳定而有保障的“两栖农民”，成为新型农民的一个代表。三是就地转移创业就业呈增长态势。随着国家对农民创业政策的实施，足不出户创业就业成为越来越多有头脑农民的新选择。
（1）历史因素的影响。主要与我国解放以后的文化教育基础薄弱以及文革的冲击有较大关系。
在很多农民心中依旧根深蒂固。
（3）农村教育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太过追求功利化，而忽视了实用技术和技能教育，农村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与群众的要求还有着不少的差距，农民的继续教育制度和体系尚没有真正建立和形成。
（二）从事产业人员分布尚不合理。调查数据显示，从事第一产业人员10735人，占47.18%；第二产业6999人，占30.76%；第三产业的为5021人，占22.07%。而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第一产业占1.2%、第二产业占21.9%、第三产业占76.9%。以上数据说明，我县还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县份，二、三产业均处于欠发达阶段，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依然没有实现较大突破，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步伐。
（三）打工渠道不规范，转移存在盲目性和风险。就打工渠道而言，盲流、从流人员较多，没有通过政府组织或正规的劳动中介机构推荐，大部分是随亲靠友蜂拥外出。导致活难找，钱难挣，互相拆台甚至欺骗等现象时有发生，也使部分打工者反复就业、失业。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企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调整，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全面了解城乡妇女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我们对全县妇女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县现有的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中，70%以上是中年妇女。针对这一群体，我们重点考察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乡镇:镇、乡、乡。
(1)年龄构成。
通过对四个乡镇6890名60岁以下农村富余女劳动力的调查，4102名妇女主要为30岁—50岁之间，70%以上的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尤其是41岁—50岁，占总数的41%。
(2)教育水平。
在接受调查的农村中年妇女中，其受教育程度的数量和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3)再就业技能。
与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相比，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由于年龄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务劳动较多等一系列因素，普遍缺乏再就业技能，因此比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更难转移就业。在我们调查的4102名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中，只有788人具备一定的求职技能，不到总数的20%。换句话说，目前超过五分之四的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没有就业转移技能。他们想富，求财，急着富，却往往没有办法想富，没有能力求财，也没有办法急着富。
(4)选择就业区域的意向。
在我们调查统计的4102名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中，有1146人选择在自己的乡镇生活，816人选择在自己的县区生活，495人选择在本市生活，只有155人选择在其他省市生活。由此可见，要做好农村中年女性的转移工作，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帮助她们实现“永远不要离开土壤或离开你的家乡”现场转移。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中年女性劳动力存在就业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保守，限制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男主外，女主内”很多人的旧观念根深蒂固，对有钱就安全的观念有依赖，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农村中年妇女家庭观念重，沿袭照顾丈夫和子女、养老扶幼的传统，受夫权观念影响，兼顾家中老人和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对外出打工有严重顾虑。
(二)文化素质低制约了农村中年妇女的劳动力转移水平。
农村中年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普遍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难以转移到新的行业，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他们的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导致职业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事一些肮脏艰苦的工作，导致就业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农村中年妇女家庭负担重，难以摆脱土地和家庭的束缚。
在调查中，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普遍反映出负担过重。一方面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另一方面还要种下全家的承包地。他们经常太忙而不能出去工作，但很难离开家。
(四)无效的信息和不良的渠道制约了转移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诸多传统因素，农村中年女性与外界接触少，信息少，想出去工作，不知道该做什么，想在家创业，不知道该做什么，表现出盲目和顺从。在对四个乡镇的调查中发现，农村中年妇女外出打工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妇联组织推荐或劳动就业机构；二是靠亲戚朋友介绍，三是靠自己在外面瞎搜。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无序流动现象。
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乡镇，如乡镇，在当地支柱产业的带动下，当地农村妇女更好地实现了当地的劳动力转移。而在其他城镇，由于本镇没有特色支柱产业，当地妇女依靠当地产业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机会较少，影响农村妇女特别是中年妇女增收致富。
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是用现代文明改造新一代农村妇女的有效措施。特别是范围大、就业转移困难的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渴望致富，但大多找不到好的致富项目，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针对以上分析的五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为此，建议:。
(1)转变观念，提高农村中年妇女的整体素质。
一是农村中年妇女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导致农村中年妇女在转移速度、数量和质量上落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因此，要增加农村中年妇女的转移，首先要宣传农村中年妇女的男女平等。四自”精神，提高自身素质等健康向上的观念，打破小农意识，增强群体意识和创业观念，努力引导中年农村妇女转变观念，营造农村妇女学习知识和技术、积极找工作、努力创业的良好氛围。
二是提高农村中年妇女的就业技能。在农村中年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要把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战略任务，作为提高农村中年妇女就业创业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引导和培养农村中年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培训资源，通过集中授课、咨询服务、出版资料、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手段，根据市场需求，以订单、定点、定向培训等形式，对农村中年妇女转移就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树立新的就业观念。
(2)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
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是促进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良好途径。许多乡镇通过几年十几年的实践，建立了地方特色支柱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地要把握农村中年妇女的特点，积极引导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县乡妇女依托当地的中国结编织特色产业，通过简单的培训，发展了来料加工，实现了劳动力不出家门的转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在家打中国结，不出门就能增加收入，不耽误照顾家庭和孩子。我们一个月挣500多块钱，比在外地工作强多了”。县镇依托当地特色柳产业。镇上的大多数农村妇女都从事种植和编织柳树。甚至60岁或70岁的女性也可以在门口编篮子来增加收入。镇上基本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在女性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妇联群众组织和pass“双学双比”这个载体匹配桥梁，把女性组织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教育她们，强化努力致富的观念，提高产品质量。第二，要加强支持，扩大产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些扶持和鼓励政策，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有利条件。
(3)加大投入。
实践证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双赢”政策。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量大型项目落户我县，不仅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也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该镇通过吸引投资建立的服装厂分厂一期吸引了1000多名女工，帮助当地妇女实现了在家工作的愿望。但针对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不愿离家的现状，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引进更多企业在我县建厂招工，为农村妇女特别是中年妇女提供更多就近择业的机会。
(4)发展妇女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整体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农的发展路径。要总结和推广农村中年妇女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实践，帮助更多的农村中年妇女参与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信息、技术和风险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一户小生产与瞬息万变的大市场的紧密联系。要为妇女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指导和服务，搭建交流平台，宣传相关政策，提供相关信息，推广可供借鉴的做法。胜利乡妇女徐率先在胜利乡成立了皇冠工艺品专业合作社，通过举办免费培训班，吸收周边城镇妇女学习编织技术，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吸收了1000多名固定女性成员，平均年收入8000多元。草帽编织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家庭主妇致富的主要行业。
(5)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大小不一的庭院，发展庭院经济潜力巨大。特别是农村中年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从事种植和养殖，充分利用家庭庭院的空间和各种资源。发展庭院经济，要帮助农村妇女在不离家的情况下增加收入。要因地制宜，帮助农村妇女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根据资源条件和自身能力选择生产经营项目。种植业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发展；在土地稀缺的地方，宜发展水产养殖和加工服务；城郊农村应发展庭院花卉产业。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据20xx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和44.88%。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xx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xx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xx年—20xx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xx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xx名。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能熟练网购火车票的劳动力仅超1/4。
中山大学12月6日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蓝皮书，聚焦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启动，到目前已经完成一次试调查和两次全国正式调查。
调查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15至64岁的全部劳动力。共完成401个村居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劳动力个体问卷。通过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
调查数据今年夏天已经向国内学界免费开放，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将在明年免费开放。
调查显示，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7.57岁，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梁宏分析，通过和的连续追踪，发现与20调查相比，劳动力性别、年龄与地区构成相差无几，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不复存在;其次，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近一半(47.16%)的劳动力分布在中部各省份，劳动力结构中，15—29岁的低龄劳动力占33.07%，30—44岁的中龄劳动力占32.80%，45岁及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31.86%。
而来自小规模家庭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这应该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劳动力家庭规模显示，目前劳动力大多来自中、小规模家庭，平均家庭规模为4.32人。家庭成员人数为3人、4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1.06%、20.96%，家庭成员人数为6人及以上的比例仅为22.95%。从地区差异来看，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家庭规模比东部小。
另外，在工作经历方面，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有农业工作经历;在有换工经历的劳动力中，换工三次及以上的占71%。在从业状态方面，中国劳动力的从业状态以雇员为主(占46.34%)，其次为务农(35.33%)，再次为自雇劳动者、雇主。
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超过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超过四成还准备外出务工。
20，中国劳动力初中毕业比例最高为46.97%，职高、技校、中专和大学专科都在6%左右，而大学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5.17%。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高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中、低龄劳动力，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
另一方面，20—24岁劳动力过去两年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比例13.99%为最高，35—39岁年龄组以后，专业技术培训和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个年龄比例与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的趋势也相当。
与过去不同，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但仅有超过1/4的劳动力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叶华分析，最年轻的25—34岁组经历了教育扩展的过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而且男女教育水平差异已经不明显。而25—44岁劳动力的教育分布则出现了双峰的特点，除了初中这一教育水平的比例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的比例也较高，但双峰很可能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大专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城镇，而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农村。
叶华提出，中国劳动力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都不高，说明中国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明显差别不仅存在于正式教育方面，更存在于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明显存在于日常技能方面。
另外，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高，本科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超过20%，“农转非”劳动力次之，外出务工劳动力再次之，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低，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差异。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占41.1%。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
1.小城镇。本文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建制镇，包括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不包括非建制镇或集镇。
2.乡镇企业。指由乡镇集体、村庄和村民小组、农户和个体农民投资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虽领取农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从业人员超过8人的企业。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里指的是中国农村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本文将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替换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显性从业人员，不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但利用不足的隐性农村剩余劳动力。
4.经济潜力差。这里指的是居民的实际或预期收入差距。城乡潜在差异是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乡镇位势差是指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假设。
首先，城乡位势差和乡镇位势差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必须依靠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一）理论分析。
在西方人口流动理论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收入水平低，对劳动力有巨大的外部推力；城市预期收入高，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两种力形成的合力可以产生类似河水流动的“电位差”，电位差越大，流速越快；如果没有电势差或者电势差太小，就不可能或者很难流动。
在农村有一定的外推力的情况下，小城镇必须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比城市有更大的吸力，形成城镇与乡村之间比城乡之间更大的差异；否则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在城乡之间筑起制度屏障，人为地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把他们限制在小城镇里。
位势差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流动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接成本，即迁移成本；二是机会成本，即劳动力外流所放弃的其他利益。预期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就业概率，二是预期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总是选择成本低、预期收入高的地方作为流入地。
显然，农村劳动力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成本最低。不仅迁移成本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在不耽误农活的情况下照顾家庭，机会成本也很低。因此，从流动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小城镇是最经济的。但在收入方面，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工业水平低，就业能力有限，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就业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能就业，工资也明显低于大中城市。这样，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差异就更小了。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入大中城市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可能更高，但大中城市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高于小城镇，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更大。因此，农村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选择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
(二)绵阳市的实证分析。
绵阳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东北110公里处，面积20249平方公里。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数据为1997年1月1日时数)，绵阳市建制镇122个，农村人口417.6万户。除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外，建制镇115个，平均每个镇面积1.5平方公里，全乡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7人。
绵阳市农户从业人员298.7万人，就业分布为:农业从业人员238.9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59.8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中，城市从业人员31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8万人。农村非农从业人员中，有15.3万人被非农乡镇企业吸纳，其中6.8万人分布在建制镇乡镇企业，5.1万人分布在自然村乡镇企业，3.4万人分布在非建制镇或工矿区乡镇企业。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乡镇企业的集中，乡镇企业基本上以农村劳动力为吸收对象(米增玉、邹，20xx)，所以只要小城镇发展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被他们吸收。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依靠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并不乐观。调查显示，中国只有7%的乡镇企业位于建制镇(米增宇、邹，20xx)，其从业人员仅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20.8%(，20xx)。绵阳市的情况和全国其他省市地区不完全一样。绵阳市乡镇企业3072家，其中自然村分布的乡镇企业1701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55.4%；分布在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有1035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3.7%；有36家乡镇企业分布在大中城市，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2%；有300家乡镇企业分布在集镇或工矿区，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8%。从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绵阳本地乡镇企业仅吸收15.3万人，占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5.5%。其中，小城镇乡镇企业仅吸纳6.8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1.3%(占全部农村从业人员的2.27%)；自然村、集镇、工矿区乡镇企业吸纳8.5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4.2%；绵阳51.9%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中城市就业。
小城镇能否通过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笔者对绵阳市t镇j村某砖厂的调查表明，该砖厂不愿建在乡镇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乡镇土地占用费较高；
第二，乡镇没有荒地可挖作原料；
第三，乡镇污染控制严格；
四是城镇工资成本较高；
第五，非正式制度成本较高，人际关系复杂。
通过对绵阳市其他自然村乡镇企业的调查，笔者还发现，他们不愿意搬迁到小城镇的原因还涉及到产权的划分和归属、搬迁费用等问题。事实上，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普遍具有就地取材(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这些乡镇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村和小警镇。如果他们离开特定的环境，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j村砖厂的老板说，如果工厂建在乡镇，只有土地占用费和治污费会害死工厂。所以很难集中在小城镇。
2.城乡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分析。
如果能缩小城乡位势差，扩大乡镇位势差，不仅可以“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可以将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镇的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小城镇。但根据绵阳市调队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1998年，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来看，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都在不断扩大。虽然乡镇之间的.电位差有所扩大，但小于城乡之间的电位差。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1997年初绵阳市小城镇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11.3%)作为小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以城市雇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51.9%)作为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分别近似代表小城镇和城市的就业概率，我们会发现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工资水平)转移到小城镇这不仅远远低于预期收入2476.67元转移到大中城市，也低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1824元。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的机会成本为零，即每年仍可获得农村人均纯收入，1997年向小城镇转移的总预期收入仅为2245.72元；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比农村实际收入高652.7元，比零机会成本向小城镇转移的预期收入高230.95元。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市作为流入地，而不是小城镇作为流入地。
第三，小城镇区位特征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距绵阳市的距离，作者将小城镇分为三组:第一组，20公里以内；第二组，20公里到70公里之间；第三组，70公里外。然后，作者从三个群体中随机选取了三个小城镇，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和实地调查分析了它们的区位特征与劳动力吸收的相关性。
那么，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异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四，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大中城市的辐射还是外资的刺激。
从全国来看，苏南、珠三角等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吸收了大量本地和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距，加快了二元社会的统一进程。通过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原有的良好基础、起步早、政策支持外，还得益于当地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外资的刺激。苏南苏北小城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苏南大中城市人口密集，通过投资、技术扩张、周边合资等方式发挥巨大的辐射效应。苏南不仅受到区域内城市发展的带动，还受到上海大型产业的强烈辐射；但苏北大城市稀疏，城市实力弱，辐射效果差。滤布是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刘保金等，20xx)。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低与苏北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绵阳市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建设仍然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觉行动。通常在政府和地方部门的支持下，先做好基础设施，再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居住。这种政府领导下的小城镇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工业基础很薄弱，没有城市的城镇空壳现象相当普遍。20xx年初，笔者调查了绵阳市附近的三个小城镇。w镇是国家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从外观上看，小镇高楼林立，街道整洁，配套设施齐全；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建筑被遗弃，人行道被关闭，生意萧条。比如全乡最受欢迎的乡镇企业饲料厂、印刷厂，濒临破产；虽然原有的具有一定优势的农产品市场进行了改造，但摊位闲置，年底也没有什么繁华景象。据当地官员介绍，y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场所。据说镇上人山人海，但我看到的牲畜交易场所是一条狭窄的老木房子之间的街道，除了街道两旁屈指可数的几个店面，几乎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除了政府、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这个镇的人口大多是原镇居民。近年来，该镇几乎没有吸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因此镇上没有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1999年以前，t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去绵阳市打工，早退，夜间钟摆式流动，要么常年出国打工，要么留在村里从事城乡之间的拐卖，很少去乡镇就业或定居。1999年后，绵阳市向外扩张，t镇被列为经济试验区，使该镇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去镇上调研，看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旧田荒芜，新田繁忙。当镇官员向提交人介绍情况时，提交人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镇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确，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镇上官员的期望，因为试点区建成后，t镇将与绵阳市整合，届时t镇将成为“一城之内的镇”。当然也不再是普通小城镇的代表。
鉴于永兴镇和唐荀镇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巨大差异，笔者于20xx年6月对这两个镇进行了调查。作者发现，城市工业的辐射效应是小城镇发展和吸收劳动力的关键，城市的辐射效应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也就是说，小城镇的发展速度通常只靠城市的辐射而缓慢；相反，如果大规模城市产业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小城镇，如果小城镇能够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形成经济增长点，发展迅速。永兴镇就是这样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永兴镇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市内几家大型国企联姻，生产配套产品。90年代中后期，该镇抓住在绵阳建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虹集团新区建设的机遇，使乡镇企业规模和档次上了一个台阶，直接为高新区内企业(包括长虹集团)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同时吸收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70家。其中，59家乡镇工业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88.58%；分布在乡镇的32家乡镇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占全镇59家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5%。然而，在1999年之前，唐荀镇没有这样的机会。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16家。其中乡镇工业企业14家，这14家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仅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38.4%；全乡只有三家乡镇企业，员工只有74人。镇上有一家建筑乡镇企业，员工1.1万人，占乡镇企业员工的60.44%。但企业不是建在镇上，而是在绵阳市，所以对镇的发展和直接带动作用不明显。
通过调查，作者还发现，许多学者认识到小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绵阳市小城镇的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主要原因是小城镇规模小，常住人口少。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多为农民，不出家乡，早出晚归，第三产业缺少服务对象，从业人员比例很低。在永兴镇这样一个发达的小城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有79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1.5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小城镇的辐射源——城市产业相对落后，辐射力较弱，大部分小城镇无法直接由城市产业带动，外资刺激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需要时间来修复。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镇在持续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特别是成都高新西区、西南交大等项目大量征地，全镇已有70%以上的农民失去土地。如何解决好失地农民安置和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镇面临的重要任务，不仅关系到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进程。
据调查，现共有失地农民21511人（含涉及西区应农转非人口9989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4.4%，其中失地农村劳动力12723人，通过划地建房出租房屋获取稳定收入人员2998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23%，通过务工、经商等实现就业6564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52%，两项合计为75%；未就业3161人，占失地农村劳动力的25%。从就业分布看，有21.9%的农民向第二产业转移，72.8%转向第三产业，两项合计占农民就业人数的94.9%。从收入状况看，年均收入在4000—8000元的达到55%，部分已达到8000—1元。
（一）大力培育市场促转移。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产业聚集优势，打造特色专业市场，先后培育了福隆石材市场、蔬菜交易中心等5个专业市场和犀池饮食文化一条街、玉龙综合市场、两河村成都外语学校市场等10个农民安置区市场，以市场开拓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城乡劳动力5000余人。
（二）主动服务企业促转移。加强与西区企业和镇内企事业用工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在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掌握用工信息，做好劳动力输送工作。仅，就先后为成都市车管所、成都市儿童福利院、银河磁体公司等单位组织用工面试17次，岗前培训劳动力1142人（次），转移530人。
（三）挖掘公益岗位促转移。为解决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从镇环卫所、市政所，城监队，社区服务中心等镇属单位挖掘就业岗位，优先解决了岷江小区失地农民34人。同时配合车管所周边环境和城区环境综合整治，从岷江小区住户中招聘城管员52名，重点解决“4050”人员，既帮助失地农民实现了就业，又为城市管理充实了力量。
（四）切实服务农民促转移。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为失地农民开展免费培训，与县友爱职高、县就业培训中心等单位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今年1—6月，已举办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创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班8期，培训1100人。开展全镇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调查，对每个失地农民进行建卡登记，加快村微机工作室建设，建立全镇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网，实现县、镇、村劳动力资源和用工信息联网运行，资源共享，为每位有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一次以上的就业机会。
（一）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全镇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还不够，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之长期的开发征地，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基数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增加了失地农民再就业难度。
（二）就业观念落后成为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我镇失地农民就业工作中，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十分突出。一边是政府的积极推进，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开展失地农民免费培训和推介就业工作，另一边失地农民并不积极参与甚至不配合，他们既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又对政府推介的工作挑三捡四，在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甚至工作地点远近等问题上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就业的期望值较高，高不成低不就，加大了推介工作的难度。失地农民就业观念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现状的反差成为当前我镇失地农民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转变失地农民就业观念的任务十分迫切。
（三）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就业技能。这是当前农民再就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据调查显示，征地农民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7.7%，两项合计为92%。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又无技术和就业门路，失地农民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失地农民自主就业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受资金、项目、创业技能、市场风险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一些失地农民虽然也想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但不敢轻易行动，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政策扶持。
（一）在城乡一体发展中促进就业。失地农民就业难，其根本原因是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化相对滞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我镇优势，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就业岗位，加快失地农民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一是以兴程元汽配汽贸市场项目为重点，加快发展汽贸、汽配、汽车养护等特色产业，尽快形成车管所周边经济圈。二是大力发展中高档房地产业，利用房地产业发展聚集的人气和商机，加快发展商贸、餐饮、物业、教育、文化等配套服务业。三是大力发展校园经济，着力打造西南交大、西华大学校园经济圈，发展和规范川外成都分院、纺专、南洋学校等校园商业街，促进校园周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和铺面增收创造良好条件。四是大力打造岷江小区商业街，为农民创业、就业开辟新渠道。加快城区商业街，特别是拆迁农民安置区市场的改造和上档升级工作，规范市场管理，促进经济持续繁荣，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适合就业的岗位。
（二）提高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高度重视失地农民就业观念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和现实性，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失地农民就业观念培训力度，增强就业竞争意识，形成符合实际的就业观。同时应建立失地农民推介就业制度，建议对推介2次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就业的，政府不再承担推介责任，给心存依赖又缺乏努力的部分失业农民增加压力，促使转变就业观念，学习就业技能，从而提高政府推介就业工作的效率和实效。二是广泛联系用工单位，加大订单式就业培训力度，这是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有效办法，从而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针对农村妇女和“4050”等特殊群体就业难的实际，开展适合他们的专项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就业的适应力和竟争力。
（三）切实发挥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从职业培训，劳务输出、就业咨询、劳务信息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服务。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鼓励和帮助失地农民积极创业，相关部门也应积极配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便利和服务。
（四）建立市场化的社会就业机制。大力发展以农村劳动力输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职业介绍、技术培训、就业服务、劳动事务代理等为内容，以市场运行为基础，在政府指导下的职业中介组织，建立市场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实现就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找政府、找关系中解放出来。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x年报告》。《报告》显示，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而工作时间上，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
《报告》发现，到2014年，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仅1/4农村务工人员会网购火车票。
《报告》得出，中国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务工人员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3万元。
《报告》发现，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33624元、26960元和2824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0.5%、7.7%和8.4%。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高达21倍。
以往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所有类别男性收入远高女性。
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东部大专学历老板收入最高。
老板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平均收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具体来说，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工作时间最短是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11.28%）。
数据显示，2014年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资合资企业加班比例最高。
调研发现，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加班人数比例最高的前三类工作单位分别是外资合资企业（52.66%），国营企业（39.39%），党政机关（37.52%）。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雇员的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11月3日，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摩根大通共同主办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于当日正式发布了由清华和复旦两所顶尖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以及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挑战，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陷入劳动力总量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技能供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和供给呈现什么特征?应如何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针对上述两大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和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共同领衔，带领京、沪两大顶尖高校研究骨干30余人通力合作，从技能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从公共政策、教育改革、公私合营等方面探索缩小劳动技能缺口的途径。该研究由摩根大通发起并委托资助。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的主题演讲，李强谈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对整个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短期内有利于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长期来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和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步攀升，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毛入学率为5%-15%)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毛入学率为15%-50%)，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和比例的提的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低端产业比例占比过高，严重阻碍了高学历人才知识技能的`发挥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教育和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也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导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下一阶段，如何让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与经济结构相互匹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受到来自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挑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在题为《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主题演讲中表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存在产业间、区域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在产业部门间，由于服务业部门的进入限制和国有企业垄断，劳动力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间存在错配，服务业就业严重不足，造成了效率损失。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区域配置上，以人均产出度量，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目前中国存在就业集中度较低，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就业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中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就业扩张和工资水平上升。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着眼于降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壁垒，提高配置效率。一方面，我们须致力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和开放，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另一方面，应完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政策，使要素流动顺应区域集聚和分工规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和清华大学副教授郑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课题成果进行汇报。研究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技能供需错配，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增加，带来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战略设计人才尤难获得，且不同产权类型、不同规模企业在人才竞争上存在差异，导致人才短缺情况的不同;制造业对人才需求呈现区域聚集效应，且由于不同地区的人才需求存在差异，人才短缺也因此呈现区域异质性;随着制造业升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劳动力市场对现代服务业中专业人才的需求将呈现上升趋势。而对如何破解我国劳动技能缺口的难题，研究指出：“必须对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和认证体制，包括诸多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进行反思和改革”。报告中同时提出了五大解决方案：“首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机构加强与企业的对接，校企联合培养技术性高层次人才。其次，职业培训平民化，国家给予补贴，扶助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技能提升。第三，逐渐建立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模式。第四，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化教育链条，打通入学、求学、求职、发展等全链条，建设多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后，宏观层面，变总量控制性人口政策为服务型人口政策，从强调总量控制转为关注结构性的服务，从控制家庭与个人转变为支持家庭与个人。打破行政性和行业性垄断，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以机会公平为原则推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创造更好的人才流动、就业创业的环境。”
最后，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主持，世界银行高级社会保护经济学家王德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与应对策略”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正面临较为严峻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嘉宾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纷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参会人员的提问一一进行了回应。
此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主持，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一为大会致欢迎辞。《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深入揭示了我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多重转型压力下所面临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一支庞大的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称的技术工人队伍。此次研究报告的发布对唤起社会各界对我国技能缺口问题的关注、破解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的困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