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推荐)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如何写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推荐)一

—民粹主义与“民主的悖论”

二○二○年新年伊始，英国脱欧终于尘埃落定。昔日的大英帝国转身离去的侧影或许让不少人黯然神伤。有人感伤之余反思今日之果，大概又要追溯到新世纪以来在欧美声势日隆的民粹主义。认为正是具有盲目排外、群氓躁动等一系列非理性政治特征的民粹主义，推动英国最终走向了逆全球化的歧路。这种理解恰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最近二十年搅动欧美民主的民粹主义政治的主流看法。民粹主义的初衷或许是以民为 “精粹 ”，但是这一标签已然化身为民主异化的政治符号，对它的全然否定甚至成为主流民主话语下的政治正确。不过问题在于，仅仅将民粹主义的兴起归结为对民众激情的政治操纵，进而将其贬低为一种政治病症，显然无法充分解释民粹主义在主流话语和政治实践上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即为何长久浸淫于成熟民主体制的选民，会突然之间丧失政治判断力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或许有人会说，此次民粹主义浪潮与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这种解释当然有其道理，但它仅仅将民粹主义视为社会经济问题在政治领域的一时投射，就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民粹主义是否与民主本身的进程相关？或者说，民粹主义是否是民主自身投下的永恒伴影？

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以卡农范、穆德、阿迪蒂为代表的学者提醒我们关注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潜在关联，甚至试图挖掘民粹主义之于民主的正面价值。例如卡农范指出，民主本身就存在救赎性和经验性的双重面相，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内在于民主的这种张力密切相关。而在穆德看来，民粹主义既是一种对民主的威胁，也可能是一种矫正民主的方案。阿迪蒂则以一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他对民粹主义的同情：民粹主义就像一个宴会上的醉酒客人，他的话语粗鲁，却触及了真相 —自由民主已经忘却了人民主权的初心。民粹主义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躁动，而是对现代民主自身难以摆脱的内在困境的反应。随着讨论的深入，在这些诱发民粹主义的民主难题中，人们越来越关注民主的悖论这一最具挑战性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悖论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深层根源？

依卡农范之见，这一悖论指向的是现代民主本身的复合式结构，其中的两大支柱 —自由主义和人民主权 —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当代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看来，这种对峙性冲突早在现代民主肇始之初就已经存在。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和以基佐为代表的理性自由主义的相互激荡，长期主导着法国的政治转型。当前者指责后者从根本上抛弃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时，后者则批评前者必然会堕入一种非理性的恐怖政治。不过揆诸历史，在漫长的民主历程中，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到 “二战 ”中的极权民主实践，人民主权原则似乎背负了更多的坏名声，以至于 “二战 ”之后尤其是欧洲的民主实践普遍导向了强调人权和宪法优先的法治国模式。这种转变甚至导致了关于欧美民主的传统印象的再次翻转。依惯常之见，美国一向被视为以宪法约束人民主权的典范，其对司法审查、权力制衡等的强调使其带有更明显的反多数特征，从而区别于因陷于激进的人民主权导致极权悲剧的大陆民主模式。而如今，欧盟日益迈向一种以技术官僚为主导的理性治理模式，相形之下，美国反倒呈现出一种保守特征，这种保守的对象不是通常所指的个人自治意义上的权利，而恰恰是被当今欧洲逐渐淡忘的集体性的人民主权原则。

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就曾指出，美国的政治传统允许人民在例外状态下突破修宪规范直接出场，对包括权利在内的任何宪法性问题予以重新界定，而德国基于对纳粹的反思所制定的宪法，却规定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基本权利。近来美国学者卡恩基于对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独特解读，更是进一步挑明了美国相对于当代欧洲的例外论特征：“欧盟在追求一种没有主权的政治 —没有例外的法律。然而，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种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或我们的政治想象的战后重构。我们依然是一个 ‘例外的 国家，因为我们从未放弃我们对自己主权的信仰。”（《政治神学》，17页）换言之，当欧洲普遍走向了对于超越法律的主权者行动的否定，美国对于法律的理解依然与人民主权和自我统治这些民主原则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将其归结为人民意志之外的理性。例如，美国对于国际法的抵触看上去与欧洲的潮流格格不入，其实是因为美国人将法律视为人民主权的产物，从而无法理解 “一种在主权者那里没有渊源的规范系统如何能构成法律 ”（同上，12页）。同样，美国的司法审查虽然指向的是对议会多数的制衡，但其合法性却来自对一个超越世代的人民声音的捍卫。与之对比的是，为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宪法法院则是奠基于个人权利而非人民主权之上。

阿克曼和卡恩对欧美在民主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的阐释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但有一点很明确：现代民主工程本身被视为是个矛盾的结构，而不同国家所展现出的民主样式和具体后果，则与自由主义和人民主权这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在卡农范看来，当人民主权被自由主义过度压制，民粹主义便可能成为民主主义者 “找回人民 ”的武器。有论者就指出，时下理性自由主义已经进一步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技术专家统治，以至于激发了民粹主义的激烈反弹。在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就被视为是对欧盟日益走向技术专家统治的一种反抗。所谓的光荣孤立与退群的背后，“找回人民 ”甚至成为左右翼共同行动的动力。例如法国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勒庞宣称其倡导的只是人民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以反对欧洲层面的专家治国。“剑桥学派 ”的代表人物塔克虽然身处左翼传统，却同样大力鼓吹脱欧乃是英国人民从欧盟夺回人民主权的政治决断。他甚至提醒那些支持英国留欧的左翼人士，脱欧并不是中了 “民族主义 ”和“本土主义 ”之毒，而是重新召唤本来就属于欧洲政治传统的人民主权原则。

将民粹主义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民主的悖论式结构，这种思路固然有助于认真对待民粹主义及其所揭示出的民主实践的问题，但是也可能导致一个新的危险：试图 “找回人民 ”的民粹主义与同样主張“人民统治 ”的民主的差异被模糊了，以至于本应该予以警惕的民粹主义成为民主的代名词，而这很可能又将民主引向另一个极端。因此，米勒和乌尔碧娜缇都不约而同地批评将现代民主理解为自由加民主的悖论式结构的观点，认为民主本身就应该是自由的和多元主义的。例如米勒主张在多元和复数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民，以区别于民粹主义强调的同质性的人民观。看上去这种多元人民观很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因为这一理解不仅注意到了澄清民主与民粹主义区别的重要性，而且将自由民主体制的合法性直接建立在 “人民 ”的基础之上，而非依循传统的 “以自由节制人民主权 ”的思路，从而有助于规避激进民主对其 “压制人民 ”的指责。就此而言，针对民粹主义 “找回人民 ”的激进方案，自由民主的回应无须重谈 “人民暴政 ”的老调进而刻意回避人民话语，而是拥抱一种多元和复数意义上的人民。换言之，如果人民本来就一直在那儿，民粹主义 “找回人民 ”的诉求就丧失了合法性。

通过争夺对人民的阐释权，米勒试图彻底斩断民主与民粹主义之间暧昧不清的关联。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理论抱负固然令人钦佩，但是也使其论述显得有些粗略。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是：提倡一种复数意义上的人民观是否真的足以化解民主的内在困境，进而防范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侵蚀？

诚然，在英语语境中将人民视为多元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一种理解，因为 people本身就是复数形式的集合体。而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拉丁文的 populous，还是欧洲多数民族使用的 “人民 ”一词（如意大利语的 popolo、法语的 peuple和德语的 volk等）都指向一种单数的人民，后者甚至与民粹主义的人民观颇有吻合之处。但是一直致力于恢复欧陆民主之于现代民主理论的独特价值的罗桑瓦龙指出，英美政治思想对人民的复数化理解并没有把握住现代民主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从一个纷繁多样的民主社会中产生出一种整体性的人民政治。对于罗桑瓦龙而言，对激进民主导致的极权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都要导向自由主义一边。事实上只要民主是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样式，就势必无法摆脱对于一种整体上的人民的需要。例如，无论是自由主义强调的宪法还是哈贝马斯所青睐的民主商谈程序，虽然基于利益多元或政治多元的不同视角都试图容納一种复数意义上的人民，但是这一宪法和商谈程序本身却预设了一个就其达成共识的统一的人民（虽然这种民主之下的整体性人民与民粹主义的单数人民的差别仍有待给出理论上的澄清）。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 “统一 ”还是 “多元 ”的角度来理解人民，都会遇到一个迄今为止被民主理论严重忽视且殊难化解的悖论—人民的边界难题（boundary problem）。这一难题指向的是人民本身在构成上的困境，有时也被称为人民的不确定性悖论。某种意义上，这一潜藏于人民自身的悖论比前面提及的自由主义与人民主权之争更为棘手。

具体来说，根据通常对民主的理解，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但是人们往往对赋予制度以合法性的主体即人民的合法性缺乏关注，从而忽视了对如下问题的追问：人民自身又是如何构成的？换言之，人民也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界定。但遗憾的是，在实际的民主实践中，这个 “人民 ”却常常要诉诸地理、历史、制度甚至强制性力量的事先规定。这就导致了另一个民主理论自身难

以克服的悖论：被视为对权力与制度赋予合法性的人民本身却面临

合法性的质疑。对此难题，民主理论大师达尔也深感头疼，甚至将其视为民主理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现实的世界里，就民主的目的而言，‘人民 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更有可能来自政治行动和冲突，而非基于民主原则和实践的理性推论，而这又常常伴随着暴力和强制力。正如我们所见，在解决这一特定问题方面，民主理论无法给我们更多的指引。”

学界迄今对这一难题的认识仍流于表面甚至于产生误解，从而严重低估了其对于民主理论的重要性。例如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虽然也提到了这一边界难题对民主造成的困境，但他只是将其理解为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所导致的公民资格问题，认为除非倡导一种世界主义，否则民主理论不可能就此给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现实中恰当的回应之道也只能是由现有共同体的成员与希望加入的成员开放性地加以协商和讨论。

当然，现实的民主体制确实都预设了一个特定民族国家边界之内的人民，因此即使是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那样的经典文献看上去宣告的是普世的人权，其实际的民主设计也是指向特定疆域里的人民。这种地理边界通常有助于建构一种相对同质的人民共同体，且往往又离不开历史传统甚至是暴力征服的影响。这不仅使其难以获得民主规范的辩护，也使民主与同样强调边界和排斥的民粹主义难以区分。而在实践层面，对于那些新独立的转型国家，这种人民的边界难题甚至会带来暴力冲突和种族清洗，导致迈克尔 ·曼所说的 “民主的阴暗面 ”。

不过整体上如果边界难题只是指向民族国家的地理因素所导致的困境，其实问题还没那么严重。因为，在规范层面，民主理论的回应既可以诉诸激进的世界主义，也就是通过构想一种世界公民的图景来从根本上化解这一难题;也可以提出更稳健一点的主张如 “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纳入人民范围 ”的原则，以此超越民族国家对于人民范围的狭隘设定。而在事实层面，即使起初民族国家的人民的形成无法摆脱历史和强力的束缚，考虑到所有现实的民主国家都难免这一难题，且这种束缚只限于开端或罕见的时刻，规范性的民主理论也只能将这一事实悬置，去探讨在此之后的人民如何进行民主决策的问题 —这恰恰是当代理论采取的主流思路。例如罗尔斯就承认并不存在一个人们通过完全自愿而形成的社会，因此政治哲学只能将现有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可见，对于罗尔斯而言，人民本身的构成被视为是外在于民主的问题，而不被纳入其规范性的讨论视野。

但事实上，这样就大大低估了这一内生于民主的根本性困境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所造成的挑战。因为，边界难题并不局限于建国或者罕见的时刻，其中的 “边界 ”也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它其实贯穿于民主的整个过程，当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之后，人民依然持续面临关于其自身构成的正当性拷问。在这里，带有强制意味的地理边界不再构成对人民的主要约束，而是代之以民主制度本身。自此便面临一个更难化解的制度与人民之间的恶性循环：民主之下的制度合法性需要人民来赋予，但与此同时这个需要对制度赋权的人民本身的构成（如选民的资格）又需要制度来界定。可见，即使是激进的世界主义方案能够成为现实，这种包容全世界的公民资格理论也不能在根本上化解这一悖论。因为人民依然持续面临如何通过制度来界定自身的困境。换言之，我们无法仅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属于那个能够就该问题投票的人民。例如，当要决定选民年龄是否要从十八岁降到十六岁，制度与人民的循环就出现了。考虑到实际中的政治共同体随时会有人退出和加入，这种人民与制度的恶性循环就更加令人困扰了。

值得一提的是，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了类似的困境：“为了人民在形成之初就看到成熟的政治原则，接受治国方略的基本统治，结果就必须成为原因：本应由新的社会机构产生的社会精神必须在机构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法律诞生前人民就得已经成为该法的治下之民。”卢梭的意思是，为了让人民能够真正胜任体现公意的立法工作，就必须首先要有一个能产生这样的人民的法律，但是好的法律本身又是由这种有美德的人民来制定的。卢梭在这里面临的两难处境是：好的人民与好的法律，到底孰先孰后？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为了化解这一循环，卢梭最终诉诸一个在法律产生之前能够对人民予以引导的公正的立法者。但是引入一个外在于人民的立法者与卢梭主张的人民主权原则并不相符。当然，严格讲，卢梭这里触及的是好的法律与好的人民之間的循环问题，而不是更为基本的制度与人民的循环困境。换言之，即使碰巧存在有美德的人民，并由其制定出一个公正的法律，但是这个人民本身的范围依然无法摆脱是由制度预先确定，还是任由传统甚至是暴力因素主导的困境。

可见，民主理论的中心地带其实存在一个难以化解的边界难题：人民自身的构成难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得到辩护。如果说民主理论存在诸多悖论，边界难题可能是最为根本性的。因为人民是民主的逻辑起点，如果连人民自身都面临无法摆脱的循环困境，更遑论对其他问题甚至是悖论的化解。即使自由与民主的张力得以缓解（例如通过哈贝马斯提出的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共源说），人民的边界难题也依然存在。此外，如果说诸如人权与人民主权之争这样的难题，处理的只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边界难题却是一种循环悖论，这显然是传统的民主理论更加难以应对的。

或许正因如此，这一悖论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民主理论应有的关注，以至于达尔慨叹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几乎都对此忽略不顾了。这种理论上的忽视导致我们无法有效诊断和应对其对制度和人民的合法性所提出的重大挑战，进而成为诱发民粹主义极端回应的深层根源。就制度而言，如果作为授权主体的人民本身存在合法性的问题，那么经由其同意的制度的民主合法性就令人怀疑了。达尔就指出：“组成某一政治体系的人以无法证明其正当性的方式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那一体系的民主价值就被降低了。”显然，制度合法性的降低会诱发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倾向。而人民本身构成的困境也可能推动民粹主义去找寻纯粹的人民。在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追求一种拥有共同文化或种族特征的民族意义上的人民;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则试图从阶级的维度构想一种统一的人民。可以说，民粹主义这种对纯粹人民的执着追求恰恰反映了民主之下的 “人民的不确定性 ”所引发的焦虑。

不过遗憾的是，当民粹主义以 “找回人民 ”的诉求来回应现代民主的困境，在本应对此现状予以严肃反思的当代民主理论中，“人民”却被边缘化了。且不说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其他诸如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和认识论民主等理论流派，虽然都旨在弥补或者是纠偏自由主义民主，但其核心论述都是围绕 “参与、协商和真理 ”等话语展开，从而有意无意地绕开了 “人民 ”这一民主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确实，相较于之前的国王，集体性的人民面目模糊不清，容易被人篡改和利用，以至于越来越沦落为民主时代的一个高贵的谎言，抑或是带有压制性的因而是需要警惕甚至抛弃的一个危险概念。但是一种抛弃了人民的民主理论，如何能有效回应民粹主义的挑战？因此，虽然民粹主义给出的方案值得警惕，但是从中若可以反观民主内在的张力和悖论，进而从理论上予以恰当回应，或许是当下民主理论的进展上最可期待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勇于 “找回人民 ”的同时重新阐释人民的概念，从而将民主真正建立在人

民的根基之上。这一问题，将留待下一篇文章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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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推荐)二

2010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倒序排列)

房世博投入应该怎样算？

李泓冰 《人民日报》（2010年02月24日09版）

不加分析去简单类比其基础设施的“间接投入”，并不科学。

不久前，有媒体称，上海世博会斥资4000亿，堪称史上最贵世博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世博投资成了议论焦点。

4000亿，实在是个天文数字。这笔巨资是如何算出来的？不得而知。其实细细琢磨，这本账似乎有些模糊。据说，直接投资是286亿元，其余的算间接投资，是从这些年上海的基础设施投入估算出来的。光是按上海轨道交通的总通车里程420公里计算，这一项投入就近3000亿——而这420公里的轨道交通，并非始于世博筹办。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是2002年，而最早的上海地铁是1990年开工建设的，1995年投入全线运营——这笔账也算世博投资？是不是把胡萝卜算到蜡烛账上了？

世博会从申办到举办，搭头带尾将近10年。据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上海常住人口已经逼近2000万，加上流动人口可能突破2500万，对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来说，10年的基础建设投入之巨，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其中相当大的部分都不能算在世博头上。把10年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都要求用世博会的“赔”与“赚”来衡量，也不妥当。如果不办世博，上海这样在基础设施方面历史欠账甚多的城市，难道就不修地铁、不扩机场、不进行旧区改造了吗？

与爱知、汉诺威等世博举办地的直接和间接投入相比，按这样的算法，上海世博会“贵”得还真不是一点点。然而，爱知县人口是700万出头，汉诺威更只有50多万人，和上海相比，规模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的城市。而且，爱知办博的地点和上海不同，并不在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区，不像上海搬迁成本相当高昂，本来就是希望兼顾旧城改造，甚至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的功用，因此，不加分析去简单类比其基础设施的“间接投入”，并不科学。

所以，同是一笔账，要看怎么算法，特别是大型项目投资的经济账应该怎么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一方面，投入应该公开透明，归类尽量明晰，且任何投入的廉洁、安全、环保，科学规划与精打细算，都是主办方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昨建今拆、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也该受到舆论谴责，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失职之责。另一方面，也要眼光放远，不能只看眼前效应，算一时得失，要看对科学发展和民生的贡献率有多大。

记得盖洛普公司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和上海民众对中国申办世博会的支持率分别高达９０％和９３％，东道主的热情确实异乎寻常。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值得珍惜和尊重。

“史上最贵”，肯定是不够严谨的判断，但它也提醒世博主办方：算好用好管好世博投入的每一分钱，是珍惜和尊重民意最具体、最切实的表现。

房价“虚火”警示了什么

王慧敏 《人民日报》（2010年02月23日09版）

海南烧起的这把房地产“虚火”，提醒我们应对“炒”的宏观调控能力亟待加强。

海南房价，近一段时间以来成为焦点：

先是商品房售价以每平方米整千整千地上涨；随之，连城市的酒店也加入涨价战团，春节期间三亚有的海景房被炒到一宿上万元……

不过，近期媒体从海南发回的消息表明：“高房价”面临着“低入住”的尴尬。许多酒店的房间整个假期都空着。有些从事“包房”的旅行社和个人不得不忍痛“甩房”。最后的结局是：“今年在三亚‘包房’的人大部分都亏本了。”

事情往往是这样，什么东西一旦热起来，在热浪裹挟下，其价格总是远远偏离价值。而价格过度偏离了价值，危害性不言而喻。

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子，被当成“投资品”爆炒，危害性更是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有住房改善需求的百姓来说，要么无端地为“高价房”买单，要么就买不起房子。这无疑会滋生新的社会矛盾。

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炒房客是利用银行贷款来“炒”。“炒”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自住。你“炒”给我，我再“炒”给他……房子长期落不到人头上，房价下跌便是必然。

有人把这种“炒”，比作“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停止之时，最后的接盘者必然遭殃。

炒房客手中的高价房没有下家接手，如何还银行的贷款？当银行成为最后的接盘者，势必给金融系统造成打击。

这不禁让人再次想起荷兰“郁金香事件”。16世纪，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西欧，在荷兰种郁金香成为一种时尚，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一路飙升。到1636年，较高级品种的一个球茎，就可以换到两匹马、一辆马车和一套马具。贵族、平民、农民、手工业者、船员、仆人，还有扫烟囱的、开旧货店的，几乎无人不染指郁金香。很多人都将财产换成现金，进行郁金香投资。“谁都相信郁金香热会永远持续下去，似乎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富人都在定购球茎”。然而不可避免的泡沫破裂，终于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到来。这天，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价格急剧下落，市场迅速崩溃。许多靠贷款进行买卖的人，突然之间变得身无分文甚至破产。

房价虚高，已引起海南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信政府相关措施会收到效果。

不过，海南烧起的这把房地产“虚火”，还是给我们的各级政府提了个醒——我们应对“炒”的宏观调控能力亟待加强。今天可以“炒”海南，明天也可能会“炒”云南、湖南；今天“炒”的是房子，明天有可能会“炒”别的。等到“虚火”升起再去扑灭，成本不是太高了吗？

审计“制度优化”更值得期待

赵兴洪 《人民日报》（2010年02月22日09版）

只有制度健全了，审计机关才能专注于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才能回归监督本色。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修订后的《审计法实施条例》。新条例在扩大审计机关监督范围、规范审计监督权限和程序等诸方面都有新发展，这对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和反腐倡廉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近年来，审计领域可谓“风暴”迭起，但人们还有更多期待。比如水、电、气、油、公交车、出租车不时在涨价，财政也年年补贴，可这些企业老说自己亏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每个月都交公积金，公积金管理中心把这笔巨额资金存起来都干吗了？每年查处的贪污腐败分子不少，可真正因审计东窗事发的有多少？

一方面“审计风暴”不断，另一方面老百姓关心的审计问题似乎又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原因何在？可能是有些问题审计到了，但是没有公布，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审计的范围有限、审计机关的人手有限，难免有漏网之鱼。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而制度的问题则要通过制度来解决。《审计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正是着眼于具体制度建设，让审计机关敢于审计、敢于公布、敢于处理。

比如，为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真正体现审计民主，新条例扩大了可以公布的审计结果的范围。原条例公布的范围限于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要求公布的、社会公众关注的、法律法规要求公布的三种，而新条例基本取消了范围限制，即“以公布为原则、以不公布为例外”。为了扩大审计监督范围、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新条例不但增加规定了审计监督的具体范围，而且还规范和增加了审计的手段和具体程序，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在特殊情况下可搞“审计突袭”……

不难看出，新条例的发布可谓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化”。与之前的“风暴”相比，这种制度的“优化”更值得期待。因为只有制度健全了，审计机关才能更专注于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才能回归监督本色，人们对审计结果的关注才会回归常态。换句话说，只有审计领域不再刮“风暴”，审计工作才能算真正做好了。

当然，新条例毕竟是对审计法的细化，在制度实践时也还需进一步完善。比如，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审计就有赖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等等。

审计制度的力量在于，它有助于解决以下的问题：对有些事项、有些人，审计机关敢不敢去审计；有些事项、有些人审计出问题了，审计机关敢不敢公布；有些事项、有些人审计出问题也公布了，审计机关是否只能“报告”、“建议”、“移交”；有些事项、有些人被“报告”、“建议”、“移交”了，能否等来令人满意的处理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审计的“制度优化”还可以来得更多一些。

（2月13－21日春节期间人民日报无时评，摘录人民论坛人民时评）

过个休闲的年节，让一年的劳累和烦恼划个句号

朽木 2010年02月21日00:01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过年放长假。长假，就要好好休闲。

一年365天，天天忙日日忙，忙忙碌碌，怎一个“忙”字了得，尤其是当下这快节奏高频率的社会，物欲横流，浮躁气甚，累身累心，不亦乐乎。而春节长假就是最好的调整之机，修养之时。且暂别劳作之硝烟，且稍息荒芜之心田，且将连绵不绝的喜怒哀乐置诸一旁，来一次彻头彻尾的身心大解脱、大解放！一句话，我们静下来，闲下来，休憩一次，放松一次。

曾几何时，休闲文化被视为资产阶级独有“专利”，被斥为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当作洪水猛兽，当作异端邪说，人们避之犹恐不及。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之风升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受到尊重，这“休闲”也理所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双休日的给予法律层面的确认，到“以人为本”成为国家意志写进宪法党章，从新的劳动合同法大张旗鼓地推行，到中央高层关注春运畅通，所有这些，都在充分表明，休闲，已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让“休闲”的旗帜高高飘扬。

休闲当然要休休身体。睡它几个懒觉过过大瘾是一种享受，躺在电影院里连看它几场“阿凡达”是一种放松，甚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它几天宅男宅女又何尝不是一种舒筋活骨……全看自己的爱好了，且让我们尽情地好好犒劳犒劳自己的身体。

休闲说到底是放松精神来一个大松心。让一年的劳累和烦恼划个句号，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在这几天关上闸门，让我们就找说得上话的密友、挚友煲电话粥结短信“派对”，或者，干脆静坐沙发凝神窗外，让脑海一片空白，望天望地望云卷云舒……

休闲当然是一个休止符，而非句号。休闲的目的，是充电，是“刷新”，是为了消除积习的疲惫，是为了调适出一个崭新的状态面对新的一天。一个休闲的春节和长假过去，一个个新的日子又会扑面而来，好在我们有了很好的年节休闲，因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豪情满怀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意气风发的新日子。

百桌千人宴请图啥，有些官员很需要“限宴令”

朽木 2010年02月20日00:00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官场连着酒场，酒场连着官场。这个“连”，已经不止于用公款大吃大喝、纸醉金迷，而且还延及于私宴之“官场化”。最近南方两起事件，就是又一佐证。一例是广东廉江市，一位公安局副局长为庆祝乔迁之喜，在当地最豪华酒店包下两层大摆宴席，近千宾客赴宴，排队送红包。一例是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嫁女摆酒110桌，酒店也是五星级的。这两起事件，均被当地媒体曝了光，当地相关部门也介入调查。有鉴于此，有些地方于是出台“限宴令”，严格的，硬性规定官员办宴不得超过10席，并不得收取“红包”。

有人说这么做是不是严了些，苛刻了些，刻板了些，理由是，我们毕竟是人性社会，官员也是人，婚丧嫁娶大事，办它几桌，情有可原。

对不对呢？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是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当官的，一定要廉洁自律，哪怕用一些常人不一定要遵守的规矩，一定不能以权谋私。用公款大吃大喝大摆豪宴当然不行，要严处；为官的，就是私事，也不得大肆招摇，穷奢极欲，张狂无比。这里有几笔账好算。其一，动辄百桌、千人之规模，要花多少钱，钱从何来，人们是要打问号的。其二，如若不是官身，怎么可能动辄千人、百桌赴宴？赴宴者因何而来？这是极须问个究竟的。其三，当事人即“当事官”有没有借办酒宴敛财的问题？

老实说，相当多的大办酒宴的官员是经不起以上几问的。不信去百度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年传媒披露出来的此类案例，无外乎几类情况。一是烧的，想摆谱，官啊，牛啊，显得一呼百诺，应者云从，了不起的样子，根子上，是在显摆权力，根本不把百姓放在眼里，官气十足，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二是贪的。就有那类官，动不动就请客摆酒，找个茬就设宴，来的人能空手吗？尤其是下属、“关系户”，“红包”、“份子钱”之多，可想而知。有人说这是变相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夺，是不假的。说白了，这是不折不扣的以权谋私，是私欲膨胀，是黑心的表现。这种又狂又黑的官，骨子里，是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看似“私生活”，反映的是公德，反映的是一些官场中人公德太差太亏太缺失。一句话，让你做个平头老百姓，看你会不会动不动百桌、千人地去大摆豪宴，看你还有没有能力就这么张狂、豪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官，不仅做官有问题，做人也差点。

官员要清廉，要自律，要率先垂范，要以身作则，大事如此，在台上作报告如此，生活小事也该如此，台下也该如此，请客待人也该如此。或者更应这样说，小事儿，生活琐事儿，更能看出人品、官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太需要“限宴令”之类的管束了。

“两面人”干部，会上讲给别人听自己该咋干咋干

刘国昌

2010年02月19日00:35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在前不久召开的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了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六种不良作风：即有些干部宗旨意识不强、有些干部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强、有些干部心浮气躁、有些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些干部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有些干部贪图享受铺张浪费。其中在讲到“表里不一”不良作风时，他说，有些干部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他要求尽快改变这些不良作风，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里所说的“表里不一”的不良作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面人”现象。这种现象早已有之，但于今为烈。时下有那么一些干部很惯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会议上，他们大讲特讲反腐败的重要意义，而在台下、会后则大行腐败之事。这些人讲起制度的重要，说得头头是道，而在背后则大搞特权。这些人在大众面前“一脸严肃，正襟危坐”，而在人后则是另外一副模样。最近公布的中纪委去年反腐“清单”上揭露的那些贪腐高官，无一不是如此。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大言不惭地对“圈内人”说，我在会上讲的是说给人听的，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在会上讲反腐倡廉振振有词，可一到晚上“就想过那种生活……”如此情形，可真是“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我们为人的基本道德，然而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却将之丢置脑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为何这样做呢？说穿了，无非是利用党员领导干部的位置为自己大捞好处。这些人的脑袋“灵得很”，在他们看来，为官才能有权，有权才能为自己行方便。这些人把权力看得很重，那些在会上、人前讲的话，不过是维持自己官位的一种手法而已，内心深处、骨子里盘算的却是如何通过手中之权为自己谋私利。

这些人“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它不仅使领导干部队伍的素质、形象遭到损害，更为危险的是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老百姓最重实际，他们既要看干部们说的什么，更看干部们做得如何。如果干部们说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那他们是决不答应的。现在有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除了一些具体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所致。对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切不可以为是“小节”而掉以轻心。

这种“两面人”现象所以出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症结在于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出了问题。”现在有些干部很少读书、更不看报，相反倒是对一些错误的思想信条颇感兴趣、对一些并非正确但颇流行的“潜规则”笃信不疑。这些人的所做所为，为广大群众所不齿，更为我们党所不容，必须坚决、彻底清除之！

远离“数码鸦片”，“自由”不是网络情色挡箭牌

蒋萌 2010年02月18日00:02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很黄很暴力”在雷词多多的互联网上已成明日黄花，网络上的污秽杂垢是否能随着网络文明整治一并成为过去式？

虽然不少低俗网站被关闭，一些色情经营者受到严惩，但我们看到，一些小网站还是不时弹出“三级窗”，一些淫秽网站被转移到境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制黄分子也在“与时俱进”，手机网络色情成为新型“数码毒品”。

来自“全国扫黄打非办”的消息是，为了营造2010年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和喜庆、祥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从2月上旬至4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打击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和净化文化市场为重点的专项行动。

净化文化市场是好事。问题是，一阵风式整治不免让人疑虑低俗网站会暂时避其锋芒、伺机故态复萌。文明上网是持久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面努力配合，只有严格制约与健康疏导，“网络毒品”才能最大限度被遏制。

一方面，网站经营者必须认识到经营“数码毒品”必然会面临严厉的道德与法律惩处。互联网不断成熟，泡沫暴富渐行渐远，寄希望“捞一把就走”已不可能。网站要盈利与成长必须具备合法的、个性化的、专业化的服务与营销模式，妄图走歪门邪道，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如果大中型网站都认清这一点，网络的主流氛围必然是积极向上的。

另一方面，网民需要更加自律。某些人将“食色性也”与“自由”作为好色的挡箭牌，表现出的并不是权利意识的成熟，而更多是不当宣泄的幼稚。色情与低俗的最大危害是令人沉迷，尤其对自控能力不佳的未成年人更是如此。青少年正规性教育欠缺，网络“红灯区”勾引诱惑，已然产生了诸如少女妈妈、假期堕胎潮等等社会问题。成年人同样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数码鸦片”的毒害——网络一夜情、网上卖淫、视频色情网站等等，令一些成年人深陷其中，甚至染上难以启齿的疾病。离婚率越来越高，贪官多有情妇，谁能说没有网络色情的“功劳”？

当然，监管之墙同样需要不断巩固和完善。面对色情网站“移民”国外，有关部门不仅应屏蔽相关网址，更当不断封杀色情域名的“七十二变”。在手机网站贩黄的问题上，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在业务“外包”的过程中，应有第三方监管审核。同时，监管不能成为另一种“收费办”。现实中存在为深圳“舞王”歌舞厅黄赌毒充当保护伞的执法者，人们必须警惕虚拟世界出现权力与色情勾结。

虚拟与现实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网络色情的出现，并不单单表明网络环境不洁，同样折射出现实的光怪陆离。有关部门需要采取常态化、交叉结合式的治理。理想状态是，让虚拟与现实互为良性促进。切不可顾此失彼，甚至让二者互为掣肘。

处分不再一背终身，大学人性化理念能否推而广之

武少民 2010年02月17日00:46来源：人民网

在全国高校率先推出“处分期间”制度，为警告、记过等各项学生处分设定了具体期限，让学生处分不再一背终身；一学期课程有14学分以上不及格的学生及其家长，将会收到“学业警示通知单”……2009年以来，南开大学接连推出一系列措施，积极倡导人性化治校理念，为学生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受到各方瞩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同理，高校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春风化雨，单纯的惩罚、一味的打压，不仅不可能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可能让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南开大学人性化教育的探索，无疑为高校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

记过、警告、留校察看，等等，是高校针对违规学生的处罚手段，这种“污点”是要记入档案的，可是多少年来，我们从未想过要为改过的学生“翻案”。南开大学明确规定“处分期间”：警告，三个月；严重警告，六个月；记过，九个月；留校察看，十二个月。只要学生在这个期间没有再次犯错，学校就要为其写一纸证明，解除或终止处分。

看似一个寻常的举措，却为国内大学首开先河。这也表明，多年来，我们对学生的宽容还不够，对学生的关爱也相对缺乏。相比起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学生更需要学校的关心和呵护，让他们意识到犯错要承担责任，但改过会得到肯定，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这是大教育家孔子对君子犯错的态度，只要能改过自新，还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一成不变的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冷暴力。

高校作为教育圣殿，理应在学生管理理念上作出表率。南开大学的系列做法，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小事”，也有人会质疑做得还不够，但是，当我们在抱怨或者不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类似的建设性意见，有没有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国的高校在倡导人性化教育的征程上，还可以做得更多、更为周密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教育学生要宽容、要关爱他人，同样，教育机构也要反躬自省，把宽容和关爱贯彻到教书育人之中去。只有实现这种良性互动，学生才能明白学校的初衷，也会更加积极地对学校要求予以回应。

我们期待更多的高校、更多的老师，能够意识到人性化教育的重要性，制订更多切合实际的“宽松”措施，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让大学充满关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通过南开大学的探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过个红火的年节！

朽木 2010年02月16日00:15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过年了。

过年，过的就是一份热闹，热火，红火。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相传的基因，这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给予自己一年到头的馈赠，拱拱手，笑呵呵，问一声：过年好。

火红红在氛围上。比如城里的庙会，比如乡下的唱大戏划龙船，还有现代化的看电影，连电视都调在热闹的春晚上，虽然春晚二三十年一贯制的老模式旧面孔，但人们贪图它那欢歌笑语，贪图它那喜兴，贪图它那份乐子，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也许这时光形式感更显得重要，那一类法国片一般的沉思沉闷，不大适合中国大年的气氛。庙会、社戏更是热火。且不说孩子你招我一回我撩你一次闹哭了最后也会破涕为笑，大人又何尝不如是，见面一律喜笑颜开，一年的愁苦辛劳此刻皆化为一个热火。如今谁家没有电视呢？但村里庄上只要放电影，大人孩子还是关门上锁，找条长板凳去占位子，一家子前呼后拥，其乐融融，图的就是那份大操场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红火氛围嘛，在那里，人们可能才会真真切切地琢磨出春节二字的深厚意蕴。

红火红在圈子里。比如搓麻、看牌聊大天。麻将、纸牌都是一个个生活小圈子里的过年的道具。三五好友，呼朋引类，一天也是它，就那么在哗啦哗啦的麻将声中红火了过去。这几年扑克牌玩“拖拉机”盛行，“炒地皮”红遍大江南北，有人已然将之命名为“房地产”了，区区“54号文件”，招致情投意合者，一聚一天，一聚一周，热火得不行。无论搓麻、拖拉机，都不应是豪赌，几个小钱也不应玩，要的是一年到头，难得一聚、难得一乐哦。年味十足啊。

红火红在餐桌上。确切地说，红在酒席上。几代同堂也好，三五知己也罢，同学、同乡、同事、同伴……觥筹交错之际，早已酒酣耳热，叫外号的叫外号，揭“老底”的揭“老底”，或浪漫无限，或豪气干云，闹得恨不得将酒桌都掀翻，闹得一个个都成了红脸关公，成了牛皮大王，那会跳会唱的，倚酒三分醉，都堪比王菲那英刘德华杰克逊了，直闹得专业的迪厅歌房相形失色。

当然，红火更红火在心里。让不愉快成为过去，让快乐随春节到来并祈福新一年365个日子。这，就是中国，就是华夏，就是我们的春节，我们的大年。

“咱中国就是让人有盼头、有奔头”

刘国昌 2010年02月14日02:24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几个年轻人聊天，挺有意思。

一个说：“今儿个打了一天的贺卡，得赶在春节前发出去。”

“好啊，过年了，得给人家送点祝福！”另一个说。

“过了年，还有不少好事呐！”

“咱们中国就是让人有盼头，有奔头。”

“没错！”

……

几句聊天的话，别人可能不在意，然我听了却颇受感动。特别是那句：“咱中国就是让人有盼头、有奔头”的话，很有新意。

政声在哪里？在人间。我们国家的形势如何？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样？在民间最能听到真实的反映。上述几位年轻人的议论也许是随便说说，但其内容却很有“意义”——它道出了普通百姓对我们国家形势的赞美，也体现了大家对今后发展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在2009年初，我们尽管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党中央、国务院很快做出判断，采取有力措施，使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方面事业都得到了既好又快地发展。这些发展成果反映在老百姓那儿，就是日子过得更好了。仅就收入而言，不仅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过得好，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又有提高。凡此这些，都让人们切切实实感到“有盼头、有奔头”。

当然，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众多困难有待克服。但让人充满信心的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名言，现在已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共同理念和行动纲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把群众中的问题困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和措施，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努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这些都是增强信心、看到希望的源泉所在。

春节，各地“送温暖”活动蓬勃展开。看到这些，不少群众心里乐开了花。江西一位困难群众动情地说：“我家的日子有困难，我确实有怨气。但看到政府一心一意为我们办事，心里畅快多了，信心也多了。”

一个国家、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能取得如此的局面，着实不易。古往今来，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历来多灾多难。但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奋斗，纵有多少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都会战而胜之！何以如此？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中央与百姓心连心，上下一致，劲往一处使。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当此之际，没有什么比“有盼头、有奔头”的信心更重要的了。有了这些，完全可以预言，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必将会夺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恐归族”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王兰 2010年02月13日00:06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团团圆圆”、“阖家欢乐”是春节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可近年逐渐增多的“恐归族”，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春节时“缺兵少员”，“恐归族”也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那么，“恐归族”过年的压力来自何方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恐“春运”太可怕。不论是天上的，水上的，还是陆地的，交通工具这时都显得“捉襟见肘”，不但人多受罪，价钱也会较平时高，有时需要托人才可弄到紧俏票。有些人已经形成心理障碍，想起“春运”的奔波之苦心里就发怵。二恐“红包”无底洞。一年辛苦挣得的钱，从银行中取出，也许还没有暖热，就要以“红包”形式派发给数都数不过来的“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朋友们。而且“红包”数额逐年看涨，让许多工薪阶层心生怯意。三恐人情债太多。有些地方风俗不能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礼节繁杂，饭局车轮战更是一个“累”字了得！四恐攀比受不了。回到家，见到亲戚朋友，难免问起哪里高就啊？如何发财？成家了没有？这些问题照实说吧，恐自己脸上不好看，又扫了人家的兴；不照实说呢，紧接着可能就会“红包”“出血”，让人左右为难。尤其是，有些游子给父母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在外一切都好。可事实上并不尽如人意，回家则担心“美丽的谎言”“穿帮”、“露馅”，所以，一年一度的盘问，仿佛轮回式的“梦魇”……

“恐归族”的出现，是对“回家”还是“不回家”做心理选择的结果，也是传统春节延续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的实质，是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碰撞产生的火花在人们心理层面的折射。我们应该趋利避害，“一枚硬币两面看”。

一方面，“恐归族”的诞生，或者可以催生春节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导，会更加丰富春节文化的内涵，使古老的春节焕发出新的活力。既然恐归，那一定是有一种新的过春节方式。能不能让它成为更健康、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春节生活方式？比如叫上父母出外旅游，这不仅能够放松身心，开阔视野，还能让家人在旅游中感受亲情的天伦之乐，可谓休闲与亲情兼得。比如“充电”，在别人整天做酒囊饭袋的时候，在书香中沉醉、润泽，显然更益于身心健康。再比如做做平时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从这些方面看，“恐归”有它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恐归族”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有些春节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是否需要改变？一年一度的“春运”能不能再变得轻松一些？家庭对游子是否要求过高？游子自己是否过于虚荣？

毕竟，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不仅要传承她，还要创新她。“恐归族”的出现给我们提了个醒：现在的春节生活方式可能有陋习，有弊端，我们必须加以改进。从社会角度讲，应该大力倡导符合收入实际的春节消费，倡导亲情主导的春节文化，淡化春节的物欲色彩。从家庭角度讲，“恐归族”春节不回家，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自己，还有他们的家庭。为自己，也为孩子着想，父母不要对子女寄予太高的期望，只要平安，只要是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要从心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子女是会感知到的。从“恐归族”个人来说，尽量消除心理障碍，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春节还是回家的好，陪伴父母就是在尽孝心，也可以减轻自身漂泊的孤独感。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中温暖的亲情等待着你，家中也许并不丰盛但洋溢着爱的饭菜等着你，今年不行，明年怎么样？

反思网络时代的媒体责任

范正伟 《人民日报》 （2010年02月12日 09版）

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在利益诱惑下允中守直，是包括互联网站在内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尽的本分，也是它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

重庆姑娘小罗，近日掀起一阵不小的舆论风波。

这名身高1.46米、大专学历的超市员工，自称智力非凡，曾在上海发放征婚宣传单千余份，誓言非北大、清华高个儿才子不嫁，并做客数家省级电视台，人气很旺。

电视台一遍遍约请小罗当嘉宾，充分展现她的“出格”，有记者甚至专门跑到她的老家采访其祖孙三代，大曝她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花边新闻，连恋爱、拥抱之类的细节都不放过。而在这些深度挖掘、高调传播的后面，是一些观众和网民对小罗本人的鄙薄甚至恶搞。媒体的聚光灯，将这个有些另类的女青年塑造成了令人厌恶又忍俊不禁的怪物。似乎承受各种花样翻新的嘲弄，是她应付的代价。

“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这是小罗在网上得到的典型评价。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禁要问：假如她确实是在炒作，那么，究竟是谁为她提供了炒作的舞台？假设真像有人所推测的，她的确在性格和心理上存在某种障碍或缺陷，我们又为何要如此恶语相向？

网络时代，表达空间日益拓展，言论更加宽松自由，人们登上公共话语平台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是历史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问题与困惑。少数媒体或者由于猎奇心理，或者出于利益考量，常常将一些风格怪异、品位不高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推上前台，大加炒作。在“消费”着这些人物和事件带来的注意力、阅读率和相伴而生的商机时，这些媒体却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忘得干干净净。

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大清杨丽娟这个名字了。这个少女疯狂地迷恋着偶像刘德华，倾家荡产也要赶到香港面见天王巨星，甚至在生身父亲羞忿投海后也依然执迷不悟。当年疯狂的报道和议论，如今已经归于沉寂。杨丽娟怎么样了？她的家人怎么样了？在那场媒体狂欢的盛宴中各取所需的人们，谁还在想着她？那些将杨丽娟推向公共舆论漩涡中的媒体，如今在哪里？他们对那场舆论风波的受害者——杨丽娟及其家庭，承担了怎样的道义责任？

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是全世界传媒行业的基本准则。客观报道和传播新闻事实，是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但是，出于公序良俗的考量，选择什么、怎样报道，应该成为级别更为优先的标准。即使是在标榜“新闻高度自由”的西方社会，暴力、色情等内容，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从媒体商业利益出发，炒作甚至制造媒体事件，同样为这个行业所唾弃。

有人说，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应该一切从受众的需求出发。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毋庸讳言，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读者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媒体的社会责任，恰恰体现在坚持正义公平的价值判断，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不是随波逐流。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在利益诱惑下允中守直，是包括互联网站在内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尽的本分，也是它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否则，小心受众也会对你说一声：“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

打假反赌逼出国足3：0

潇湘子 《人民日报》 （2010年02月11日 09版）

在全国人民都在准备过年的时候，没想到，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男足，却给大家送上了一份意外的年货：继0：0逼平日本之后，又以酣畅淋漓的3：0大胜韩国队。

对于这个难得的3：0，广大球迷颇为兴奋，在叫好的背后，许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中国足球曾经的假、赌、黑，忘却了足坛上下曾经的管理混乱、监督缺失，忘却了由司法机关强力介入并仍然正在进行的足坛打假反赌行动。在一些人眼里，甚至以为中国足球已经恢复元气，很快就要重振雄风、冲向世界了。

真是这样吗？非也。看待中国足球的突然“爆发”，看待中国球员的瞬间“雄起”，一个最主要最关键的背景，恰恰就是近段时间一直在进行的足坛打假反赌行动。

其一，打假反赌行动为足球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近年来中国足球的沉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监管缺失下的假赌黑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在足球打假反赌行动中，公安机关高悬法律利剑，不仅查处了几起重点个案，依法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而且基本查清了操纵比赛和赌球的深层次问题，重拳出击，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肃清了中国足球发展环境，营造了公平、积极、向上的竞赛氛围。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在全国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教练球员，还是足球管理人员，都不敢不“三军用命”、勇往直前。

其二，打假反赌行动让足球从业人员变巨大压力为强大动力。随着足球打假反赌行动的持续开展，一批涉案人员落网，带给中国足球教练和球员的震动和压力可想而知。在以前的大环境下，许多足球从业人员身在“染缸”，谁清谁浊难以自辩，舆论和社会的讨伐，让他们抬不起头，压力巨大。这次的比赛，正好是一次变压力为动力的良机，一次改善形象的良机，甚至是一次自我救赎的良机。从这次与日本、韩国队比赛可以看出，以前被骂作“臭脚”的球员，现在也能踢出“世界波”；以前被批“一盘散沙”的队伍，现在也能场上“一盘棋”；以前被嘲笑“指挥无方”的教练，现在也能“指挥若定”。巨大压力下催生的动力，产生了国足的奇迹。从比赛可以看出，其实，广大足球从业人员内心还是有“做好人、踢好球、争口气”的良好愿望的，中国足球还是有实现腾飞、走向世界的巨大潜力的。

其三，打假反赌行动为体育主管部门和足球管理机构提供了一个彻底整顿足球秩序、强化足球监管的历史机遇。从前几次媒体披露的足坛以往“劣绩”来看，在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上场安排等诸多关键环节，足协某些官员的胡乱指挥、外行干预，甚至内部黑箱操作谋取私利，都极大地搅乱了军心、动摇了士气，影响了结果。在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被抓后，可以想见，现在足球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从上到下，应该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违背足球发展规律瞎指挥，不敢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谋私利了吧。

其四、打假反赌行动的巨大作用，早有国际惯例在先。历史是可以重演的，广大球迷可能还记得，2006年世界杯之前，意大利队正深陷“电话门”漩涡，意大利足球将面临最深重的灾难。最终，意大利足球界深入开展整治行动，“触底反弹”，用世界杯的冠军创造了奇迹。中国队虽然不能与意大利队相提并论，但这番突然雄起，谁能说不是意大利现象的翻版呢?

说一千道一万，国足的这次“翻身”，让我们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振兴足球一系列决策的英明，看到了公安司法机关强力开展打假反赌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足球从业人员内心绝地重生的美好愿望，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巨大发展潜力。

当然，一两场好球不代表中国足球就已经脱胎换骨，希望足球界能够抓住打假反赌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痛定思痛，尽快建立健全机制，完善监督管理，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否则，沉浸于目前的意外惊喜而裹足不前，中国足球的雄起仍将可能是“昙花一现”。

教授，请看护好您的名字

唐宋 《人民日报》 （2010年02月10日 09版）

对违规者的宽容，就是对规则的破坏。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坚守。

又一起论文“被署名”事件浮出水面：近日，本报披露湖南两名教授刊登在《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涉嫌大篇幅抄袭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材。文章刊登后，主角之一的当事人辩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甚至表示不排除是被人陷害。

从“被署名”到“被陷害”，在近年来曝光的学术腐败案件中，经常听到喊冤声，似乎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论文“被署名”，导师究竟冤不冤？

从迄今披露的诸多“被署名”事件看，情况也许不只是“不知情”那么简单。对当前学术界风气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被署名”者究竟对论文是否有贡献、有多少贡献，不少时候，学生写论文挂导师名，晚辈写论文挂前辈名，籍籍无名者写论文挂如雷贯耳者名，似乎已成为潜规则。

“被署名”的背后，有时候是学生小辈为了发表论文、顺利毕业，拉大旗作虎皮，打着“被署名”者的旗号提高发表成功率。有时候是“被署名”者为了出成果、完成工作量，默许和纵容共同署名。有时候则是心照不宣、追求“双赢”，在发表论文的指挥棒下，导师和学生成了利益共同体。

当“名”这个知识分子最爱惜的东西，成为替论文质量“背书”的符号，成为学术利益的敲门砖，当教授之名被署在那些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看过的论文上时，教授们也就坐上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出现“抄袭门”，成为迟早可能发生的事。

说得不客气点，对于那些认同潜规则的教授来说，让他们气愤的不是“被署名”，而是“被署名”的论文抄袭了他人，并且“翻了船”。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点都不冤。

当事人所遭遇的情况，也许有所不同。也许真如他所说，是同行恶意冒用了他的名义。但是，真的就可以免责吗？

论文发表后，朱教授将署名的事情告诉了刘教授，“被署名”的情况，他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2008年，已经有人向学校举报了论文抄袭，学校也为此进行了调查，认为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在这样的情势下，刘教授为什么还要“忍辱负重”，对此事不作公开的澄清呢？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的清誉，就这样毫不介意吗？

对违规者的宽容，就是对规则的破坏。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坚守。在这方面，老一辈科学家作出了表率。钱学森坚决反对在别人的论文、成果上署名的做法。即使他亲自指点的论文，也坚决不署名，而是按照国际惯例，在论文的结语中提一句，以示尊重。这种“不沾一点污泥”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杜绝“被署名”的闹剧再次上演，应该对潜规则说“不”，对“被署名”零容忍。只有导师、教授、学术带头人们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带头奉行学术道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才能逐步纠正乱署名的学术歪风。

尊敬的教授们，请看护好您的名字，守卫学术的诚实与尊严。

签了合同就叫“聘用制”吗

毕诗成《人民日报》（2010年02月09日09版）

近期，各地事业单位改革的新闻屡见报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这些信息与舆情，不难发现，人们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有更高期待。

纵观各地落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基本都把“建立全员聘用制”作为改革核心与关键，希望通过“能上能下”的聘用，打破“铁饭碗”，告别职务终身制，摆脱事业单位各种官僚习气，实现用人上的公平公正。来自人保部的数据称，截至2009年底，全国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比例为80%。

从统计数字来看，改革推进颇为顺利，改革前景值得乐观。但几天前媒体曝光的“突击特批”事件则给了我们极大警示：广东和平县县长在《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正式实施前，突击特批200人进入事业单位。当事人虽否认特批为收钱，却承认特批是因为求情者太多。求情者大多数是当地的干部和老领导，“得罪不起”。这番高论，反映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公务员公开招考“门槛”抬高之后，事业单位成了一些人安排子女就业的好地方。温州市龙湾区甚至公开发文，以“为稳定干部队伍”的名义安排干部子女进事业单位就业，引发舆论哗然。

在有的地方，事业单位常常成了“唐僧肉”，有权的有钱的有关系的，都想分一杯羹。现实中，一些事业单位的聘用，仍然是自行确定名单后打报告给“有关领导”审批。只要“大笔一挥，想用谁就用谁”，所谓签订合同之类，不过是走个过场。

可见，实现全员聘用固然重要，但解决怎么聘用的问题更重要。表面签合同、搞聘用容易，但实现公开、公平的竞争聘用则很难。因此，从一开始就应对改革难度有充分估计，对改革纵深有充分设计。

“聘用制”既然是一套制度，就当然要包括公开选拔、公平竞争、透明监督等一系列的措施，不能只剩下“签聘用合同”这一件事。为什么有的地方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之前，把亲朋好友疯狂地往事业单位里塞？就是他们从《办法》中看到了一旦公开招聘，按照考试、面试、公示等一套程序，他们的关系背景可能失效。

事业单位改革的要害，就在于探索一套程序制度，触动权力就业、官僚铁饭碗等根本性弊病。改革难免要触动既得利益，如果只有乐观数字，一切都风平浪静，就一定要警惕——改革是否遭遇了“变通”，政策是否遭遇了“对策”？此外，既然事业单位带有浓厚的行政依附色彩，就应该考虑以管理公务员的方法，确保公开公正，比如用人状况完全公开，采取“谁签字谁负责”等方式实现社会监督。总之，只有全套的、货真价实的公开聘用改革，才能激活“以岗定薪”等其他各项措施的“内涵”，才能满足国人的殷殷期待。

守住爱的信心

杨健《 人民日报 》（ 2010年2月08日 ? 09 版）

要么缺少经济实力，要么缺少坚忍精神，那些被迫放弃孩子生命的人都是弱者，比患病的孩子更脆弱的弱者，更需要社会各界对症下药的帮扶。

莎士比亚真是伟大。400年后，“to?be?or?not?to?be（活着还是死去）”这个著名的问句，依然敲击着那么多人的心灵。

近日在天津，一个还未满月的先天性无肛女婴被送到临终关怀医院，等待死亡。她家里30多名成员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放弃对她的救治，并拒绝让渡监护权。理由是：不希望她遭受治疗的痛苦，不希望她面对未来漫长的残疾人生。

儿童救助志愿者赶赴天津将孩子“抢”到北京接受治疗。然而这一次，舆论呈现出来的，不再是对孩子父母和家人一边倒的谴责。网友们在网络论坛里展开激烈交锋。一项调查显示，55%的人希望“不要放弃可怜的孩子”，30%的人认为“这是伴随终生的痛苦，志愿者无法对孩子终身负责，理解孩子家人的选择”，另外15%的人则说，“如果不能治好，还是让孩子少受点罪”。

从数据看，这真是一场旗鼓相当的争论。匿名的网络，给了大家坦露心迹的机会。在这场真心流露的论辩中，不再只有“暴走妈妈”移植肝脏挽救儿子时“感动中国”的泪水，也不再只有“甲流患儿”被家人遗弃沟渠时铺天盖地的唾弃。每个人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放在孩子父母的位置，思考那个沉重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争取还是放弃？

从内容看，这真是一场包罗万象的争论。法学家说，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法律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社会学家说，“房奴”、“孩奴”，当代中国社会事业建设的滞后，令不少人对自己即将承担的生活责任和社会责任心怀恐惧。历史学家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儒家文化的旧传统遗风犹在。伦理学家说，无论如何，每一条生命都享有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权利……

理论的分析，法律的裁决，或许都无法解除现实的困境。“不让死是一种伪善，没有见过抢救的人不知道抢救治疗时多么痛苦；看着自己的孩子死，我想没人会好受，放弃的决定绝对比坚持无意义的治疗需要更大的勇气”，面对这温情脉脉的决绝，倒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的话，比很多理论分析更有分量。她说，爱，人人都有。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孩子父母建立爱的信心。

诚哉此言。那些被迫放弃孩子生命的人，绝大多数并非绝情者。让他们做出痛苦抉择的原因，无非来自两个方面：要么缺少经济实力，要么缺少坚忍的精神。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都是弱者，比患病的孩子更脆弱的弱者，更需要社会各界对症下药的帮扶。

我国共有残疾人6000多万，其中先天性残疾人1200多万。他们能够活到今天，很多人还活得很平静很快乐，说明这个社会并不缺少无私的爱心和坚韧的神经。日复一日的困难面前，人总有灰心的时候、难免有放弃的念头。他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障和长久的心灵支撑。

天津无肛宝宝有个名字叫“小希望”。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不是讥讽，也不是看似理解的“支持”，而是从心理、医疗、法律、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层面出发，尽己所能，守住一个残疾婴儿活下去的希望，守住孩子家人直面磨难的勇气，守住这个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

公务员聘任制，不只是端掉“铁饭碗”

郝洪《 人民日报 》（ 2010年2月05日 ? 09 版）

公务员聘任制，不仅让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制度变革之下，将是观念的冲击与震荡。

近年来各地尝试的公务员聘任制终于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今年深圳将有近七成公务员实行聘用制，这意味着，在深圳大约有2.4万人被摘掉“官帽”，手中的“铁饭碗”变成了“瓷饭碗”。

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尝试并非深圳一家，但是，深圳却是第一个真正从制度上将此项改革常态化的城市。此举的意义，并不亚于31年前深圳虎崖山下，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开山第一炮。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行政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点。深圳改革，让我们的行政制度改革在完善公务员制度这个点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公务员聘任制的实施不是简单的一句“摘掉了‘官帽’，打破了‘铁饭碗’”可以总结，也不仅仅是让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制度变革之下，将是观念的冲击与震荡。聘任制之下，曾经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权力意识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这样的冲撞不仅在公务员自身，还有广大的公众——当公众不再将管理者当作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时，民主平等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而这，恰恰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会不会流于形式，相信这是所有关注这一改革的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因为，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任何一项新制度都触及相当多的人的利益，这样需要自我革新、自断其臂的改革从来不乏阻力。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深圳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历史，梳理一下近年来各地关于公务员聘任制的种种创新冲动，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深圳这场突破不是一个城市的改革冲动，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来自社会基层的现实要求。

深圳这一场改革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其间，不乏全国其他城市在公务员聘任制上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最初均来自社会基层。事实上，不仅是公务员聘任制，近年来，多

如何写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推荐)三

早上我来人民公园晨跑，却被这美丽的景色迷住了。

从北门进来，两侧是一些宣传标语牌，上面写着保护环境靠大家。宣传标语牌前面是一个个正方形立体花坛，里面种着，黄色和粉色的花。

再往前走，是一条宽阔的水泥方格，路侧边同样种着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非常低，可以说是一个配饰，给什么当配饰呢？当然是树啦，树要比花草高，树是圆嘟嘟的蘑菇形的。

继续往前走，就走到了圆形花坛那边了，花坛那儿立着一个铁灰色的架子，挂着六个大灯笼，非常显眼，灯笼下面是一个大石头，上面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大字周围是五颜六色的花朵，显得十分漂亮。

站在花坛这儿就能看见人工湖了，我们一起去人工湖看一下吧！清澈的湖像一块明亮的镜子，湖旁边的树都倒映在水中，非常美丽。湖面上漂着几条船，又给湖增添了一份美景。

湖旁边有一条小小的石头路，路是通往假山的路，于是我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到半中间，有一个台阶，我走下台阶，继续向前走，前面是一个湖中小亭，里面有唱戏的，唱歌的……

假山的尽头有条石头台阶，是通往假山上面的小亭子的路，上了最高的`小亭子里，非常清爽，有的人大声聊天，有的人在唱戏，有的人在吹凉风。

在这美丽的景色里飘游着，一直看到九点，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民公园。

如何写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推荐)四

我的家乡在四川达州市，这里长年被绿色植物覆盖着。

有人喜欢人山人海的广场；有人喜欢水平如镜的莲花湖；还有人喜欢直入云天的凤凰山，但我却喜欢风景如画的人民公园。

经过一番奔波，我们来到了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真是美不胜收啊！穿过大门，就看见壮观的“琴台听瀑”，这琴台听瀑果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

走过石头小路，就来到七叠泉。七叠泉是由七层大大的“台阶”组成的，上一层的水满了就流到下一层，它就是这样组成的。

再往前走，穿过曲池走廊，就来到美丽的荷花亭。荷花亭的周围，是一片清澈的人造河流，河水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小鱼。有白的、红的、黑的、花的颜色居多。

往上走几步台阶，映入眼帘的就是“回廊竹影”。“回廊竹影”的对面，是充满生机的广场。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这里跳广场舞。

往南方走，就来到了乡韵。中间有一座拱桥，拱桥下面有一条小河，河水可清啦！清得可以看见河底的沙石。河水中，有一座水车，就像真的进入了乡村一样。

往西方走，就来到了曦月台，曦月台上有人民烈士纪念碑。我心想：如果没有曾经的烈士，就没有我们的新中国！

人民公园真是“走在公园里，人在画中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