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鲁迅文化翻译思想剖析报告 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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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化翻译思想剖析报告 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篇一

(一)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

鲁迅从事翻译活动三十余年，译作主要包括科学小说、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他的译书目的明确：翻译科学小说，如《月界旅行》，是为了让读者“获一般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例如，译《斯巴达之魂》是因为“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生气”，想通过这篇译述来激励中国的爱国志士掷笔而起：译《毁灭》等苏联作品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译波兰等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介绍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精神活动和思想行动是因为“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鲁迅自己曾说：“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可以说，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鲁迅的译书绝不会只凭自己的兴趣，他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要把异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和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总之，鲁迅是要通过译书来改造旧文化、构建新的中国文化。

(二)“忠实”与“传异”是翻译的本质要求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这一翻译定义中可以析出翻译是一项在译入语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的活动。不然，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就无从谈起。因此，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背离了翻译本质，翻译便无章可循，便会走入歧途。对此，鲁迅有深刻认识。他在为《域外小说集》写的《略例》中说：“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后来在为周作人所译《劲草》写的序中还提到翻译应该“使益近于信达”，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同上)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就是“信”，即“忠实”。具体体现在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上。鲁迅关于“直译”的主张说明了他对翻译本质的深刻认识：“任情删易”背离了翻译的本质；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才是翻译正途。

(三)“异化翻译”是实现翻译本质要求的途径

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应采用“异化翻译”之策略。对于这一问题，鲁迅是从“归化”与保存“洋气”的角度来论述的。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昵?……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要的目的，……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

由此可知：鲁迅不仅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将它看作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作的“异国情调”即“洋气”应该在译作中得以保留。“洋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作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是原作的内涵(包括文体风格、道德伦理、思想内容等)。只有这样，翻译的“移情”和“益智”功能才能实现。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则应以“异化”、“直译”为主。具体来说就是“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当然，刚采用外国句法时比较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正是由于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法，现代汉语才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四)翻译应重视译文读者

鲁迅把译文读者分为三类：

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的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读者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就多。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要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在鲁迅看来，译文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很受了教育的”，对于“略能识字的”读者，应该用“改作，最好还是创作”，但是“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言外之意就是译本还是应该有新鲜东西才行，亦即原文中的异质成分还是应该移植到译本中，翻译还是应该满足译文读者的预期——获取异域新元素。译者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任意改造。

二、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巴斯奈特与勒费维尔是文化翻译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1990年两人合作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2年，勒费维尔出版了《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巴斯奈特为此作序。1998年巴斯奈特出版了她与勒费维尔合著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这三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的核心翻译观：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入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的转换才是目的。“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通过“改写”与“操纵”来表明翻译作为变革塑造力量的中心作用。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为此，译者可通过“改写”与“操纵”原文使译本成为构建特定文化的工具。翻译是赞助者、译者、评论者为满足译入语读者需要所“共谋”的产物；“译作是原著的转世”；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派生关系，而是具有同等地位。

三、鲁迅与西方文化学派翻译观比较与评述

(一)关于翻译功能

根据前文所述，鲁迅与巴斯奈特等人都关注翻译的功能，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功能。他们都把翻译看作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塑造力量。所不同的是鲁迅翻译功能观的核心是要将原语文化如实移植到译入语文化中来，并由此改造译入语文化。在此，鲁迅强调原作的固有价值及其所产生的力量：而巴斯奈特等人则关注译入语文本与原语文本功能的等值。为此，“文化的转换”成为必要，即当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发生冲突时译者要用译入语文化替换原语文化。由此，

他们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的观点，译者通过操纵原文而操纵社会，从而使翻译成为变革的塑造力量，成为构建所需文化的工具。显然，这种塑造力量并不是由原作的固有价值所产生的，而是译者通过操纵原文而产生的。“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就是文化学派“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观点的真实反映。

(二)关于翻译本质

鲁迅认为翻译应是“移译弗失文情”，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由此可知：译入语文本必须全方位忠于原文，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删改都不利于原文本风格、形式和内容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再现。在鲁迅看来，译者只有通过“异化翻译”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才能实现翻译的功能、体现翻译的本质。译作是基于原作基础之上的，原作者和原作是第一位的，译者和译作是第二位的，译者不能像林纾那样对原作“任情删易”。可以说，“忠实”，即“信”是翻译应遵循的原则。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是基于翻译的本质之上的。

文化学派的翻译观将文化视作翻译的单位，虽然突破了以往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视野，却刻意回避了“翻译的本质”问题，“要求译者使译入语与原语在相应的文化功能上等值”。为此，巴斯奈特“允许用新的，完全不同的译入语替换原文，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只要从理论上让译入语读者得到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就行。”这无疑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了译者与译作的地位，亦即否认了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派生关系，主张译作与原作具有同等地位。由此可说，巴斯奈特等人的文化翻译观与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在翻译本质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三)关于翻译策略

对翻译本质、翻译功能的不同观点决定了鲁迅与文化学派所主张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不同。鲁迅倡导保留原本的“洋气”，为此要采用“异化策略”，反对“任情删易”、“削鼻剜眼”；巴斯奈特等人主张“文化的转换”，原本中有悖于译入语文化的因素皆要“转换”掉。勒费维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由此可知：巴斯奈特等人主张“归化”策略以及“任情删易”、“削鼻剜眼”的“操纵”译法。这与鲁迅的观点大相径庭。

(四)关于译文服务对象

在鲁迅看来，甲类读者才是真正的翻译文本的读者，译本可“宁信而不顺”：供给乙类读者的译本虽经过对原文的改写，算不上是翻译，但仍应有新鲜东西才行；丙类读者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译文读者。鲁迅还认识到了译文读者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影响作用，但原文的“洋气”无论如何需要保留，译者对原文本的干预不应脱离翻译的本质基础。

文化学派同样关注译文读者，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于鲁迅之观点。他们赞成“译作是原著的转世”之观点，译作与原作具有同等地位。由此，译文读者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译文读者自然也就成为决定译者对原文“操纵”程度高低的因素之一。为使译本得到更多译文读者的认可，完成原作的“转世”，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应采用“归化”策略，甚至不惜对原文本进行必要的“改写”。

四，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文化翻译的倡导者，他把翻译视作促进译入语文化构建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异化翻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代表他文化翻译思想的“归化”与“洋气”问题、“宁信而不顺”问题在当时虽有较大争议，却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西方文化学派强调译入语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将译作看作是原作的转世，主张译者根据需要有权对原作进行改写，强调译者的主导作用。总之，鲁迅的文化翻译以“翻译本质”为基础，文化学派则是回避了“翻译本质”问题，为译者随意操纵原文本提供了最佳借口。通过比较可知：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值得提倡，文化学派的翻译观需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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