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离鲁迅有多远高中作文800字 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的含义汇总

鲁迅无疑是近百年中国文坛中最具份量的作家，然而对我们而言，却象是一个“戴着面具的陌生人”。

首先看对鲁迅的评价。我们所熟知的评价无外乎“尖锐”、“批判黑暗”，剩下的就是一些溢美之词。这些评价固然很准确，可千篇一律的评价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何况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思想远重于内容，这些对内容的评价只触及血肉而无法深入骨髓。而作品的思想性又可分为时代性和永恒性。时代性并不是重点，因为相隔几十年，毕竟不同。只有那些体现人性中种种善恶的文字才会永远闪耀。“作品完成的时候，作者就死了”。我们看文字作品不应该仅局限于那个时代的背景，也不能仅仅探索作者写作时是怎么想的。伟大的作品会使不同的读者产生各种各样的细微感受。说白了，这些评价，成了鲁迅作品的一张厚厚的面具，阻挡我们的视线。

其次看课本中所选的文章。几篇文章中只有《祝福》是小说。各种文学体裁中，我认为最能体现思想的是小说。对于散文，可能更多地抒发什么情感，或说明什么道理。而小说可以在一个半架空的世界里使作者更自由地设置重重“机关”，蕴含深意，进而造就不朽的杰作。所以我觉得理解小说对理解一位作者尤为重要。而课本选文也许是为了降低难度，只有一篇小说。

最后要看读者。无论你爱或不爱，作品毕竟就在那里，而读一遍与读十遍的效果肯定大相径庭。除了读者主观的原因外，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毕竟每个人的经历、志趣、爱好不同，再加上读几十年前的文章，自然会感到生疏，不适应，没多大兴趣。(这点朱自清的《背影》更突出，很多学生都认为文章并不很好)

我一开始读鲁迅也是如此，不仅觉得他的文字晦涩，而且出于一种反抗权威的心理，认为他只是徒具虚名。相比于鲁迅，徐志摩那样的文字显得更亲切，更容易抓住初次见面的读者的心。后来知道鲁迅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均有“交锋”，语文课本甚至不录梁实秋的文章，这令我又平添了几分厌恶，当然那时并不知道他们因何而交锋，也不了解文字与政治、阶级、立场挂钩。后来看了《狂人日记》，课本中学了《藤野先生》，又看了《朝花夕拾》，逐渐认可了鲁迅的文字。然而真正的转折却在《祝福》。

《祝福》里冷冷的笔调，祥林嫂凄惨的经历，“我”优柔而纠结的内心。这篇小说是可以真正让不同的读者从自己内心产生不同共鸣的文章，昭示出的人性善恶才是可以不朽的东西。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也许我们与鲁迅相距太远，经历相差太多，又隔着迷雾与面具。用心读，总会读出与他人不同的感受。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的，从《三味书屋》到《藤野先生》再到现在的《药》，算算大概也有五六个年头了：以前年纪还太小，不能完全明白文章的韵味，只是人云亦云地跟着老师说，说当时社会的黑暗，说人性的丑恶。可是，现在自己也真的能够明白那是一个多么黑暗的社会，心中有恨，恨民众的麻木，很人性的冷漠，更恨自己没有生在当时，也同样为医国医民奉献热血与青春。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用笔来拯救中国的人，他所面对的社会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是那样的阴暗、凄清与恐怖，可仍义无反顾地用笔在写，用心在呐喊。虽然曾经也有过彷徨，但内心的信念最终战胜了一切。

在先生的众多文章巾我是最喜欢《朝花夕拾》这本散文集子，这里的文章大多都是记述鲁迅先生幼年时期的生活，故事平淡，却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温暖，一种家的温暖。这里没有杀戮，没有争斗，有的只是那平缓的心境。这也许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天性，让我总是不由得去偏爱那些舒适祥和的文章。

什么是传世的孤寂?胸膛里大开大合的悲痛，像拉动的风箱一般沙哑地呼唤起来;一丝光线涌出，把所有沉睡的过往轻轻唤起。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当时的心情，可正是我现在的心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这个名字多么与众不同，没有父母给他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它的由来，是一个在上上个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初在旧中国黑暗动荡的社会里，想要借助文学来呐喊的作家周树人，所用的一个笔名。

从小学到高中，鲁迅先生的文章先后有数十篇进入了语文教材书，这恐怕是教材中其他作家所无法媲美的吧。因此，学生们对鲁迅的印象也自然比较深刻。

老师教我们不要光说不练，所以我尊敬鲁迅，因为他是实际行动的倡导者，身先士卒——有梦想，并不是想想就算了，而是要用行动来搏取。一旦目标确定，就奋斗终身。

老师教我们要爱国，所以我尊敬鲁迅，因为他是民族是国家的好英雄，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有钱人花天酒地，无乐不做;没钱人只想混口饭吃，得过且过。只有鲁迅，是的，只有他，以及与他共同奋斗的那帮热血青年们，在为整个民族着想，想着怎么才能让麻木的大众醒过来，看清事实。

由于我了解的鲁迅，都是书上教给我的，所以我尊敬的鲁迅，也是书上的。

回头看教科书中鲁迅所写的文章，似乎每一篇都蕴含着“政治的观念”。如鲁迅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句“我打了个哈欠”，却被评论家解释为“鲁迅长期与反动派做斗争，有疲倦感”，这让我感到一丝凉意：斗争斗争，又是斗争，哪有人可以无时无刻的斗争呢?如果鲁迅泉下有知，发现他“打个哈欠”之前都要为后果考虑良久的话，恐怕要先淡淡一笑，再拿起笔来对着发评论的人批判嘲弄一番了。

鲁迅活着时，民国政府害怕他激烈的文字，对他的生活施压，相信他的物质生活应该不是很丰裕;如今，鲁迅作古了，我们这些后人却对他的文章灌以我们需要的定义，使得它或多或少变了些味，再继续教给我们后人的后人，让所有人都以为鲁迅是个革命机器——一提到鲁迅，大家的第一反应：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所写所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哦!鲁迅的精神被我们一味地格式化了，大家一起把他推进了革命的大池子，却没有人打算把他拉出来。

如果鲁迅活在现代，而且一样那么有名的话：某日，累了，歇歇吧，做回周树人;写些关于生活的文字，可刚写完，甚至还没来得及校对，就被一直在催稿的编辑夺了去。编辑a拿给编辑b，然后cdefg……，他们一轮一轮地实行轰炸战，非要把鲁迅的一篇小感想变成革命的“文言文”。倘若鲁迅说：“我喜欢兔子，不喜欢狗。”那么兔子就变成“革命的道路”，狗就变成“革命的绊脚石”……诸如此类。

唯独鲁迅，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他喜欢在百草园玩，而不喜欢在三味书屋上课;他对藤野先生的思念、追忆，在我们看来似乎根本没有他发现麻木的中国人而弃医从文重要;鲁迅，是否成了我们教育的牺牲品?但是，数来数去，作为牺牲品的，除了那些反面材料里面的角色，像鲁迅这样的，还就他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鲁先生怀着我佛慈悲的心，甘愿做范例了。

值得欣慰的是，鲁迅并不是一个真人物，它只是一个笔名，他的真身周树人并没有成为革命机器，也没有为了革命无所不为、不择手段，而是一个有情感有血肉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周先生才会将鲁迅喊起床，继续他革命的大作。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考察一下：在周先生一生中，“鲁迅”存在的时间是多少，“周树人”存在的时间又是多少;我更想建议周树人先生把革命文章的署名用鲁迅，其它文章就换一个笔名。可惜，我的建议无法传达给他。

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中指出，“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卫与持守战士。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命观的内在线索》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自我、意志与生命》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认为，“超越性、意志力、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